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义学理论在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中的运用

常莉丽

(1.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2.太原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一、中国语义研究历史分期

(一)三分制和两分制

贾彦德先生［1］(P1)、张志毅先生［2］(P1)从世界范围一致划为三期:“语文学时期(对汉语来说则是训诂学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三个紧密联系的阶段。”

蒋绍愚先生认为:“要研究古汉语词汇，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就必须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3］(P1)

关于传统训诂学、现代语义学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关系，蒋绍愚先生引用王力先生《新训诂学》做了说明:“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3］(P25)

王宁先生在《汉语词汇语义学在训诂学基础上的构建》讲座中，关于训诂学走向现代的学科归属时，主张在继承旧训诂学的基础上，建立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与语义学相当的新学科。

蒋、王两位先生没有明确地为中国语义研究分期，但从上面引文及研究比较的对象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是一致的。

两种分期评述:两种分法角度不同，三分制是从宏观角度(即整个世界语义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分期的，描述语义发展的大致轮廓，而不涉及具体国家、具体时间。两分制是中国语言学家立足中国实际，以对现代学科构成的影响来源而分期，具有现实意义。两者的最大差别，主要是对汉语词汇语义学的界定及其与训诂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汉语词汇语义学是训诂学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二)传统语义学的缺陷

张志毅先生在《词汇语义学》里对传统语义学做了评述，认为传统语义学研究以词义为轴心，与同期的语音学、语法学相比有四个缺陷:第一，它研究的单位是一元的，只局限于词义;第二，它的研究方向是单向的，只是静态地研究语言中词义纵向的聚合;第三，它的研究思想，从宏观上说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观点多是孤立、分散的、原子主义的;第四，它的研究方法，没有充分利用分析法。从微观上说，它没有从词义中分析出更基本的元素，没有深入到词义内部，只是把词义当作一个一元整体。这些根本性的缺陷，是传统语义学的桎梏。

(三)现代语义学的启示

1.现代西方语义学的来源及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是现代语义学孕育期。这个时期产生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个流派——结构语义学，其活动期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产生的标志是德国语言学家伊普生1924年提出语义场，1934年由特里尔进一步发展成语义场理论模式。语义场理论使得传统语义学面对的开放性的、分散性的词汇语义单位变成了封闭性的、系统性的词汇语义板块。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语义学诞生成长期。这个时期产生了现代语义学的另两个学派:解释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这两派都不是纯粹的语义学派，但是义素分析法、对句子的语义分析是现代语义学诞生的标志。这一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围扩大的特点，是对传统语义学的更进一步突破。

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语义学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语义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热潮。

2.现代语义学对中国语义研究的启示

传统语义学固有的缺陷，使得词汇研究越来越难以深入发展下去，20世纪70－80年代现代语义学理论和方法给中国传统的语义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方法，王宁先生在《训诂学原理》里做了很好的总结:第一，中国训诂学在构架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吸收了现代语义学的成果，使自己的方法与体系更严密、更科学。第二，中国训诂学在现代语义学的启发下，对自己已有的方法和规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发掘了这些方法和规律的普遍意义，充实和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第三，中国训诂学从古代汉语的经验事实中所总结出的规律，与现代语义学相得益彰，并且为现代语义学提供了更为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方法。

(四)中国训诂学的新发展

传统训诂学是经学的附庸，一直以经传词义为研究对象，以汉代注释为主要依据，对经传之外的词义仅是偶然涉及。更重要的是，旧训诂学缺少理论总结。

20世纪80－90年代，理论训诂学应运而生，它广泛吸收了历史语义学与结构语义学的成果，并以清理既往训诂学的术语与阐发训诂现象的原理为主要任务，在发掘传统训诂材料既有的、内在的自身规律基础上对很多训诂现象做出了解释，丰富了普通语言学和现代语义学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这也使它超越了既往训诂学历史的与综合的性质，而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把词义当成语义学的基本起点，同时把词源学引进词义，因为每一个词义(义位)的用法跟词源有直接关系，不了解来源就不能很好地了解词义。研究方法既有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又有系统观念，因为语义本身是有系统性的。

