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的艺术设计教育（上）＊

雷绍锋 LEI Shaofeng 杨涛 YANG Tao 彭茹娜 PENG Runa

1.武汉理工大学,武汉430070（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70 Wuhan）

2.武汉纺织大学，武汉430073（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 430073 Wuhan）

“中国百年的艺术设计教育”之“百年”，指的是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直至当下，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姑且以“百年”概括。为方便叙述，特将此160多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18年：起于鸦片战争，止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属于艺术设计教育史上的“图画”期，是为启动期；第二阶段，1918-1949年：起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办，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属于艺术设计教育史上的“图案期”，是为展开期；第三阶段，1949-1978年：起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于改革开放之初，属于艺术设计教育史上的“工艺美术期”，是为调整期；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起于改革开放而至现时。在此阶段，发展着的工艺美术教育被“艺术设计”教育所替代，属于艺术设计教育史上的“艺术设计期”，是为扩张期。需要指出，这四个阶段不是割裂断开的，而是一种因果的关联性递进，即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而无实质性内容的差别。

曲折坎坷的艺术设计教育之路被中国人坚定地走了下去。

一

论及中国百年艺术设计教育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就是1862年（清同治元年）、1863年由洋务派奏请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州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办学宗旨是培养翻译人才，知夷情、利交涉而求自强；习西语西文、外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尤其是算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课程内容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就不会有同文馆这类学堂的问世，同文馆的教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它挣脱封建教育的枷锁，昭示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始。随之具有近代意义的学堂出现。

1867年1月，“实为自强之计”（同治皇帝语）的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筹办）所属求实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开学；6月，学堂分出前学堂——学制造和后学堂——学驾驶；1868年1月设立绘事院（亦即“绘事学堂”）；2月，创办“艺徒学堂”，培养技术工人。学堂课程，以自然科学为主。如前学堂有算术、机械制图、船体设计与建造等；绘事院有算术、几何作图、机器结构与制图等。船政学堂建校的时间稍晚于同文馆，而学习的内容却更具实用的性质，也更符合“求强”的需要。故此必须强调，第一，课程中的制图作图，包括船身塑造，就是地道的“机械设计”、“工业设计”和外观设计。因此船政局监督兼船政学堂教习、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称绘事院为“设计专业”[1]、1876年4月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考察船政局后所撰《田凫号航行记》云：“船与引擎的绘图与设计工作，由船政学校训练的中国制图员担任”，并径称绘事院为“设计学校”[2]；第二，为绘事院生徒开设的“150马力船用蒸汽机构造学”课由教习讲解汽机每个部件的功能与作用，指导生徒绘制零件图，精熟后，着手设计蒸汽机[1]124。实物教学外，学堂规定生徒每天要在对口的车间劳作数个小时，学以致用，用以致学；第三，工场办学校，厂校一体，这在近代中国实为第一家；第四，从专业规划、课程设置、教学水平和生徒毕业后的实际动手能力来看，是正规的高等教育和工程教育。船厂培养所需人才，自产自销，又是一种职业教育。其所举办的“匠首学堂”、“学徒学堂”则具成人教育性质。

与同文馆比较，福州船政学堂是更新式的学校，造枪、造炮、造船，将“求强”作宗旨，就少不了有为制造服务的绘图、制图课，于是工程教育派生了“设计”教育，“设计”成了工程教育中的内容——将其视作中国最早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绝不武断。

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办天津电报学堂，设置的主要课程有电报实习、材料学、制图等。学生研习制图，既是了解产品功能、结构的门径，也是维修、设计零部件的基础；实施设计要有材料作为支撑，了解、熟悉并合理应用材料，是设计的第一步，故此必须开设材料学课程。

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失败激发了国人创办新式学堂并努力将其办好的热情与信心。

首先，兴办综合性大学堂。1895年10月盛宣怀督建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易名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其中头等学堂（本科）的专门学有工程学、电学、机器学和律例学等五科。机器学科有“笔绘图”课，笔绘图就是“绘制机器图”。激进的康有为却认为课程内容有欠缺，设想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3]，即研习“各国科学”及“工艺”、“图绘”，同时也“讲中国文学”，以“明中通外”[3]271，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方向；工艺是以科学作统帅图绘为基础的，努力工艺，才能真正富强中华，康有为在上书和论著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并要求创办“工艺学堂”（1898）[3]228，其识见实为中国第一。

