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奇荒的一九二七年

刘刚

摘要：近代山东省曾出现过多次自然灾害，其中发生在1927年的荒灾甚为严重，对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深入了解该时期山东省灾害，笔者综述了1927年农业荒灾的暴发对山东民间形成的破坏。在匪患兵灾的背景下，官方及社会团体的相关救灾减灾活动难以完全到位，以致挽救人民生命、保护生产力、恢复社会经济的重任不能真正完成。该灾难造成惨痛的教训，警示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关键词：齐鲁；灾荒；1927年

中图分类号：F1，K2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15050018

0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近代以来，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届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控制的能力减弱，造成了灾情惨重的局面。根据李文海的研究，近代历时109年（1840-1949），只有1891年（光绪十七年）为中等年景，虽不少省份均有水旱灾情，但未发现大灾。其余的108年，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引起社会失序的灾情，其中尤以水、旱、蝗、震、疫、风、雹等灾种为多。刘仰东提出要把灾荒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灾荒和救灾集中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王林在他主编的《山东近代灾荒史》一书中，对近代山东灾荒的形成机制、特征、救灾措施、灾荒对经济、人口、社会的影响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董龙凯就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的方向、特征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移民是当时减轻灾害影响的一个重要措施。赵兰亮将近代山东的水旱灾害与这一时期的震灾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复合型灾害对社会造成了叠加式动乱的严重影响。

1927年暴发的山东特大荒祲，是集水旱蝗患为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灾害，也是与战乱、暴政相结合的一场持久的天灾人祸，波及范围广，死伤多，灾难深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次严重灾害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是散见于一些综合性灾害研究的文论之中。笔者首次对齐鲁奇荒进行了专题探讨，有利于人们基本了解北洋军阀统治末期以及国民政府创建之初的山东自然环境、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众命运。

1天灾

1927-1928年是北伐战争后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政权交接时期。国家治理瘫痪，社会秩序动荡。此时山东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起因于连年的旱灾，期间相继伴发了蝗虫、洪灾、冰雹、风灾等等，其后又引发烈性传染疾疫。一些贫苦农民因生计无着转而为匪，因此造成灾情之下更加上严重的匪患。在此期间，山东政府当局完全不顾及救灾赈济，境内的大小军阀相互争斗，战火不熄。

这次奇荒，是此前多年发生的灾情延续和加重的结果。历史资料记载，1920年山东发生40年未有之大旱灾，全省受灾35县，灾民总数达27380人。1921年，黄河于山东利津等处决口，沿黄各县受灾甚重。1922年，黄河又于利津一带3次漫溢。1923年，黄河又于廖桥处决口，范蹼寿阳四县生命财产尽付东流。1924年，山东水旱交加，兼遭直奉战争之溃军破坏，全省灾区38县，灾民约200万人。1925年，山东春旱麦枯，入夏淫雨，黄河2次决口，全省47县受灾，灾民200余万人。1926年，亢旱河患并发，全省几无完区。

1927年1月，济宁、曹州、巨野、嘉祥、菏泽、郸城、金乡、鱼台等多县突降大雨，“历一昼夜之久始止，乡间房屋多半倒塌，人民流离失所，各往城中避难，同时饮料食料，均发生恐慌。又闻麦苗因大雨之后，土质松离，麦根悉变红色，收获已属无望”。此次春涝水灾，造成了山东1927年春季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当年华洋义赈会报告称：“鲁灾区灾民多食破毡、棉花、皮革，或自尽、饿毙，铜元5枚可购一女。”入夏之后，山东又亢旱异常，继而蝗蛹大起，夏麦秋禾，悉遭巨灾。7月，鲁北惠民、滨县一带，“无数飞蝗入境，自东北蔽天而来”，“蚕食秋禾殆尽”。鲁西南“曹、充两属16县，发生70年未有之蝗灾，禾粒无收，兼遭烽隧，饿畔填塞。其中4县灾情尤奇重，草根食尽”。秋，鲁西南沂州属临沂、营县、沂水、蒙阴、费县、邦城、日照皆大旱，费县西部秋季作物收成不到二成，蒙阴县颗粒无收，临沂县乡民多卖耕牛来粮度日。