二、词汇语义学的载体及其构成

词汇语义学是现代语义学的分支。语义学研究通常是在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上进行的。词汇语义学就是在词汇层面上的语义学。无论词汇层面还是句子层面，语义都要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存在，那么语义的载体都有哪些，这些载体之间有何关系，这是研究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张志毅先生认为:“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是语义的五种载体，而词是最基本的载体。因此研究词所承载的语义，便成了语义学的中心课题之一。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有四个:义位、义素、语素义(素义)、义丛(由义位组成，是短语的意义方面)。四个单位中以义位为主，以义位的系统为主，不是研究单个的义位。传统词汇学和语义学只研究词义。”［2］(P11)

笔者认为，以上五种语义载体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角度:一是语言单位意义构成载体，主要是词义和语素义;二是语义单位构成载体，主要是义位和义素。语义单位载体究其实是服务于语言单位语义构成载体的。义素是义位的直接构成成分，是隐含在义位内部的区别特征。而词义又是由一个或多个义位组成的，语素义对义位或者起提示作用，或是添加一些附加语义。因此，义位既是语义单位的主要构成载体，又是语言单位意义构成载体中词义的主要内容，可见，义位在语义研究中起着很重要作用，对义位的研究是语义学的基本任务。下面，分别来谈谈语言单位和语义单位具体构成情况。

(一)语言单位意义构成

语言单位意义载体主要是词和语素，因此，词义和语素义就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词义就是词的内容，现代语义学以义位为研究词义的起点，因为一个词尤其是多义词所含的义位不止一个，义位相当于词典学上的义项，无论是词在系统中的聚合还是组合，都是以义位为基础的。义位可分，一个义位可以再分成若干个义素，义素的性质不同，在词义形成中的作用也不同。

关于语素义，贾彦德先生认为:“单纯词的义位也就是词根的语素义，两者相等。至于复合词和派生词，它们的义位不是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不过这些语素义却也起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或者提示义位，或是添加一些附加语义。”［1］(P21)

词义和语素义之间关系复杂。词根据语素多少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由单语素构成的是单纯词，这里词义同语素义一致;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是合成词，其中，由两个词根语素组成复合词。这里两个语素义和词义之间关系并非语素义的简单加合，为了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个概念:词素。李运富先生认为:“词素相对于具体词语而言，是构词的基本单位，只有词内才存在词素。”［4］(P15)刘叔新先生也认为:“词素是词或词干的直接构造成分，词素内部若有不同的构造成分，这构造成分就不能还是词素。”［5］(P74)可见，“词素”是词的构件，离开词就无所谓“词素”。

那么，在一个复合词里，既有“词素”，也有“语素”，如何划分呢?一般来说，复合词先分解成两个直接成分——词素，每个词素下面又可以再分解成若干语素。刘叔新先生举了以下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关系:“青年团”作为一个多音节复合词，是由“青年”“团”两个直接构件即词素构成的，而再往下可以切分为“青”“年”“团”三个语素;“大白菜”可以分析为“大+白菜”两个词素，再分析为“大+白+菜”三个语素。同样“鸭子儿”可以分析为“鸭+子儿”两个词素，再分析为“鸭+子+儿”三个语素。类似的“儿”类词这种分析能否成立，还可商榷，但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关注儿化词中的词汇语义问题。

复合词内的“词素义”和“语素义”关系如何?在汉语构词研究中，通常把构成复合词的词素等同于语素，因而词素义就是语素义。李运富先生认为还是区别对待为好。他认为，一是两者命名角度不同，适用范围也不相同;二是“词素义有时候并不等于语素义”。［4］(P16)例如:“烧开水”中的“开水”不同于“打开水、喝开水”中的“开水”。前者的“开”保留了语素义(表示液体受热而沸腾，温度达到沸点);后者的“开”变异成专用的词素义(表示经煮沸后冷却能喝的意义)。

