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川军：在川是虫，出川成龙

从本质上说，川军不同于湘军、桂军或东北军……自唐宋以来，以川军命名的部队多矣，他们是一支支颇具江湖气息而又兼具中华民族特质“很男人的”部队。

中国艰难的8年抗战史上，川军作为一个特别的“另类”，扮演着十分有趣而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战史上看似无关轻重，但恰恰是几场重要的战役，在中国抗战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让人们对这支有血有肉的部队又爱又恨，多了几分了解。

傻了吧唧的“叫花子部队”

国军眼里，川军无疑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杂牌军。有“双枪将”之称的川军，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士兵还多了一支大烟枪。

国人眼里，这是一支傻了吧唧的部队。时值北方末秋，当中央军和晋绥军坐着卡车从山西前线一路后撤时，这支脚着草鞋身穿单衣的“叫花子”部队，却从夔关出川，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逆着溃潮之师奔赴战争前线。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命悬一线之间，这支被人嘲笑的军队，被推向了抗日救国的历史舞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一旦离开四川这个安乐窝，川军就成了没妈的孩子——没有补给，没有兵营，没有粮草，严重缺乏枪支弹药。

山西地盘上，看着这支“叫花子部队”，晋绥军统率阎锡山怒电蒋介石，要求驱除川军，蒋介石也说“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天下之大竟无川军容身之地。就在此时，面临日军巨大压力，正组织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得知有支部队可调时，大喜。本以为报国无望的川军将士，发誓用敌人的血来报李将军的知遇之恩。由是，川军到达了第五战区，随即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徐州会战。

1938年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一路沿津浦线北上，从沧州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占领徐州进而威胁武汉，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滕县是南下徐州的战略门户，日军要占领徐州，首先要攻克滕县。战争双方最高指挥官心里都清楚，谁拿下了滕县，谁就掌握战争主动权。可当时组织徐州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台儿庄集结重兵，守卫滕县之重任就意外地落在了王铭章及他的“草鞋军”身上。

当时进犯滕县的日军共三个师团，总兵力约3万余人，配有山炮、重炮、战车等重武器，并有作战飞机四五十架，由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统一指挥。而守卫滕县的川军因此前山西作战伤亡过半，整编后实际不过2万多人，装备多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手榴弹及少量川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任何重武器。至于通信，旅以上才配有无线电，更谈不上交通、补给、卫生等装备。

滕县血战就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拉开了帷幕。1938年3月14日，身處战争前沿的122师师长、第41军前敌总指挥王铭章得到的最高命令是“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激战三天三夜，孤立无援下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楚歌之中。“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第4日午后，见援军无望，王铭章发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电报后，发起最后冲击，壮烈殉国。

死守4天半，川军总计伤亡一万余人，日军伤亡两千余人。王铭章成为包括整个台儿庄会战中，中国方面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徐州会战结束后，李宗仁无不感伤：“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内战外行，外战内行

偏安一隅的四川自古以来自得其乐，创造了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富裕的天府之国。

或许正因为此，古蜀被秦所灭成为“天下粮仓”以后，那条“不通人烟”的古蜀道便蜀门洞开——文明与野蛮相继进来，天府之国便在历朝历代中遭受种种渊薮。

四川历史上五次大移民，莫不与战争相关。清以来的“湖广填四川”，多半是四川这片广袤土地上兵戎相见之后形成的悲惨局面。今天的成都甚少“土著人”，三代以上的成都人几乎都是移民。

秦并天下，汉定关中，隋平江南，无不依靠四川人的鼎力支持以成大业。“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可以说，四川这块“风水宝地”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王业之基”。

川军的最大特点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历史上几乎所有内战中，四川基本就是一个割据政权，“中原大军”一到就土崩瓦解。但在抵御外敌上，毫不含糊，非常有血性。最为惨烈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要数“川军”抵抗蒙元入侵。

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朱批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四川省长）。余玠的战略眼光十分独到，整个四川版图都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堡，这些堡垒有一个共同特点，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蒙军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大量的良田在南宋的掌管之中整整51年。憾余玠后被奸臣所害，“川军”在钓鱼城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到南宋灭亡，还在拼死抵抗。

在川是虫，出川成龙

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川军起源于清末民初。清末帝宣统二年废绿营，在全国建陆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后来的陆军师），四川因省大人多兼控康藏地区，因而成立了十六、十七、十八镇。并成立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官军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来培养各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川军中的骨干，优秀者还曾被派遣出国深造。

历史并没有向前推进，军人当政的恶果，产生了一批各自为政的四川军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古训，从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四川特有的地形和人文。义气二字重千斤，人人皆称兄道弟，以“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好汉”为榜样，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这个时候“川军”的军魂主要靠“袍哥文化”来维系。由于盆地意识浓，川军很擅长“窝里斗”，彼此互不团结。这也为当年红军立足于四川，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川远离抗战前沿，但四川人对抗日的热情却胜过不少战争前线。其实要真正了解四川及四川人，须研究四川人骨子里的DNA，首先得从四川人的结构说起。历史上五次大移民使“四川人”流淌着五湖四海的血，每一个抗日大小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老乡和同胞，所以他们特别能拼。

难怪有专家如是结论，天下四川人，以天下为已任。川军在川是条虫，出川则成龙。

（水云间荐自《看历史》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