其次，兴办服务于农、工、商业的“实业学堂”。较早的实业学堂为1896年2月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江南储材学堂，其课程为四门十六目，如工艺门被分成了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四个子目。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工艺学堂，与康有为的设想一致——基本照搬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模式：学生上午在课堂学习格致、化学、算绘；下午由日本或中国教习指导在附设的“厂房”（工厂）“操作”，分习车床、木作、漆器、绘图等10多种“工艺”；晚上读“四书五经”。学生在“厂房”操作的结果，是织布机等一批新机器被制造了出来。

再次，兴办“群学之基”的师范学堂及女子学堂，如上海经正女学（经元善1898年创办），学生重点研习中文、西文，兼习针补、女红、图画和医学等。

图画、绘图课的开设只能证明社会对其功能、作用的初步认识。木作、漆器等工艺专门的设置，是绘图内容的展开与延伸，也是新式学堂的创办者对“求强”失败检讨之后再以其为基础、转向“求富”的理智行为之一。木作、漆器等虽然不能快速致“富”，但经过注入科学技术以及工场化理念的学堂教育，一定能使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形式发生变化，而造福于社会。木作、漆器等科目，张之洞《招考工艺学生示》和《招考农务工艺学生示》统称为“工艺”、“工学”或“制造”，并且强调熟习工艺就能达到“机器之灵巧，制造之精美”的目的。工艺是与“农务”并列的学科[4]，从字面上看，几乎等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工艺美术”教育。

伴随全日制学堂的兴办，具有救济性质的官办“工艺局”也面世了，创办的目的是要“收储游荡”、“开辟利源”、“挽回利权”[5]。1901年，江西巡抚李兴锐率先在省城置办工艺院，朝廷认为是“良法美意”[6]，而被作为“新政”向全国推行。于是商部、北洋大臣响应，不仅直隶、山东的工艺局林立，甚至连新疆、云南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能多见身影。

北洋大臣袁世凯1903年创办了包括实习工场和劝业铁工厂在内的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场是专门培养工匠及手工艺人的，因此设有织布、彩印、窑工等11科，每年招收艺徒六七百人[7]；农工商部的工艺局初属邮传部，1903年划拨而来，设织工、绣工、铁工、图画等12科[8]。“精致工艺”的艺徒或“由本局留用”，或“资遣出院，自谋生业”，或特令顺直等地的工艺局“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9]。工艺局不仅传授了手工技艺，让生徒掌握了现代技术[10]，而且呼应了实业学堂相关的课程内容，甚至启发了师范学堂手工劳作科的创办。

新式学堂开设“绘图”、“图画”课程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认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制定、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要求中小学设置“图画”课，“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11]；规定师范学堂的“图画”为“通习”课[11]684-685；692，697-699；要求实业学堂专门设置图稿绘画科、图画科或机器制图科。其它各科都得开设“图画”课，“实习科目”中不能缺少“制图”或“制图及绘图”等内容[11]760-761，771；高等学堂的“艺科”（即格致、工科、农科及医科）要有“计画制图及实习”、“应用力学制图及演习”、“机器制图”等课程[11]610-619。朝廷之所以用法令推行图画与绘图课程，是由于清楚了图画为“设计”机器乃至发展实业、求强求富的工具。

“图画”的内涵伴随着学校的发展悄然发生着变化。康有为1905年指出，“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意大利游记》），1917年强调，“今工商百器皆基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万木草堂藏画录》）：画乃工商业的根基；李叔同1905年云，“若以专门技能言之，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图画修得法》）：图画是工艺美术的本原；1912年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俩在其编辑出版的《真相画报》上倡言，“美术乃工业之母”，次年高剑父又言，“实业必原于美术”（《论瓷第一篇·绪言》），美术也就是绘画：绘画为工业之母实业之父。鲁迅在这些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作了展开，指出“美术可以救援经济。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儗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图画可以挽回利权，可以救国、富国和强国，图画、美术的作用大矣。

