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李岩

[摘 要]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气论；浑融性 ；范式；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29-05

The Shift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and Aesthetic Reinterpretation of Wenqi Theory

LI 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Wenqi” theory，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iel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ies， how to better fit the complex relation with those of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ciousness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theory， it analyzes the modern discourse paradigm of Wenqi theory， mainly engaging in the root of philosophy， and points out that styles of “wenqi” decide the aesthetic values and beauty or evil of writings. In “Wenqi Theory”， many such dialectical unified relationships are contained as author and text， macro world and micro world， personal temperament and acquired learning， content and form， which highlight the integration feature of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discourse paradigm of the life aesthetics from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views to literatur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combines Wester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n aesthetic category opposition of sublime and beauty to illustrat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for literature and rationality of “Wenqi Theory”， shedding some light on insights for cross-cultural aesthetics.

Key words：Wenqi Theory；integration； paradigm；cross-culture

[收稿日期]2015-05-14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4DWW015）

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家的知識体系建构中，作为一个本体意义的范畴，“气”具有突出的理论建构价值。气之阴阳、刚柔、清浊，乃一体两面之事，气是诠释天、地、人的来源及其关系，尤其是人生价值意义的总体性观念。魏晋时期，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命题完成了从气论生命哲学到气论生命美学的理论转化过程，实现了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的提出的一脉相承。正如柏格森在其代表作《创造进化论》中认为，整个世界自始至终进行着由“生命冲动”激发的一种“创造的进化过程”[1]（p.81）。

一、“文气论”的哲学根源

从发生学意义上探寻“文气论”的哲学根源及话语生成的文化语境，有助于审视大宇宙生命意义上的自然之气，到小宇宙生命的人之气和艺术美学的文之气的嬗变过程。

曹丕所处的“玄学时代”追求生命本真，老庄之学盛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则日渐式微。其实中国气论生命哲学在此之前已历史悠久，强调“气”的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无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秉性，既指生命本体机能，又包含个体的个性和全面修养，既指个体与万物的生命感应能力，也包含贯通作者灵魂的精神状态。其哲学谱系始于《周易·系辞上》的“精气为物”，《左传》关于“六气”的说法见于《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六气的变化带来四季的变化及五行的衍生；《庄子》写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管子》则视气为“物之本”，后经由汉代《吕氏春秋》《淮南子·精神训》的“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到王充的《论衡》一脉相承，诠释了作为元范畴意义的“气”。作为一个重要的气学话语范畴，阴阳之气被视为气的两种属性，涵括事物相对的两个方面。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阐发了道家“本体之气”或“精神之气”。“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管子·枢言》）管子一派认为气为人之本源，其存在状况及存在形式与天地之道属于同位范畴。王充在《论衡》中论述了人性、才性：“万物之生，皆禀元气”[2]（p.949）（《言毒篇》）；“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2]（p.48）。（《命义篇》）气厚则寿命长，人之命由气而成，先天而定，实为“以气定性”。此时“气”之概念已由老庄宏观宇宙的万物本体机能，衍生为微观宇宙之个体气化，即从作为一种共相的本体存在到作为殊相存在的精神之气，从而建构起具象之气、本体之气、精神之气的理论图式。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先生更是论道：“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3]（p.718），奠定了以“气”为根本大法或根本准则。

古人谈论气的问题，总是与体/用、有/无、动/静、虚/实、清/浊、聚/散、本/末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毋宁说，“气”作为物自体涵括了多对对立统一的因素。气乃天与地、阴与阳、两与一、神与化、体与用的统一体，但仍然有层级的差异，其复杂性使人很难断定古典哲学中的“气”属于唯物论抑或“唯心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

二、“文气论”的话语范式

以“文以气为主”为代表的“文气论”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而曹丕堪称第一个自觉提出“文气”美学范畴，以“气”论文之人。此后刘勰的“气以实志”、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韩愈的“气盛言宜”、 叶燮在《原诗》中的“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等等表述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尚气”传统。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p.178）

曹丕提出“不可力强而致”，明确了“气”源于自然及气质秉性等天赋质素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意义。在经历了汉代元气论的去实体化后，转向了诗人的生理之气——即体力和生理功能及心理方面的气——人的情感、意志、感应、个性等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气之清浊有体”缘于阴阳二气多寡不同、厚薄不均，导致气之本质：清、浊有别。清气即阳气，浊气即阴气，这既秉承了汉人的元气说，又深化、发展了“气”的范畴，将“文”“气”有机结合、融通，使“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决定了物之美恶，中国古代文化的突出特点——浑融性得到了凸显。

