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古人似”——论方东树诗学复古思想

吴 强

(1.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1603)

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用大量的笔墨阐述学诗理论，钩玄诗歌审美标准，树立风雅正宗，表现出浓郁的诗学复古思想。学界对此亦有关注，如陈晓红博士论文《方东树诗学研究》［1］、龚敏《〈昭昧詹言〉:在批评中建立的桐城诗学》［2］。这些研究大都是在总结方东树对前代诗歌流派的批评，特别是对七子派的批评中涉及方氏的诗学复古思想，专题性的研究尚需加强。为此，本文以“求与古人似”为视角，从明清时期复古诗学思想背景出发，分析方氏诗学复古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一

清代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殿军，“不论从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上，均堪称历代诗歌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总结者”，形成鲜明的“会归”特征［3］(P189)，因此，清代诗学对复古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不仅肯定复古的价值，对其存在的弊端亦有清醒的认识［4］(P51)。在清代中前期的诗学复古思潮背景下，方东树总结各流派的复古理论，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诗学复古思想。方氏认为:“不学古无以为则”，“学古而真有得，即有败笔，必不远倍于大雅，其本不二也。”［5］(P48)方氏更把模拟范围扩展到经、史、子、集;把模拟对象系统化，形成史的线索。但方东树推重拟古而能“卓然自立者”，善因善变，“方氏所言之法，即表明作诗应学古不背离传统，又强调要言必己出，离古而自立，故其法皆可视作‘活法’，是超越了‘死法’之上的‘活法’”［2］。通过这些理论主张，方氏构建了具有桐城派特色的复古理论。

(一)“必先知古人迷闷难似”——复古的价值

方东树认识到“求于古人似”的困难，肯定了复古的价值，复古能够保证诗歌创作的风雅之道，是诗歌创新的基础，实现诗歌真与雅统一的途径。

方氏首先认识到通过复古，重新确立风雅正宗的困难。他说:“姚姬传先生常教树曰:‘大凡初学诗文，必先知古人迷闷难似，否则，其人必终于此事无望矣。’先生之教，但言求合之难如此，矧其变也。盖合可言也，变不可言也。”［5］(P33)明清以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派试图通过师古，确立风雅正宗。但是又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模拟格律声调的窠臼，形成“无情之言”，雅而失真。公安派、性灵派的崛起正反映复古派弊端。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强调抒写“一己之性情”，认为“格律不在性情外”，提出“著我”口号，有摆脱传统的价值取向，求真而失雅。

格调与性情本不相对，但是在复古层面上，各流派往往顾此失彼。方东树认识到在恢复风雅过程中，格调与真性情的不协调，因此，慨叹“求与古人似之难”。在方东树看来，风雅正宗与真性情同为重要，给予二者合理的评判。他充分肯定“求与古人似”的价值，指出“求与古人似”是“言变”的前提和基础。恢复雅正必然主张复古，“言变”必然突破传统，强调真情的抒发。方氏认为在回归雅正基础上，抒发真性情，诗歌就会实现格调与性情的统一，是解决格调和真性情之间矛盾的途径。如果不先“求与古人合”，其所为变，则市俗而失雅正。在方氏看来，“学古而卓然自立”则是能够实现雅与真的统一，足见复古的价值。无独有偶，方东树在论及古文时亦有相似的论断。他说:“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6］(P359)

(二)“真知所以为合”——复古的本质

复古的价值取决于师古的着眼点，方东树指出“求与古人似”，必须“真知所以为合”。这是复古必须搞明白的。他说:“尝见后世诗文家，亦颇有似古人处，而其他篇或一篇中，忽又入于极凡近卑陋语。则其人心中，于古人必无真知真好，故不能见雅俗之辨。譬如王、谢子弟，虽遭颠沛造次，决不作市井乞儿相。以此推之，则海峰全似古人而无不雅者。政不易到。盖其本领已同于古，但未及变耳。”［5］(P48)方东树认为“真知所以为合”必然符合以下要求。

1.“本领已同于古”，强调理与学识的积累，对诗文创作的价值。“本领”与古人同源，方能做到“真知真好古人”，见雅俗之辨，否则就会落入凡近卑陋和庸俗。“本领”“存乎识与道理”，即要求创作主体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因此，方东树说:“杜、韩之真气脉作用，在读圣贤古人书、义理志气胸襟源头本领上来。”［5］(P211)“本领”的获取是困难的，方氏指出:“故文之所以不朽天壤万世者，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6］(P359)