工业学堂、实业学堂和培训学堂在各自领域继续扩大着图画的含义。1905年，张之洞致函湖南巡抚建议创办瓷业学堂。因其提议，湖南瓷业学校（在醴陵）举行开学式，设国画（装饰）、辘轳（成型）和模型（模具）三科，围绕陶瓷生产展开教学、传授技艺，而具工业专门学校和“图画”教育的性质。同类型的学堂，还可列举，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开办）设机械、机织、染色三科；为培养师资，另设浙江省立中等工业教员养成所，分金工、木工、机织、染色四班。四川中等工业学堂（1918年开办）设染织、窑业和矿业三科[12]。在染织方面走得更快些的当推1912年4月由张謇创办的纺织传习所（次年9月更名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高等纺织院校；1918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初设木工、铁工、珐琅、纽扣四科，后增设染织、漆工、藤工等科——学校具有职业并培训性质，又因教授“必需之知识技能”[13]，故可归类于实业学校。考察上述学校的专业及课程内容，工艺不再是工学的同义词，而是后世的“工艺”了；继续实践，诸如“染织”、“窑业”（陶瓷）等则进一步扩大了“图画”、“工艺”的含义。含义丰富，不只成就了民国中后期比较有影响的图案专业，甚至为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专门性、专科性高等院校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04年，北洋工艺局所属工艺学堂易名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并保留了图绘科，1906年2月23日《大公报》报道：“高等工业学堂图绘科著有成效”，“该图绘科专画钢笔、水笔、铅笔等画，以为绘画商标之用。中国工艺日有进步，即此可见一斑”。报道揭示，单独成科的“图绘”将商标做成了专门。“农工商部”的前身之一商部主办的艺徒学堂（时约1904年）的教学单位有金工、窑业和图案等八科，“图案科”始见，徐苏斌于此援引三条史料论证，此处不赘，进而推测图案科的设置不会迟于1906年9月[14]。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介绍过图案科的主体课程：各种工艺品图样、工艺史、建筑沿革大意、绘画等[15]——图案为教学单位，表明中国艰难地开始了近代意义的图案教育。然而完全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了，帝国主义列强是不容许发展机器工业的，图案教育只能服从国情，低水平展开。

与图绘教育类似的“图画”、“手工”教育则发生在师范学校。史载，1906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上书学部，请求在图画手工课程的基础上设置“图画手工选科班”，获批，当年6月开班上课。该科的图画课目为中国画、西洋画、用器画与图案画等。用器画及图案画使“养心怡情”的图画有了实用的即为生活服务的意旨；手工课目则有各种纸类细工、金工等。一科之中，拥有图画、手工两个方向，反映了办学理念的超前和对图画、手工功能的识见。图画手工科目问世于两江师范学堂，此为中国学校的第一。若究其源，当有数条。一是执行“癸卯学制”。手工课则仿效的是工艺局、艺徒学堂；二是欧美传教士在华主办平民教育的影响。如1864年法国传教士以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为基础组建“土山湾工艺局”，令“孤苦无依之男生”“识字”，再让其“选定科目”学习技艺。科目包括“图画科、印刷科、木工科、金工科、制皮鞋科”等。图画科烧制的“五彩玻璃”全被西人购买；“木工科之出品，一为家常用品，一为奢侈用品”，“所制均极精巧坚实”；金工科“所制之物品，以铜质为最多”[16]。与工艺局并列者为“圣母院”（1855年创办），设刺绣所、花边间、缝纫作等。生产品有壁挂、床罩、窗帘、丝绸花屏等，“销出外洋甚巨”[17]。需要指出，土山湾位居上海，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地处南京，南京上海相距不远，即便在资讯欠发达的20世纪初期，两地的信息交流理当存在。南京学习上海，似有可能；三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的影响[18]。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强调图画与手工，顺应了社会需要，具有榜样的作用，因此条件好些的师范学校都会开设图画手工科。有了师资，小学生习画做手工能得专门家指导，而于今后专攻工程或接受艺术、设计教育是颇有帮助的。

和工业、实业、师范学校及传习所一样，私人主办的美术培训班（有的发展成美术学校）更是图画、图案教育的催化剂及助产婆。如周湘就于1910年7月创办了“上海油画院”，次年7月开设“背景画传习所”：“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无疑是将纯美术转换成“实用美术”或“商业美术”的有益探索。周湘不断创新，1912年的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20]，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即中华美术大学）暑期补习班特设滑稽画、背景画和照相术等课程，“为促进美术起见，添设写生研究科、广告专门画科两班，授以各种写生新法，及广告画之各种技能”[21]。周湘这类有识之士完全清楚了图画的实用价值而以极大热情开采着内中的宝藏[22]，即便是“无心插柳”，却也开启了“图案”教育即“艺术设计”教育又一重要的源头。

