兼顾童子与成人的课程设计
——《论语》教本的传承特点

陈 祥 龙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433)



兼顾童子与成人的课程设计
——《论语》教本的传承特点

陈 祥 龙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433)

从原典到经学教本再到现代教材，《论语》的发展过程契合了传统教育的特点。在先秦时期，它主要以“言行录”的形式在儒家学派内部传承；汉代以降，“五经”教育兴起，《论语》成为“五经”教育的辅助课程，主要作为童子学习的内容；宋代以降，《论语》成为“四书”教育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又进一步增强了《论语》的重要性，《论语》也变为偏重成人学习的内容。民国以后，由于政府废止中小学堂读经，《论语》逐渐脱离童子学习的范畴，成为学科规范下的教材内容。在《论语》的传承过程中，人们逐渐建构起兼顾童子与成人的课程设计，体现了传统经学教本演变的特点。

《论语》；课程；教本

相比现代教材的编纂遵从学科逻辑与知识逻辑，传统经学教材的选定则顺应事实逻辑与经验逻辑。在帝制时期“尊经崇圣”的前提下，经学课程的设置主要是通过教法的调整来让儿童适应教材，这与现代教育中调整教材的难度来适应儿童心理的做法不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原典教本与现代教科书的不同。在长达数千年的磨合中，经学教育逐渐建构起兼顾童子与成人的两级课程模式，这在《论语》传承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论语》是古代经学教育的重要教本，自汉代始就是士子学习的必修科目。康有为称：“盖千年来，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①《论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在经学教本中的典型性，也因此成为我们分析古代课程演变的合适之选。

一、施教对象年龄的下移：“五经”教育兴起的引动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中包含了孔门弟子问孝、问礼、问仁、问政等内容，这些“言行录”经过孔门弟子和儒家后学的努力，逐步结集并在儒家学派内部传承。正如班固对《论语》的经典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孔子的弟子多为成年人，“夫子之语”自然也主要是孔子对成年人的要求。《论语》结集初期，主要在孔门内部传承。刘全志分析了七十子的讲学活动，他认为七十子的讲习活动以孔子语录为中心，开始于孔子生前，繁盛于孔子身后；从初等形式的交流切磋到高级形式的固定化、规模化，从同辈间的讲习到师徒间的传授，其中有“师事有若”的行为，更有子游、子张、子夏、曾子等中坚力量的贡献。②这一分析基本反映了《论语》早期传播的概况。随着战国时期儒家势力范围的扩大，儒、墨成为当时的“显学”，《论语》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论语》在汉代出现了以《古论》、《齐论》与《鲁论》为代表的不同传承系统。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始办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这些预示着以“五经”教育为代表的经学教育开始成为传统官学教育的主体。在这一背景下，《论语》与《孝经》逐渐成为“五经”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很多学者年幼就已开始学习《论语》。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记载：“八岁出于书馆，……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③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后汉书·范升传》)。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后汉书·马援传》)。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后汉书·荀爽传》)。不仅名儒萧望之、张禹、包咸为皇子讲授《论语》，不少士庶子弟也从年幼开始学《论语》。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冬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入学，读《孝经》、《论语》、篇章。”④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论语》、《孝经》已与《急救篇》、《三苍》等篇章、字书一样成为幼童学习的重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年少通《论语》的记载也屡见不鲜。邴原年十一入书舍，“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三国志·魏志·邴原传》)；孔佥“少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南史·儒林传》)；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南史·儒林传》)；张讥“年十四，通《孝经》、《论语》”(《南朝梁会要·文学》)。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诗歌《最能行》中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的诗句，这说明直至唐代，《论语》仍处在小儿学习的内容之列。唐代童子科考试也有通《论语》、《孝经》及“五经”中一大经的要求。这些记述都说明在汉唐“五经”教育体系下，《论语》作为“五经”教育的基础课程具有“童子之学”的鲜明特点。正如王国维所说：“《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之中也，非遂废中小学也。”⑤这里所谓的“中学”科目正是说明了《论语》在教学过程中处在“篇章字书”与“五经”之间的特殊地位。传统教育时期，学制设计上只有“小学”与“大学”的区分，对应于童子与成人两个学习阶段，《论语》显然处在“小学”中后期的童子阶段。

