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技术禀赋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
——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郝宏杰　　付文林

(1.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2.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

劳动力技术禀赋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
——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郝宏杰1,2付文林1

(1.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2.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

基于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的视角，分析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提高、技能溢价等效应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利用2004—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通过生产率效应、技能溢价效应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但这些效应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基本没有影响。为了推动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不仅要减少服务业行政管制，还要提高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

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力技术禀赋；高技术工人；技能溢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23.4%上升到2013年的46.1%，但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中国服务业目前仍非常滞后。按现汇汇率计算，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091美元，而美国、日本和巴西等国在同样发展阶段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①。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一方面缘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与制造业增长不协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夏杰长，2008；程大中，2008；谭洪波、郑江淮，2012)；另一方面，目前消费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长也很缓慢，并存在内部结构失衡问题，特别是满足文化和社会交往等更高层次需求的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2004年到2011年，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三个行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01%、0.05%、0.02%，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不利于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增进居民福利。

服务业快速增长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快速增长，教育、医疗等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演变对服务业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Crino(2010)对美国1997—2006年服务业离岸外包与白领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离岸外包具有技术偏向性，随着服务业离岸外包数量的增长，高技术岗位(即白领阶层)相对于低技术岗位的就业比重上升。Buera 和 Kaboski(2012)认为,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重和相对工资持续上升，带动了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另外，消费性服务业需求的增长也会推动消费性服务的价格上涨，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代表性的观点有：夏杰长和张颖熙(2012)、沈家文和刘中伟(2013)、席卫群(2012)指出，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导致了中国服务消费的低迷；程大中(2009)研究认为，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缺乏弹性，价格而不是收入在拉动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成本病问题”；陈艳莹等(2008)、胡晓鹏(2012)认为，服务业国有垄断、进入和退出的障碍等体制因素制约了服务业发展。

总之，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解释服务业滞后问题，而从微观层面对劳动力供给结构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研究还非常少。近年来，中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增长迅速，信息技术、互联网、运输技术等中性的技术进步明显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服务业生产效率，甚至零售、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也因受益于电子商务等技术的发展而显著提升；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又提供了丰裕的高技术人才，劳动力技术禀赋的演变应该是影响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探讨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内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劳动力技术禀赋变动对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和描述性分析

(一)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增长趋势和结构特征

对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划分，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根据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 来汇总服务业的数据，这一新的行业标准对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分类更精确。本文坚持宽泛、易于取数的原则，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七个行业划为消费性服务业。同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性服务业也应该从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上升到满足人们智力、精神、保健和社交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实现内部结构升级，所以本文从促进消费性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出发，把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四个主要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行业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把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三个行业划分为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全国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的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法估算。

图1　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动趋势

根据该分类标准，本文对20个代表性省份*由于数据的获得性问题，东部地区主要选取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海南9个省份，中西部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河南、湖南、安徽、山西、重庆、广西、青海、宁夏、新疆、吉林11个省份，这20个省份基本可以反映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情况，全国的数据为这20个省份的加总。下同。消费性服务业总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见图1)：(1)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从2004年的21.56%增长到2012年的22.95%，低于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说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比较缓慢。(2)消费性服务业占比的增长趋势并不平稳，2006—2008年间甚至出现下降，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平稳增长趋势不太一致，说明劳动力结构演变等要素层面的冲击可能带来了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波动。(3)消费性服务业还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依然占据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部分，其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16.68%增长到2012年的18.38%；而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从2004年的4.88%下降到2012年4.57%，说明中国现代消费性服务业整体水平还比较低，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

(二)中国劳动力技术禀赋的演变特征

近年来，学术界对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比较多，但劳动力技术禀赋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首先，从内涵上来看，劳动力技术禀赋是指劳动力队伍中高技术人员的数量，也是人力资本提升的源泉；人力资本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是包含知识、技术、技能、能力等要素在内的一个集合概念。其次，从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来看，人力资本主要从供给层面对服务业增长产生重要作用，而劳动力技术禀赋一方面从供给层面促进服务业增长，另一方面其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和较高的消费率，从需求和消费层面也会对服务业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从衡量与测度的难易程度来看，人力资本的衡量和测算一直较为困难，而劳动力技术禀赋的衡量则比较容易，可以直接用高技术工人比重来代表，其数据也容易获得。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技术工人群体通过供给和需求渠道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所以特别引入劳动力技术禀赋这一变量来衡量其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劳动力技术禀赋的测算采用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这一指标(即从业人员中大专学历以上人员的比重)，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4—2012年中国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的演变特征如下(见图2)：(1)在高等教育扩招等因素的带动下，中国从业人员中高技术工人的比例获得较快增长，从2004年的7.23%上升到2012年的12.94%。(2)2004年开始中国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比例上升，专科招生比例下降，毕业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导致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重在2005—2007年有所下降，而这一特征与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变动趋势存在一定的耦合性。(3)东部地区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例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上海、北京、天津的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重都在25%以上，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省份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重也都高于中西部的河南、安徽、广西和重庆等，同时东部地区消费性服务业占比也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各地区劳动力禀赋的演变与消费性服务业结构升级呈现一定的共变性特征。

