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游仙诗叙述模式中仙人角色配置的弱化

赵倩倩

赵倩倩/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在读硕士(上海200241)。

无论是归为游仙渊源的《楚辞》中的“远游”，还是曹魏文士笔下的新体远游诗篇，其游仙的形式都有着深层的相似性，李丰楙曾归纳汉魏游仙诗的母题为“出发——历程——回归”[1]3。虽然这三部分会在诗人笔下稍有变异，但魏晋游仙诗的创作大体沿用了这一母题叙述模式，而且在魏晋前期游仙诗的叙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曹植《飞龙篇》的叙述，始于“晨游泰山”，接着描写了误入仙境后的所见景象，最后抒发了自己想要“寿同金石，永世难老”的现实愿望，很明显符合母题模式的叙述。

游仙诗往往将写作动机放置在“出发”的部分中，而“回归”部分经常表现游仙的目的，常常表达祈愿或羡慕之情。现实生活中的困阨促使诗人向往仙界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因此诗歌开头或结尾部分，往往就是这类不满与祈愿的表现之处。例如置于诗歌开头部分的：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2]866（郭璞《游仙诗》其九）

探灵喜解骨，测化善腾天。情高不恋俗，厌世乐寻仙。[3]417（鲍照《白云》）

对人生、社会以及世俗的厌弃与不满，往往激发诗人“厌世寻仙”的渴望。还有置于诗歌结尾部分的：

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4]2（曹操《气出唱》其三）

但愿寿无穷，与君长相保。[2]585（成公绥《仙诗》）

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2]649（何劭《游仙诗》）

愿望以及假想性的结果，往往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相反，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中的不满与祈望，所以才会刺激诗人去寻仙明志。此类诗还有很多，例如曹操《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曹植《平陵东行》、《远游篇》等等，皆是如此。诗人将这些不满或是愿颂置于诗歌的开头或结尾，加上想象中的美好仙境图景，即是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游仙过程，但也不乏些许没有“回归”部分的游仙诗，例如曹植的《游仙诗》，此诗既有时间上的游仙动机，也有空间上的仙境游历过程，而诗歌却止于对游历过程的描述，并未表现出主观意愿上的“回归”。

魏晋以后随着诗体的流变，诗歌创作技巧、形式的提升，以及表现内容的不断丰富改变，尤其是伴随五言诗的日渐臻熟，文人们创作游仙诗不再拘泥于传统形式，游仙诗的创作也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山水诗、田园诗等逐渐兴盛起来之时，游仙诗的创作倾向于对环境的描写，忽略了对心灵“回归”的探求，与魏晋前期游仙诗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母题模式的叙述也较魏晋前期出现的少。

仙境游历是游仙诗中的主体部分，历程部分主要是对仙人度引（赐药、授道）行为以及求仙者仙游(包括对舆驾、佩饰的描写)、访仙、习道、求女、修炼（包括采药、服食、炼气）等行为的展开[5]。诗人们对仙境的想象就全表现在这一部分中，因时代变革、诗体流变，以及个人文学才华的差异，魏晋南北朝游仙诗所表现的仙境各有差异，这既是诗人的寻仙体验，也是个人才华与时代诗风的体现，展现出不同的魅力。游历的过程中，诗人游仙的路径在空间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无论是“上下型”的登山或升天，还是“东西型”的飞行，抑或是“周游型”的上下浮沉、四方求索[6]，在时间和空间上行进的速度全因诗人的处理方式而显出不同，有似曹魏时期“景未移，行数千”（曹操《陌上桑》）、“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嵇康《秋胡行》）式的大空间跨度的恢宏叙述，也有似曹魏以后“仰视垣上草，俯察阶下露。心虚体自轻，飘飖若仙步”（何劭《杂诗》）、“神化岂有方，妙象竟无述。至哉炼玉人，处此长自毕”（鲍照 《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诗》）式的小空间跨度的静谧描写，这是时代诗风变革的明显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仙人”是所有游仙诗的写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细看诗中出现的这些 “仙人”角色，其实他们在诗人游历仙境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配置与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与“我”的游仙存在直接关系

第一类是以仙人为中心的叙述。此类叙述中，仙人占主导地位，“我”的游仙活动往往由仙人引导完成：

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4]1（曹操《气出唱》其一）

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2]95（曹植《飞龙篇》）

藏山还采药,有道得从师。洋兆陈安世,成都李意期。玉京传相鹤,太乙授飞龟。[7]181（庾信《奉和赵王游仙》）

此类叙述宗教色彩浓厚，其中对仙人授药活动的描写，继承了秦汉以来游仙文学中对仙人以及求仙活动虔诚服从的态度。而且不难发现这种绝对服从仙人引导的叙述模式，多在魏晋文人游仙诗前期出现，由仙人授药助力自己成仙的思想，对当时人们的寻仙意识有着深刻影响。而魏晋以后，人为炼丹服食以成仙的思想逐渐盛行，服药成仙是求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对于人们来说，药物获得的方式就不只是通过仙人来授药了，因而魏晋后期游仙诗多歌咏炼丹思想，一改曹魏时期对仙人授药过程隆重虔诚的描写。此外曹植《桂之树行》、嵇康《游仙诗》、沈约《赤松涧诗》等诗也有这种与仙人不对等关系的对话描写。另一方面，曹魏时期的游仙诗多以乐府体自由叙述，诗人可以对仙境以及授药过程展开细致的描述，以显出这一过程的隆重与庄严。而随着五言诗创作的流行与成熟，在篇幅与内容上多有限制，因而缩减对授药过程的细致描写也属正常现象。

第二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此类诗中，诗人想象中的游仙场景，多是以自我为中心，叙述的场景、仙人角色多半是服务于自己的游仙活动：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4]7（曹操《秋胡行二首》其一）