正如高楠先生所言：“浑融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客相融中对于主体的整体性肯定，即是说，主客浑融中的主体是以其生命整体性而融入对象的”[5]（p.153）。气是阴阳、刚柔、清浊的对立浑融体，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在诗人（作者）的文气，来源于诗人的天赋和创造力，都是自然的品质，没有意识形态性。“文气”把作者的个性、风格（主体）、创造力相融于文学作品（客体）中，较好地实现了对作者主体性的肯定。总之，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文气论”的复杂性是无法言尽的，这也正好符合中国古代语言的“疏离性”及不可言说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国社会转型期，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西体中用问题，这种复杂的关系造成当代批评理论左右不是的尴尬处境。或许就“文气论”而言，它无法像西方文论那样条分缕析，用富于思辨、逻辑的语言把它言说清楚，以至无法应用于深受西论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然而，冷静客观地看，对于当代批评来说，中国传统的“文气论”在今天是否具有普适价值，能否与当代活的文学生命相契合，是否仍有独到的价值和生命力，这些评判标准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应仅凭历史的变迁而随意宣判它的衰亡。

三、“文气论”的现代阐释

无论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都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摒弃机械、僵化的思维将益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的建设。就“文气论”而言，它的与时俱进的现代研究范式决定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具体体现在：

首先，理论提升。“文气论”是中国文论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的和重要的批评话语系统之一。纵观“文气论”的历史发展，如上所述，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经由刘勰、钟嵘、韩愈、王夫之、叶燮、姚鼐等学人的阐说、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气论”话语系统，尤其彰显了客观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审美感知境界甚至气完心纯的精神境界，无不展示了浓浓的中国古典哲学意味，阐释和确认了它作为中国话语形态的文论本体地位。

结合当下文学批评的具体语境，避免囿于对“文气论”过多的微觀阐释，从宏观上让历代衍生的命题和批评话语整合于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中，从整体上把握“文气论”的现代阐释与重构，打通古今语境、中外语境的隔膜，从中凝炼和概括有价值的理论内涵和学术思想，探索把西方的生命美学、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初始意图（beginning intention）、怀特海的“象征指涉”（symbolic reference） 等概念与中国的文气概念合理、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文气论”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中成为重要的论域。

其次，作者和文本的关系。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的内容是同构的，这体现在作者之气统摄作品的风格，其中蕴含最重要的东西——作者的个性与情感。作者的心、性、志、神、情等思想要素无意识地流动并充盈于文本中，表现为才力、情志、辞气、风骨、事义等。曹丕极高地评价文章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文章的创作价值较儒家提倡的立德、立功已大有改观，更有利于文学自觉的高度发展，由作为工具的客体转变为能动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儒家的文章价值观。虽说“文以气为主”要求作者必须有鲜明的文气，但在“文”与“气”之间，曹丕仍固守着一种中和之美，这是辩证的、动态的、可生成转化的道家之美。“文气论”中“文”“气”的多少取决于先天禀赋的自然流淌，如果人为的刻意“文”多而“气”少，则是有用无体、以“文”害意；反之，“气”多“文”少会造成有体无用，“气”盛“文”不足。因此，“文”与“气”须在特殊的张力中，合而为一、互相渗透，而不偏于一隅。对现代理论家们而言，这很好地实现了“文”“气”主从关系的转化，消解了的文论范畴的二元对立，较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否认对立双方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方面，更具有现代意味，符合当今文学批评语境。

再次，“文气论”的价值重构。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中国优秀的古代文论批评体系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处于“失语”的境地。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与古代文论范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随着中国社会的历次转型，当代文学批评的一套话语主要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西方话语范式的影响，并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苏俄话语，以及8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当代文论处于曹顺庆先生提出的“失语”“话语重建”的尴尬境地。就“文气论”而言，不应只作为一种历史性研究对象或把玩品味，或束之高阁，而应加以现代阐释，使之有效地与当下文学批评吻合，成为当代理论的有机构成，加以吸收和转化，这既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又对现代文论有所创新，对世界文论有所贡献，而完成这一切无疑需要深入地梳理、重构古代文学理论与美学体系。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新变诸形态的发展，去更新和创造“文气论”批评言说的语词运思、话语方式、理论形态，以确保“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实现古今会通。

其实，反思历代“文气论”的不断生发、完善这一过程，正是说明了“文气论”非铁板一块，而是一直代表着“还活着”的文论话语生生不息。所以，立足于当下的文学现实、文学经验，观照中西哲学理论谱系，比较、分析、综合中西文学样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感受、从而达到进行理论提升和现代重构的目的，努力发掘其生命内涵、艺术精神的延展和丰富的蕴藉，这些显得尤为必要。事实证明，“文气论”从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纯文学的觉醒标志开始，就不断有所创新突破并生成新的理论生长点，由凸显着生命之气的生命哲学扩展为有审美本性的生命美学。这集中体现在清姚鼐用阴和阳、刚和柔代之曹丕“文气说”中的清与浊，以此来描述文学起源于宇宙之元气，其云：“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6]（p.510），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两种文艺美学倾向跃然纸上。