何以如是？至少有如下几点原因。(一)《论语》的特殊地位。赵岐曾曰：“《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⑥这一论述说明了《论语》作为孔子言行的直接记录，对于理解儒家思想和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奠定了《论语》作为“五经”基础的地位。(二)《论语》本身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顾尓伙和张诗亚就从传授主题、传授内容和传授方法的角度分析了《论语》的口传特质，说明了《论语》善于隐喻、富有生命的对话、口头程式等特点。⑦这种口头的程式也使得《论语》相比“五经”更容易被儿童接受。在以“诵经”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时代，选择相对简易的内容作为入门成为课程设计者考虑的重要因素。(三)《论语》口语化的特点更得益于它的情景化内容。通过《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我们可以直接回望当年孔子的教学情境，这种切入人物性情的“对话式”经书更加适合年幼的学习者。(四)汉唐选士制度的特点也决定了《论语》的地位。汉唐选士以“五经”为主，决定了《论语》只能是辅翼“五经”的基础教本。

二、从童子向成人的回归：倚重“四书”教育的转变

宋代以降，由于不少著名学者开始注重“四书”义理的阐发，“四书”在儒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随着“四书学”的兴起，我国经学课程体系的重心开始由“五经”向“四书”转变。有学者称：“四书这种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过程，实际也就是一个儒家确立新的经典文本进行理学的‘诠释运动’的过程，理学家得以借‘四书’的经典文本建构和诠释其义理心性之学。”⑧在这一升格运动的影响下，汉儒的训诂章句之学向宋儒的义理心性之学转化，这样一来，《论语》的义理得到了更深层次的阐发，《论语》的教学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宋代以后，《论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经学教育中更为重要的教本。程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⑨《宋史·道学传》记载了二程的学习过程：“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⑩北宋以后，“四书”逐渐成为“五经”学习的前期课程，而“三、百、千”则成为“四书”学习的前期课程。《三字经》中就提到：“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这种“小学——《论语》、《孝经》——‘五经’”的课程设计反映了宋代以后经学课程的逐渐完备。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课程与学程设置：八岁以前，读《性理字训》、《童蒙须知》；八岁以后，先后读《小学》、“四书”、《孝经》、“五经”正文；十五岁志学之年，开始读“四书”注、“五经”注，本经即明以后，开始看史、文，比如《通鉴》、韩文、《楚辞》等。由此可见，南宋末年，已经形成了针对童子与成人不同要求的课程设计。

相比“五经”教育为主的汉唐时代，宋代以降的经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时代”，隋唐禅宗的兴起，五代十国儒生群体的道德沦丧，宋儒在释道思想的挑战下面临着重建儒学的重任。义利之辨的兴起，“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辩，“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抉择，都显示出宋儒对儒家义理系统重构的强烈欲求。《大学》、《中庸》、《孟子》的重新解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完成，预示着经过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陆九渊等学者的推崇，“四书”开始超越“五经”成为主要的儒家义理承载者。在这场“四书学”的兴起运动中，《论语》从“五经”教育时期的“辅助课程”变成“四书”教育时期的“必修课程”。明代以后，科举考试首场从“四书”中命题，这强化了“四书”的重要性，在“以考促学”的教育背景下，也进一步促使《论语》成为重要的教本。宋代的经义文考试和明清的八股文考试对考生的考察都不再像唐代“帖经”、“墨义”一样局限于经书的章句记诵，而是要求考生理解并融会经书的义理，这显然超出了“童子之学”的要求。

当宋儒将天命性理相关学说融入“四书”体系以后，《论语》的义理诠释变得更为复杂。例如，邢昺在解读《论语》的书名时，不再像班固一样直书其义，而是认为，《论语》一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尊经崇圣”的意味不言而喻。朱熹则称：“某自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同时，朱熹还认为：“《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显然在朱熹的眼中，“四书”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五经”。在宋儒新的诠释下，《论语》的学习开始超越章句之学，去寻找圣人的不传之秘。朱熹曾言：“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已，终身尽多也。”正因如此，《论语》之道具有了“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的特点，义理系统的复杂化实现了《论语》从童子之学向成人之学的回归。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向“四书”的进一步靠拢，加强了《论语》学习的强度和时间跨度，从而完善了童子与成人的两级课程体系。

三、逐渐脱离童子的课程：现代教育转型的必然

晚清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经学教育开始实现近代转型。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等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意味着现代西方学科体系引入中土。在新式学堂中，西方的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取代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成为基本的学科分类，从而使得学校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以学科为划分依据的课程设置遵循学科知识的逻辑，也照顾到不同年龄阶段学习者的接受情况，从而使教科书成为取代经学教本的主要学习材料。