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2]98（曹植《五游咏》）

这类叙述多出现在曹魏时期的游仙诗中，诗人不再像第一类中的那样，以虔诚仰望的态度描写仙人。曹操、曹植的游仙诗中多有此类描写，这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经历有关，习惯了群贤毕至，臣服在自己周围的生活，这种骨子里的“主人”气度，往往也充斥于言行中，诗文创作当然也不例外，诗人想象中的仙界生活其实也是现实生活的华丽翻版。另外，曹操《陌上桑》、《气出唱》，曹植《仙人篇》、《苦思行》，刘缓《游仙诗》等也流露出这种让仙人“卒来在我傍”、进奉仙方一般的叙述，这些叙述都超越了秦汉以来游仙文学中仙人遥不可及，对仙人虔诚服从的态度，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魏晋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敢于突破和创新，改变了以往与仙人间的不平等对话模式。

第三类是平等地位的叙述。此类诗中仙人的角色，多是与“我”偕游仙境，与仙人间是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对话：

乘风高逝，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8]29（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七）

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振发睎翠霞，解褐礼绛霄。总辔临少广，盘虬舞云轺。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2]866（郭璞《游仙诗》其十）

还有如曹操《秋胡行》其二、曹植《游仙诗》、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二等等，此类叙述更加弱化了宗教式的仙人形象，从虔诚跪拜转而与仙人逍遥共游，场面和谐。

自游仙诗一变正体而开始“坎壈咏怀”后，仙人仙境就不再仅仅是想象中的“摆设”，而成为诗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反面影射。就如陶渊明隐居后，时常过着“箪瓢屡空”的日子，所以他也会在诗文中经常提及自己的生活处境，其对仙界的向往有类似“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9]407（《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八）的感慨也无足奇怪。对于嵇康、阮籍而言，黑暗政治下亲历了“众叛亲离”的社会生活，因而才会在仙境中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携手俱游”，哪怕只是陪自己简单的“弹琴咏诗”，都足以使人忘记尘世的忧愁。游仙诗中与仙人偕游的场景不妨说是诗人对现实生活中“友情”关系不满的控诉，也折射出现实生活中诗人因缺少志同道合的友人，而在情感上流露出的孤独感。现实压抑下诗人无处诉衷肠，只好在永恒美好的仙境中寻找心灵伴侣。

二、与“我”的游仙存在间接关系

这类游仙诗中的仙人，并不直接参与诗人的游仙活动，而是以另一种角色配置出现，但也能从中看出仙人角色配置的逐渐弱化。

第一类是借仙人抒己志，仙人出现多是用典。这类游仙诗中出现的仙人，多半是蕴含着典故而存在的，或者是借仙人来引发自己的游仙情怀。如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10]398：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

《庄子?逍遥游》中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1]12—13的记载，阮籍这里是借用《庄子》中的仙人典故，来表现自己对于求仙之事“可闻不可见”的怅惘之情。还有如阮籍《咏怀诗》、陶渊明《读<山海经>》、成公绥《仙诗》，以及何劭《游仙诗》 中多次出现的 “王子乔”、“赤松子”、“浮丘公”、“周穆王”等传说中的仙人神人形象，在诗中都是以其蕴含的典故来借以抒发诗人对游仙的感慨。并不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仙人直接参与了诗人主体的游仙过程。这也是五言诗发展的结果，用典用事强化的表现，很少对单一意象有过多描述，因而弱化了仙人的形象地位。

第二类是重点在叙述游仙环境，仙人出现也只是仙境中的一个“景点”，这是诗中对仙人角色的大幅度弱化：

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10]289（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三）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2]865（郭璞《游仙诗》其三）

这种类型的游仙画面，就好像诗人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参观仙境，平淡的叙述游历过程中所见的景象，弱化了以往对仙人的大篇幅描写。在伴随山水诗兴盛起来之后，魏晋南北朝后期的游仙诗中，仙人角色配置多以“点缀”仙境式为主，如庾信的《至仁山铭》：

山横鹤岭，水学龙津。瑞云一片，仙童两人。三秋云薄，九日寒新。真花暂落，画树长春。横石临砌，飞檐枕岭。壁绕藤苗，窗街竹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仁者可乐，将由爱静。[7]699

末句点出了全诗的基调——“静”，平淡的叙述，勾勒出一幅静谧的仙境图，仿佛诗人拿着画笔在一一描摹，“仙童两人”也跟落花流水一样，也只是整幅画中的一个景点。类似的还有鲍照《白云》、庾信的《玉帐山铭》以及《游仙》（一作《游山》）中的仙人角色，更有甚者，如张协《游仙诗》：“峥嵘玄圃深，嵯峨天岭峭。亭馆笼云构，修梁流三曜。兰葩盖岭披，清风绿隟啸。”[2]748名为“游仙诗”，整首诗却只叙述游仙环境，未曾出现仙人。在山水诗盛行的时期，诗歌内容为了服务于表现游仙优美环境的叙述，游仙诗中甚至都把仙人这一角色忽略掉了。

综上所述，魏晋至南北朝的游仙诗中，仙人的角色配置，与“我”的游仙活动无论是存在直接还是间接的关系，都可以从中看出仙人角色地位在魏晋文人游仙诗中逐渐弱化的脉络。从秦汉以来仙人地位的遥不可及，慢慢转化为可以平等对视，甚至是为了叙述游仙环境而彻底弱化了仙人的地位。这是宗教不断发展、完善而使仙人形象逐渐人间化的表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流变的必然结果。

[1]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王巍.曹植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3]丁福林，丛玲玲.鲍照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中华书局编辑部.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朱立新.汉魏六朝游仙诗意象解析[M]，中国诗学(第八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朱立新.汉魏六朝游仙诗的类型与结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7]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