(二)语义单位意义构成

语义单位的主要载体是义位和义素，义素是对义位的解构。

义位内部结构构成:张志毅先生《词汇语义学》将义位从微观上分为义值和义域，分别体现了义位质的语义特征(质义素)和量的语义特征(量义素);义值又由基义和陪义构成，体现了义位基本语义特征和补充或附属语义特征。因此，义位的语义特征就应包括义值(基义、陪义)、义域这些义素。基义部分地相当于传统词汇学的“理性义”“概念义”。陪义是附属或补充义值，关于附属义的分类，张志毅提出九元论。

分析义素层级结构的方法就是义素(成分)分析法，这种分析法一般是多分，即一个义位分析后的义素常常多于两个。但在汉语语源研究中，两分法是最常用的一种，即把义位内部按类别和主要区别特征分为类义素和源义素(核义素)即可，这是与中国传统哲学观一致的。

三、相关理论在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中的运用

(一)义素分析法在词源学上的运用

义素分析法是古汉语词汇界吸收西方语义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古汉语词汇的一种新方法。

与传统的词汇分析方法相比，义素分析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点: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词汇层面，而是把词汇意义的研究朝着系统、纵深发展方向深层解构，为中国历史词汇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新方法，促使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词义的研究。

词汇引申发展的结果是汉语历史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是同源关系，也就是互为同源词。

王力先生《同源字论》，标志着词源研究在一个历史阶段所达到的高度，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但王宁、黄易青指出:“其《同源字论》在‘从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一节中，有很多提法存在着把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混淆的问题。”［6］(P91)该文又指出“……王力先生没有看到，《文始》相当一部分微观材料的处理，其实还是意义标准把握不准确所致。……”［6］(P92)由此看来，同源词意义标准的判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这主要是因为“词源意义处在词汇意义的下一个结构层次，根据系统论的原则，结构的上一层次的值不是下一层次元素值的简单相加，而要大于它们的和。并且认为，这正是词源意义虽对词汇意义有极重要影响，但在使用时又不能直接显示的原因”。［7］

义素分析法的运用却能很好地显示同源词内部意义特征。在汉语词汇中，从名称的区别作用看，每个词都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事物的类与某种特征。因此，只需用二维的坐标系就可以标出每一个词的位置，反映出区别于其他词的内容，据此原理，同源词结构分析采用两分法。

同源词义素分析法是在对一组相关词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把每个词的义位按内部构成切分为两部分即源义素和类义素的一种义位构成分析法。其中源义素(核义素)指表示词义特点的那部分，用/H/表示;类义素指表示词义类别的那部分，用/N/表示。因此，表示同源词意义关系的公式记为:Y［X］=/N［X］/+/H/

王宁先生以从“小”得声的一组同源词为例:

稍=/禾类/+/叶末端渐小处/

销=/船类/+/尾端渐小处/

霄=/云霞类/+/顶端视之渐觉小处/

鞘=/革类/+/顶端而细小处/

梢=/树木类/+/末端渐小处/

这组同源词的意义关系可以表示为:

Y［5］=/禾类、船类、云霞类、革类、树木类/+/尖端－渐小/

这样就可看出:同源词的类义素是各不相同的，而核义素是完全相同或相关的。

核(源)义素的作用，由于它小于一个义位，所以不是直接体现在言语交流中，它不在交流中实现义值，而是在词义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在词义运动中，决定运动发展方向的是核(源)义素，而决定产生意义区别、词语独立的，则主要是类义素的作用。类义素与源义素的结合，实现词的派生;类义素的差别是同源词之间相互独立的标志。源义素是词义运动中决定运动方向的内因，类义素是实现词语派生的外因。事物分类界限的认识决定了词与词的区别，从而完成了词的外延的界定，也就是实现了词的派生。

(二)采用义位理论对词义古今变化的重新分析

词义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谈到词义古今变化，常见的说法有三种情况:扩大、缩小和转移。王力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总结汉语词义变化时也采用同样的结论，迄今大多数的教科书和词汇学著作，均沿用此说或稍做变通。时至今日，随着对汉语词汇在各个历史时期面貌描写得愈来愈详细，深入一步探讨词义的变化已成必然。