据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灾区广及56县，占地244434方里，有大小村庄32879所，户口9238234人，实当山东全省之半。”据调查，3万余村庄之收成，大多数不满一成，较佳者二三成不等，达五成者仅一县，各县平均仍不足二成。北京赈济会称：“鲁省107县，有35县收成不足百分之十，另有30县收成自百分之十至四十不等。”济南慈悲社致中国济生会函则称：“鲁省历经水旱兵蝗各灾，致颗粒不收者57县。”

总之，1927年山东的奇荒大灾，起先是年初鲁西南各县突降暴雨，水涝严重，尤以农村的灾情最重。农村房舍建筑比较简陋，每遇风雨灾害，居所多半倒塌。受灾百姓顿时流离失所，纷纷涌向城中避难。这年夏秋之时，全省又转涝为旱，入夏缺雨，农田作物干枯严重。鲁西大旱，继而蝗蝻繁衍，飞蝗大起，夏麦秋禾被毁殆尽。据文献记载，山东境内约有60个州县受灾。截至1927年11月18日，山东灾区60县，灾民900万人，700万人背井离乡（图1～5）。鲁西及鲁西南曹州、兖州2个地区的16个县为重灾区。

1928年山东的灾情并未缓解。1928年春季，山东利津王家院、棘子刘等处黄河大堤决口，淹没60余村，广饶、博兴、寿光等县均被波及。7月24日，安邱、临朐大雨，“山洪暴发，汶河、弥河水势陡涨，汶水尤大，淹没两县村庄甚多。”溺死者18000人，无家可归者32000人。8月下旬，济南阴雨连绵，黄河水涨，民间住房十漏九塌，下等草房，多半倾毁，马路全部悉被冲毁，石块均已暴出，护城河水于地几平，附近人民有被淹毙而漂尸河内者。

1928年同时还有旱灾和蝗灾。“鲁西夏津、东昌、冠县一带，鲁南曲阜一带，皆为灾授纂重之区”，胶东一带，亦“亢旱不雨，田禾枯萎”。灾民数目占全县户口三分之一以上者27县，其中曲阜高达73%，冠县占54%，泗水占52%。重灾区的村民多拆屋售材料以购粮与燃料。有多村之房屋仅余四壁，人民结队赴东三省者络绎不绝，有数县生产占60‰其留者有30%，为病所困，有许多田中全未种物，牲畜渐见稀少。鲁西南的临沂各县本年灾情亦极为严重。7月，临沂大旱，遍生蝗蛹，县境东南部（今临沭县）一带尤重，各村捕杀，无济于事，秋季，多数农田绝产，沭河以东数十公里遍地蓬篙，不见人烟。蒙阴自5月以来，瘟疫流行，继而蔓延于东北各处。死亡益多，传染益剧。至8月，死者已达23000余人。秋，费县西部（今属平邑县）飞蝗遍地，吃尽庄稼。瘟疫蔓延，民多死亡。有调查统计报告称，1928年山东全省被灾者已达83县，灾民总数约在500万人。

到了1929年，灾情更趋严重，受灾州县100个，灾民增至2000多万人，占到全省人口的半数以上。史称，1928年，鲁西夏津、东昌、冠县一带，鲁南曲阜一带，乃是灾荒极为严重的地区，胶东一带，旱情也是相当厉害，不少地方伴有蝗患。旱、蝗肆虐之外，又有水涝之灾。特大风雨造成济南城关商埠及附近乡区，倒塌之房屋共计5000余间，人民死亡者400余名，财产及物品损失在百万以上。综计各处水旱情形，当年全省受灾范围已超百县，灾民总数又增加约500万人。

连续的荒歉缺食，长期的饥饿体衰，导致灾区疫情暴发。外国记者描述：“灾民的苦难是震撼人心的。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大部分灾民住在麦秸搭起的棚子里，两端透风。极少人有床睡，成千上万的难民都是直接睡在冻土上……”

