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2015-04-16 16:14刘志成吴能全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意志变迁信念

□陈 江 刘志成 吴能全

一、前言

关于经济变迁的研究中,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理论、演化经济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等都在不断地努力阐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规律,以期对经济变迁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与预测。然而,从分析经济变迁的实际效力来看,企业家理论更具有理论解释力。企业家理论不仅能避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抹杀人的主动创造性,也可以弥补新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基础驱动力缺憾,同时可以将演化经济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理论中的主动创造性纳入整体的分析系统中,从而更有利于洞察和预测经济变迁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经济不增长是历史上比较容易出现和保持的现象,中华3000年的封建和帝国经济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人类历史长河看,经济增长或持续增长是一种“非常态”,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中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突破性的增长和发展?虽然这种突破性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在各种不同的人类文化面貌下展开,但许多学者都认为其内在的驱动力应该是一致的,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新教伦理告诉教徒“唯有行动才能增耀神的荣光”,通过刻苦勤奋的劳动天职与禁欲精神促进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①。而诺斯通过对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历史分析,指出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设计在西方之外都未有产生的土壤,这一观点最后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但是最具革命性的诠释来自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主体是企业家,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②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归功于企业家这一看似特殊的群体,某种程度上突出了他对人的主观行为与活动的历史性肯定。之后,鲍莫尔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实例分析表明企业家及其精神的配置变化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繁荣与增长存在意义深远的影响,尽管其它一些变量无疑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③。

另外,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变迁的解释作用。当荷兰联合共和国面对西班牙宿命论脱颖而出--从海水中矗立起来并创造了荷兰奇迹的时候,是那些英雄般的企业家们走出了海上贸易的冒险之路,至于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产权制度仅是这一开端性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企业家知识而已;当由于发展海上交通和世界市场而崛起的英国奇迹发生时,我们从历史的卷轴中依然可以看到那些富有创造毁灭精神的企业家们,在这个国家里,物品交换思想必须服从自由与创造精神;而这种自我治理的知识和精神随着企业家开拓新市场的行动登上了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舰,这种精神在美洲内陆生根发芽,助推了美国的经济社会腾飞;从此,创新与自由的精神在世界的上空翱翔,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日本也步上了同样的“后尘”,成就了日本奇迹;二战后的德国奇迹、日本二次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奇迹,不外乎都是在企业家们的“造梦”中傲然崛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个发展奇迹。

可见,企业家及其精神理论对于经济变迁的动力具有较好解释力。因此一些学者将企业家理论运用到经济变迁的分析之中,对经济变迁的部分动因、外显形式及一些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对企业家及其精神内涵的理解不一致等限制,并没有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从而难以推动该项研究走向深入。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制度——信念——企业家精神”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变迁动力分析的新框架,并以此梳理与解释我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中经济变迁的基本模式,探究其中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为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调适引导提供理论支持。

