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地下电影”纪实主义美学特征研究

2015-05-09 12:59刘诗伦
青年文学家 2015年15期
关键词:樟柯纪实主义

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电影现象,一批新生代导演群落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及电影运动的影响,以影像的方式书写着中国现代都市底层民众的生活百态但却由于创作时的脱离体制,虽辗转于各大国际电影节之中而无缘中国电影市场,被沦为“地下电影”。本文以90年代期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获奖的中国地下电影为研究文本,对其纪实主义的美学特征方面进行探索,分析其与以往中国主流电影的差别。

关键词:地下电影;边缘化;纪实主义

作者简介:刘诗伦(1990.10-),女,汉族,籍贯:江苏南京,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在读,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5--01

“地下电影”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秘密放映个人制作的实验性影片运动。在西方其实质具有实验色彩,从内容上多半涉及反社会、反政府以及反道德等方面。

在中国,其与西方实验电影不同,不存在反人类、变态、挑战生理极限等方面的极端内容,而是由于特殊时期中国的电影环境所造成的,同时在表现手法以及表现题材上有些敏感,和主流意识相抵触。“地下电影”主要是指未经审查、游离于电影发行体制外的影片,例贾樟柯的《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姜文的《鬼子来了》等。

美学特征:原生态纪实主义风格

“风格是电影叙事中最特殊、最鲜明的作者个人标签。从风格入手,我们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影片在叙事上的独特个性。电影的风格一般要受到时代、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它最终会直接体现到导演所执导的作品中。”1 “地下电影”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多侧重于描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纪实成为此类导演所青睐的风格。

1.纪实主义风格

“地下电影”在主题与风格上不断进步,但也能找到一些特质,纪实风格即为最显见的共性之一。法国影评家泰松曾评论贾樟柯,称其作品在新一代的中国电影中,令人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中国的现实,原因是由于贾樟柯的纪实风格或现实主义风格。

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和《任逍遥》充分运用了纪实主义风格的美学特征。《北京杂种》、《冬春的日子》等都是用“自然、真实、平等” 的镜头语言, 通过性、暴力、摇滚等视觉元素, 表现都市青年迷茫、无助的心理状态。其选择用纪实主义手法来还原世界,快速的镜头切换,毫无规律的内在逻辑的画面剪辑,晃动的镜头,主色调的斑驳迷离,同时以充实的实验性的电影语言表达他们对于斑驳迷茫的城市生活的体验。其不是力图表现隐藏在现实表面下的深层意识形态真理, 而是试图剥离政治意识形态,揭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

2.长镜头的拍摄方式

长镜头导演们凝聚生活的一种手段。一般分为两种,一是镜头始终为固定镜头,以镜头内部的画面调度来进行叙事,另一种是一气呵成的运动镜头。

《站台》中,崔明亮和他的恋人尹瑞娟一起站在老城墙的顶上。在这个持续了三分半钟的镜头中, 一开始就是个超长镜头, 两人向摄像机方向走来, 摄像机再慢慢用全景跟拍他们直到两人在城墙上停下来, 并以近景的模式在摄像机前对话。但是观众们不会觉得画面枯燥无味,导演巧妙的通过调度两人在荧幕内的不断交叉的位置来安排画面的运动。

长镜头的使用,使影片的叙事处于相对客观的层面,让摄像机镜头站在“人”的位置上叙事,给人们一种原生态的感觉,同时更凸显了影片的纪实风格,尊重生活的本貌,让故事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发展进行,具有强烈的生活质感。

3.非职业演员及大量方言的运用

从第一部作品《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导演最初是因为资金的匮乏,只能选择非职业演员进行尝试,没想到这些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征服了观众。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意外的让影片更具纪实效果。他们不那么精湛的演技,反而带来一份质朴的效果。这些非职业演员“在贾樟柯的杰出掌握之下,其真挚而自然的表演优势,被充分发挥出来。与职业演员相比,他们的演出更加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也更加符合导演所追求的纪实效果。”2

大量的方言使用突显了影片的纪实风格,方言在暗示空间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对白的生活化体现出了生活的质朴感,给观众强烈的真实感。《小武》中,当王宏伟操着一口山西话出现时,与当地的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贾樟柯的声音策略中,剧中角色以普通话和山西方言交替对话,而方言的运用形成了一个较亲密的本地亚文化圈,与此对照,片中反复出现的广播和电视中的标准普通话则成为一种远离人物现实生活的主流社会的象征。”3

中国新生代导演的“地下电影”是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其具有独特的表达观念与人文关怀,以纪实主义的美学风格描述着中国现代都市底层民众以及边缘人物的生活百态,致力于描写他们失语状态下的真实的人生以及悲情的内心世界,在国外备受好评。另一方面却在国内体制制约以及电影市场的压迫下销声匿迹。他们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电影不同,拍摄的目的不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而是带有批判色彩,揭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以警示世人。

注释:

[1]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吴涤非.青春·美学·文化——评点贾樟柯的四部电影[J].艺术评论.2006:53- 55.

[3]伍国.流行文化的困境——《任逍遥》中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解读[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4:11.

参考文献:

[1]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吴涤非. 青春·美学·文化—评点贾樟柯的四部电影[J].艺术评论.2006:53.

[3]伍国.流行文化的困境—《任逍遥》中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解读[J].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4:11.

[4]周靖波.拓展中的影响空间[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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