四、“文气论”与西方美学的关联性

与中国的阴柔与阳刚之间的二元对立相似的是西方美学崇高与美之间的对立。在西方，崇高与美也是一对非常重要的美学概念。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在1756年发表了《关于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文，在西方崇高与美这两种审美范畴发展、创新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最重要的纽带作用，之后在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美和崇高发展成西方美学讨论中二元对立的核心观念，关于艺术创作的思想也无出其右。西方的理论虽然是从审美角度论证和提出的，但这些审美范畴为理解中国的阳刚、阴柔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论崇高》中，朗吉努斯从美学的含义，而不仅囿于修辞学的含义，试图找出崇高风格的构成因素，尽管朗吉努斯没有特意区分崇高和美这两个概念，但在他那里，崇高不是和修辞形式，而是和内容联系的：“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的思想之自然结果，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7]（p.84）伯克严格地厘清了作为概念的崇高与美，并阐释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崇高的对象范围较大，而美的范围则较小； 美应该顺畅、优美； 崇高要坚实、粗豪……美应轻巧、精致； 而崇高要坚实，甚至厚重。它们的确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范畴，一个源于痛苦，一个源于欢乐”[8]（p.340）。像伯克一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坚持崇高与美的区别是显著的和令人注目的。在他看来，崇高意味着无边界的性质（unbegrenztheit），具有“无限”“总体”的特点，无固定的形式（formlos）；美意味着对象固定的形式（form）和分界线。前者是对某一个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的表现，而后者则是有秩序且是“知性”概念的表现。崇高是心灵运用对自然的直观，有助于形成人的情感的某种内在合目的性的东西。康德说，“我们称崇高为绝对伟大……这种崇高是与其它所有的渺小的事物比较而言……崇高是一种纯粹的思考能力，它展示了超越一切感觉标准的心智” [9]（p.434）。 在西方论崇高与优美的思想传统中，美的美学品质包含鉴赏力，按质对“美的东西”进行“先验感性的”判断，如妩媚、可爱、愉悦、 快适、迷人、欢乐、有限、爱等等。崇高的品质则包含数的崇高与力的崇高，诸如突如其来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伟大、粗犷、庄严、敬重（Achtung）、恐惧（Furcht）、危险、无限和真理等等。西方的崇高与美的概念与中国玄学和美学所说的阴柔与阳刚之间的二元对立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中国的阳刚和阴柔概念与西方的崇高和美的概念有着显著的不同。深受语音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美学基本上都肯定了崇高和美是两个相互排斥的不同概念，以在场的符号代替不在场的意义，导致形而上学的西方文化越来越朝着远离自然、甚至反自然的方向发展。然而在中国，阳刚和阴柔概念出自道家思想，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种哲学思想在文艺美学方面的体现即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创作理念，老庄的文艺观和美学观经过玄学的改造与发展，转向关注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而这无不体现在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气说”。中国老庄玄学原理讲究阴阳互动，在某种情况下阴阳可能会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道德经》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无不体现了清与浊，静与动，阴与阳的转化生成，生机无限，可谓“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八章）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视角，建立在阴阳互动论之上的“文气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化理解现代西方以海德格尔所提倡的“生存美学”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克服，对存在问题的不懈追问，以及对前苏格拉底时期古希腊思想的回归，乃至后来的德里达们对理性主义的无情解构与超越。海德格尔对此在世界中的日常状态的呈现，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绝对难以摆脱的最活跃的生存状态，即在之中（In- der-Welt-sein），其中“在”意味著“居而寓于……”“同……相熟悉”，较之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更加贴近我们生存的实际情况。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总是沉浸在生命的激情中，强调回归生命本真状态，人必然要死，面对这一未定的必然，人要赶快行动，要自己抉择，要决断未来，这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的确有曹氏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味道，感叹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常；而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也被海德格尔阐释为：“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须让自身没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 [10]（p.444），这种“白天能看星星”的二元之间的转化，确实把中国文化的浑然性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五、结语

由此而见，即使在新世纪西方后理论大行其道的年代，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气论”并没有失去其理论功效和话语功能。中国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的理论已不同于古代的“文气论”时期的视阈样态。实现“文气论”批评体系的理论重构，发掘其现代意义，并试图对这一理论进行现代的美学重构成为当务之急。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具中国本土意味的气哲学本体论仍未改变，注重自然生命和个人才性的“文气论”通过文学独立和审美本体的现代意识仍可体现出来，并结合现代的审美经验，应用于重新阐释“文气论”的理论批评框架中。

综而观之，“文以气为主”不仅适用于建安文学，也适用于一切富有艺术生命的文学。“文气”作为元范畴揭示了文学作品包蕴的美的本质及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当我们从生命哲学走向生命美学，从古代的文气学走向用现代语言重新阐释的文气话语形态的时候，它的理论模式、文本理据以及美学系统一一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也更接近当代的文学体验和新美学范式。

“文气论”作为中国美学理论的独特理论，在与西方美学理论对话的同时，也扩展了我们对文气的理解。“文气论”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乃一极关重要之时代，因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在此时期也。”[11]（p.90）它代表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并由文学观念转化为文学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这些价值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既有具体、发展的意味，又有抽象、本体的感觉。这也正是“文以气为主”能够散发长久魅力，吸引历代学者倾注热情的关键所在。

[参 考 文 献]

[1]金惠敏，等.西方美学史：第四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黄晖.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5]高楠. 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6]姚鼐.复鲁絜非书[C]//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 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古希腊]朗吉努斯. 论崇高[M]//章安祺.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 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C] //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Adams H，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9]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C] //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Adams H，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10]張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

[11]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3[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系东北大学副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