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流遭遇“人流”怪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各类人群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然而在一些关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悉知情况调查，发现并没有因为学历有差异而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就有特别大的差异。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青年人早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涌入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生殖健康问题遂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话题。当城市流动的巨大人流碰上“人流”，呈现的是怎样的现实？

低龄和反复的“人流”怪圈

17岁的霞芳（化名）坐在手术室外，这是她第二次意外怀孕。“必须得流掉，我还没结婚，也不见得就跟他结婚，不能生下来。”她说。

“为什么不做好避孕措施呢？”记者问。

“你有男朋友吗？你要是有了男朋友你就知道了。”霞芳苍白着一张脸，苦笑说。

在做了十几年妇产科医生的汪富蓉眼里，像霞芳这样低龄未婚先孕的例子并不“扎眼”。“我接触的病人中，最多的一个做了11次人流，最小的年龄只有13岁。”

16岁的小燕（化名）曾来向汪富蓉求助。“她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做人流要求的时间，只能做引产。”伤害显而易见。汪富蓉试着给她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医生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够帮小燕的忙，但是入院引产要求开“证明”，而小燕又因为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没办法开证明。小燕能做的，是上网找到一家网页广告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民营医院，偷偷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错过“人流黄金时间”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医生王立君向记者介绍，她上个月帮一个女孩做过人流手术，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术后注意事项，但是，“一个月之后她又来找我，再次怀孕。”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让一个个不该担此重负的“霞芳”们增加了健康风险，青春也因此抹上阴影。

“每次女孩儿都一脸泪，每次男孩儿都一脸歉意”，但却没有减少年轻女性（25岁以内）人工流产的数字。

2009年10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未婚妊娠的女性青少年中，90.9%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有19%的怀孕女性青少年有过多次流产经历。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婚前性行为，已然没有了闸门。调查显示，中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60%的人不同程度上接受婚前性行为或持模糊态度，22.4%曾有性行为，男性青少年性行为比例高于女性。其中大多数在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

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次流产？1300万人次是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不过，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原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而目前按照《中国卫生年鉴》的数据，每年有600多万例的人流手术。一些人认为，这显然不是全貌，因为许多民营医院的数据并不全，更不用说其他隐蔽的无法统计的黑诊所。

尽管人工流产的手段是成熟的，但不意味着不会给女性健康带来危险和伤害，可能导致盆腔感染、宫腔黏连、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症、月经不调等，会大大增加女性不孕的几率，甚至导致习惯性流产、继发性不孕、早产等。2011年，世界避孕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女性中，有88.2%的人做过人流手术，18岁前做人工流产的女孩，患乳腺癌的几率将比其他女性增加110%。

流动人口是“人流”大军

和城市本地居民相比，新生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人流的更高危人群。

曾有一篇名为《东莞打工女：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男生争着养》的报道，讲述了东莞外来打工者“多女一男”的情感模式。据报道，在当地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这时候性就容易成为讨好对方的方式，尤其是在‘一男多女的情况下。于是，人流率不仅高，而且反复人流情况多。”

2014年初，玛丽斯特普以“青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社会融合促进项目”的调查为契机，梳理出新生代流动用工主要活跃在五类就业场所：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服务业。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身处这些场所的工人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低，加剧了社会地位的底层化，更因缺少相关有效的保护政策来消除歧视，使得工人们难以得到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服务。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曾对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和生殖健康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41.8%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有过婚前性行为，36.3%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未曾在学校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43.5%的未婚青年农民工不知道紧急避孕，29%的未婚青年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婚前体检，27.4%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没有意识到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流动人口包括很多，比如外地来上学的学生，外地来务工的白领，工厂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是这部分的细分数据调查并没有。每个城市情况不同，外来青年的构成比例就不一样。”吴尚纯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各类人群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然而在一些关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悉知情况调查，发现并没有因为学历有差异而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就有特别大的差异。

“知识匮乏是源头。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是通过网络，不准确，而且人工流产危害知识太匮乏，知识质量也有问题。”吴尚纯对此很焦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在2013年开展的门诊调查显示，235例调查对象中，有49.8%的人认为偶尔性生活不会怀孕，而在以往的避孕方法中，使用避孕套的占88.1%，但是这些人中，竟然只有4.8%能够完全正确地使用避孕套。

造成未婚人流率居高不下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性生活变早了，而结婚的时间在推迟。这客观地拉长了婚前避孕的时间长度。”吴尚纯说。2013年，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报告显示，37%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以前，64%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5.3岁，女性为23.4岁。10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延后了1.4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4.9岁，延后了1.5岁。结婚年龄推迟在大城市更明显，上海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上海市民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4.43岁、女性32.00岁，已是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从初次性行为到结婚，其间的时间，成为中国计生工作的空白期。

如何破解困境？

融入城市困难、生殖健康服务可达率低，却与庞大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撞在一起。困境因此而生。如何破解？

流动人口在性与生殖健康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给这个群体自身的健康带来损害，而且也给企业带来损失——员工的病假休息和因病离职会降低劳动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莉对记者说。

“避孕本是性健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对艾滋病教育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对避孕教育仍存在阻力。”胡玉坤解释说，“境内外许多经验事实表明，不论是主张婚前禁欲，限制谈论性和避孕，还是限制获得避孕药具或流产服务，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只能使青少年放弃避孕而不是性活动本身。”

美国也曾经历过人流年龄降低、重复流产率攀升的年代，因此开展了“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不断教育青少年男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敦促政府出台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英国青少年未婚先孕比例提高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

瑞典的性教育亦称“避孕教育”，是世界性教育的典范。瑞典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荷兰瑞典等国家与中国的计生工作重点不同，他们主要对未婚人群提供免费的计生工具，而对于已婚者则需要自费。”吴尚纯说。

“青少年的安全而健康的性活动，不仅需要增加其知识，改变其行为，更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和创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所以，靠任何一个部门‘单挑都是无济于事的。”胡玉坤说。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