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思想的道德性

武斌斌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退去后，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出现了分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坚持文艺的启蒙战斗色彩，并逐渐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最终成为共产主义在上海的党报刊物。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不得不创办《努力周报》，谈论政治。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呐喊之声无人回应，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没有归宿感。与之相较，周作人的选择充满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意味，他的文学自觉意识表现为用“笔”(文艺)去写《美文》，十字街头去建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隐逸气，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从此不关心世事，而其“塔”也只是起到“临时性”的“避难”作用。

一、周作人思想的道德性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点理想而已……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朋友们称之曰平淡或闲适而赐以称许或嘲骂，原是随意，但都不很对，盖不佞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也。”［1］(P174－178)

周氏认为自己的文章做不到平淡和闲适，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如果是，这也仅仅是他的理想，而他自认的文章的好处，则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文字多是道德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周作人的自谦之词，或者认为这是周作人的理想，只是现在还未实现。这是不是被周作人的谐趣伎俩所欺骗呢?如果从正面的角度给予肯定的话，周作人的确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份理想的意蕴，而只是表现为一种暂时失意的“避难所”［2］。

随后发表的《十字街头的塔》，周氏对这种寄居的避难所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者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2］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周氏的自我身份认同，他不是任何艺术家，而是“艺术爱好者”［3］(P330)。艺术家刻意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作为艺术爱好者，却不能真正地脱离社会，只能在十字街头建塔。这塔的效用有两个:一是观人生百态，察明同类之狂妄与愚昧。在《伟大的捕风》中，周氏说:“察明同类之狂妄与愚昧，与思索个人的劳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再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4］(P19)可见周氏即使把人生的观察体悟当成一种有趣的消遣，也并不能泯灭其追逐的心迹，并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正是周氏的独特之处，虽则消极，但仍战斗。二是持灯照暗陬。“自己知道一点的事情，愿意公之于人，只要不为名利，其所言者有利人群……照视世间种种言说行事，显然多是歪曲误谬，有如持灯照暗陬，灯光所及，遂尔破暗，则匡谬正俗实为当然之结果，虽不好辩，亦岂可得。”［3］(P361)周氏思想的道德性在此已显露无遗，只要有利于人群，他是想做普罗米修斯的，只是他没有盗火的勇气，而只能自燃奉献点微光，灯光所及，遂而破暗。

周氏在后期作品中曾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这种道德观:“鄙人自己估计所写的文章大半是讲道德的……所可喜者，这所讲的道德乃是儒家的正统，本于物理人情，其正确超出道学家群之上，要照旧话来说，于人心世道不是没有关系的事。”［3］(P96)正是由于其思想与人心世道有关而且密切关联，周氏才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消极避世，正因为其道德，所以无法做到闲适。周氏对草木虫鱼的谈论并不仅仅表现其兴趣爱好，这其中也掺杂着“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说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鉴赏里混有批判”［4］(P90)。可见周氏其意并非仅仅“言志”，而且有着潜藏的道德意蕴。但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道德性色彩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载道文学，他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是“言志的”，是表现自身思想的，是以说出为目的的。所以他的这种道德性是有着特殊的寄托的，即表现为浓厚的个人主义性和审美无形功利性。

二、周作人文学的个人主义性

发表于1918年12月的《人的文学》第一次真正落实了新文学的主张，即“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对人的说明则概括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3］(P360－361)。周氏又从个与类的关系出发阐明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观点，这种利己又利他、利他又利己的观点起点为自我，即更注重个人性的发展，“但要森林盛，却仍非各树各自茂盛不可”。这种对个人性的重视表现在艺术上即为:“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3］(P32)。平等是基础，自由是目标，文艺以个人为关注对象，表现个人的情思，通过个体来关注人类。

周作人对人的发现与重视并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思想革命只是政治革命的前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治家更加关注的是作为民族一分子的人，而不是具有个性的，或是不分中外的，“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人类运命统一的人。”［3］(P68)周作人对个人性、时代性、世界性的重视远远超越了人之为民族或阶级人的局限。周作人对个人性的提倡拓展到文艺上还表现为一种寻根溯源式的对“地方性文艺”的“地之子”的提倡:“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说，‘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听说的也是这‘忠于地’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4］(P12)这里的土地意识也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指自然的、本原的。

三、审美主义的无形功利性:去伪求真

周作人散文的道德性主要表现为这种审美主义的无形功利性，但这种功利性是与前面所述的个人主义特征是紧密关联的，由此就具有了一种周氏的独特性。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指出:“‘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生活之一部……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5］(P136－137)这种无形的功利表现在周作人的思想里即为对个人性的“真”的追求和对群体性的“伪”的批判。