二、企业家精神:一个理论分析

经济学中,“创造性毁灭”几乎成为了熊彼特企业家精神理论的特征。然而,“创造性毁灭”在经济学中的首次使用应该归功于桑巴特④。桑巴特在其著作中多次引述了尼采的思想,可见他受尼采的“超人”思想之影响比较大,这可能也是促使其在经济学中提出创造性毁灭的缘由。桑巴特提出森林的大规模毁灭,使得欧洲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临着木材的短缺,从而迫使人们去发现或发明木材的替代品,迫使人们使用煤炭取暖,迫使人们发明焦炭以用于铁的生产,从而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基础。桑巴特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这个抽象性的整体概念具体为一种经济现实的“创造意志”,并指出这种创造意志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资本主义企业家与以往的企业家(如租地农场主等)是在一个更好的层面从事毁灭的和改造的活动,他们是尼采意义上的“超人”,与旧有传统的东西绝缘,他们的经济活动含有完全新的目的,他们故意破坏传统领地经济的限制,成为一个毁灭者与创造者联合为一的人。熊彼特将“创造性毁灭”的舞台主角赋予了神圣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的形象是神圣的创造者,能够给经济活动带来“意外感”,而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或身边“世俗的企业家形象”。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形象与尼采的“超人”在概念内涵上似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此,Santarelli和Pesciarelli(1990)曾经指出熊彼特当时是在尼采思想盛行的时代下接受教育的,这可能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和突出企业家角色的经济发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⑤。熊彼特与桑巴特的“创造性毁灭”的内涵还不尽相同,桑巴特认为只有一种事物毁灭了,才会有人去创造一种新的替代物;而熊彼特认为只要新事物被创造出来,就有的事物才会毁灭⑥。既然“创造性毁灭”来自于哲学领域,那么要对其存在及内在的机理有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解,就需要对尼采的“创造性毁灭”进行深入的分析。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提出的超人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和毁灭的“宇宙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列举了精神的三段变化:精神怎样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最后狮子怎样变成孩子⑦;展示了崇高精神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创造与毁灭来实现自我。“权力意志”将创造与毁灭联系在一起,否则创造并不意味着毁灭,它不断地驱使“某一个人”去创造,在一系列地战胜之后的某一时刻,这个人将超越人类而变成“超人”,而这种意志就是一种创造者,因为“意志使人获得解放,因为意志就是创造--我是这样教导人们的。为了创造,你必须独自去学习。”权力意志是尼采最复杂及矛盾的概念之一,它很容易被人们简单化或被人们误解。权力意志不能仅仅被归结为统治他人的欲望:最初的权力意志并不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是对健康状态的一种衡量标准。正如尼采所分析的,有机体的“健康”表现为慷慨、崇高和“超出自我”的创造性冲动。除了推动其他的创造性过程之外,权力意志还会驱动自我的创造过程。从这一点以及上述几段来看,权力意志最重要的创造性表现形式或许就是战胜自我。因此,权力意志是个人、人类和社会相关的所有变化、进步和演化过程的驱动力。

权力意志就是生命本身,是人固有的一种生命属性,也是人生命存活和发展最为重要的一种,这个权力意志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的外在欲望和冲动是不一样的。在封建时期,更多地体现为对权力和荣誉的追求,帝王就是那时的权力意志之实现的最高象征,领主等就是次等的实现了自我权力意志。这种是对权力意志的直接追求,但是权力意志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很小范围的人能够实现的一种恩赐。随着欧洲社会在中世纪统一政权的衰落,更多地人追求权力意志的实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从而导致最高的权力意志无法统御其它较小的权力意志实现。于是,权力意志成为了一种分散实现的过程,许多曾经处于社会边缘的商人也获得了机会,他们以一种全新的途径来实现自我的权力意志,通过冒险、创新和组织获得了自我实现,并能在自己组织的小王国中实现类似于封建帝王的权力意志(最高象征)。这样就构成了经济性质的企业家精神之源,也就是说政治上,帝王及领主等都是那个社会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在资本主义萌芽早期,经济性质的企业家则成为了主流,因为这种权力意志的实现更具一般性,也就是更加符合生命本身的要求,因此得到了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和追求。

这种权力意志体现在现代企业家精神之中,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带领其它人一起走过通向超人的“绳索”,并充当这个“绳索”。因为现实经济中的企业家如果回望过去或迷恋于自己辉煌的过去,那么他就有遵循早已无效的规则的危险;如果他停止不前,满足于现状,那也有随时“跌落”的风险;如果他朝前展望未来,那么他就有遵循也许从未有效的规则的危险。然而企业家群体是集体走在人类的“动物--超人--圣人”这一“绳索”上,如果某一企业家在“绳索”上有往后或停止的意志,那么他必然会被企业家超人集体“推入”深谷之中。这就要求企业家要超越自己,这是一种冒险,有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人们必须为此将所习惯的、熟悉的、久经考验的、稳定的以及安全的事物抛开,以便能够朝着一个未知的目标迈进,没有现场的道路通往这个目标,人们要在奔向目标的行进中自己创造出路来”。企业家在这一绳索上的每往前“一步”就是一种在权力意志支配下的创造,意味着要与之前的惯例决裂,将惯例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毁灭,这是一个诞生创造的痛苦时刻,需要坚强的意志作为其脚下的支架。

