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上亚投行的“末班车”

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亚洲经济的发展潜力，欧亚一体化的巨大商机，与美国主导的旧金融体系的衰老，共同导演了这场亚投行的“末班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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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发自北京

“过去的一个月可能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期间美国失去了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者的角色。”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15年4月5日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感叹，他无法想象，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变故：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主要（金融）机构，而且美国没能说服从英国开始的几十个传统盟国不要参与其中。

过去的一个月里，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俄罗斯等，纷纷向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下称亚投行）递交加入申请，使亚投行的“朋友圈”激增到超过50个。G8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和日本，都申请加入亚投行。

不到半年前，亚投行首批21个创始成员国签署备忘录时，人们还在讨论亚太区四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的缺席。短短几个月之内，亚投行在亚太地区的扩容不再是焦点，人们关心的是，它还将吸引多少欧洲、美洲国家加入，以及美国和日本何时、以何种形式加入。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揭秘了这场“雪崩”是如何发生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英国得知有其他欧洲国家先向中国提交了书面确认函之后，提前5天于3月12日提交申请，随后瑞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一周内跟进。报道认为，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劝阻，赶在3月底申请截止日期之前“争相拜倒在中国面前”，是为了赢得人民币结算业务，并争抢几个创始成员国的席位以及亚投行欧洲总部所在地。

如果说这是一场令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惊喜的大逆转的话，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亚洲经济的发展潜力，欧亚一体化的巨大商机，与美国主导的旧金融体系的衰老，共同导演了这场亚投行的“末班车效应”。

亚洲机会

如果它不进入这个体系，就无法分享整个亚洲经济发展中的机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国内最早向决策层提出亚投行构想的智库，该中心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退休之后出任理事长的一家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早在5年前研究过我国外汇储备的创新使用，当时的外储接近3万亿美元，主要投资渠道是美国国债。在国经中心的建议下，201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了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至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QDI首次超过FDI。

与外储的创新使用一脉相承，2011年3月底，G20高层研讨会就全球需要建立新的投融资机制达成共识后，国经中心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发起成立一个开放性的金融机构，搭建一个平台，把亚太地区的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后来的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当时也有参与报告的讨论。

半年之后，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时，提出中国准备筹建亚投行。

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认为，“中国这次抓住了亚投行的主导权，是因为这些年我们通过发展具备了这个实力，在国际上，多边关系的话语权最后还是看你的实力。”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而且经济增速还一枝独秀地保持在7%左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亚投行的强大后盾，亚投行首批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500亿美元，而2014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84万亿美元。

而亚洲经济目前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亚洲占全球经济25%的比重，人口50%以上。其中亚投行最大的两个创始成员国——中印两国的人口就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并且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大国。

“将来经济发展的重心毕竟是在人口众多、经济水平又有待提高的亚洲地区。”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庆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要加入亚投行，因为如果它不进入这个体系，就无法分享整个亚洲经济发展中的机会。”

关于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从2010年起到2020年，亚洲每年需要8.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而主要定位于解决贫困问题的亚开行每年仅能为基础设施放贷100亿美元。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基础设施的专家，那就是中国，中国知道怎么做，无论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是国家开发银行，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雅克斯（Martin Jacques）近日在博鳌论坛上说。

旧体系的改革惰性

“美国没能履行承诺，而美国支持的政策也阻碍其他国家通过现有体制提供或获得各类融资，所以中国建立亚投行的障碍已经扫清。”

亚投行得以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刮起旋风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旧国际货币体系的失效、式微与改革惰性。

萨默斯认为，英国等国家不惜冒犯美国，毅然加入亚投行，原因是美国的全球经济策略由来已久的失败。他指出，美国左翼的压力带来各种限制，致使很难通过现有开发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同时，美国亲自推动的IMF管理改革，也由于美国国内右翼的阻力而没有批准。“由于美国没能履行承诺，而美国支持的政策也阻碍其他国家通过现有体制提供或获得各类融资，所以中国建立亚投行的障碍已经扫清。”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在亚洲的重点业务之一，但长期以来它们的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广受批评。比如在项目筛选上，亚开行和世行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认可的政府合作，其严苛的劳工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标准在发展中国家往往脱离实际情况，因此将很多项目挡在了门外，即使通过审批也需要数年时间。许多寻求经济增长和不想被过度监督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并不喜欢亚开行。