图2　中国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的变动趋势(单位：%)

三、模型和变量

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影响消费性服务业的增长。一是，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技术外溢的生产率效应。伴随信息、运输等新技术的发展，服务业市场范围扩大，但市场竞争愈加激烈，所以在服务企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品(计算机、通信设备，软件和互联网等)成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同时由于服务具有难以储存、不易分割、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劳动和资本品间呈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性质的互补关系(Buera and Kaboski，2012)。伴随技术进步，资本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价格逐步降低，企业的资本投入增加。面对新技术对劳动者的“侵蚀效应”，高技术工人相对低技术工人的“静态生产率”更高，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更快，其边际产出也比较高(Nelson and Phelps，1966；Galor and Moav，2000)。服务企业最优投入是雇用更多高技术工人，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在要素流动条件下，高技术工人还会通过技术外溢产生行业内、外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本行业及相关行业生产率的提高(Mazzolari and Ragusa，2013)。所以，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和技术外溢，会提高高技术以及低技术服务业的生产率，促进服务业要素投入和服务供给的增加，推动服务业实际产值的增长。二是，高技术工人工资上涨、技能溢价的供给和需求效应。随着服务业对高技术工人需求的不断增加，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会持续上升，从而产生技能溢价(Acemoglu，2003)，高技术工人从事家庭和低技术劳动的机会成本增加，他们会选择高技术劳动，这大大满足了服务企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服务供给。技能溢价还对服务需求产生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价格效应。(1)收入效应。高技术工人参与高技术劳动后，家庭总收入增长，根据恩格尔定律，家庭对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服务品的消费会增多。(2)替代效应。高技术工人从事家庭劳动的时间减少，家庭就需要从市场购买原本来自家庭自给的服务品，如家政、餐饮服务等，最终低技术和高技术服务的需求都会增长。(3)价格效应。技能溢价还会促使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对服务的实际需求量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却有可能会推动服务业名义增加值的增长。

此外，还有诸多宏观因素影响着消费性服务业的供给与需求。(1)收入水平因素。根据Clark(1940)等古典学派观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购买需求弹性较高的服务品；消费结构会从制造品转向服务品；Appelbaum和Schettkat(1999)等研究也认为，只要人均收入增长带来的正效应大于价格上升带来的负效应，收入水平就与服务消费正相关。(2)城市化因素。城市化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城镇外来人口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其生活方式趋向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城市文明也会向周边地区传播，最终服务消费的总人口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另外，人口和地理的城市化还带来服务生产的空间集聚效应，城市化水平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应该呈正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结构因素。由于家庭是服务消费的主体，所以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服务消费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家庭规模经济理论(Lanjouw and Ravallion，1995)，家庭规模变小使原来大家庭共享的服务消费分散化，人均服务消费可能增加；家庭的人口抚养比也会影响服务生产和消费(刘洪银，2008；罗光强、谢卫卫，2013)，一般来讲，少儿抚养比与服务消费率正相关，老年抚养比与服务消费率负相关，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增加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服务消费。

总之，分析劳动力技术禀赋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必须要控制地区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文在借鉴Kim(2006)、Buera和Kaboski(2012)的理论和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Serviceit=α0+β1techit+β2premit+φZit+εit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了上述20个代表性省份，时间跨度为2004—2012年。

Service是回归因变量，为反映消费性服务业结构升级特征，本文区分了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两个指标(下文分别记为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消费性服务业)。

tech是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根据本文假说，一个地区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提高，会促进服务业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提高，还会对低技术工人产生技术外溢，所以用该指标考察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技术外溢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生产率效应*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技术外溢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以及劳动者“干中学”等过程，本文只分析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技术外溢通过生产率效应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直接性、综合性影响，不再区分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和技术外溢各自的影响效应。。prem是技能溢价变量，用来考察高技术工人相对工资上涨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和供给效应，参考刘兰(2013)的处理方法，本文用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代表，平均工资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tech和prem的系数预期为正。