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的。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的贵族时代,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权力与荣誉的追求,这与中国历史上的权力追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到了马基雅维利之后,欧洲的企业家精神历史性地转变为一种对利益的追逐,变成了一种理性算计的活动。资产阶级平庸算计的利益取代了贵族时代的激情原则,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取代政治,利益开始主宰世界,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欧洲主流意识形态从追逐荣誉和权力向追求金钱利益逐渐演变的结果⑧。虽然人们的激情可能会促使其做坏人,但是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从而利益成为了激情和理性的调节者。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来说,它必然首要的是进行可能可以进行的理性算计,但既然是理性算计,那么肯定就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或者可能类似的事物,这对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而具有尼采意义上的“超人”权力意志,显然是无法突破或实现的。而且纯粹的理性并不必然能引起人的行动,正如凯恩斯说的:“对将来怀有希望而兴办的企业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是,只有当合理的计算结果由于动物本能⑨而得到加强和支持时,个人主动性才会大到能兴办企业的地步”(凯恩斯,1936)(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未能办起企业的原因)。在个人主动性得到动物本能的加强和支持下,那种往往使创业者意志消沉而为经验所表明的最终要失败的想法会被放在一边,正如健康的人把对死亡的预期放在一边一样。对于总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基本都是基于理性的因素,而并未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而对于企业家来讲,非理性因素更多地是一种内在驱动力。

然而凯恩斯又提出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则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能计算的时候,加以计算,以便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企业家所从事的活动是例行边界之外的事情,对于计算是很难符合现实的。首先因为在习惯的渠道之外,企业家个人没有在渠道之内他常常知道的非常准确的那些供他作决策之用的数据和那些行动规则;其次从人的心灵上,对于一种新事情,人们一般会比做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即时有时客观困难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总是感到极其难于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第三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看,社会对于那些想要作一些新事情的人的反响或反作用是比较普遍性的,如果有偏离社会习惯的行为,会引起较大的反对,这个与文化所处的阶段有明显的相关,原始的文化要比先进的文化反应更为激烈。因此,以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感情和机缘的地步。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对于现代企业家实现对“超人”追求,非理性意义上的激情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从事的“天职”活动决定了其不可进行按照已有的或类似的东西进行算计的可能。

综述所述,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就是权力意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创造性过程,当然这种创造性过程中也必然存在毁灭性的过程。从这个一般意义来看,企业家精神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就已经普遍存在于人的心智之中,只是被传统和命令遏制了,虽然在这两个前市场社会中,也存在着市场,但是这种市场是在宗教精神和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下运行的,只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不是为了增长而进行市场交易。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本身就是中世纪静态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扰乱因素,但也是一个活性因素,它让中世纪人的枯燥平静生活中增添了乐趣。

三、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变迁分析框架

企业家精神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了。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从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为何仅仅在近代以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表现的行为差异往往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近代企业家精神在经济领域的勃发,从而触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整个社会福祉的提升?为此,本文从企业家精神主体之政府与企业家、社会影响因素之制度与信念的关系中提出一个分析经济变迁的基本结构,以期对以上问题进行经验逻辑上的解构。

首先,制度对于经济变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关于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律传统,正是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打破了原来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因此,制度的重要性日益提高⑩。某种意义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由于其基础性的重要制度,比如产权、专利权等,这个兴起的根源至少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了⑪。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学中掀起了一股“制度主义”热的研究氛围,在大量的研究中,制度的范畴在不断地扩展,其作用于经济变迁的机理也在不断地细化和深化。(1)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约束(例如规章和法律)和非正规约束(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那么制度就是对自由市场的一种“约束”,这种观点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家所达成的共识。比如Daron Acemoglu等(2004)认为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规范着社会中关键经济行为者的动机,特别地,它们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的投资,而且影响生产组织⑫。因此,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中仅仅是产生无效率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制度是提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因为如此,制度才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2)几乎所有“促进型”制度都包括了对某一部分人或组织的某些行为的约束,也就是说制度为某些人或组织提供便利也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或组织的约束⑬。其实,约束功能本身意味着促进的作用。(3)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不仅是促进手段和约束条件,而且还是“组成要素”,主要是由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会在主体上发生内化并改变人或组织的行为。对此,张夏准和埃文斯认为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具有象征性,因此制度就对其管束之下的人们反复灌输某些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换言之,因为我们是在一套确定性的制度中采取连续的行为,所以,体现在这些制度中的价值观就会内化到我们自身,其结果是改变了我们自身。因此,制度就是通过约束、促进和组成要素作用于对象之上,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制度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

