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2015-05-04 06:47田广
广西民族研究 2014年5期
关键词:民族志经济发展

[摘要]经济人类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对话的产物,它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有别于经济学的理解。经济人类学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能够进一步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从而使经济人类学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经济人类学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来考察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需求和动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因此,其研究方法必须得到完善,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层次。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民族志;经济行为;人类学批判;经济发展

[作者]田广,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广东汕头,51506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5-0041-008

一、引言:关于经济人类学的发展问题

经济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是人类学与经济学的对话,它以人类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不仅描述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还进一步研究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创新理论来描述社会制度的脉络以及影响经济运作的动力等。换言之,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视野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科学,是20世纪经济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也是一门跨领域的综合边缘学科。

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其特有的学科理论来解释经济观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旨在从个别到大众的每个层级中发现社会组织的本质。从19世纪开始,经济人类学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以“原始人类经济”的形态存在为话题,试图检验这样一个原理:世界的经济秩序必须以巩固西方工业社会为准则。当然,随着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时至今日,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延伸扩展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完善,且尚未达到其最终形态,因此人们对经济人类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

人类对于知识的推崇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基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属于人文学科研究范畴的人类学,在这个时期被融入各大高校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大纲之中,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异文化”的客观数据库,供专家和内部人员使用,并因此确定了文化相对论的典范,强调每个社会都应该有其独特的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文化是一种经济现象,并将其作为经济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但是,这一典范与已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经济事实却不相吻合。由于人类学家将其知识权威建立在对偏远地区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因此他们对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模式研究的能力遭受到传统经济学家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未妨碍经济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持续不断研究的努力。

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人类学家都在研究“原始人”的经济行为是否也出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及是否适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即“理性行为”。起初,人类学家们收集了大量有关进化理论的史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地调查变得更加流行,人类学家试图用在研究“原始”社会时的发现来探讨更普遍的主流经济体,最终因误解了经济学家的认知前提而未能成功。

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美苏冷战达到高潮,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宣布扩大公共服务,同时维持对于金融市场的有力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导致经济人类学家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囊括了部落数量在不断减少时期的各国农民经济。形式主义者认为主流经济体的概念和工具更适用于研究范畴被扩大了的世界经济,但实体主义者则更倾向于体制化的方法。所谓“体制化”是指社会经济命运并非由客观市场所主导,而是经济融入了从家庭到政府以及宗教等其他社会体制内。回顾历史的发展,不难发现,这场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者之间的争论造成经济人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后来这场争论陷入僵局,马克思主义和平等主义,在借鉴传统民族志常有内容的情况下,开始短暂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经济人类学的第三个阶段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又分为全球化扩大的三个“十年”。分别是经济人类学的“批判理论”、“文化交替”以及“硬科学”三个理论形成时期,其中,“硬科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的包装下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见证了人类学家的种种努力,他们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理论概念,扩大调查研究范围,试图完整地定义人类经济组织的范畴。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坚持民族志基于参与式观察的传统理论和方法。

现阶段是人类学家能够走出更远一步并且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成熟时期,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的第四个也是全新的一个阶段。这将有助于经济学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世界经济的最基本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形式,允许北大西洋社会体占据世界经济体的主要地位,但这一形式是否遵循了普遍有效性原则?这场关于相同性和差异性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但人类学家并未因此而中断对不同地区居民思想和行为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华尔街看成是一个猎人聚集的小社区,用西方经济模型分析华尔街对金融的冲击,是完全可行的。然而,用理性的市场模型来分析非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则缺乏有效的说服力。

二、关于经济人类学方法论问题

任何一个推测性理论的推广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经济”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管家”,通常指一个私人庄园的管家。基于市场和货币的劳动分工,管家概念可被追溯到更远的年代,甚至是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这里提到的“管家”,其构成与市场规则恰好相反。人类一经出现就开始逐渐改变其生活环境,并开始在群体之间交换物品。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这样来论断,现代人类的经济活动在人类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由于现代民族志只能有限地反映这一历史,所以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来综合反映,比如经济考古学。虽然对于化石等方面的地质考古研究,为研究古代财产和交易模型提供了大量的线索,但对于人类如何定义和管理其财产仍然存在疑点。现代人类学家将早期的人类经济看成是不断寻求生存机会的标志,农业的形成促进了劳动投入的集约化,并且慢慢形成了所谓的“苦工”。然而,早期的农业学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理解工作的定义,更不用说那些石器时代的猎人了。

“经济”一词在欧洲社会思想的历史中有其特定的发展轨迹,而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人类学家从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群体来研究人类经济。近几十年来,经济人类学最大的进展之一就是探索经济的“区域模型”。例如,食物采集者会将其居住的森林看作安全地带,他们的劳作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种工作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现代西方世界而言,都是陌生的。更为复杂的是,“经济”一词在不断地与其他术语相结合,比如政治、道德、文化、环境,甚至是精神。“经济”是现代文明的关键词之一,由古至今,“经济”一词所指对象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讨论“经济”一词的广泛性时,对其历史轨迹的认知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内涵。