2.要复“古人之文法”。方东树认为:“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习之湥，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7］(P333)“然后古人之精神面目与我相觌，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见于天下。”［8］(P298)所以方氏批评凡俗“不深究古人文法之妙，则其成词又率皆凡近浅劣;有其胸臆，又稍知文法，而立志不纯，用功不深，终不能求合古人。”［5］(P52)

方氏所言文法包括篇章结构、章法、句法、字法，涉及诗歌的格律声色。实际上，这是对格调派复古理论的声援和继承，反映出方氏的复古理论注重对各流派的总结和继承。

3.“所以为合”的目的是卓然自立。方东树诗学复古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传统诗教中寻找创新，不是袭古而是“竭力卓尔”。自满“与古人似”，只能成剿袭，“如优孟法耳”。正所谓“领略古法生新奇”［9］，这与姚鼐“由模拟以成真诣”之论相吻合。方东树认为善学古人者，能“学一家而能寻求其未尽之美，引而伸之，以益吾短”［5］(P380)，这是学古的目的。

“卓然自立”，要求诗歌“言之有物”，见自家面目、自抒胸臆，必然注重“修辞立诚”。同为拟古诗，方东树评价截然相反。曹氏父子寓时事于古题，李白、张九龄寓抱负于旧题，二者皆于拟古中见自家用意。苏轼和陶诗、陆机拟古诗，皆因无所托意，而被方东树痛斥为“文人自多其能”，“才多之患”，“况忧摧折气难横，那复强句追杜韩”［10］(P16)。方氏主张“卓然自立”，实际上就是对公安派、性灵派理论的吸收。

总之，方氏所言“真知所以为合”，不仅要学习古人注重本领的积淀，还要学习古人的文法;更要懂得“所以为合”的目的不是止步于复古，而是强调“卓然而自立”，学习古人能够抒发自我真性情，注重修辞立诚。在古文理论方面，方东树亦持此论:“故凡论古文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处，惟在先求其合。苟真知所以为合，则以语于离，则不难知矣。”［6］(P359)

(三)“先精一家，转而之他”——复古心胸

复古对象方面，方东树则主张博采众家之长，而为己所用，继承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主张。友人姚莹评其七言诸作:“横空磐硬，合韩、苏、欧、黄为一手。”［11］(P5)足见方氏不仅理论上主张“聚众工之长”，诗歌创作上同样师法众家，显示出熔铸唐宋的倾向。郭绍虞在评价方东树的诗学思想时，说:“不落于格调，不落于性灵，而同时复不落于神韵”“以肌理药神韵之虚，而复以格调与性灵互救其弊而补其偏。”［12］(P552)

“先精一家”是“以专取之”，取其长为己所用。“先精一家，转而之他”其目的为“聚众之长”。方东树说:“当其读时学时，先须具此意识，以专取之。既造微有得，然后更徙而之他。如曹、阮、陶、谢、鲍、杜、韩、苏、黄诸家，一一用功，实见冬开门户，独有千古者，方有得力处。否则，优孟笑啼，皆伪也。”［5］(P9)不仅诗文如此，“古人之进德修业，未有不如此者也”［5］(P10)。为此，方东树提倡互补性学古，主张学苏、黄要药之以杜、韩;学鲍要参之以谢。他说:“太白时作仙语，意亦超旷，亦时造快语。东坡品境似之。果欲学坡，须兼白意乃佳。若但取其貌，乃为不善也。若能志庄、佛，兼取白、坡境，而加以杜、韩，必成大家，非他人所知矣。”［5］(P241)复古如此，既做到熔铸百家之长，又避免了因学古造成的门户之见。这是方氏熔铸唐宋诗学倾向的反映，亦是对各派复古思想的总结。

二

方东树针对明清代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实际，针对各派在复古方面存在的弊端，系统地论述复古理论。既明确了复古的价值，又指出复古的终极目标;既有对明清以来诗学复古思想的继承，又有其创新之处。