其次,从历史来看,制度本身也发生着变革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驱动的,这种变化将直接影响着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制度如何变迁才是关键性的问题。诺斯最终将文化、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归宿,而马克思将生产力作为根本的动力。但是诺斯的文化、意识形态来自于哪里?如何作用于制度?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又是来自于哪里?为什么生产力总是向前发展的?这些问题需要有合理的理由进行解释,我们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变迁的动力机制。尼采曾指出,在制度僵化到非要变化不可的时候,是观念首先出现,然后才慢慢地改变了制度:“对制度的颠覆并没有紧随观念的颠覆出现,而是新的观念很长时期内将生存在被他的先行者所遗弃的陌生的房子里,并在其中保持自身,因为它们需要一个安身之所”⑭。因此,观念总是先行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体系,并解释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未来道路,这种信念体系在后来的几十年都未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制度上的转变,直到列宁等将这种信念体系从被“遗弃的陌生的房子”中解放出来,才实现了制度上的革命性改变——社会主义复杂的制度体系的建立。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诺斯认为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当人们的信念发生冲突时,制度会反映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目标的人们的信念。因此,信念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并且信念是通过制度对经济变迁乃至社会变迁发生作用的。

再次,制度和信念无疑是经济变迁乃至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它们是经济变迁的过程性影响因素,对于解释经济增长较传统经济学迈进了一步。但是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首先,信念体系又来自于哪里?对此,诺斯提出了一个“主导信念”的概念来解释,主导信念体系是由那些处于做决策位置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信念构成的,而这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了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的精致的制度结构的共生。因此,诺斯提到了占据主导信念的企业家这个角色,但是他并没有去分析为什么是政治和经济企业家?而不是另外的主体拥有或创造这种主导信念?在诺斯的经济变迁分析框架中,他更多地聚焦于是从非经济主体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无法充分理解经济变迁,因为制度和信念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先前的存在,它们是“人”或“主体”在历史中不断创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并不是历史中的所有主体都是可以充分创造有影响力的制度和信念的,应该是那些具有“权力意志”的人或组织才具有这样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要真正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特别是经济增长过程,需要在制度和信念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历史中重要主体进行分析,这个重要主体之一无疑就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可以是个体、也可能是一个团体或组织。