长期以来,经济人类学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进行研究的方式,被当作传统的思想方法。所以相关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叙述,一般都明显地倾向于北大西洋的观点,这反映了现代欧洲和美国在世界经济社会和学术社会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如果相应地从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来讨论经济人类学,无疑会加深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虽然经济人类学专家在世界范围的研究持续了仅一个世纪多,但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学术团体,经济人类学早在欧洲殖民统治期间就开始形成了,不过这一时期经济人类学家普遍缺乏经济学背景。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唤起学术界对这种自我意识原则的觉醒。为此,需要更加谨慎和清晰地定义这一研究领域,探讨其研究方法,同时又要兼顾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20世纪下半期,许多经济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并未自称是经济人类学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拥有经济人类学家的这种自我意识。经济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注重对经济数据的分析,热衷于数学模型的建立,因此并不需要到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相反,经济人类学家更关注人们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热衷于通过对人们日常的经济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中抽象出理论模型,因此他们必须深入实地进行调查,即进行经济民族志研究。

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对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研究的世界历史观点,都应该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虽然在20世纪曾部分地摒弃这个观点。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常常会忽视对与文化和道德相关的经济活动问题进行研究,但经济人类学家却擅长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关于经济研究的方法,依据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不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可偏废。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人类同属单一的经济体,其多样性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简单地划分为西方经济体或其他经济体。虽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与时俱进,并逐步接受更多的定量化分析的技术手段,但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则是经济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科的标志性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已经被众多学科所接受,并且成为人类学的品牌,受到从学术界到实业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

三、关于人类经济行为问题

19世纪后期,“经济”这一术语主要指的是国内物品和服务买卖的集合,因此产生了“英国经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等民族国家经济的概念。同时,经济一词也经常和“人民”、“民族”等概念结合在一起,比如德语中的“国民经济”和匈牙利的“经济”(nepgazdasag)。这里所指的经济是可量化的,并且经常与生产挂钩,其主要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需求,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得到像干净的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但更多人则不必担心生存问题。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忍受工作的辛苦去购买非生活必需品呢?答案是显然的:这些非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是以社会和个人的文化归属来衡量的。稀缺性通常意味着很高的价值,这里所指的稀缺性主要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而非自然产物方面的稀缺性。

生产和消费通过分配过程而互相联系起来,这个分配过程可能是不公平的。有时候,“分配”一词可用“交易”代替,但我们坚持必须区分清楚这两个词义之间的原则性差异。“交易”是经济周期的普遍性原则,虽然它可以采取很多的形式,但并非所有的资源流动都能归类为交易。例如,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而进献贡品可能被认为是一场交易,但这其实是对于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误解。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是税收的再分配,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资源共享的形式,而不是一场交易。根据经济周期和部门,比如运输或者能源市场、外贸交易、保健或者住房,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可进行更加专业的分类。按照惯例,现代西方经济被分为私人和公共两大领域。这两大领域分别由市场和政府进行调控,而政府通过税收将经济利润进行再分配。在冷战时期,产权是经济组织模型的争论焦点。但近几十年,在这方面的争论弱化了许多,而且对于私人和公共的分界线的定义也越来越模糊了。

在欧洲大陆,一些经济惯例仍然强调政治体制和规则的作用,但这些惯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土崩瓦解。自19世纪起,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惯例已经脱离了英国的功利主义,允许自由市场在预算限制内的个人价值最大化,这一价值通常是由货币计量下的成本和收益构成的。当个人赠送礼物给家人和朋友时,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显然没有将个人价值最大化。尽管经济学家并未深入研究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但这仍然可以看成是在资源稀缺状况下的效用最大化。一些经济学家将“理性选择”放入最密切的经济领域,比如家庭。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所有的交易类型,包括同年代和不同年代人之间的交易。如果经济的定义是对于人的选择,同时其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一原则显然包含了人类的生命周期及其进化过程,甚至还包含了动物的进化过程。从系统化的理性层面来看,经济不仅仅解释了家族贸易的特殊模式,还解释了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什么要遵从领导者或崇拜上帝。作为指导性原则,唯一可以与经济学“理性选择”原则相抗衡的就是生物学。现在,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交流日渐频繁。比如,在进化经济领域,学者们研究社会进化选择和达尔文的自然进化选择之间就存在相互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的方法,有助于形成解决数学上复杂问题的正式方案,但这不能解释人的偏好和道德价值的行为。这些方法往往假设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有效地把“民族”意识从“国民经济”中剔除了。虽然没有扩大经济的范畴,但仍然与我们对经济的理解不一样。“人类经济”指的是对社会福利和人类所有需求的满足,包括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教育、公共安全和健康的环境;还包括对于无形特质的追求,比如自尊的需求,这类需求不是通过私人市场交易就能满足的。为了增强“经济效益”,市场体制通常是社会构建形式的产物且并非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显然已经延伸到新的领域。人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有商品价值的市场,在道德上并不总是中立的,它总带有一些会误导人的统计数据。以教育为例,如果把教授仅仅当成是商业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其教育对象的素质必然会降低。显然,这一素质的降低并不能在数据中体现出来。长期而言,经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族和宗教制度的形成,但我们对基于效率概念和抽象的个人理性的进化模型仍然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来对物质的、历史的,和民族志的记录做出正确的经济评价。

