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创作

徐琳

[摘 要]春秋时期，文学进入到了全面发展和成熟阶段，创作思想亦走上了自觉之路。以《诗·鲁颂》观之，《駉》《有駜》《泮水》《閟宫》四篇皆体现了创作的自觉意识，即创作题材选择的多样、文学表现手法的灵活、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然而，针对这一文学自觉状况，研究《鲁颂》缘起的主流仍囿于义理意义上的解析和阐释，片面引证历代笺注，重视内容的章法，轻视文学观的演变。因此，本文从春秋文学自觉观角度考论《鲁颂》的创作。

[关键词]春秋；文学观念；鲁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15-04

[收稿日期]2015-05-10

当代著名学者傅道彬先生谈及中国文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中国文学真正的自觉时代不是汉代，更不是魏晋，而是春秋时代。”[1]（p.152）诚然如此！在这一时代文学自觉创作背景之下，此前史祝卜奉命记录历史与言语的权力垄断被打破，文学创作逐渐走上了更为广泛的发展道路。而以文学自觉观点考察《鲁颂》，众多研究者浸淫于以《诗序》为据，考辨题材、语言、内容等，如此就偏离了文学创作的正轨，难以展现真实的春秋文学状况，并且迷惑于考据之学的文献征引，反而远离了《鲁颂》创作的缘起。《诗序》毕竟与《鲁颂》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差异明显，且常常是曲解《鲁颂》，甚至是穿凿附会，与诗意相去甚远。如果，不以《诗序》内容解读《鲁颂》，而以文学自觉观念来审视诗文本身，《鲁颂》创作缘起的迷雾会被剥去，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鲁颂》。

《鲁颂》，首先是文学，而文学范围是广泛的，凡人之情感、志向之所在，都是文学浸淫的疆域。人性不同，所考虑的殊异导致所感殊途。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教风俗、典章文物，都是由其辖制下的各民族的情志、错综纂组、冲突调和铸成的。其次，《鲁颂》亦是历史的载体。春秋时代之兴衰必有其时代精神相与始终。而且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也必须基于政教风俗、典章文物、语言文字的全面发展和成熟。春秋时期，仍然延续着西周以来的诗歌反映政治得失的制度，发于人情之自然。伴随着“春秋时代发生剧烈的变革，不仅仅是春秋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文学在春秋时期亦已觉醒和发展成熟。

基于文学自觉观念的判断，春秋时代产生的《鲁颂》四篇，即是文学自觉观念下的以“诗”入“乐”，而“颂”乐体现的又是鲁国的政治风俗内容。沈文倬认为，颂是诗与乐结合的产物，“音乐的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2]。而《鲁颂》四篇，原是关于神明的出宗庙乐歌，可以舞的歌，郑樵解释为“颂之辞严，其声有节，以示有尊，故谓之颂”，是宗庙祭祀之乐歌。但是，析之《鲁颂》四篇，却又如郑玄所言：“颂之言痛也，诵德广以美之”，赞美在位的鲁僖公有中兴之功业。因而，这是文学自觉观念下礼乐与政治下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有三方面成因。

一、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作者身份

“春秋时代文士集团的形成，是文学自觉的主体力量”[1]（p.154）。在这一历史时期，娴熟礼乐经典、擅长辞令问答的文士业已成为春秋时期传承礼乐文化的主力军，亦是春秋文学时代的开始。对此，赵逵夫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春秋部分》撰言，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之后，周室逐渐衰微，“政由方伯，是为历史上春秋时代之开始，亦为春秋文学之开始”。同时，各诸侯国已有的贵族据有土地人民，政治上据有雄厚的实力，世世相袭，常执诸侯的政柄。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生活诉求。正是如此，《诗》中作者士大夫的名字常见之。

《诗》中诸多作品的作者上至君王，下至大夫、史官，但是缺乏详细的作者考证。如《诗·大雅·抑》为卫武公箴儆国人。按《国语·楚语》载：“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玄成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诗·小雅·正月》篇，悯宗周灭亡，忧虑“携王”余臣与“天王”宜臼并立；《诗·小雅·雨无正》篇，伤悼宗周覆亡，人心离散。两诗皆为“周大夫作”[3]（p.427），即周天子的大夫所作。各诸侯国中有秦国大夫为秦襄公作《诗·秦风·终南》篇，赞美秦襄公朝觐周平王受赐朝服的光荣。这一事实，《毛序》记载为：“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晋国大夫为晋武公作《诗·唐风·无衣》篇，《诗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甚至女性贵族作者也出现在《诗》的作者行列之中。如《诗·卫风·绿衣》、《日月》、《终风》三篇，《毛序》皆言“卫庄姜伤己也”，乃卫庄公夫人庄姜所作。《诗·鄘风·载驰》篇，《毛序》云“许穆夫人所作也”，悯其宗国卫国颠覆而不能救。