但已有48年历史的亚开行坚持自己是在执行“最佳实践”的高标准。对此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3月22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直言，“我多次表示过，我不认可最佳实践。谁是最佳？刚才（亚开行）中尾武彦行长也说到，亚开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

亚开行副行长格鲁夫（Stephen Groff）在博鳌论坛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在安全、环境、社会保障等标准上有良好的记录，而且这些标准的执行已经有悠久历史，我们的股东要求我们必须有高的标准，我们相信这些标准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项目的成功。”

对于外界诟病的官僚主义，格鲁夫则表示，“当然，我们有官僚主义，任何历史悠久的大机构都有官僚主义。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提高效率，消除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响应速度更快。”

在世界银行，中国持有的投票权仅为4.9%，相比之下美国则高达16.3%。而IMF的一切重大事项需要获得IMF成员国85%的投票，美国因为拥有其16.5%的投票权份额而具有一票否决权。德勤全球主席阿芒德（Steve Almond）在博鳌论坛上说，“我一直都说IMF和世界银行应该改变一下它们的结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惰性，既得利益者会抗拒变化。”

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将自己的份额从目前的3.8%升至6.39%，成为美国（16.75%）、日本（6.98%）之后的第三大份额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IMF曾在2010年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旨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的话语权，这一方案经过各国理事批准，但是最终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该方案，由于美国在IMF有一票否决权，改革未能启动。

雅克斯认为美国抗拒亚投行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还难以接受。“作为一个英国人，1945年我们是GDP占了世界一半的帝国，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可能都不见得在一起了，这个过程让我们不敢想象很难接受，但慢慢也就接受了。”他说，“二战以后，英国就被看作美国的小兄弟，现在居然说英国也要抛弃美国加入亚投行了，这确实反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大国的起落可能会带来一些争端，美国要接受中国崛起这个现实。”

高效率和高标准的平衡

亚投行的主导权行使，实际上也是有技巧的。

3月31日，亚投行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第三次筹建谈判代表会议，并对《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讨论。各方计划于4月15日确定亚投行最终的创始成员国名单，6月商定章程终稿并签署。亚投行正式成立时间约在2015年年底，总部将设在北京金融街。

拥有前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背景的金立群被认为将出任亚投行首任行长。

楼继伟表示，亚投行将采用三层管理架构，其最高决策机构是由各股东国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选举产生由非常驻董事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将本着绝对中立的原则决定亚投行的预算和项目评估等事项，董事会之下是总裁和管理层。

投票权方面，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因此不存在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

中国承诺亚投行将更加务实和高效率，但国际上也存在对亚投行是否会因此而牺牲必要的规制的质疑，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将是亚投行面临的挑战。

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有着很长的投融资建设和回报周期，虽外部性价值大但财务回报率并不高，且经常伴随着腐败和浪费。在其建设过程中，一些亚洲国家相对较弱的执行力、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和政局将是其最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据中国南车研究院的一位人士透露，中国在沙特和土耳其的很多轻轨项目都是赔钱的，“而且是巨赔”。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斯里兰卡也曾因总统换届，于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该项目造价约15亿美元。

美国和日本是否最终会加入亚投行，是目前最大的悬念。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亚投行满足融资方法等审查条件的话，日本可能参与（加入）讨论。”

日本和美国担心亚投行以中国的利益为先，成为中国用来输出产品和制造业产能的工具。

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则认为，要解决上述担忧的最好办法，是加入亚投行参与到其治理结构和规制办法的谈判之中来，而不是袖手旁观。

对此金中夏的观点是，亚投行的主导权行使，实际上也是有技巧的，“很多人说英法德意加入进来是我们的一个胜利，但是《金融时报》说，‘似乎中国赢了，为什么？美国当年TPP是一个大国抓几个小兄弟国家，先把建章立制完成，然后新成员进来不是谈判规则，而是接受或不接受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