对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生活的标准以及人的需求和动机。在当今社会,对于大部分商品的分配,市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欧亚大陆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剥削和痛苦,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自由市场机制最终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公平。在消除或者限制市场之前,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那么多的穷人会寻求更多加入市场的机会而不是选择退出市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经济体制的研究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建立在政治制度、社会传统和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即便选择与他人合作,这也是个人在计算得失之后的结果。而“人类经济”强调的是群体,人们的选择有时候是基于个人计算的结果,但大部分是出于家庭、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考虑。

在经济学理论界,一些学者承认这些担忧,但是这对于主流新古典主义惯例来说,却显得不那么重要。像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对于扩大市场规则到底有多少意义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经济人类学家并不期望与经济学家能有很大的交集,因为经济学家将经济理解为“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个人效用最大化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个基于个人效用的经济定义。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出于对现实世界的考虑,关注人类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发现及所提出的相关理论,进而重新理解经济,并对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泛市场化现象进行理性的再思考。

四、关于人类学批判问题

与“经济”一词的起源一样,“人类学”也起源于古希腊。人类学是对整个人类的系统性研究。现在,对于人类学的应用主要是大家所熟悉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面,文化(社会)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四大领域之一,与其他三个领域——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并存。确切地说,经济人类学是属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强调文化的人类学者将历史追溯到希罗多德著作里的古埃及的原始游牧民族,或者追溯到美国本土民族在遭遇西班牙殖民者统治时,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时期。我们认为,在19世纪,批判人类学在民主革命和理性主义哲学中有其独特的根源,关注不平等的专制主义是如何被平等社会所取代的。启蒙哲学家对不平等社会到平等社会的演化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这种平等的未来与基于等级分类的亲族组织相类似。不同理论在不同时期对“当代野蛮人”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孟德斯鸠的理论。

到底什么是“批判”?它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判断去检验当代文明的建立基础,而对资源的判断是基于周全考虑之上的,即通过识别从特殊到普遍的原则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观点。卢梭是批判人类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从如何解决世界性不平等的视角出发,对腐朽文明提出了批判。他提出,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并找出新的解决方法。在20世纪初叶到中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促使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众多人类学家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认真思考,并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基础地位。

卢梭并不关心个人在自然禀赋中的变异,他关心的是在财富、诚信和社会习俗中,服从命令的人为不平等状况。为了建立一个全人类平等的模型,卢梭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自然的前社会状态,他认为在这个进化阶段,人是独立生存的,是非常健康、快乐并绝对自由的。然而,这种“高贵的野蛮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上的。最初的人类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不遵守任何规定,也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自身的发展,促成了卢梭所谓的人类向“初生社会”的过渡。在“初生社会”时期,经济基础可以概括为拥有房屋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为什么将自然状态独立开来呢?据卢梭推测,这和自然灾害和经济短缺有很大的关系。

卢梭的推测是以农业生产为背景的,或者是卢梭所谓的“小麦与钢铁”。土地的耕种催生了早期的财产制度,并最终导致了政治社会的发展。公民秩序的形成先于霍布斯状态,这个状态指的是在法律产生之前的所有战争。卢梭认为,共识能促成遵守法律的新社会契约。但是,这显然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富人永久性地掌握了转移不平等产权的法律制裁制度。有了这样不幸的开始,政治社会才能在不断的革命中变迁。这个变迁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法律的建立和产权的产生时期,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分;第二时期地方法官制度的形成时期,是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第三时期是从法律到专制的转变时期,是主人和奴隶分开。在最后一个时期,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直到新一轮的革命瓦解了既有统治并重新建立社会和法律秩序。

专制主义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循环,所有的个人再次变得平等,他们不再受限于法律,而是遵从主人的意愿。对卢梭来说,不平等的滋生只是文明社会中人类关系疏远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从劳动分工和对他人观点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回到主观的自我充足。卢梭的经济不平等论成为当今世界的警示:这显然违背了自然法则,当一部分人拥有剩余资源的时候,其他饥饿的大众正在为生活必需品而挣扎。

