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历史形成

陈光辉，古 帅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更是近代中国创建、改造和领导革命政党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其政党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其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关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主要偏重于对其内容本身的研究，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着墨较少。本文试图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探讨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在整体上架构起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认识，以期能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革命程序论”的制定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初步形成

“革命程序论”不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整体发展的战略构想，而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重建民国的程序设计，还是改造传统社会和建设现代国家的总纲领。“革命程序论”充满着孙中山等人的爱国、救国和建国思想，它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初步形成。

同盟会时期“革命程序论”的提出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形成的开始。在《革命方略》中孙中山首次将“革命程序论”具体明确地阐释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并将其作为同盟会十六字革命宗旨的具体实施步骤而提出。第一，在“军法之治”时期，“军队与人民同受制于军法之下”，“每一县以三年为限”，“扫除积弊”，三年之后，“解军法，布约法”。第二，在“约法之治”时期，“解军法之后”，“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并且拟定了行宪的期限，“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在“宪法之治”时期，“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孙中山不仅明确提出了革命的三个程序阶段，而且具体指出了各个阶段的任务以及实现期限，这就为以党治国做出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为革命指明了方向。随后，二次革命的惨败使孙中山决定重组革命党，再造民国，同时，重订革命方略，重新设计“革命程序论”，还明确界定了革命时期的起止节点，即“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由此，“革命程序论”基本形成，同时也为孙中山对以党治国思想的调整和充实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指引。

接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详细而又正式地概括了“革命程序论”。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明确“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军政时期，也就是破坏时期，主要任务是“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等事”。第二，训政时期，也就是过渡时期，主要任务是“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第三，宪政时期，“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革命程序论”逐渐由简单的革命步骤划分演变为内容较为翔实的革命建国程序理论。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还特别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由此，以“革命程序论”为指引的以党治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

二、“以党治国”口号的提出标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正式形成

关于“以党治国”的口号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而且复杂的过程。总体来说，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的口号，但却已开始了以党建国的革命实践，此时期的口号是“团体救国”或“立党救国”。在民国初年的国民党时期，孙中山仿效欧美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并进行了实践。

1.在民国初年的国民党时期，孙中山仿效欧美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并进行了实践。在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之后，受“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影响，也由于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孙中山等革命先驱错误地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着手进行政党政治的实践，孙中山积极主张“以英、美先进国为之模范”，仿效欧美的以党治国模式，进行政党政治，宣倡两党制。在这里，以党治国本质上是政党政治，以党治国的“党”的性质是国会内的政党，而非革命党。孙中山后来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曾说:“我以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早产的“政党政治”没能存活下来，反而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一颗毒瘤，于是，帝制颠覆了共和，军阀政治代替了政党政治，中国民主一片乱象，杂草丛生。

2.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重组革命党，界定了以党治国的内涵和外延，并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充实，为以党治国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孙中山对关于以党治国步骤的重新调整，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明确界定了革命时期的起止节点，即“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的党统称为“革命党”，这一时期党的任务就是“以党建国”。在1915年8月与杨汉孙的信中提及“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的说法，充分说明了孙中山以党建国的革命目标。“以党建国”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不但为今后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究其理论本身而言，也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内容上的完善。

3.在中国国民党组建和改组时期，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正式形成。1921年3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赞同和接受了一家报纸提出的“党人治粤”口号，并号召“将来广东全省为本党实行党义底试验场，民治主义底发源地”，先“党人治粤”，“由广东推行到全国”，最终实现全国性的“以党治国”。在1921年4月的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的口号，他指出“英国现在底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行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以党治国”，明确指出以党治国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孙中山在1922年的几次书信中都出现了“以党治国”的字眼，“惟望诸同志切实扩张党务，培植实力，贯彻以党治国之主旨”，“文素树以党治国之义”等。至此，在中国国民党组建初期“以党治国”口号明确提出，这也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正式形成。

三、由两党制向一党制的转变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经过对革命形势的重新认识、对革命程序的重新安排和对革命步骤的重新调整之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经历了一次转变。他由钟情于欧美两党式的政党政治转变到推崇苏俄一党制，“党”的性质由国会政党转向革命党，实现形式由两党制的主张转向一党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实现了由国会政党向革命党认识的转变。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区分了政党与革命党的性质。孙中山在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曾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去厘清政党与革命党的关系。在经历了反复的革命尝试与失败之后，孙中山充分认识到:政党是指在议会内公开活动的、以和平选举的方式进行的、以影响或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的政党;而革命党则是在议会外秘密活动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以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性的革命党。孙中山独创性地将政党分为两种:一种是议会内的政党，另一种是革命党。要想“以党治国”必须先“以党建国”，主张“先党后国”“党在国上”，党的组织机构构成也就成为今后国家机构的模板，政党既是国家的缔造者，也是民主的引领者，这既是孙中山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选择。

2.实现了由两党制向一党制的转变。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破产，使孙中山暂时放弃了对欧美议会内的两党式的政党政治的主张，转而实行一党制。1914年9月，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带有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要求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人领导，与民初的国民党相比具有较强的排斥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孙中山在会章和革命方略中提及“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建立党国、党政、党军三位一体的国家政治制度，俨然一党包办中国革命、包办建立共和国的态势。就在孙中山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出现了苏俄这一“救命稻草”。1921年，马林多次与孙中山会见，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创建军校的三点意见。到1922年8月再次会见的时候，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由此，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开始了“师法苏俄”的转变。因此，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转变，由钟情于欧美两党式的政党政治转变到推崇苏俄一党制，“党”的性质由国会政党转向革命党，实现形式由两党制的主张转向一党制，这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四、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最终形成

国民党一大不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部署了军政、训政和宪政革命三程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主义治国口号的明确提出、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关系的厘清、党在国上的模式的明确提出和实践，标志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最终形成。

1.明确提出主义治国的口号。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到了主义治国，他说“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为了身体力行地宣传本党的主义，以践行主义治国的理想，孙中山在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的巨著《建国方略》中关于国家建设部分的核心组成《三民主义》在此期间成稿，并在1924年1月到8月不断地进行宣讲，以传播其三民主义思想，树立其宣传工作范式，彰显其主义治国精神。

2.厘清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的关系。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即先是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即以党建国，再是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而进行的以党治国。孙中山指出“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结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详细阐明的革命三程序说，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各个阶段和主要任务做了明确的划分，以党治国思想的主体内容也就明确起来。国民党一大不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部署了军政、训政和宪政革命三程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最终形成，并且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重要方针和原则，甚至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通过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在创建革命党之初，虽然有了以党建国的实践，并没有产生明确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才开始把苏俄政党体制当作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加以学习，“以俄为师”，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当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形成轨迹中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资政价值。

［1］孙中山全集:第1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孙中山全集:第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孙中山全集:第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孙中山全集:第11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孙中山全集:第2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孙中山全集:第9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孙中山全集:第5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陈旭麓，等．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孙中山全集:第8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