以上诸篇，作者皆有史可查，但具体姓名却难以明辨。而产生于春秋时期《诗》之作者，有姓名者六：卫庄公夫人庄姜、许穆公夫人、郑公子素、秦康公罃、鲁国奚斯、史克。其中，《鲁颂》四篇作者就占其二。作者可考的文學文献意义，恰恰是对“诗三百”漫长创作过程中，“其主体部分还是春秋时期完成的”[4]真实写照。

奚斯为鲁国贵族。《鲁周公世家》记载：“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僖公……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另一记载：“奚斯，僖公时大夫公子鱼也，成公朝死。”[5]上述记载中，奚斯先是附于庆父，后成僖公时代大臣受到重用，这与其善于辞令之才华有密切关系。东晋李轨注《法言·学行》言，公子奚斯“鲁僖公之臣，慕正考父作《鲁颂》”。一语道尽奚斯的创作能力不容小觑。

史克，又称太史克。文献记载：“文（公）十八年，《左传》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知史克鲁史也。”[6]实际上，史官不仅是一切政教典章的记录者，也是一切知识经验的保存者。由史官来创作并记录鲁僖公时期的文治武功，是可能的。

奚斯、史克作为鲁国士大夫，因与《鲁颂》之关联，是有争议的。“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仅《駉》之作者，就有鲁国史克与奚斯之争。《毛诗序》云其为史克作，“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另一说是奚斯所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诗说皆以《鲁颂》为奚斯作……汉人承用皆属奚斯”，而孔颖达更是认为《鲁颂》四篇皆史克作。实际上，这些争议从文学自觉观念的角度来审视，都属于鲁国作品，是鲁国人创作的，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从文献记载可知，这一时期的鲁国文学创作者有着明确的使命感，即尊礼乐、慎威仪。

二、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题材选择

《论语·季氏》篇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鲁国立国之初，伯禽直接继承并在鲁地实施周礼，冀求以完备的礼乐制度以期德化殷商旧地。然而，违背周礼之事却常在鲁国上层社会出现，尤其春秋时期，鲁国弑君之乱时有出现。春秋时代的鲁国，至鲁僖公在位时，历经19代国君的统治，内乱不止，时有君位之争。第5代鲁君魏公在位50年卒，是为“幽公弟杀幽公而自立”。 第11代鲁君伯御居位11年，是鲁懿公兄括的儿子，后“与鲁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为君”。第14代鲁君隐公摄政11年，贵族公子挥“使人弑隐公于蒍氏”。第16代鲁君庄公即位32年后卒，之后同父异母弟庆父连弑二君，制造了鲁国历史上最大的内乱，史称“庆父之难”，几致鲁国社稷倾覆。鲁国长期因继位之争而引发的动荡，导致国力的衰微，甚至于礼乐传承几乎绝迹。对此“阋于墙”之内乱造成的国势衰微，司马迁引孔子语评论曰：“甚矣，鲁道之衰也！”“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指出礼乐之道在鲁仅是形式上的“尊尊亲亲”，实则已沦落到难以维系的窘境。