图画、图案登上教育舞台，民国教育部也是起了作用的。作用之一，是《专门学校令》规定要有“美术专门学校”[11]646。以“美术”名义立校，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因为此后中国图案教育的重镇就是美术专门学校。作用之二，《实业学校规程》强调甲种工业学校要设置与“金工科”、“木工科”等工艺科地位一致的“图案绘画科”，与清学部《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及《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要求中高等工业学堂设置“图稿绘画科”比较，科名准确，方向适宜。“图案绘画科之科目，为博物学、美术工艺史、图案法、绘画法、装饰法、美术解剖学大意、建筑沿革大意、制版化学等”[11]791，学生所修课程，基本没有脱离图画、图案的大旨故此“文科”、“绘画”的成分极浓。早于《实业学校规程》的《工业专门学校规程》（1912年11月13日）要求工业专门学校分设13科，而第13科就是“图案”。明确以“图案”立科，此为首见，甚至规定图案科开设数学、图案法、图画法、建筑装饰法等20个“科目”。对此略加考察，便能结论，科目设置基本符合图案的要求，课程安排虽有理科印记，但却越来越逼近图案学的核心了。规范、缜密以及比较合理的课程内容，为启动期图画、图案教育划定了路线图。作用之三，是《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1912年10月）等规定依规程创办的私立学校（或大学）是合法的[11]647，649。法令催生的私立学校，增大了国家办学的力量，图画、图案教育也就有了更多适宜的生长土地。

留学归国人员、各个学校聘请的机械、美术、手工等洋教习对中国工艺教育、图画教育的发生、发展乃至启端图案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得低估的。

启动期的“工艺”教育多发生在具有“工科”性质的工业学堂、实业学堂和职业培训学堂。实践证明，工艺虽有“工”的性质，却离不开“图画”，前者是执行设计后者则为“设计”设计，二者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启动期的“图画”出现各种类型的学堂和美术学校的课堂之中，已非一般意义的绘画，而有了新的涵义。

中国的“图画”教育是西方列强以武力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大批有识之士努力反抗并以之作为拯救国家的一种举措。中国毫无新式教育的基础，现成的图画教育模式也因之无从谈起，教育者只能白手起家，或者独自摸索，或者效仿外国，却没有依葫芦画瓢，即使洋教习数量较多的学校，也没有容许照抄他们国家的图画教育内容。中国的现实也不可能让新式的图画教育大行其道，从一开始就设置了障碍，但是艰难地探索并非无有收获，初步的图画教育由于工业、实业、师范学校以及培训学校的实践，有了师资、制度、组织、课程和教学方案，有了相应的思想与理念，然而都是局部的、脆弱的，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的意志与共识。启动期的图画教育培育了“图案”的种子，又因上述学校、尤其是私人美术学校的耕耘而渐渐萌芽。

二

图案种子又有了生长之地——美术学校。

“中国第一国立美术学校”是1918年4月15日正式开学的“北京美术学校”。该校将培养美术家、对国人进行美的教育、提高道德水平、改良生产生活用品、造就专门的图案人材、培养美术师资为目标[23]。先办中等部，次高等部，再图案手工师范科。中等部设绘画和图案两科。图案科有平面图案、立体图案、装饰图案等专业基础课，有写生、临摹、速写等“绘画”课并“新案制作”课。修习两年，成绩合格，便可升入高等部。高等部和中等部一样，只设中国画和图案两科。图案科有“工艺图案”和“装饰建筑图案”两个专业。前者的主要课程为绘画（写生临摹及新案制作）、用器画、各种工艺图案、工艺（即漆工、金工、陶器、染织等）制作法、建筑装饰、制版术和印刷术等。还要研习建筑学大意、东西建筑史和东西绘画史[24]。从课程设置来看，有重点，有特色，课程与课程间的衔接比较合理，课时安排也还恰当。此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预科、本科均有公共课（如伦理学）、专业基础课（如绘画）和专业课（如工艺制作法，美术工艺史等），层级分明；第二，本科的绘画有8或9个课时（未计“用器画”的2课时），占周学时（40）的1/5及以上；第三，实习课少则15多则19学时，几乎占了周学时的50%。1922年入该校就读的雷圭元回忆，“作业的实习最为重要……使生活同生产结合得很紧，实习中做了又做，反复试验，直到满意为止”[25]。能够反复实验，是因为校内“设立金工、印刷、陶瓷等工厂”[26]，实习方便。学校将“技”置于“艺”前，是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第四，强调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因此课程内容比较丰富。换言之，实业学校开设的陶瓷、染织、印刷等工艺课被继续或者光大，成了“传统课”；第五，图案科有较强的师资，如黄怀英、焦增铭等“均系日本留学，颇具实干精神”[26]；第六，预科阶段的写生临摹及新案制作、平面图案法等课程“比照”了“同时期的日本‘美术工艺’教学方案”[27]，亦如雷圭元所言，“此时西洋图案作风介绍者尚少，在大体上讲不免多少带一点日本气息。乃此风之渐，来至东瀛也”[26]。

