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圈地运动”与价值冲突

可婷婷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圈地运动”与价值冲突

可婷婷

[摘要]在资本所倡导的消费文化的引导下，植根于市场关系的文化产业把凝结着人类智慧的文化传统、公共资源转变成了资本市场上牟利的工具。此时文化产业实则是资本在文化领域的一场新“圈地运动”，推行市场关系和资本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内在矛盾中，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价值的冲突与秩序的失衡。将文化产业放置于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元坐标中，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

[关键词]文化产业； 文化多样性； 全球化

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问题、媒介现象、社会变革，必须意识到“这个国家一方面无法抛弃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和一个不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束缚下追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发展”[1]54。因此，用国家、市场二元分析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并不是最理想的路径选择，二元分析视角很容易会忽视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牵制变化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反作用。更严重的是，它掩盖了中国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阶层之间的复杂的、互相构建又互相牵制的关系，掩盖了其间多重的矛盾与博弈。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内在冲突

在消费文化塑造的商业价值体系之下，国际资本对跨国文化市场的营销与推广方兴未艾。文化、历史、传统面临着被商业利润与产业化生产重新“粉饰”、打包上市的局面。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同质化、类型化的文化消费品充斥耳目，文化多样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不仅应该被提高到超越某一国家或某一团体利益的高度，更应该注意“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否只是在单一的商业逻辑和同一性的个人消费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多样性”[1]266。

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全球化首先发源于经济领域，在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共同作用之下，追求利润的经贸活动从跨越国界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全球货物、资本的自由流动，迅速实现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在文化领域亦然，国际资本强大的统筹、运营能力使得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格局日益明朗。一方面国际资本占领全球文化市场的欲望使得它们高度关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产业纳入国际资本的经济体系和文化语境中的需求也在客观上刺激中国文化产业格局的形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指资本的空间聚合，这个过程由跨国产业与国家机器主导，转变了资源与商品(包括传播与信息)的流动空间”[2]。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工人在东莞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皮鞋，下个月就会出现在美国沃尔玛的货架上；荷兰阿斯梅尔鲜花拍卖市场上的鲜花，当天下午就会被摆放在北京最高端的商业区内。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早已超越了国家的地域界限，全球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当好莱坞的电影横扫全球电影院线的时候，中国观众们不仅迷恋《一夜迷情》中美国中产阶段的生活图景，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青年观众们早已熟悉、甚至是习惯了看英文原版加中文字幕的电影。在这场看似简单的全球“互动”中，不仅中国的青少年一代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其中不知道葫芦娃为何物、不知道哪吒闹海和精卫填海故事的大有人在，他们熟悉的小伙伴是天线宝宝、机器猫和变形金刚。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都折射出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内在逻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4]。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伴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真正到来。全球市场的出现为打破国家和地域界限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资本的全球扩张，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推广，跨国公司的涌现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等等。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即从资本诞生的第一天起，资本就在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论述中说述，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分工和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和资本主义构建世界市场的进程，文化产业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发源，在七八十年代开始扩张其全球版图，至今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经济舞台上大展拳脚。不仅如此，文化产业的触角对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然而当资本市场为好莱坞的大电影、大市场、大营销和大收益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另一个事实也愈加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竭力要成为全球的‘文化’，这里所推行的实际上是体现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6]。如同《蜘蛛侠》里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诉求正在不断挑战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一样，进入21世纪之后，在文化、高科技、新技术的旗帜之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成为了支配和衡量国际事件的价值标准。与一百年前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坚船利炮的军事统治和直接资源掠夺不同，今天存在于文化领域的控制力量以看似“温和”的外表掩盖了其实质：“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谁将掌握未来”[6]。换句话说，统治阶级通过文化的方式，用新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价值观教育被统治者。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背景之下，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统治阶级的话语和价值标准逐渐被接受和认同，并最终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这一过程中精神文化手段显得格外重要，统治阶级的意识与价值观念通过大众文化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商业利益的价值理念和资本的逻辑也随之灌输给了消费者。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全球扩张和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也日益尖锐。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文化的跨国交易和传播，资本对全球市场的构建也为文化霸权和文化覆盖提供了可能性。在此背景之下，为了保护人类不同种族、民族，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系统的完整性、独特性和多样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并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十分必要，同时需要通过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得到加强，思想自由、信息自由、媒体多样性等都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条件。此外，《公约》明确指出，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性质，不应仅仅偏重其商业价值。当前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在国际层面上出现的失衡状态对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带来了挑战[7]。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范围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平均分配，但是知识与文化的共享应该成为人类努力的一个近期目标”[8]。然而现实却是代表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霸主地位、成为了主流，其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异质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传播渠道进行了压制，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有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断受到挤压。此时，“遵从主流社会的引导，消费主流社会提倡和鼓励的商品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谁能制造出引领社会消费的产品，谁就能引领并构建社会生产生活的模式，从而保证丰厚的利润”[9]40。于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利润优先性的考虑，人们很容易忽略某一文化样态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利润的追求和对效率的追求很容易会使人们忽略不同文化在各种发展与创新中究竟是获得利益还是受到伤害。虽然人类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态已经受到广泛的认同，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得到普遍认可，“但是一旦某种文化因经济的强势而获得了强势地位，并且这种文化强势又反过来为其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那么，这种文化的拥有者是决不会再考虑其他文化所应具有的权力以及生存空间的”[9]41。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论认知与现实背景的考量，将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相关联，将文化产业的布局与以个人消费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商业文化的全球扩散相关联，才能够从更深层面上理解“信息资本主义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消费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对人类文化的同质化影响及其不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日益明显”[1]264。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论认知与现实背景考量，我们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现实语境和价值冲突。特别是当文化产业的非商业属性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之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维护某一国家或某一团体经济利益的范畴。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在国际领域文化保护的目的与意义会不会就只是为了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同时服务于本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势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否只是在单一的商业逻辑和同一性的个人消费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多样性？”[1]265这些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追寻都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与现实意义。