企业家精神具有根本的创造性,这种力量在创造的同时也进行着对另外一些东西的毁灭,而这种驱动力来自于内心的权力意志,可以说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就是权力意志的外在表现。正如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就是个人、人类和社会相关的所有变化、进步和演化过程的驱动力,因此,由权力意志产生的斗争或冲突,往往会造成对现有体系的变更,比如价值观、信念、制度框架等方面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信念作为反映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中遭遇的不同经历,其变化自然也离不开人类的权力意志的驱动。信念作为人们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习俗、道德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及其实现手段,在秩序与无序并存的社会中必然是不断变化的。因为社会中的权力意志在与物理或社会环境斗争中,总是会导致一些新的信念的构筑,这些信念促使参与人相信与其继续维持被视为不断恶化的状况,不如起来革命。对此,本文结合Figuerido和Weingast⑮的研究,我们刻画了以下具体的步骤:(1)社会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或群体首先警觉地感知到社会需要变化,这是在其内在的权力意志驱使下发生的;(2)这些人或群体通过一些具体的行为活动清楚地表达出一套与现有秩序有(根本)冲突的新信念,当然起初只有极少数人持有这种信念,他们在社会中会被定义为异类,不管他们是处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地位;(3)这些人或群体表现新信念的行为在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开始让社会中的对手发现这些信念看起来是正确的,并且愿意接受这些信念,并付诸行动;这样,新信念就以几何效应扩散开来,新信念的最初创造者此时也无法直接控制这种状况,新信念的真实性得到了历史实践的确证;(4)结果就是这种新信念传播到某些关键的决策者那里,当关键决策者接受了这些相对于旧信念来说是激进的新信念时,那么他们就会为其提供一系列的实施支持性框架,而制度的变迁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支持方式。当然,第(4)步还可能出现关键决策者不接受这种新信念,那么他们就于社会信念发生的客观趋势相违背,揭竿而起的“革命”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这种信念的更替就是革命性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第(1)步,为什么企业家精神能够驱动新的信念的产生?这就与本文所界定的企业家精神内涵直接相连,企业家精神是权力意志下的创造性毁灭,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这种精神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属性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最为关键的本能,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重要属性。权力意志意味着“我要”,不再接受“我应该”的原则,“我要”是一种不断内生驱动的本质表现,“我要”的持续发展的结果就会达到尼采的“强者”、“超人”境界。在“我要”的过程中就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是内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必然会驱动包括价值观、意识、认知、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知识、行为的改变。因此,如果仅仅是指出企业家精神具有创造性的本质,那么就无法解释企业家精神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因为推动“创造性”发生的源泉是什么?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新信念是如何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首先,新信念的创造具有强大的权力意志场,能够通过具体的行动战胜别人的权力意志,从而让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对手相信这种新信念的正确性。当然,这一过程是相当艰难的,要不断驱除社会中的各种“苍蝇”,将体现自己权力意志的信念的影响不断扩大,实现从个人信念到社会信念转变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李孔岳关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主义信念如何实现蜕变过程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个具体的例子⑯。

最后,企业家精神的主体,也即发挥载体,很显然,我们会认为“企业家”就是这个主体,但是“企业家”这个词只是我们用于表达一种内涵的方式。“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不代表其始终拥有并发挥企业家精神,正如熊彼特所说:“一个人或群体并不总是企业家⑰”。因此,本文后面所用的“企业家”这个词只是一种指代,并不特别指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从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企业家精神是权力意志驱使下的创造性毁灭精神,这种精神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处于社会中的所有人或组织都可能具备这种精神,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能量”,关键在于这股“能量”在社会中会因一些影响条件而流向不同的方向,我们所界定的“企业家”就是被大家一致认为是这个“能量”经常会“光顾”的群体或是由于有这股“能量”的青睐,而被人们称为“企业家”,或许之前就不是企业家,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许多乡镇中的干部或能人,在创办乡镇企业之后,人们认识到了他们身上的这股“意志的能量”,从而赋予他们以“乡镇企业家”这个头衔。但历史中,政府或其他群体(特殊性)也可以成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政府或君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国家的代表,因此政府或君主总是被认为具有企业家的功能,并对经济制度进行组织⑱。布罗代尔曾指出不管其愿望如何,国家乃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桑巴特更是指出一个国家中的政府或君主天然地具备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条件⑲。实际上,企业家精神发挥的载体经常也会在发展中争夺较量。比如政府或君主在资本主义发育的早期扮演了先导角色,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功能实现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示范效用。然而政府或君主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应总是在经济领域承担企业家功能,他们应该在政治等领域充分发挥其企业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政府在西欧中世纪中的经济企业家功能是一种“客串”,而且历史地看,也只能是这样。正如明治政府所期望的是,通过政府发挥企业家精神、承担企业家功能,为的是引导社会中的企业家能量的释放。当然这一“交接”过程总是在历史中当事者(政府、企业家)痛苦的较量下实现,这就需要企业家所在的市场能够有力地解构政府作为企业家精神载体的特权。