晚清官方教育改革经历了一个逐渐“去经学化”的过程。八股文改策论，设经济特科，都是希望突破传统经学教育的局限，选拔更能切除时弊的经世人才。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这种努力成效渺茫，正如当时疆吏会衔上奏所言：“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经学教育遭受重创，当时的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人们的利禄之途，使得经学教育的民间基础被瓦解。

“癸卯学制”的颁布使得仿照西方制定的学制系统在中国得以落地，表现在各学制阶段就是课程设置的重组。我们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已经对传统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新式学堂中的课程设置，可以晚清正式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为例。它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读经讲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经学教育开始置于“读经讲经”科之下，课时占据总课时五分之二。高等小学堂的“读经讲经”科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从中学堂的学科科目来看，分为十二种：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其中“读经讲经”科每周九节，占周课时的四分之一。高等学堂分三类，经学大义是各类学科的必修内容，每周二节，占十八分之一。关于“读经讲经”，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学习者年龄的增长它在课时中所占的比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读经讲经”科的课程教学还是沿袭传统经学教育的模式。随着课时量的压缩，教学内容自然要进行相应的变动，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融合经学精华的现代教科书大量出现。1906年，学部开始审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的教科书，这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编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商务馆)、《蒙学经训修身书》(文明局)、《初级蒙学修身书》(文明局)。刘师培也编纂了《经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是基于西方教材理论和现代学科规范对经学知识的浓缩，《论语》的相关内容开始以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知识的形态呈现。教科书的编写开始注重儿童心理发展阶段，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编纂《最新教科书》时就提到教科书编纂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常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在编纂之初就主动遵从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是现代教材与传统教本的重要差别。

1912年，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五育并举”取代“忠君尊孔”成为新的教育宗旨，这也预示着教学内容的新变化。同年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政策。在中小学阶段，读经讲经科和修身科被国语科和公民科所取代，经学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论语》也进入现代学科体系，以学科知识的形式进行教授。蔡元培就认为：“《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之必要。”显然，哲学系的《论语》学习已经不同于经学教育下的《论语》学习。就像张汝伦所指出的：“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它(《论语》)充其量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教学《论语》，就像教学《水经注》或《十七史商榷》一样，教者教的是历史典籍，学者学的也是历史典籍，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这与宋儒将《论语》作为修身之要明显不同。至此，《论语》开始融入到现代教材之中，以新的知识形态出现在学校教育领域。

概言之，《论语》的发展经历了从言行录到教本再到教材的过程，《论语》教学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兼顾童子与成人不同需求的课程架构。在早期结集阶段，《论语》主要是儒家学派内部继承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凭借。在经学教育阶段，从汉到唐，《论语》作为“五经”教育的辅助教本，主要是童子学习的内容，同时兼顾到成人的学习需要；从宋到清，“四书学”的兴起和科举制度的客观要求使得《论语》成为成人研读的内容，自然也兼顾儿童对经文的记诵。民国时期，废止读经使得童子对《论语》的学习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论语》主要作为成人高等教育时期学习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和地位的变迁反映在经学教本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经学教本传承的独特之处。

注 释：

①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序言第3页。

②刘全志：《论孔门七十子的讲习活动——兼论〈论语〉的形成》，《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

③[东汉]王充：《论衡全译》，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9页。

④[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崔寔》卷四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0页。

⑤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四《汉魏博士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⑥[东汉]赵岐：《孟子题辞》，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⑦顾尓伙、张诗亚：《〈论语〉的口传特质及教育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⑧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⑩《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三十六册，第12720页。

(责任编辑 胡 岩)

A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 Child and Adult:Analysis of the Textbooks oftheAnalectsofConfucius

CHEN Xianglo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From the Classics to Confucian Classics textbook and to the modern textbook,theAnalectsofConfuciushas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theAnalectsofConfuciuswas mainly taught in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the form of the “words and deeds”. During the Han Dynasty,FiveClassiceducation sprung up, andtheAnalectsofConfuciuswas adopted as a supplementary course of theFiveClassics education, mainly for boy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came a required course in theFourBookseducati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theAnalectsofConfucius,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dults learn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nessed the aboli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ad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encetheAnalectsofConfuciusdeveloped away from boys’ learning and was introduced as subject matters. In the inheriting process oftheAnalectsofConfucius, a curriculum designed suitable for either boys or adults was gradually constructed, which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theAnalectsofConfucius; curriculum; textbook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