必须强调，图案能与中国画并列，并真正成“科”（系），是对以往图案教育的肯定，所以延续并非重复，是对图案价值全面评估之后的慎重决策。创办图案科，既是对《实业学校规程》和《工业专门学校规程》的活用，也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求富之举。

因“掌教者专务党争”（林文铮语）导致学校数次停办、恢复、更名，无论怎样折腾，其所设置的“图案科”（系）始终存在，即便图案科易名“实用美术系”（1928年）或者“图工科”（1934年），图案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或弱化。

图案教育正式入驻国立全日制学校，且以“科”（系）名目立足，显示了国家意志，因而竖立了一面旗帜。于是，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美术学校，一般都会置办与图案关联的专业或科、系。张聿光、刘海粟1912年创办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设西画专门部、图案专门部和高级师范科，几乎照搬了北京美术学校的教学组织。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22年，第一任校长颜文梁）的图案系虽晚至1948年问世，却在1934年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印刷制版专业，并同时建成了制版、印刷两个工场。印刷工场承印的《艺浪》杂志刊载了一则广告：“实用美术科制版组专制高等铜锌版及三色版等，印刷组承印各种书报、名贵书画等，设计组代揽装饰图案及商标广告等——取价低廉，出品精良”[28]。相当清楚，实用美术科下设制版、印刷、设计三组，有条不紊地展开着教学、设计与实习活动。印刷制版专业当是北京美术学校印刷制版课程的升级。以“实用美术”名科，也是研讨图案的结果，从而引领人们看到了图案的前途；“设计”成“组”，乃至对外承接商标广告诸种业务，反映了教学的顺畅及图案的实用价值或者经济价值。

1928年国立艺术院（不久易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诞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留法归来的刘既漂执掌图案系，该系与众不同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职部三年级专修基本图案”。其意是说学生就读预科而“全致力于素描”，三年后选系，“是以素描的优劣为标准：最优等得进绘画系或其他各系，优等得进雕塑系或图案系，中等只得进图案系”。高度重视图画的素养是其特色；第二，图案系“以染织、陶磁、室内装饰、建筑图案等为主体”[29]，逐步增添了室内装饰、商业美术（重点是广告学）等新专业，“于是图案之课程益趋完整，并作分组教授之试验”[26]。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努力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三，课程被分成了“专业主课”和“理论副科”。所谓专业主课，指的是木炭画、基本图案和专门图案，为“广义的图画课”；所谓的理论副科，指的是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等基础课[30]。研究者曾将两类课程的课时数做过比对，结论说专业主课的设置是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占总课时的70%，实践性特色突出[27]17；第四，课程讲授能理论联系实践。“装潢设计联系广告及印刷品，染织设计结合印花布、壁挂及地毯，陶瓷设计结合器皿的造型、纹样及烧制”[31]；又如刘既漂花费半年时间主持了1930年浙江省“西湖博览会”的“设计布置”，因这层关系，图案系学生参与了始终；学生设计的纸伞、纸扇“脱去程式换上新装”；瓷器因“设计之新型，用品亦最受人欢迎”。图案系的教师“将新血液注入了中国图案教育的体系内，使发育未完全之中国图案教育，激起了一度的兴奋”，“已与国际[计]民生发生直接之关系”[26]。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图案学专业拥有印刷、染织、陶磁、漆器、金器、木器、装潢（室内装饰、舞台装置、建筑图案）和商业美术[32]。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创建之初的图案科设工艺和装饰建筑二部，后分成印刷、染织、陶瓷、建筑、金工和木工六组，1945年陶瓷脱离图案独立建系（科）。前者大部仿效了后者的专业。