Zit是控制变量，εit为残差。Zit包括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人口规模，分别写作income、urban、older、youth和family。其中：income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由于中间收入户收入与消费的变动趋势更加稳定，能更好地反映收入变动对服务消费的影响，所以人均收入水平采用城镇中间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单位：元)。urban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代表。older和youth分别表示老年抚养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family表示家庭人口规模，用每户人口规模来代替。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2004年的城市化率来源于林坚(2010)。。

估计方法方面，考虑到消费性服务业总量和结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针对中国这样一个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主要解释变量对不同省份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尽可能消除样本的异方差问题导致的回归偏误，经F检验和Hausman检验，计量分析均采用地区固定效应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方法*在下面的估计中，本文进行了面板数据模型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经F检验，所有回归模型都拒绝了原假设，即混合模型不适用；经Hausman检验，大多数回归模型的p值都比较小，个别模型p值稍微大一些，但这几个回归模型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所以本文所有模型都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方法。。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生活性服务业增长的分析

首先对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与生活性服务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

由表1知，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tech)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上升对中国各省份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会给生活性服务业带来一定的生产率效应，从供给层面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增长。事实上，近年来信息技术已大规模渗透到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也在逐步提升(夏杰长，2012)，高技术工人的就业比重呈现向上增长趋势，从2004年到2012年，批发与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9%、5.2%，高于制造业增长率(4.4%)*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同时，生活性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对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也比较高，根据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的测算，2004—2010年间中国批发与零售业、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7.4%、5.5%，对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7.01%、53.96%，均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值。这些数据与本文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上升、技术外溢的生产率效应促进了批发与零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

技能溢价(pre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能溢价对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也验证了本文之前的判断。一方面，技能溢价对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收入效应可能为正，从2005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中等偏上收入户”和“较高收入户”对生活性服务的消费比例(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政等服务)分别上升了0.5%和0.4%*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说明这两大群体的家庭服务消费结构并没有明显改善，伴随收入增长，其对生活性服务的消费也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另一方面，技术溢价会对生活性服务消费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伴随高技术工人社会劳动参与度的提高，高技术工人参加家庭劳动的时间相应减少，原来靠家庭提供的家政、餐饮、育儿等服务都需要从市场购买，进而带动了生活性服务的消费。

表1　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与生活性服务业增长①　*模型估计中，高技术工人比重、城市化水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变量的单位都没有采取百分制。

除模型(2)外，人均收入(income)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中间阶层收入的增长对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与本文之前的判断一致。

城市化水平(urb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当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促进消费性服务业增长。杨新铭(2013)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中国城市化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并认为中国城镇化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反而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农村的消费率偏低，从而抑制了社会消费需求。另外，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绑定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社保等制度束缚，大部分城市外来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无法放开对包括城市服务业在内的消费能力，导致中国服务消费的不足(胡晓鹏，2012)。

老年抚养比(older)和少儿抚养比(youth)的系数都比较显著，但系数方向不一致，说明老年人口和少儿数量的变动对服务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老年抚养比系数为负，说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反而带来消费性服务业占比的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年人对一般性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素来较低，另一方面由于父母年老时，子女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导致家庭消费率下降(罗光强、谢卫卫，2013)。少儿抚养比的系数为正，说明0～14岁少儿比例的提高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少儿的抚养过程本身会产生大量的零售、餐饮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务需求。

家庭人口规模(family)的系数比较显著且为正，这与之前的判断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使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增长，抑制了生活性服务的消费。

(二)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分析

表2是对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与生活性服务业相比，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中tech和prem的回归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基本上都不显著，系数值也变小，prem系数在模型(3)至(6)中甚至为负，说明目前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基本没起作用，这与之前的判断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中国经济的这种“特殊性”可能与中国服务业经营管理体制有关。目前中国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和社区服务等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受政府的行政管制较多，管理和生产效率低下，对社会需求变动的反应慢，高技能人才、技能外溢等作用无法有效发挥，“体制病”问题制约着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陈艳莹 等，2008；胡晓鹏，2012)。 第二，这与中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有关。从2005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中等偏上户”、“较高收入户”消费支出中现代消费性服务的比例(包括医疗、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分别下降1.36%和0.18%*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技能溢价对现代消费性服务的收入效应可能为负。第三，中国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存在一定的价格效应(程大中，2009；江静，2014)。现代消费性服务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表2 劳动力技术禀赋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