此外，鲁僖公时代，鲁国国力有所恢复，体现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参与的诸侯间盟会就有16次。一是因战争而召集盟会。《春秋·僖公三年》：“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冬，公伐邾。……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二是因议和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三是因干涉他族内政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僖公七年》：“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春秋·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四是因为他族解除外患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元年》：“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春秋·僖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五是因敦交通好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六是因谋团结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五年》：“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七是因续盟而召集之盟会。《春秋·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春秋·僖公十五年》：“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而且战争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春秋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之大事在于马。”戎，即强兵之事。僖公时期的鲁国“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閟宫》）。鲁僖公前期，十余次盟会齐、宋、卫、陈等诸侯国而伐楚，需要强大的兵马支撑频繁的对外征伐。鲁僖公在位33年，其间适逢齐桓公称霸，外与齐桓公结盟，政治、军事力量较之前大大恢复。史家以僖公“为鲁十二公之首，即求之春秋列国，如公之以德致颂者，亦绝无而仅有”，“若僖公者，洵无愧鲁之中兴之主矣”[7]（pp.57-62）。鲁僖公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能中兴鲁国，建业艰难。从其谥号就可窥知：“僖公，名申，庄公之子，闵公之兄，母成风。谥法‘小心畏惧曰僖。”[8]虽为东方望国，却夹于强国之间，如芒在背，危机感时时伴随。因此，鲁僖公时代重视马政是其强兵立国的重要举措。马趾高蹄坚，体雄伟而行健，最适合驰驱征战。《周礼》云：“季秋之月，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以完备建制振兴军力。相对于周天子的“六马完全具备”，诸侯只有“六闲，马为四种，较天子减种及戎”。鲁国欲强大，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发展畜牧业，增强实力。这时的鲁国开始“以戎马定井田之赋，民间之畜牛马，有乡师辨其物，有均人均其力。国马以行军，公马以称赋”。按照周制，其他诸侯国亦如此。如秦国，《诗·秦风·小戎》篇中：“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描写军容壮盛之际，“骐骝”“騧骊”等战马也出现在战场上。

鲁国又以礼为邦本。礼乐具有政治作用。即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在齐桓公尊王秉礼的时代大背景之下，鲁国亦因“周礼尽在鲁”而持重于强国间。《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鲁国遭“庆父之难”后，齐国贵族仲孙湫出使鲁国，归国与齐桓公谈论鲁国政况，其文云：“公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禮，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因而在《鲁颂》《泮水》《閟宫》篇的主题选择上，祈福禳祸、息民致乐、崇德励民的主旨就寓于篇中。《鲁颂·泮水》篇“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此亦燕饮落成之诗，不为颂，其能修也”[9]，《鲁颂·閟宫》篇“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9]。一方面是要达到“齐齐乎其故也，愉愉乎其忠”的乐舞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根于崇德报功之含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鲁颂》中《駉》《有駜》的主题选择上，作者也是充分考虑到了马政与礼乐的政治作用。《鲁颂·駉》篇“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垧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9]。《鲁颂·有駜》篇“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9]鲁僖公定期举行祭马祖、先牧的仪式，实质也是展示周礼在鲁之意及强兵兴国之志。这四篇本为祭祀之乐歌，完全由主观方面改变了用途和性质：对待死者的志义思慕之情变成了陶冶人心的礼乐，威慑四方的政治宣传手段。

三、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之“变颂”

“变颂”之说，首先，就其观点实质而言，是文学自觉观念的“‘中和审美情趣”与“赋比兴”创作手法的表达。清人袁枚曾谓：“宋金华王柏谓变风变雅之外，有变颂焉。《鲁颂》《商颂》是也。盖本之唐成伯屿《毛诗指说》。”[10]而唐代成伯屿所撰《毛诗指说·解说第二》中云：“《清庙》至《般》为正颂也。然颂声从风雅而来，故二《南》之风为正，继变风之作，齐卫为始。齐哀公当懿王之时，卫顷公即夷王之代，有正即有变。风雅既有变，颂亦有变。自《王》《卫》至《豳》《诗》为变风，自《六月》之诗至《何草不黄》为变小雅。自《民劳》至《召旻》为变大雅。风雅之变，自幽厉尤甚。鲁殷为变颂，多陈变乱之辞也。”[11]其实，唐人之“变颂”说，是据风雅变而推出应该有颂变之可能，这是依据体例规制做出的论断。如《小雅》之《宾之初筵》篇，《大雅》之《抑》篇，皆以诸侯国之作而入王朝之列。实际上，是以雅乐歌诵，俨然为庙堂上肃穆之作。之所以列入“雅”，只是就声律而入，不可以常格拘束，体现的只是体例不纯而已，这又恰是文学自觉在创作上的显著表现。即《尚书·舜典》中所谓“诗言志，歌咏志，声依咏，律和声”。《毛序》言“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清人阮元以为，“颂”即“容”的本字，含容貌威仪之义。考虑到“颂”是称扬祖先德业，而又被天子用于祭祀，鲁国自伯禽时期开始秉周礼于鲁地，享有祭祀文王及先祖的特权，那么，在《鲁颂》中昭告神明的同时，颂扬在位的国君，也是得当并且无愧于礼制的。