首先，是对词义的界定，蒋绍愚先生认为词义指的是一个词在和其他词的对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其次，关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一类是词义古今未变。蒋先生用一些实例来说明:如“布”，最初是麻布。后来有了棉布、混纺布;“灯”，古代是油灯，现代有电灯、霓虹灯等各种各样的灯。“心”，古代认为是思维的器官，现代知道是血液循环的器官。“布”从古到今都处在“衣料”这个语义场中。在古代，这一语义场成员是“布、帛、革”。现代表示布料的语义场成员扩大，有各种各样的布。蒋先生认为这只是“所指”的变化，“布、帛、革”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它们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所以“布”的词义没有变化。“灯”一直都是照明用具。“布”和“灯”的变化，只是概念外延的扩大，词义并没有发生变化。至于“心”类词词义的变化，是概念内涵的改变。但一般说来，内涵的改变和词义的变化无关。

至于古今有变化的词义，要以义位为单位去研究，而不能笼统地以一个词为单位。所谓的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即:一个义位引申出另一个义位，就新旧义位比较而言，有扩大、缩小和转移(蒋先生另立一类“易位”)几种情况。蒋先生应用义素分析法明确了这几种变化的概念。如一个义位在发展中减少了限定性义素，从下位义变成了上位义就称为扩大;反之就称为缩小。转移是指一个义位某一限定义素保留，其他义素特别是中心义素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同时这个义位由原来的语义场转入了另一个语义场。

以“子”为例来说明。“子”在古代的一个意义指儿子和女儿，现代只指儿子，好像是词义的缩小;然而在六朝和唐代“子”还有“种子”的意义，现代还有“幼小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子”这个词从古到今词义扩大了;如果用古代表示“子女”的“子”与现代表示“幼小的”的“子”相比较，也许还可得出第三种结论:“子”的词义转移了。要是再将古代“子”的另一意义“男子的美称”加入讨论，就更说不清了。

如果运用义位的概念，问题就清楚了，“子”在先秦时有两个义位:“男子的美称”和“子女”。前一义位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属义位减少;后一义位在发展中增加了限定性义素(男性的)，这一义位从上位义变成了下位义，这一变化属于缩小。六朝和唐以后“子”又产生了“种子”和“幼小的”两个义位，这属于义位的增加;后产生的两个新义位是从“子女”这一义位引申派生出来的，但由于中心义素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语义场转移到另一语义场(“物”或“生物”)，这就属于转移。如此详尽地分析“子”的词义变化，义位、义素分析法起了极大的作用。

(三)当代理论训诂学对现代汉语双音合成词的再认识

当代理论训诂学是传统训诂学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汉语词汇语义学，重点研究词汇的意义。汉语词汇按构成成分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合成词至少两个语素。现代汉语中双音合成词占绝大多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双音合成词的结构分析采用句法结构的方式，如:两个语素之间的关系是主谓关系、动宾关系、联合关系、偏正关系等。分析词组也是同一套方法和称谓。这就造成了双音合成词和表面关系相同的词组之间的混淆，而且有的双音合成词似乎不能用这套句法标准来说明，给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不便。

1.本源双音词的特点及分析

王宁先生采用古代文献语言与现代汉语比较的方法，把现代汉语双音词分为“历史传承式”和“现代合成式”两种。前一种指古代汉语词组凝固而成的双音词，后一种指采用现代汉语的语素建构而成。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王宁先生在当代理论训诂学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汉语双音合成词在结构形式上的非句法性质;二是汉语双音合成词的非共时特征。关于第一条观点，王宁先生选取了三组表面上结构类似的词语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一组由“大”或“小”+“海、典、我、脚、国、雨”等名词分别组成双音结构。若按句法结构分析，都是“形+名”式的偏正结构，其实由“国、雨”组成的是双音词组，其他都是双音合成词。而且“海、典”只能用“大”修饰，“大”是从“海、典”义位里析出来的，是义素语素化。“大我、小我”里的“大、小”不是形容“我”的状态的，而是说明考虑自我的角度的，“大我”是把自我放在大范围内来考虑，“小我”则相反。所以从句法与意义一致的角度看，“大、小”是范围的定语，而不是“我”的定语。“大脚”、“小脚”则是“放、裹”的补语，不是“脚”的定语。