2人祸

战争与灾荒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代时期的1840-1949年，中国至少有一半时间处于战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重大灾荒的发生也大都在战争期间或在战争之后，这不能说是巧合。历史事实证明，频繁的战争是导致晚清灾荒频发的重要原因，每次战争都会诱发水旱灾害㈣。山东省1927年以来的特大灾荒，与当时的政权分裂、官方腐败、苛政重赋、匪患兵灾等“人祸”密切相关。

2.1匪患

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饥民遍地，社会失序，其直接后果就是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转而为匪。1927-1928年，不仅鲁南、鲁东山区多有土匪，而且鲁西、鲁北平原地区也时有土匪出没；不仅穷乡僻壤土匪猖撅，城邑闹市乃至省城济南土匪也大受其虐。据史料估计，1927年灾后，山东全省的土匪总数在20万人以上。

鲁南匪患最重。1928年2月14日《晨报》报道称：“鲁省由沂州至泰安途中，蒙山附近因土匪横行，几无人烟，田野禾稼自行腐烂，至今无人刈收断。”有一则当时的报道说：“旧历正月十六日，有大股土匪四五千人，由沂水南境，抢至沂水北境，又由沂水北境，抢回沂水南境。全县十八区，被抢者遍十五区，所架男女肉票先后不下四五万人，死伤约五六千人。沂城几乎为匪占去，匪入境至出境共十余日，复于二月二十六日折回沂水城南，粮米牲畜，被抢一空，真空前之惨劫也。”

胶东向称富饶之地，其土匪亦与众不同，“其中匪首，皆有权势之土豪，交通勾结，俨然衣冠中人，一切劫掳之事，嗽其部下，而首领则坐地分赃，盗财富有，其部下被军警查出或拘捕时，彼等设法营救之。附近居民，偶因供给不周，或因小故干犯，则乘夜遣人残其身命，或屠其全家。”

在山东省城济南亦有土匪出没。1928年9月8日早7点，土匪4人冲入城区的信成东粮栈，劫掠现洋700余元，银票数千元，携款逃窜，可见当时山东匪患之猖獗。

1927年灾情最重之日，也是山东最大的匪首刘桂堂（俗称刘黑七）危害最烈之时。1927年2月10日，刘桂堂匪帮窜往南孝义村（今属平邑县）勒索钱粮。全村共136户，735人，时值大旱之年，饥荒严重，有些村民不得已以柑子土充饥。在刘匪的威逼下，村民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土匪攻进村后，全村被害346人，全家被杀绝者41户，外村来这里逃难的40多人也全部被杀。全村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土匪还掳去姑娘15人。幸存下来的村民大都外出逃荒要饭，卖掉子女38人，病饿死于外乡者73人。全村仅剩下212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鲁南蒙山地区被刘桂堂匪帮烧、杀、抢、劫的村庄共有1000余个，烧毁房屋20余万间，杀死群众12000余人。再加上3年大旱，这一地区饿死的人共达20万以上，卖儿女者不计其数。

2.2兵祸

20世纪20年代，山东境内战争连绵，内忧外患同时发生，它们将山东人民的灾难推向了顶峰。1925年后，山东境内发生的战争有：1925年10月，张宗昌与孙传芳之间爆发的浙奉战争，战场主要在皖北、苏北和鲁南。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张宗昌与岳维峻之间爆发的鲁豫战争，战场主要在豫东和鲁西南。1926年2月至4月，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之间爆发的战争，战场主要在冀南、天津、北京一带。1927-1928年，张宗昌对抗北伐军的战争。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竭力阻挠北伐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图7-8）。济南惨案后援会的报告称，济南惨案死亡3625人，受伤1455人，财产损失约2600万元。

20世纪20年代后期，山东频繁发生的战乱，受害最重最直接的都是山东人民大众。1925-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窃任山东军务督办期间，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加捐派款，层层盘剥，大大消弱了齐鲁人民的抗灾御灾能力，使灾情变得更为深重。