与表1的分析结果类似，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现代消费性服务业比重的增长；家庭人口规模(family)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但系数值有所下降，说明中国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对现代消费性服务的抑制作用较小。

与生活性服务业相反，人均收入(income)的回归系数不太显著，且系数值变小，即城镇中间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影响较小，这反映中国目前居民服务消费结构并不会随着收入上升而不断升级。一方面，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中低阶层收入增长缓慢，物价上涨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减缓，住房等方面的刚性需求以及实物消费品的升级又挤压了居民服务消费的空间(夏杰长、张颖熙，2012；沈家文、刘中伟，2013)；另一方面，这还可能是因为现代消费性服务业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居民需求结构升级的步伐，目前中国的现代消费性服务产品发展严重滞后，应当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付文林、沈坤荣，2010)。

老年抚养比(Olderi,t)和少儿抚养比(Youthi,t)系数都不太显著。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为正，说明人口老龄化带动了养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服务需求，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值变小，在模型(6)中为负，说明中国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对现代服务业的增长基本没有作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中国逐步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降，而针对儿童的文化、体育等现代服务业又因为体制的束缚增长缓慢；二是，随着一个家庭抚养孩子的数量增多，家庭的消费观念趋于保守，家庭储蓄率上升，从而对高档的现代服务消费减少。

五、结论和建议

当前，中国消费性服务业面临着总量滞后和结构失衡等问题，加快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增进居民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影响，结论主要有：(1)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其中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增长、技术外溢带来的生产率效应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而高技术工人相对工资上涨、技能溢价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带动了生活性服务业消费的增长；(2)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基本没有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行政管制较多、中高收入群体对现代消费性服务的需求不足、现代消费性服务价格上升过快等原因所致；(3)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少儿抚养比、家庭规模等因素也没有发挥优化消费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作用。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含义：

第一，提高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比较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但大部分研发资金被投入制造业，或作为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少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制造业又过于依赖出口，不太重视作为服务业中间产品的前沿性设备的开发和创新，现行营业税制又加重了服务企业购买资本品的成本，导致服务企业前沿性设备的投资偏少，高技能人才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服务业技术含量少、服务品种少、成本高，难以在国际市场同发达国家竞争，也不能有效满足居民多样化、高标准的服务需求。与宋冬林等(2010)观点一致，本文认为，先进的前沿设备和高技能工人的相互融合，必然会提高服务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推动服务业增长与结构升级，中国需要加大面向服务业的研发投资，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完善服务企业创新机制，提高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在文化、体育、医疗、社保等服务业领域还存在比较多的国家垄断或行政管制，阻碍了服务业市场竞争，导致现有服务企业技术效率和管理效率低下，前沿性设备和高技能人才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服务供给成本和价格虚高，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与赵霄伟和姚永玲(2014)等观点相一致，中国应逐步放松政府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降低市场壁垒，鼓励民间投资，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并完善小微型服务企业扶持政策，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的服务业管理体制，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

第三，推动现代服务业人才就业市场发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在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技术禀赋的不断演变会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会释放更多的高技术人才需求，这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当前，中国现代服务业人才就业市场还存在岗位吸引力不高、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就业平台不健全、就业歧视较多、就业不稳定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服务业人才就业市场发展，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现代服务业就业，这对实现中国高技能人才的有效配置、加速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壮大中高收入阶层的规模、优化服务消费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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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江)

Technical Endowment in Labor Force and Growth of Consumer Service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HAO HongJie1,2FU WenLin1

(1.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endowment evolution in labor fo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high-skilled workers and skill premium on the growth of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Utiliz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12,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the rising of technical endowment in labor force, have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raditional living consumer services by the productivity and skill premium effects, but have almost no effects on modern consumer services. Therefore, not only the service's administrative control should be reduced, but also the industry innovative a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increased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upgrading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onsumer services; technical endowment in labor force; high-skilled labor; skill premium

2014-09-15

郝宏杰(1980--)，男，河南林州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付文林(1969--)，男，安徽宣城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财政行为：激励效应与机制重构”(71373150)、上海财经大学国家级项目后续研究项目“税收制度、技术进步与服务业结构升级”( 2014110399)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调适机制研究”(2013CSH010)资助。

F719;F062.9

A

1001-6260(2015)02-0035-09

①各国(地区)在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时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美国(1972，61.86%)、欧元区(1977，56.39%)、日本(1977，57.27%)、巴西(2006，65.76%)和墨西哥(2002，69.57%)。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财贸研究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