第二组“开关、肥瘦、再三、物色”等双音合成词，用句法术语来指称它们的结构形式，都应当属于联系式(动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形容词=名词、数词+数词=副词、名词+名词=动词)，可是它们组合后的词性却与原词完全不同，不符合联合词组组合后的语法性能必然与组成成分词类一致的原则。

第三组“情丝—蚕丝”、“雪花—梅花”、“法网—渔网”每一对比项看似结构相同，但是一进入语义的解释领域，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情丝”主体是“情”，“丝”比喻“情”的绵延细长;“雪花”主体是“雪”，“花”比喻“雪”的晶莹细碎;“法网”主体是“法”，“网”比喻“法”的难以逃脱的状态。而每一对的后一项主体在后，前面是对后面的限定。可以断定每一对的前一项是合成词，后一项是词组。

关于非共时特征，就是现代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成语素在历史上不是同期形成的，大多数保留着先秦古义，而且属于现代不再单独使用的意义。想要分析这些双音词的结构和意义，不了解这些词语构成语素的先秦古义是办不到的。例如:“丢失、失掉;失言、失声、失足、失禁、失守”等由“失”参与的双音合成词中，“失”有两个义位:丢失、失掉;放纵。后一义位现代汉语不单用了，但作为不自由语素义存在于合成词中。“除”有两个义位:“除去、排除”义古今通用;由本义引申为“更替”义只限于“除夕、除岁”等词语中。

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由于语素间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所以使用者不必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但是了解了语素义的来源，有助于知道语素互相选择的缘由。

2.双音合成词语义结构分析方法——意义中心分析法

由于双音合成词结构的非句法性、非共时性特点，对其意义的分析就不能再套用现成的句法分析模式。王宁先生借用义素分析法原理对合成词语义结构进行分析。

根据语素义在合成词义中作用的大小把语素分为三类，依次为意义中心语素(HS)、直接相关语素(ZS)、间接相关语素(JS)。由于间接相关语素需要补充另外的意义成分(有时不止一个)，才能得出合成词的全部意义，这种隐去的成分，用Y 表示。这样，合成词语义结构模式有以下三种:

“直接生成式”:HS+HS 或HS+ZS。其中还须具有以下条件之一才可确定为词:A．语素中必须有一个以上属不自由语素;B．其中一个以上的语素使用借字;C．语法结构只适用于古代。如:戒(HS)备(HS);容(HS)貌(HS);低(ZS)能(HS)。另外“温暖、寒冷”类是由于音律需要双音化，也可算作直接生成式。

“半直接生成式”:HS+O 或HS+JS。其中前一种语素义部分失落或模糊;后一种意义主体语素出现，但另一个语素与意义主体语素没有直接关系，需要补充其他隐去的意义成分。如:国(HS)家(0);菜(JS)农(HS)，需补充“种植(Y)”。情(HS)网(JS)，需补充“交错封闭状(Y)”。挂(JS)面(HS)，需补充“晾(Y1)+干(Y2)”。

“非直接生成式”:HS 隐去。因而，要从两个语素中得到双音词的意义，需要补出隐去的意义主体语素，才能决定是否还需要补充其他隐去的意义成分。如:活(ZS)口(JS):用口(JS)+提供情报(Y2)+活着(ZS)+人(HS－Y1);花(JS)脸(JS):花的(JS)+脸谱(JS)+戏曲(ZH－Y2)+角色(HS－Y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双音合成词语义要素与参构语素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是合成词与词组的区别，也是合成词不能用语法结构分析的原因。

词汇语义学包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解决语义学实际问题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切实可行的，是切合语言实际的。特别是在词汇领域，在词汇系统论及词义系统论思想指导下，以义位为基础，通过对义位微观结构进行切分，使我们看清了词汇变化发展的轨迹并对一些语言学史上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1］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志毅.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李运富．论汉语复合词的词素意义［C］//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

［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7］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