张宗昌（图9）盘踞山东的第二年（1926年），大肆强征钱粮，使省内新增的附加税超过正税4倍之多。1927年，山东省署于境内农村田地上征收地丁税的种类有：“正额、省县附税、省教育附税、河工附税、河工特捐、军事附捐、汽车路附捐、县教育附捐、赈济附捐、警备捐、清乡费、地方公款”等。其中，军事特捐1000万元，加征丁漕2000万元。增幅非常大，超过原额许多。之后又随意增加了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等8种苛捐杂税，也大大超过了正税。

另外，张宗昌还常常以军事的名义向民间大量摊派兵差，临时派征力役、实物、货币。1928年后兵差极为严重，全省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临沂等县兵差征收占地丁正税的274.41%，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阀张宗昌的山东军队号称20万人，连年战争，军粮给养多半由当地农民供给。而且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图10）。

由于政府无道，地方官员作恶，导致各阶级阶层关系失衡，地方动乱，匪患四起。邹县、泗水等地“群山廖阔，众匪盘踞，数载于兹。……或焚烧无遗，或枪毙多命，抢掠架人，犹其余事，甚则卖儿鬻女之资，悉为匪所掠，……”。1928年的正月十六，曾有大股土匪四五千人，由沂水南境，抢至沂水北境，又由沂水北境，抢回沂水南境。城中粮米牲畜被抢一空，先后四五万人被绑架，死伤者约有五六千人。同时，省会济南城关，因商埠云集而匪盗时常出没，持刀持枪抢劫案件不断发生，商民十分恐慌，家境殷实者，大多纷纷赴青岛避难。

3赈济救荒

如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持续数年的山东自然灾害以及相伴而起的匪患、兵祸使山东人民遭受了一场特大奇荒。齐鲁大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走向崩溃。面对这场历史上的特大奇荒，在民间慈善组织和社会贤达的推动下，各地官民分别行动起来，开展和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赈济与救助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1官方赈灾

这场奇荒大灾正值中国的中央政权更替之交。1927年上半年，政权还掌握在北洋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手里。而山东省又是奉系政权的重要基地，因此北洋政府对山东的灾难不可能完全漠视，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去救助这块军政要地。当地一些地方官署，自然也会随之摆出救灾善举的姿态，开展相应的救济工作（图11～12）。

北洋政府于1927年7月宣布对山东省的救灾令，同时在北京设立了督办山东赈务处，由其统揽山东救济事务。首先，赈务处在征得外国使团和国内财税机关的同意后，决定实施新征海关赈灾附加税一年的优惠政策，税率5厘，以此附加税收入用于赈灾专项经费。随后，由山东绅商王占元等人，向北洋政府申请拨付邮电铁路赈款，并请求加征救灾附加税。在通过财政部和内务部会议后，得到认可准行的批复。

与此同时，属于奉系军阀张宗昌势力范围的山东省政府，也表示了赈灾的态度。省长林宪祖曾请求中央政府为省内灾荒拨付赈款：“年前筹办冬赈，提倡粥厂，力图补救，勉支一时，比者严冬方过，又值春荒，青黄不接，为日甚长，产鲜盖藏，人多菜色，哀鸿遍野，待哺嗷嗷。现虽极力设法筹济，外省义赈，亦随时补助，无如灾民太众，杯水车薪，势难普及，库空如洗，罗掘俱穷，安集无力，疚心曷极，再四筹思，惟有胪陈灾况，为民请命，伏望俯念鲁省被灾奇重，为历年罕见，饬部酌拨赈款，抑或颁发赈粮。”山东官署配合中央政府，在境内开办粥厂为饥民施食。其中于济南设粥厂4处，前后承担了供给约3万多人之口食的任务。在省会以外的其它地带，也设立了粥厂，对露宿饥饿者予以补给。同时，还设法从外省购粮，尤其是从东北运粮入境。如1928年山东地方向奉天（沈阳）派出采办红粮委员，先后购1.1万包粮食，经秦皇岛转运到济南，分发给各灾区（图13～15）。

