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双重性格中的“义理”与“人情”

赵 雪

(洛阳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一、“义理”的含义

“义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义理”一词，是指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明理的学问［1］。“义理”一词在汉朝时指“经义名理”，在宋朝后称为“讲求儒家经义”，讲究其道理的学问为“义理之学”，这也是中国“义理”的最初之义［2］。当中国文化被传入日本后，经过在日本的不断演变，“义理”的含义被扩大化。现如今，“义理”在日本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其在中国的含义。“义理”在广辞苑中的解释是:道理、情理;意思、意义;(儒教用语)人间正道;不得不做的应酬;结成血缘关系相同的亲属关系。通过释义可以看出，日语中“义理”的含义更加丰富［3］。“义理”一词看似简单，却蕴含日本复杂而又独特的文化，反应日本的民族心理。

各国学者都对日本独特的“义理”进行了研究。战后，学者们对“义理”的研究更进一步，美国学者鲁尼·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以独特的视角深度剖析了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4］。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的“义理”有两种，一是对“社会的义理”，也就是人具有向他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是对“名誉的义理”，名誉的“义理”看起来跟上面第一种类型相似，但实质是有差别的，指使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5］。

二、“义理”在日本的演变过程

“义理“最早起源于中国，在传入日本后，“义理”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该变化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幕府初期的“义理”。日本在幕府统治期社会处于动乱的状态，急需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来维护社会稳定，从中国传入的“义理”便在武士社会中生根发芽。江户中期的学者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指出:不知义理者不为武士［6］。室鸠巢指出:“义理，士之职也。”因此，遵守义理成为武士的第一要务。随着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等著名町人通过文学作品对武士阶层义理观念的宣传，“义理”观念慢慢渗透到江户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随着幕府的灭亡而消失。日本进入天皇制时期，统治者没有彻底废除旧的武士制度，也没有对伦理教化进行改革，对待武士阶层的态度非常柔软［7］，因此，武士潜在的“素养”依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在明治时期继续沿袭，义理因此得到更广泛的宣传。明治维新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把对天皇的效忠，扩展到全体日本人民，使全体人民开始学习武士独有的义理，这也是义理观念迅速生根发芽并壮大的重要因素。

二战之后，日本政治体制发生较大变化，天皇制被内阁制代替，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但经济力量却得到加强，传统的义理观念在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武士精神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并形成新型的劳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集团意识，从武士义理精神中产生，内与外的区别都与传统武士的义理精神有关。例如，部下要无条件服从上司，部下与上司要有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意识。因此，日本人讨厌频繁跳槽，并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义理。

三、“义理”与“人情”的关系

“义理”“人情”成为日本人忠于职守和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土居健郎明确指出，日本人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义理”和“人情”的影响［8］。“义理”随着封建制的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理念，开始压制和阻碍“人情”。“义理和人情”也因此成为日本文化中一对具有矛盾的观念。本尼迪克特认为，“义理”与“人情”是两个完全脱离且相互对立的概念。义理要求必须报答，一个人如果受迫于“义理”，就意味着他必须克服他的正义感。他们不要求人们发自真心的宽大的行为，只要求人们按“义理”去做。但源了圆认为，“义理”与“人情”并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他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现代，人们常将“义理人情”作为一个词使用，这体现出义理与人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相互摩擦中形成一种不均衡的关系。日本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义理与人情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中［9］。

“义理与人情”在日本社会中错综的局面让人们倍感矛盾，在处理问题时，权衡义理与人情的关系，成为桎梏人们活动的枷锁，这对矛盾既表现为公与私的对立，也表现为内与外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融入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日本人的一言一行。

四、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中的“义理人情”

在日本，前辈对后辈的关心、上司对部下的帮助等，都是由义理关系演变成人情关系的。简而言之，正是这种由义理关系连接而形成的人情关系，使得日本互帮互助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同时促进日本形成稳固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义理与人情密不可分、相互促进。这体现出日本民族义理与人情的双重性格。日本民族的双面性还体现在其具有的包容性与排外性上。日本人既包容又排外，即包容他人缺点，又重视内外有别。又如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日本民族就像菊花与刀一样，既华美艳丽又血气方刚。

在日本，坚持“义理”却违背“人情”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中的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的秘书为田中角荣翻供，背下所有罪名，在日本社会中这种做法是符合“义理”的，因为作为部下，他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上司，与上司荣辱与共，但这却不符合“人情”。在我们看来，秘书为其承担罪名是不可理解的，这恰恰体现日本民族义理与人情的矛盾与对立。

日本社会是一个独特的民族，通过对义理与人情的深入认识与了解，把握好日本的民族特征，更准确地认识日本文化，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

［1］刘金钊.日本人的人情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3) ：67.

［2］［日］新村出. 广辞苑( 第二版补订版) ［M］. 东京：岩波书店，1978.

［3］张艳萍.义理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1) ：90.

［4］［美］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5］田小风.对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义理与人情”的再解读［J］. 陕西教育( 高教版) ，2012，(12) ：43.

［6］张艳萍，邓秀梅等.从义理看日本伦理思想的特质［J］.唐都学刊，2008，(11) ：16.

［7］［日］源了圆. 义理和人情—论日本人之情感［M］.东京：中公新书，1969.

［8］黄宝珍.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6) ：45.

［9］［日］中根千枝.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M］. 东京：讲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