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要用好辩证法

本刊评论员

放权难，卸责易。简政放权改革最易跑偏之处，无不是因为推责揽权之故。

云南、江西、山东等多省份近期相继推出简政放权新政。此前于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连讲三个故事，一个是至今仍是网络热议话题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一个是全国劳模在报送材料阶段被要求盖8个章，还有一个是台商产品被“山寨”，找政府没人解决。毋庸讳言，简政放权改革仍待深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

新一届政府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削减预定目标已经提前两年完成，在此节点观察，当前简政放权的改革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改革的数量颇为可观，另一方面，改革的质量仍待提高;一方面，群众热切关注的某些行政审批事项仍需进一步放开，另一方面，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监管还不够到位。这些都提醒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必须用辩证的思维去发现、认识和解决更为复杂的深层次问题。

简政放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成功与否，科学的方法论颇为关键。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就巨大的辉煌，关键就在于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简政放权的历史。但是，这一过程从来不是简单的一简了之、一放了之。在过往的改革中，正是因为基本上做到了对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统筹协调，才得以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厘清当前简政放权改革中的各项复杂关系，仍需坚持辩证思维，做到张弛有度。

简政放权需要认清“收”和“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放权是大势所趋，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放”了之。当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范围广、进度快，在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能力跟不上的情况值得高度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团审议时强调，行政审批改革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另一方面，“收”有“收”的逻辑。基层大量开展的一站式服务改革，很多就同时包括上级政府权力的下放和下级部门权力的上收。对一些基层无力承担的行政服务，通过流程统筹和资源整合适当上收，是实现服务优化的道路之一。

“收”“放”关系的本质，反映的是“权”与“责”的辩证关系。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放权难，卸责易。简政放权改革最易跑偏之处，无不是因为推责揽权之故。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甚至有人鱼目混珠，以放权之名，行推脱逃避责任之实。简政放权改革重在减免事前审批，其意在使政府从“运动员”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但是，政府不能就此“退赛”，而应强化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责任，承担起“裁判”的角色。因此，落实放权应与落实监管责任两者齐头并进，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监管真空。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既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能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由此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事实上，不能正确把握权力与责任的辩证关系，往往恰好是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简政放权的进一步深化，正是需要通过改革的顶层设计，以权责对等原则，通过对诸多行政事项进行源头清理和流程再造，最终实现各级政府的权责匹配。权责匹配，既是善治的前提，亦是善治的当然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