在20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于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大量引用了卢梭的理论,摩尔根的著作也被看成是卢梭理论的继承之作。但是后来这个理论却不再被当成人类典范,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论者的民族志,这更加符合世界被分割成各个国家民族的现实。我们熟悉很多关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词汇,“民族志”对于在国外研究西伯利亚“差异性”的学者,甚至农民来说,都相当熟悉。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其著作中建立了与卢梭和康德的普世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在人类学作为规则形成的期间,这两大主流都坚持生产性压力。在殖民帝国建立的19世纪,普世主义在进化论思想的包装下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被归类为“自然民族”,自然民族的人类早期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摩尔根和恩格斯等学者都支持原始共产主义说,因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相对于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共产主义而言的。

20世纪,人类学家摒弃了这样粗劣的进化模型,大部分学者拒绝了共同进化的观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和他们的同事们都投入到对于特殊群体的专门研究中,追溯至历史资料有记载的特定时期。这些民族志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领域,但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遗漏某些方面的内容。经济人类学最大的贡献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再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过程中人的行为动机,以及人类经济活动与其他领域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经济人类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人类学家并未关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关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常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者认为是过度微观和非典型的案例研究。我们支持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必须得到完善,不但要扩展到跨学科研究中去,还要延伸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层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的经济和历史。

主流经济学依然是微观层面的,但用的是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是在分析预测综合行为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理论通常推测的也是个体行为。虽然宏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促进了人类学家和考古人类学家的沟通,但是致力于微观层面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有可能促成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不论何时,微观理论总是解释宏观发展的重心点。经济人类学家在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出现之前,就描述和分析了个体决策的过程。我们需要重新分析和定位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会有哪些重大的影响,比如,我们是否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利己主义的无根据推测,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了?某些行为准则是否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体?经济人类学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经济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普遍压力以及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特殊压力之下,并在经济人类学研究领域方面争论不止。我们认为,经济人类学家应该运用历史性架构,而不是根据现在流行领域中,如进化心理学或者博弈论之类的普遍解释来进行研究。

在那些对于批判性经济人类学理论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当中,不得不提的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反对专注于经济循环(不仅是交易)体制的经济学家的假设和结论。莫斯关于礼物的研究被理解成对交易理论的狭隘描述,由此被作为是与“礼品和商品”相对比的一方面。这里的“礼品和商品”之对比,指的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典型划分。实际上,莫斯的目的是消除纯粹的礼品和自私的合约之间的敌对关系,建立一个相互义务和综合社会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卡尔·波兰尼强调的是时代的某一时刻,比如工业革命时期,从而建立“大分离”理论,这使得他及其追随者摒弃了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学研究。21世纪前10年发生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增加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于过度扩张的市场准则的危险性经典分析这一复兴的可能性。同时,社会学家发现,当市场原则变得强大的时候,波兰尼理论对于互惠原则,以及作为经济社会的“整合形式”的重新分配制度而言,并没有失去作用。

莫斯和波兰尼的理论,促使我们思考:社会是如何在地理分配的经济原则与历史的结合中发展起来的?这两位学者都认为这是对完全解放的人类经济的扭曲,他们对以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当代社会研究非常感兴趣。像马克思一样,他们反对削弱资本主义市场的空想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对内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的权利和福利;对外,通过对货币和市场的调节,造成当地日常供给的短缺。莫斯和波兰尼在把民族志研究作为个人职业的基础上,各自建立了一般性原则,这个原则强调了人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连接历史、人类学和批判学的桥梁,关注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性问题。非常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因此才更需要我们从现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

结论

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非经济因素的人文研究,成就了经济人类学这一跨领域的边缘交叉学科。换言之,经济人类学就是探讨不同社会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一门学问,她秉承人类学这一学科固有的批判主义精神,即通过研究“他者”的世界,来反观自身社会。试图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命题以及推论做出整体的反思,还原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比如关于交换、货币或市场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和社会交往的本来含义。

因此,经济人类学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与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是具有明显差异的。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收入分配等相关变项,这些变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制度关系。经济学把经济理性作为最基本的分析手段和最重要的前提假定,认为每一个社会交换和经济过程的参与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动机:使其利益和价值在经济交往中最大化。但是当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就会发现:经济学中关于理想的原则或假定,并非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更多的是显现出作为一种变项而存在的特质。

经济人类学把对人类本质实现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通过对人类不同群体的相异性进行研究,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含义和时代特征。因此,经济人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扩展延伸自己的研究领域,学习和接受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从而实现对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超越和融合。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使得经济人类学能够比经济学更深入到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史、各种具体的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贫穷、不平等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人类学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而作为其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在中国基本上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不仅特别需要包括经济人类学在内的理论研究和指导,而且也为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使之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付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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