“当图案教育之基础甫行奠定”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社会大乱，因此高校被迫向内地转移。转移中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湖南沅陵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设国画、西画、图案、雕塑和音乐五系。图案系辖造型艺术部和实用美术部。实用美术部分成了工艺美术、商业美术两个组，“分组颇详”而“谋图案教育之复兴”，却遭遇了“甚巨”的“厄运”与“打击”，而只能勉强维持[26]。

一些学校在艰难中维持，一些学校却“异军突起”，如李有行为校长的成都高级工艺职业学校，1941年改组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次年与四川戏剧音乐学校合并，定名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办应用美术、建筑、绘画、音乐四科。应用美术科设印染组和漆工组，绘画科设图画组和广告组，建筑科只设家具组。无论是自觉还是强逼，音乐科外，一如雷圭元所言，显著的特点是“着重工艺教育”。因此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图案教育始脱离附庸于美术家[学]校而独立成科，自谋发展”[26]。也就是说，图案与图画、雕塑分家，独立建校，成了学校的核心，真正居于第一的位置，标志着图案身份的提高，标志着理论探讨、教学实践进入了新的阶段。变化之二，是将课程细分成了五类，（1）“共同必修普通课”，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学生；（2）“共同必修实习课”，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3）“共同必修讲授课”，为学生专业学习和就业预做准备的外语、专业基础及教育学；（4）“分科讲授课”，为专业课；（5）“分科实习课”，通过实习以巩固所学的专业理论。总体上看，细分了的课程一是弱化了绘画的中心地位，二是诸多课程的社会性实用性增强。变化之三，是不同专业开设名称相同的课程但内容却有侧重。换言之，此前的美术学校虽有专业与方向的区分，其所安排的课程却没有真正地为专业和方向服务。变化之四，是“设计”正式出现在专业课程的名称之中，内涵、外延都相当清晰，如“大件染织品及衣料设计”、“室内装饰设计”等。可贵的是，从“依图制器”、“陶瓷器金属器木器之制图设计”以及“整套家具制图设计”课程名称上能够发现设计与制作的关系、设计的地位与作用[27]18-19。可以说，图案教育者真正认识了这样一个程序：图案“占极重要之位置。何也？制一物于计划之前，非图不足以明了，计划之后，非图不足以仿作。小之日用器具之构造，大之路桥屋宇之建筑，盖无一不需图也”[33]，亦即《参观上海土山湾工艺局纪要》所言，“每制一器，必先令打样，绘成精密之图样，然后交由……工场依样制造。”工业化的图案教育起步了。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图案教育，渐具规模，渐成体系，新的学校和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冲击了“数千年来由师徒私相授受式的艺术教育”[29]，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锻炼了图案教育者，提高了教学水平，也加快了探讨的步伐，而努力使外来的图案内容适应中国的水土；图案教育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部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设计、制作的产品能受消费者喜爱；图案教育积累了经验，为下一阶段的教育提供了参考，准备了条件。毋庸讳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复动乱、不断战争的社会现实，极为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十分厚重的重道轻艺的思想观念严重桎梏了图案教育的手脚。政府奖励发明的政策、教育家的各种实践与教育思想、民间持续不断的“国货运动”，对图案学教育却没有明显的影响。贫瘠的土地是难以长出好庄稼的。因此“身历其境”的雷圭元沉痛地说这个时期“实一篇伤心史也”[26]。而第一伤心事，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第二伤心事，是“艺术之为用至广，于工商界尤甚。我国工商界之各种出品，多因陋就简，其亟待于艺术界之改善而增加其产量者至为急切”，本可以大有前途并能作为终生事业的，然而那些“研究艺术者，亦好自鸣高，不屑从事与艺术至有关联如工产品等任务”，却醉心于养性艺术（绘画），政府不闻不问，“士夫多畏难苟安”，工商业得过且过，对此均麻木不仁，“皆病根也”；第三伤心事，“艺术专校所造就，除服务教育外，无他事”。即是说，学生“及至毕业期近，惶惶焉尽于教育界思出路”，导致学校“拥塞一途，人才过剩”[34]，却极少有学生主动到实业界去谋发展。学校的“产品”进不了社会，社会也就难以了解学校，隔阂日增。例如景德镇的陶瓷窑主“很不欢迎他们眼中的图案，这是怪不得他们，因为向来就没有真的图案人材到过景[德]镇”[35]，这也是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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