山东各地还设立因利局，向灾民提供贷款，助其恢复生产，重建家业。在青岛设立的道院因利局，主要是向灾民分期发放小额贷款，免息援助。与之相配套的资助工程是：由省长带头捐资，并动员省城各机关和各县署人员及慈善家来一起响应，共同集资，以补助向东北逃荒的难民。

但是，正在社会各界开展救济活动，各项布置就绪、救灾工作甫启之时，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伐战争中倒台，之前所作的赈灾举措瞬间作废。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央设立了赈务委员会，在地方设立赈务分会，启动荒政，发行赈灾公债（图16）。1927年8月29日，山东省赈务委员会成立，接着各县也成立了赈务分会。

南京政府决定征收赈灾特捐，令当年中兴煤矿委员会每吨煤附加山东赈捐1元，以10万吨为限。当年5月起，令由财政部特派员公署在国税项每月补助山东两万元，作为办理各项慈善事业的费用。这期间，山东赈务处曾筹集赈粮1000吨运至德州。1929年齐鲁地方还得到北平山东赈务处会工赈粮3000石；奉天东北筹赈会赈粮400包。东北锦县还筹得赈粮9000石运至济南。另外，山东省政府曾通令所属各县将烟苗罚款改作赈款，由省赈务会统一分发。

3.2慈善团体赈济

1927年11月16日，济南各慈善团体在商埠公园举行山东全省临时饥民庇寒所募捐游艺大会，约收入票款47000余元，以惠济难民（图17）。1928年5月，济南东关商民联合附近全体商民组织济南东关慈善会，专门办理东关一带慈善事业。当年11月由济南红十字分会以及各地分会代表50多人成立了世界红十字会全鲁各分会联合救济办事处（简称“全鲁联处”）全力承办救灾事宜。

上海临时义赈会，募款专门救助鲁南兖州和沂州2处灾区。其它各地的慈善机构及个人，也都对山东灾荒进行了救济。哈尔滨各社会团体筹集了大批高粱，赠送给山东。同时，该市的各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还停薪5日，将节余经费汇解灾区。东北地方普遍设立救济收容所，收容山东难民。然后分交各处开垦荒地。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山东地方作了相应的救助，他电令辖区对山东来的灾民予以施粥或护送其至目的地（图18）。

国际上的相关机构和个人也对山东灾荒进行了救济。其中，1928年4月14日美国社会各界为山东难民举办募捐大会，所得捐款充作工赈经费。即招募数万工人，于山东修筑公路，以救济灾情。同时，纽约国际赈灾委员会应中国华洋义赈总会的请求，支助山东灾区1000万美元，用于农村改良及工赈事业。侨居哈尔滨的俄商仿照官方办法，对职工，扣薪5日，汇捐山东灾民。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曾筹得赈米400包；华洋义赈会筹得赈粮250吨，全部送往灾区（图19）。海外华侨也对此次灾荒积极进行救济，如1928年9月赈灾委员会就曾收到华侨捐款5.5万元给山东。

以上是南京国民政府、山东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国内社会团体、个人对山东灾荒的救济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外族的侵略、国内政治的腐败，不仅会加重自然灾害，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人们救灾的行为，抵消一切积极的赈济效果。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各派地方势力较少关注民间的苦难，即使有对灾荒的救援举动，也相当有限，另图本集团本山头以至个人私利。如1927年，山东军政长官张宗昌曾令每丁银一两加征赈济特捐一元。此乃是让灾民自己摊钱交给官署，再让官方救济自己，并且所征钱款大都变成了张宗昌的军费。张宗昌还扣减军政人员薪水三至五成，谎称移为赈灾之用，但实际上成了给他父亲的寿礼，被人戏称为“祝寿捐。”国民政府的赈灾行为，虽较有实效，但官方仍在忙于战事，救济力度不够。社会团体和民间个人的赈济活动，也因国家动荡、军政割据、地方经济衰退等种种因素，难以全面到位。所以，齐鲁灾荒之势终究无法遏止，不免形成大范围的死伤，大规模的逃亡，大面积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