二、文化领域的“圈地运动”

近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文化产业之风，大多借文化的旗帜，行经济的实质。极端案例甚至发生在宗教领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且数量众多。究其实质不难发现，这是资本侵入文化领域之后进行的一场“圈地”运动。

借鉴世界“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对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多个领域出现的私有化、商品化现象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我们理解发生在文化领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中的商品化问题拓展了思路。与“圈地”(enclosure)这一概念相伴的是“公地”(commons)概念。它们“常常被捆绑在一起当作批判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工具和话语武器。在众多文献分析中，公地被视为一种公共使用资源的理想制度，与公平、正义、民主等话语所表征的积极意义一脉相承，而圈地则成为将公地卷入贪婪的市场化机制的恶魔，把原本由社区共同体共同管理和使用的公共资源私有化、商品化，从而带来资源占用方式、生产消费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的大转型”[10]。

在社会生活领域，原本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良田、山川、河流、秀丽的风景，在历经“圈地”之后，成为了某些财团、企业、权力部门的自有财产。最美的城市景观地区被建设成了高档别墅和度假村，旖旎的自然风景被景区圈墙围住购票入场。在精神文化领域，原本属于全人类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经过“圈地”之后，改易其主，成为了只供特定人群、目标受众、目标消费者享有的文化商品。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圈地”不仅使文化的产生、传播的方式和目的性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圈地”赋予了精神文化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是基于资本利益诉求的，是基于商业主义全球化内在需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抵御这种炼金术的诱惑”[11]，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量这种“炼金术”究竟是利是弊？

“圈地”在历史上最早集中出现在14至19世纪的英国。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和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12]。伴随着英国毛纺制呢业的迅速发展和新航道开辟之后的资本扩张，在巨额利润的刺激和政府支持之下，圈地运动迅速展开。小块零散土地被集中收购，包括森林、荒地等在内的大量无主地被圈定。为了谋取更高利润，村社中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愿意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他们打破租约把土地租给出价更高的“养羊人”，从而导致历史上羊吃人的现象。圈地运动使英国开始了资本积累的进程，此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全球扩张，圈地逐渐超出了国家的界限，从坚船利炮的财宝掠夺、资源侵占、土地侵占，再到暴力贩卖黑奴的劳动力掠夺。“圈地”不仅对象越来越广，从自然资源到“与公共福利相关的事物、制度、空间以及人本身都成为了被圈占的对象”[10]20。而且进入21世纪之后，“圈地”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武力、暴力掠夺的形式扩展为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国际公约、知识产权、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等方式，以更加隐蔽、“软化”的姿态展开。当然，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几乎一切能够被商品化、被私有化的过程中，在能够产生资本增值的事物和领域中，“将原本归公共所有或由国家管理以利于公共福利或传统上不应该被商品化的各类物品，都被商品化后卷入私人占有的资源所有方式中”[10]23，进而推行市场关系和资本逻辑。

于是，文化也被“圈”了进去。在中国甚至宗教也被“圈进”了资本增值的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认为，“在过去100年里，宗教力量在衰微。在人类意识的萌芽时期，宗教是人类宇宙观的主要观察角度，几乎是他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通过作为联接共同情感之机制的仪式，宗教是获得社会稳定的手段。……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空间大幅收缩。宗教发现它的主要依托，即天启，已被理性主义破坏，而他信仰中的核心被‘去神化’为历史”[13]181。