其次，文学自觉观念下，《鲁颂》所述内容也多有不符史实的描写。以《泮水》、《閟宫》二篇为例，一是侈谈，称其“戎狄之膺，荆舒之惩，淮夷之服”，一时间兵威之盛，使得东南诸国，无论大小无敢抗颜者。至于“戎狄之膺”，试问，难道指的是所谓“荆舒之惩”，即召陵伐楚之师之事吗？然而，楚在春秋初期崛起而强大，如果以鲁国实力征伐并非其敌，即使齐桓公与次召陵之诸侯联军亦只能虚与委蛇，盟成而退。后世所称羁縻大国未能有使之帖然而慑服的，鲁僖公时只是随其后为联军之一，怎能使得强楚屈从？平阴之役（襄公十八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臧武仲讥其非礼，谓称伐则下等，计功则借人，何以为铭？以此见鲁之卿大夫率喜自夸，大如臧孙之明理者，盖不多见，亦可晒也。至淮夷之服，《春秋》无明文记载，仅于《左氏传》载：“僖公十三年夏，公会诸侯于咸”，注为“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会诸侯于淮”。又笺为“谋鄫且东略也”。《诗》所说的“淮夷攸服”，大概指的就是此事。从中窥视出在彼时鲁国亦追随齐后，聊谋东略以使淮夷不敢再侵杞与鄫两个小国。至于鲁国及联军是否克敌，并无史实可考。所以，《鲁颂》中多处文辞夸耀其征伐之功，以及极称其献馘、献囚之盛，甚至疆域至于海邦，淮夷蛮貊莫不率从，没有人敢不惟鲁侯马首是瞻。以《商》《周》二颂诵之，其中“叙汤之载，斾武之执”之语，也难免有些夸张。江永释《泮宫》亦称“宫成而饮酒，鲁人遂大为铺张扬厉之词”。“克淮夷，献馘献囚，淮夷献琛，皆無其事，特夸张虚美耳。”鲁僖公征伐成功之事，据《左传》所载，在淮之会盟后，鲁僖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后由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鲁僖公才得以归鲁。就是此次之会，除私自取项外，未见有其他功绩可言，并且这次取项之战又为齐国所止，羞辱而且不胜，即使入于颂也不是荣光的事。史实不符而又大肆铺陈，这恰恰是文学自觉观念下修辞手法的“变颂”体现之一。

再次，《周颂》《商颂》都有宏深肃括的审美感受，其气质渊渊然，似有黄钟大吕之音。与之相比，《鲁颂》文繁不杀，有夸多斗靡之态，而无庄严肃穆之貌。这是其文体糅杂的缘故，所以文质于野，其气势多嚣戾。诵读《鲁颂》四篇，多有其言繁多而琐碎于枝叶陈列之感，“颂”所展现庄重肃穆的美感不复存在。同时，也要看到自周成王、康王殁后，“颂声”也已经罕闻。西周历二百七十年而东迁，又百二十年而传至周襄王，及周襄王八年才又开始有淮之会。其间相去大概已有四百年之久。诗文创作又与时代密切关联。春秋时代，各国自行其政，社会剧烈变革，使得文学由朴实转向华丽，由淳厚趋于藻饰。《鲁颂》四篇，虽然竭力复古之《周颂》，但实在是勉强。更何况杂以虚骄之气，其气象之不侔，惟能仿颂声。倘入于十五国风之列又不类，所以不得不入于《颂》。虽然入于《颂》，仍然不能与《商》《周》二颂同等，这也是文学审美下的文学自觉“变颂”。

总之，鲁国有《鲁颂》而鲁诗不见于世，文学自觉观念的影响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反观前人关于鲁国作颂违礼的论述，这点是清楚的。如《正义》引舒瑷云：“鲁不合作《颂》，故每篇言《颂》（指小序），以名生于不足故也。”朱熹也谓之“著之于篇，所以言其僭”。违背礼乐之事，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就斥其郊天之非礼。言“‘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从。……鲁人曾不知愧，反以郊为盛事而张皇之。”种种评述，大多就其名为颂不当言之。而鲁人敢于突破局限而作之并名之为颂，无论是其文学的想象力，还是组织语言的创造力，都是对春秋时代出现的文学自觉现象的最真实的反映。

[参 考 文 献]

[1]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J].文史，1982（15）.

[3]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郝敬.毛诗原解：卷三十五[M].明九部经解本.

[6]孔颖达.毛诗注疏：二十[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7]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卷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

[8]杜预.左传杜林合注：卷九[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梅鼎祚.古乐苑·总论：卷一[M].明万历刻本.

[10]袁枚.随园随笔·诗有变颂：卷一[M].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11]成伯屿.毛诗指说·解说[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