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

2015-05-28 07:08张瑜李佳
中学生导报·教学研究 2015年4期

张瑜 李佳

摘 要:思想意识教育自古至今贯穿整个历史长河,也贯穿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8至16岁是儿童自学能力开始形成以及力量和耐力增长的关键期。故,在此期间的思想意识教育尤为重要。基于人的群居性,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待当今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彰显着人性的关怀。

关键词: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文化人类学;濡化

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关涉人的价值选择、精神养成、生活品质、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所特有的复杂性、困难性。儿童阶段是人生受教育的起始阶段,行为习惯的养成影响其一生。故,儿童阶段的良好思想意识教育尤为重要。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对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分支之一,它主要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以及“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中找寻对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的补充,对完善儿童人格,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之紧迫性

中国自古即是“礼仪之邦”。然,今之社会,从“老人跌倒扶不扶”到“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从“公交车上不让座被打”到“小区职业碰瓷”;再从“中学生早恋高调求爱”到“大学生因感情纠纷谋害生命”,无不在向我们敲响着思想意识教育的警钟。在谴责这些丑恶的社会事件主角时,我们是否忘了,这些事件的主人公在若干年前还只是个孩子?

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以尊重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为前提,生命的完善与发展是其最终目的。夸美纽斯认为,合适的教育不应仅仅包括科学知识,还要传授“好的举止”以及“虔诚”。换句话说,教育要传授正确的价值观。鉴于儿童在其特定发展阶段还未形成完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及有效的濡化教育,有利于个体成熟后较为平稳地过渡到成人社会。M﹒Herskovits指出,一个生命早期濡化经历与后期濡化经历在本质上的区别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有意接受或反对的范围会不断扩大。很明显,儿童濡化的程度越高,文化习俗及思想意识规约对其影响就越深,而个体成人后的行为也就越符合文化和道德规范。

在现代社会,成人占绝对主导地位,儿童处于被动遵从成人思想的地位。其结果是,家长教育儿童要遵从,但等他们成年时却要他们像成人那样自己辨别是非。对刚离开父母的庇护成家立业的年轻夫妇来说,他们必须经营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这种矛盾的冲突便显得尤为突出——习惯被男友或父母娇宠的女孩,突然要肩负照顾丈夫和婴儿的义务;平日放纵不羁的男孩,必须去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然而,在初民社会,儿童很小就能自己做主,因此,也就规避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从家庭庇护走向社会独立的恐慌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者必须在个体儿童时期对其进行成人化的思想意识教育。但在儿童阶段,如“尊老爱幼”、“换位思考”、“责任意识”等良好思想意识教育还是必要的。这样的品德一旦养成,将终生受益、一生伴随。至于文章之初的不良社会现象势必会有所减少和改善,故,对少年儿童的思想意识教育刻不容缓。

二、文化人类学对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之启示

文化人类学分为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和基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民族学。根据R﹒Sherman和R﹒Webb的观点,民族志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的对象与情境密切联系。研究者须置身所研究的文化中观察和了解研究对象和事件。第二,观察行为不能改变情境。田野工作需自然展开,而不能有意设计,调查者不能影响或干预被研究者的行为。第三,信息提供者须确信他们可以自由述说。第四,调查者须从系统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的互动,因为任何被研究的事、现象或个人都是其情境中互为依存的复杂意义网络中的一环。第五,调查者必须成为文化工作者,通过发现他们所研究对象的一致性来发掘意义,再把发现的意义以文本形式表述出来。

实际上,文化人类学对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区分诸如学习环境、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学校视为广大的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我们要理解学校教育如何发生以及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就必须认真分析思想意识认知情境和其传播过程。情境分析的核心是既关注有意识的直接教授,又关注无意识的间接交流,把直接的思想意识教育与间接的隐性的意识影响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和分析。对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者来说,主动接触被研究者,观察其日常生活,对其行为作最直接的记录和分析,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有效途径。这样的研究客观、真实,其有效性较文献资料而言更鲜活和直接。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工具,隐性的动作语比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显性语言更不易被察觉。在儿童时期,个体通过动作语来认识、觉察、感受和体验自我并感受他人的反应,不断探寻其群体位置,感受与同龄及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的整合。一旦这样的探寻处于迷茫中,得不到其他集体成员的认可,即会造成个体社会化进程的阻碍,个体将成为集体中的“盲点”,导致自我认同危机。因此,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应关注儿童作为社会化进程中的个体的发展,关注儿童的语言,尤其是儿童的动作语的发生并分析其根源。

成人的感受和想法通过符号化的物体、图像和语言形成的亦正亦错的规则所形成的社会,也是儿童赖以生存的土壤。儿童生活的坏境,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学校中形成的思想意识规范很可能被其他两者中不良的行为所摧毁。这三个环境如果不能形成良好的统一,那么,在三个环境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思想意识规范便会发生碰撞和冲突。

儿童将来会成长为怎样的成人,取决于其童年生活,取决于童年时代由谁携手领路,以及周围世界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并不是追求其对事件简单的判断,而应是儿童认知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体不可能脱离集体和社会。因此借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研究有着根源上的密切联系;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待当下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有着时代发展的独特诉求。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教育人类学[M].张志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2] 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3] S.E.斯通普夫,J.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M].匡宏,邓晓芒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4] 胡金木.从依附到彰显: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中的个体遭遇[J].教育学术月刊,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