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方术与王朝政治

如果要给王林在历史中寻找一个合适的身份，方士一职无疑是非常符合他的行为规范的。千百年来，方士、方术与中国精英阶层以及背后的王朝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根植于民间信仰，通达于上流社会，在历次社会变迁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方士与儒生：中国文化的双重面孔

方士，即“有方之士”，其术为方术，俗称“巫术”，如卜筮、算命、相面、望气、扶乩、祈禳、通灵、堪舆、炼丹、气功等。

方術源自于上古时期的萨满传统，原始社会时期的神明崇拜和祭祀规范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民间信仰与后来的传统宗教有所区别，还处于民神杂糅、天人合一的状态。

职官系统的诞生，让中国文化出现了两条脉络。一条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和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进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另一条则是道教文化，该文化以术数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表达，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成，在民间有莫大势力。

这两条主线让中国文化图谱呈现出了多元对立的特点，一方面，正统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古今帝王都渴望长生久视，炼丹引气，方士、方术横行朝堂。前者是对现世的深度参与，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对宇宙、生命的追问，这两者呈反比关系，比如秦皇汉武，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他们在现世中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是惜寿怕死。

气功是中国式神秘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发端大约能上溯到魏晋，好谈玄，好五石散。中兴时代大约是义和团兴起那些年，能挡子弹。

弱队出门将，弱国有神功，杨露禅、董海川、孙禄堂、霍元甲、杜心五等国术大师为何在清末批量出现，救亡造神而已，不然，冷兵器几千年没出什么宗师，热武器出现后反而批量出现？不过是“你有大炮，我有神功”的文化安慰罢了。

国学热看起来段位高些，其实里子和气功热是差不多的。一文一武而已。

“小传统”与“大传统”：历史变革中的方士角色

千百年来，方士、方术一直是中国民间风俗、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传统”，即主流信仰和精英文化。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方士经常逾越“小传统”的界限，被动或主动地参与政事，与“大传统”发生复杂的纠缠。

比如，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汉末年的张角，靖康之耻中的道士郭京，明末三大案——红丸案的参与者李可灼，他们或多或少的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天下大乱”的导火索。

当然，在开国定鼎的历史中，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方士，并且四处笼络方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外，元朝初年的丘处机，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刘基，朱棣的谋士姚广孝，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方士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英阶层喜欢“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他们对民间信仰的控制还是相当严苛的。中国帝王历来有天命传统，对于“蛊惑人心”的各类小教、邪教，毫不手软。只有当政治大一统丧失合法性后，民间信仰才会出现不受控制的局面。

历览前史，我们就会发现，方士横行、方术泛滥，常发生在社会出现腐烂、政治出现紊乱，特别是主流信仰出现混乱的环境中。因为，这种情况下，民众往往会很茫然甚至饥不择食地寻找另外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来调适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之中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方士进化史：从炼丹算命到星座美眉

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

此外，袁天罡、李淳风、僧一行、张果、明崇俨等人在正史、野史中多有记载，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

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颇具神秘色彩。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上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学巨著《命理探原》。他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实际上，这与方术神秘主义的特质是背道而驰的，属于“自乱家法”。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星座学也可以看做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经常可以在收音机中听到“星座美眉”对一天运势的总结，身边的诸多朋友也用星座来分析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客观来说，与中国传统古代方术相比较，星座学具有门槛低的绝对优势，因此，其受众之广，前所未有，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星座美眉”们也能成为中国文化谱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大师的“饥渴”时代，精英的“巫术”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热的兴起，推动了大师们的批量出现。四书五经是国学，算命气功针灸也是国学，五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文化如此饥渴，先富起来的精英阶层缺少基本的学术训练和科学训练，他们在这一轮造神运动中，颜面丧尽。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信仰迷失的处境，三十多年来的快速财富积累，让中国精英阶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他们崛起的太快，以至于对自己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合法合规的清晰判断，他们惶惑不安，无枝可依，只好将自己的灵魂寄托于怪力乱神。

大师们在与时俱进，一位微博上的国学大师这样说：针灸班的同学，我要求每名学员必须请一个祖先牌位回家，每晨一支清香，一碗净水，拜三拜，连根养根，这样三年以后，针道超群。一位弟子发问：一般在哪里请祖宗牌位？大师答曰：淘宝网！

没有大师的时代就包装大师，如今被媒体冠以‘大师称号的人，多于以往任何时代。却只能算是人文精神稀缺、学术泡沫化的一种表征。没有真大师活着作对比，或者真大师因没有眼球效应而默默无闻。

这是“大师”的饥渴时代。某些名流和官员，有名有权不差钱，生命智慧的缺口宛如一条巨大沟壑，等着“大师”们来填充。饥渴而盲目的迷途羔羊，自然容易被李一或王林们所引领。伪大师提供不了醍醐灌顶的智慧食粮，却善于揣摩成功人士渴求精神良药的心理，以奇技淫巧炮制可口易服的心灵鸡汤。这鸡汤或可解一时之渴，但喝多了会中毒，带领“精英”们重回巫术时代。

“精英”们追随伪大师，付出权势和金钱，想得到各色真理;伪大师布道时便竭力逢迎“精英”，用于换取权势和金钱。这种新二人转，证明精神的庸众和伪大师正好是天生一对。精神庸众的土壤长出了伪大师，又欣然接受伪大师回过头来统治他们。以学问、道术或气功为名，他们照相、集邮、保官位、搞项目，心照不宣地实现了价值交换，在伪真理与权钱的平台相遇。彼此的精神向度看起来正相反对，实质上多是在同一个低层级的空间里滚，一方犯傻，另一方装傻。

人当然得有好奇心，得有超越于科学的终极之问。但这些，需要有纯正的人文、科学教育来导引。如果你决定拒绝常识，最好先弄清楚常识为什么有边界。如果你真的确信人类自有限度，怎么又那么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把人当神？

（《齐鲁周刊》2015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