(一)在明清以来尊经复古诗学背景下，方东树扩充了复古对象的体裁范围，经、史、子、集都是其师法对象

方氏把“六经”置于崇高地位，认为“文、理义皆导源于六经”，更是把《诗经》作为师法对象加以研习。他说:“苟用力于《六经》，兼取秦汉人之文，求通其意，求通其辞，何患不独有千古。”［5］(P4)相对于吴淇，方东树看到了《诗经》作为古代诗歌源头的价值，并且主张加以学习，这是其见解独到之处。吴淇虽主张拟古，但“吴淇认为，‘三百篇无盛无衰’，其地位高不可及，但后人不可学，也不再作，所以这一阶段实际上被他高悬搁置了起来”［13］(P230)。“在他(吴淇)的诗歌史框架中，三百篇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后人不能学，也不再作，这一阶段自然就被搁置了起来”［14］(P94)。吴淇把《诗经》置于崇高地位，但在复古方面，却弃之不见。这无疑削弱了《诗经》的诗歌发展史价值，割裂了诗歌发展前后继承关系。

不仅如此，方东树还把师法的对象扩展到经、史、子、集各类著作。韩愈、苏轼等人还只是从经、史、子、集汲取诗歌创作的材料，方东树则把经、史、子、集作为师法对象，实现了复古对象体裁的扩大化，这是方氏的创新之处。

(二)方东树使得复古对象历史化和系统化，构建审美范式系统。纵观清代诗学史，无论是尊唐，还是尊宋、汉魏派，其师法对象集中于汉魏和唐宋

尊唐者，有的标榜盛唐，有的推重晚唐;尊宋者，更多地推重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因此，其效法对象呈现出阶段性和单一性的特点，缺少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选取复古对象。从诗经时代开始，到汉、魏，再到唐、宋、明、清，方东树选取众多师法对象，形成史的线索，使得复古的对象历史化和系统化。如五古，方氏选取汉、魏、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作为师法对象;七古，方氏选取杜甫、韩愈、李白、苏轼、山谷作为师法对象;七律，方氏选取杜甫、王维、李商隐、黄庭坚、陆游、李梦阳、陈子龙、李攀龙、钱谦益师法对象。这些对象的择取，表现出强烈的“尊体”诗学思想，是师法对象历史化和系统化的原因。这又是方东树诗学复古思想的与众不同之处。

(三)方东树对所选取的师法对象有严格的区分，专取所长，不一叶障目，体现出“一分为二”的复古诗学思想

如五古的复古对象，有先后高下之别，“苏、黄承李、杜、韩之后”［5］(P32)，七古的复古对象，有师法先后之别，“取其(黄庭坚)长处，便移入韩，由韩再入太白、坡公，再入杜公”［5］(P237);七律的复古对象，有渊源派别之分，“何谓七家?在唐为李义山，实兼二派;宋则山谷、放翁;明则空洞、于鳞、卧子、钱牧斋”［5］(P379)。并做一分为二地对待，“取其专长”，戒其弊端。一方面推杜甫、李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另一方面，李白时有“文字轻便快利，便不入古”之患［5］(P15)。一方面推崇苏轼七律“自然高妙，奇气峍兀，情景涌现，如在目前”;另一方面，批评苏轼“才大学富，用事奔凑，亦开俗人流易滑轻之病”［5］(P444)。这样的复古态度避免了全盘肯定或否定，体现方氏诗学复古思想的圆润性。这是方东树诗学复古思想的独特之处。

总之，相比七子派的“诗必盛唐”、王夫之的“汉魏、六朝”审美精神、虞山派师学晚唐、翁方纲的宋诗派，方东树这种尊经复古、上溯汉魏、祧唐祢宋的诗学复古思想，的确是明清以来诗学复古思想的总结与突破。

［1］陈晓红.方东树诗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龚敏.《昭昧詹言》:在批评中建立的桐城诗学［J］.文学评论丛刊，2012(1).

［3］崔向荣.清代诗学的“会归”特征考论［J］.求索，2008(10).

［4］何书岚.论清代诗学对“复”的反思［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方东树.答叶傅求论古文书［C］//考槃集文录.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7］方东树.书惜抱轩先生墓志后［C］//考槃集文录.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8］方东树.姚石甫文集序［C］//考槃集文录.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9］方东树.书林扬解·第十五·附论文人［M］.北京:中国书店，1952.

［10］方东树.游六榕寺拟韩退之山石［C］//半字集.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11］方东树.半字集·题辞［M］.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中: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3］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景献力.明清古诗选本个案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