周氏的真首先表现为对个人性的推崇，“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真正的种花者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5］(P136－137)在此，真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性，其次才是于社会有益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的无形也正由于其潜藏在个人性的外表之下，渗透的文化作用犹如细雨润物，而不是急雨成沟。

周作人对“真”的追求还表现为“庸人的自谦”和“不道德的诉说”:“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的丑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将高雅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6］(P20)这种自谦的庸言既表现了周氏对个人性的提倡也表现了其对真实的追求，真可破伪，可润土可成树，对真实的大胆言说正是其微光精神的表现;“对于世间‘不道德的’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是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4］(P44)。对“不道德文人故事的诉说”的提倡则可以看出其知其不可为或知其无用的状态下仍然所秉有的执着精神。

与个人性的真所对立的即为对群体性的伪的批判。鲁迅对周作人隐逸思想的批判是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批判这一类人“要为艺术而艺术，住在‘象牙之塔’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7］(P228)。但他忽略了周氏并非仅仅是为艺术派，他虽然主张对个人情思的自由表达但其思想里一直保有着对思想专制和伪道学的批判。

周作人主张性的解放，提倡对妇女儿童的重视，都是基于其对伪道德的批判。《上下身》中对绅士贤人强调对上下身强做分割，“上身是体面绅士，下身是‘该办的’下流社会”，周氏给出了自己的愚人之见:“这实在是无事自扰，一个身子站起睡到或是翻个京都，总是一个身子，并不如猪肉可以有里脊五花肉等之分，定出贵贱不同的价值来。”［4］(P30－31)《净观》中周氏以少有的偏激指出:“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8］(P49－50)可见其对假道学批判的不遗余力。除此之外，周氏还写了《裸体游行考订》、《娼女礼赞》、《性教育的示儿篇》序、《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一系列文章，从头做起，发现女子小儿，肯定妇女儿童的地位。

周作人对“伪”的批判除了表现在对传统道德对妇女儿童以及人之天然欲求“性”的压抑的批判上，在其艺术主张上的表现即为对“诳话”和迷信的态度，例如:“有人要说，这些荒唐的话即是诳话……为说诳话而说的诳话，至少在艺术上面，没有是非之可言……记得《聊斋志异》卷头有一句诗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8］(P787)单纯的诳话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是周氏所主张，他所反对的只是以欺诈为目的的不实之陈述，这与其庸人之大胆言说的主张是一致的;对迷信的态度更能看出其对真的赞扬与对伪的批判。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从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书籍分规为迷信的鬼神书类、妖怪书类，予以否定，归为“非人的文学”，但在《唁辞》中又说:“传说上李夫人杨贵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后被招为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无聊之极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现:我们知道这是迷信，但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与善的分子存在。”［2］从中可见周氏对真与伪之理性判断，对伪的批判正是为了达到其对求真的追求的态度。

最后，周作人对“伪”的批判还表现为对“棒喝主义”和“狂信专制”的反对，在《谈虎集后记》中周氏提到:“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4］(P393)周作人主张文艺思想的自由，这与其个人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棒喝可以成就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专制的狂信的表现:“即如近来反对泰戈尔的运动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的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4］(P30)周氏对棒喝主义以及对狂信的专制的批判引申到政党政治中就表现为对群众的极端不信任，在《北沟沿通信》中，周作人明确表示:“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还不必是反对，只是不承认他是可能。”［4］(P37)且不论其政治上是否反动，其对群众是否有仇视态度，但不得不承认其思想初衷都是出于对“伪”即专制的否定和对个人主义的信仰。

在《知堂文集序》中，周作人说:“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做文章写……有的说的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4］(P1－2)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对其这一观点做出正面的肯定，不想说谎与保证所言为实，正是周氏独特的言其个人之真而破群体之伪的表现。周作人文学的道德色彩正是掩藏在这种个人主义的“真”之下的审美无形功利性。

正如周作人在《立春以前》(1945)的后记中写道:“……以前杂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当尽年寿向这反面努力……”［4］(P190)在此指出他杂文的道德色彩，并不只是想某些学者所说是为自己的罪名开头，而是有其前志可承的。正因为其道德，所以无法做到闲适，正因为无法闲适，所以他的文学还是具有一定的道德色彩，只是这种道德性被个人主义的审美无形功利性所隐藏、所冲淡，变得不易察觉而已。

［1］周作人．瓜豆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9．

［2］周作人．雨天的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本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4］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周作人．周作人文选1898－1929［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6］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鲁迅．鲁迅全集:第8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