综上,企业家精神无疑是经济变迁中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地位就像力在物理学中的位置,而缺了研究企业家精神这个主体,就如同假设没有重力来研究物理。经过170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成就似乎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或者更远一些,也就是1949年。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沧桑起伏的过程,我们应该从这一过程的真正源头去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基因”和内在逻辑,18世纪的中国已经和现代化产生了接触点,并且在这个接触点的“撕裂”下,不断地将现代化思想和实践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这个接触点开始其“撕裂”扩散过程的一个关键导火线,随后中国在列强的逼迫下缓慢地走向现代化改革之路。相对日本来说,中国这条现代化之路走的如此之艰难、如此之缓慢,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仍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彷徨。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诺斯)。所以,“制度——信念——企业家精神”为核心要素构成了经济变迁动力分析的一个新框架,可以据此研究中国现代化经济变迁过程,以期从历史的逻辑之中寻找“今天和明天的选择”。

注释:

①韦伯认为,以理性化为特征的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作为宗教改革时代人们的总体性的精神气质,和当时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亲和的。资本家们理性地组织经济生活,极有效率地积累财富,同时在个人消费方面实行的极端的禁欲主义,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就是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

②“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最早是哲学领域的用词,是桑巴特将其引入经济社会学之中,随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中采用了这个概念,关于这一脉络本文后面有详细的描述。本文认为“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翻译为“创造性毁灭”比“创造性破坏”更为合适,因为创造与毁灭是对应的关系,前者从无中生有,后者则是将存在变成消失;“破坏”就没有“毁灭”表达的确切,仅仅表示将一种存在的东西变得不是它原来那样完整而已,并没有强调消失。

③[美]威廉·鲍莫尔,孙智君等译:《企业家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雨果·赖纳特,埃里克·赖纳特:《经济学中的创造性毁灭——尼采、桑巴特和熊彼特》,载于埃里克·S·赖纳特和贾根良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⑤Santarelli,E.,E.Pesciarelli.The emergence of a 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umpete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22 (4):677-696.

⑥Diamond,Arthur M.,Jr.The Negle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Micro-Principles.Texts.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2007,15(1): 197-210.

⑦[德]尼采著,钱春绮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⑧[美]艾伯特·奥·赫希曼著,李新华,朱进东着:《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⑨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指出虽然动物的大部分只是由观察而来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知识是他们由自然的手中得来的。这种知识远过于他们在平常情形下所具有的才能,而且它们在这方面也并不能借最久的实践和经验有所进步,这些知识就叫做“本能”(Instincts)。

⑩Reinert,Erik S.,2006.“Institutionalism Ancient,Old and New: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stitutions and Uneven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s RP2006/77,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UNUWIDER).

⑪Avner Greif.Institutions:Theory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⑫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南大商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1-20页。

⑬张夏准,彼得·埃文斯:《制度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载于埃里克·S·赖纳特和贾根良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⑭转引自Reinert,Erik S.,2006.“Institutionalism Ancient,Old and New: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stitutions and Uneven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s RP2006/77,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UNU-WIDER).(中文版)

⑮参考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一书中的描述。

⑯李孔岳:《信念、权威与制度选择:基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第88-93页。

⑰从其上下文,这里的“企业家”是指拥有实现新组合精神的人或群体,换句话说,就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

⑱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高德步,蔡挺,张林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⑲桑巴特指出:首先国家中的首领或君主比其它人更期望辽远的将来,因为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江山或财富可以长久拥有并增加,因此他们都力图实现远大的计划;其次,在资本形成不充分的时代,也只有政府或君主才有充足的资本可以创立一些大事业,如创办大企业;第三,政府或君主所知会的组织人员更具有专业性,有利于事业的开展。这些条件都构成了政府或君主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天然基础,然而要使这些天然条件发挥作用,首先还必须有一个充分条件,国家应该是处于竞争的环境之中,就比如欧洲长期处于许多小国家的分裂竞争之中,而中国长期处于一国独大的天朝垄断地位,某种程度上,竞争激发了中世纪欧洲各个国家中的政府或君主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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