但是反观中国现实，在文化产业之风、旅游经济之名的噱头下，宗教非但没有表现出衰微，反而进入了又一个“繁荣”的时期，这种情况在佛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地佛教名寺游人如织，初一十五赶着烧头香的人不惜一掷千金，全国各地重金修庙、造佛像，而不断传出的少林寺、法门寺欲上市的新闻更是震惊四座。佛教寺庙之所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场所，与各地文化产业、旅游经济大发展的现状不无关系。商业资本的大量涌入，建立了以寺庙为历史意义核心的景区，然而宗教的文化意义却被缩减，取而代之的是被资本以谋取更多利益而重新塑造的“宗教文化”。比如在西安大慈恩寺内的旅游品商店里，出售的菩萨塑像居然按十二生肖分类：属鸡的主神是观音菩萨、属狗的主神是文殊菩萨等等。稍微熟悉佛教的人都会觉得此法可笑至极。然而这种商品销售方式却迎合了年轻消费者喜爱并熟悉“星座文化”的特点。佛教的义理与价值无关紧要，对景区而言，纪念品商店的租金收入才更加重要。不仅如此，对寺庙里的游客而言，他们并不在意自己非佛教徒的身份，并不在乎是否通过宗教仪式而获得共同的情感联系。游客们在捐款箱前掏出百元大钞，或在庙里买回菩萨雕像，为的是通过消费的方式换取内心的自我安慰。从社会的层面上讲，宗教的作用已经不再是通过共同的情感机制获得社会稳定，而是通过消费、通过人们对消费文化的遵从而获得社会安定。

此外，宗教在制度层面上的“世俗化”过程，和在文化层面上的“亵渎”[12]167，也导致了中国佛教领域呈现出消费文化的特点。作为一个共同团体的模式，宗教的制度权威及角色正在缩减，正在面临着商业文化、资本利益诱导的冲击；同时宗教作为“解释人和彼岸关系的一套意义系统”也在衰微。人们不再相信菩萨能够普度众生，因为好像只有捐钱的人才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宗教推崇的规范道德正在受到“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冲击。不仅如此，有些人假借僧人的名号大肆敛财。有些僧人在这场“圈地”中放下了信仰，“追求富裕的冲动取代了禁欲苦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淹没了天职召唤”[12]169。使得“人本身也被物化从而成为圈占进程的对象”[10]29，使人和劳动被商品化。

由此可见，在以资本为主导逻辑的市场将整个社会纳入圈占范围之后，在重新定义权力分配的过程中，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乃至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在被商品化、私有化的进程中，圈地的范围从土地扩展到自然资源、公共福利、制度、文化等多个领域，甚至在宗教界也未能幸免。由此而来的生产关系的改变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便利。推而广之，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的新圈地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等的不平衡格局的出现。

三、秩序的失衡与价值的冲突

发展文化产业不应以破坏文化价值、精神意义、过度消耗资源环境为代价。当人们以为赚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行为而不惜代价的时候；当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和沉淀的文化价值与传统都被商品化，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在这场“交易”中，我们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许多。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秩序失衡。近年来，国内很多文化产业集团将政府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资本与公权力的结合使我们看到了“在有利的时候他们是企业，在无利的时候他们是政府”[14]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获利的时候资本出面、无利的时候政府买单。这种“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15]151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而且也不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是一种表象，在微观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某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取向与那些在市场中追逐利润的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13]152。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模式，还是官商结合、政府参股的模式，亦或是亦官亦商，政府搭台公司运营的模式，政府机构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盈利性的经营活动。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提供的面向所有成员的社会服务被转嫁到企业和社会中去了。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房地产开放商来承担建设廉租房的义务，就像不能指望美国的辉瑞公司赔本为中国老百姓生产便宜药品一样。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没有提供公共服务和保护历史文化的兴趣与义务。由此而来的责任与职能的混乱、利益诉求的单一化和秩序的失衡已经逐步发酵，成了不能忽略的危险信号。

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人类过去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与意义”[16]。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形式，其价值主要以精神属性和精神要素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然而在资本所倡导的消费文化的引导下，植根于市场关系的文化产业现状却是把历史文化遗产凝结的人类精神财富和智慧传承转变成了在资本市场上牟利的工具；把文化的、历史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正如丹·席勒所言，“文化和信息的商品化不是在尖锐的社会冲突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冲突的内部形成的”[17]42。作为文化产业开发主体的文化产业集团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积聚商业资本，然后在新的文化分工基础上生产文化商品，再将商品推向市场，完成销售，实现获利。同时，社会力量对商品化过程的抵制也从未间断，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自发抵抗行为让我们质疑在这场对抗中资本裁制力量的合法性；也让我们反思是谁赋予了资本构建文化产业路径与利益分配模式的权力；更让我们意识到构建一个广泛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

四、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建

“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这两个力量有其对抗的可能，也有相互叠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能”[1]36。首先，市场按其自身逻辑开疆扩土、实现发展与盈利；国家则需要在政策法规等层面对其加以规范和限制；社会力量的抗争与监督则在另一个角度对前二者加以牵制。部分文化产业集团与政府的合谋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绝非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我们必须正视：新的、基于市场逻辑的文化被构建之后，社会力量对其的反抗运动其实从未停止。尽管这种力量目前看来是微小的，是“不合规矩”，甚至是没有“合法性”的。比如有些旅游景区村民们堵路抗议。然而这些事实也恰恰使我们反思“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是按什么程序制定的？是为了满足或保护谁而制定的？等等一系列问题。

其次，讨论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还应该关注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市场的相互构建情况以及最终形成的文化体系。思索这一文化体系如何赋予或者限制了不同社会力量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表达。这一文化体系对社会的权力结构、对社会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新的文化结构以何种方式重构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样态。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互相构建的国家与市场是否为社会提供了表达的机制。

再次，基于这样的思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必须出现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因此“关注‘人民’在历史中的命运变迁，关注他们对结构和历史的影响，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8]。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其所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从最早的经济拓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而抵制的力量却增长缓慢，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在这一组对立的关系中不难看出利益博弈的过程也伴随着文化的渗透。“国家在市场经济时期构建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共识’的意识形态努力”[1]36正在缓和、弱化这些冲突和矛盾，试图以“经济话语”代替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特别是劳动者的利益更应该得到重视；代表劳动者的审美趣味与利益诉求的文化形态更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普通民众、村民，他们拥有的已经不多了。文化格局不应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文化诉求也不应只是单一利益的体现。

在价值层面的分析“要超越‘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而去分析国家、资本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作为权力的不同纬度在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与不同社会力量的文化传播需求进行的具体链接”[1]55。文化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鲜活的生活体验的积累、是社会关系的组合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综合体，是“社会共识”的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呈现。

因此，当文化产业出现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共识”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表达方式。文化被以更加大众、更加通俗、更加直接的方式用来表达资本的利益诉求。此时，文化不再是千百年来历史的积淀，而成为文化产业集团“创造”、“制造”、“发明”出来的“传统”。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的发明”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不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而是文化单一性的体现。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被生产出来的文化不得不符合全球消费者的共同需求，以便其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流通能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被资本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即它不得不带有“共同的价值”，而这一“共识”的基础和前提是：它必须是被全球市场认可的价值，是符合资本利益的价值。这种对文化价值单一立场的解读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抵抗。所以价值冲突的存在不可避免。

五、结语

将文化产业放置于一个由国家、市场、社会这一组矢量关系共同构建的坐标体系中是非常必要的。国家与市场这一对互动关系中，国家与市场既可以成为互相牵制的力量，也可以形成合力。国家引入市场关系重构国家体系，而市场也不能脱离国家而单独存在。国家从政策和法规层面限制或者赋予社会表达的权力的同时，民众的参与、抗争也能够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文化格局的建立。

国家与市场是合谋还是制衡对文化产业未来走向至关重要。谋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回报还是着眼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前景。同时社会力量对资本逻辑的抵抗、对政府权力的牵制、为争取自身文化权力和文化利益的抗争也不应被忽视。我国文化产业不仅面临着资本市场的挑战、消费文化的冲击，也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更暗含着资本逻辑和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矛盾。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被一种单一化的经济力量裁制时，当市场逻辑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时，当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在新一轮市场扩张中被“圈占”时，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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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世栋)

The New Enclosure and Value Conflicts in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Ke Tingting

AbstractAccording to capital advocated consumer culture, the culture industry which is rooting market relations transfer cultural and public resource into capital tools. In this occasion, the core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changed into new ‘enclosure movement’ which is using market relationship and capital logic. I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industry have to face conflict of value and unbalance of order. Setting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multiple coordinate system involving national, market and social levels, is benefit to the protection of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Key wordsCulture industry； Culture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作者简介]可婷婷，中国农业大学体育与艺术教学部讲师；邮编：100083。

[收稿日期]2015-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