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全球价值链、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ISO14001认证
——基于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张三峰　　卜茂亮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2.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3.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嵌入全球价值链、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ISO14001认证
——基于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张三峰1,2卜茂亮3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2.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3.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运用2004—2011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数据，采用面板计数模型实证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ISO14001认证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与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通过全球价值链传递的国外非正式规制有利于中国企业环保行为的改善；国内公众环境关注度能有效推动企业贯标ISO14001；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贸易目的地ISO14001认证数的反向溢出效应有差异性，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洲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积极作用；FDI和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与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显著正相关，说明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依赖于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

全球价值链；非正式环境规制；ISO14001认证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80%的环境污染来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沈红波 等，2012)。研究表明，来自政府的压力对企业的环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Gasgupta，et al，2000)。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力量能够推动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环境保护行为还受到来自消费者等社会公众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Buysse and Verbeke，2003；Heyes and Kapur，2012)。其实，环境保护事业离不开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单独以政府为中心的“命令—控制”模式相比，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模式，不仅可以弥补政府环境保护投入的不足，还能激发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促进政府环境保护效率的提高。

中国企业崛起壮大的路径之一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出口贸易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污染也在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将快速扩张的出口贸易与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加以联系，并认为国际贸易是近年来中国环境状况难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Dean and Lovely，2008；张友国，2009)。还有学者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消费者、企业及环保NGO等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保护与管理的诉求和压力，可以通过彼此间的采购、供应关系进行传递，从而促进企业关心环境(沈艳和姚洋，2008)。毋庸置疑，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进入国际市场，也要面对来自国外环境保护制度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为此，中国企业开始重视环境管理体系，申请相应的国际环境管理认证。国际标准化组织2012年的调查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有8.2万家企业通过了ISO14001认证，获得认证的企业总数居世界第一位*ISO14001认证又称为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一份标准，属于广义上的自愿性环境管理，通过认证则证明该组织在环境管理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该认证有助于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中国企业自愿接受这种环境管理认证是否与其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有关？在正式环境规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通过价值链传递的国外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改善企业环境保护行为，源于国内公众压力的非正式规制是否发挥了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展开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2004—2011年的企业ISO14001认证数据，使用面板计数模型，从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公众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两个方面考察影响中国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

虽然巫景飞等(2009)也分析了ISO14001认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但区别于该项研究，本文侧重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将非正式环境规制纳入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进而更全面地考察中国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二是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遵从“污染避难所”假说还是“环境收益”假说中考虑了东道国正式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二、相关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嵌入全球价值链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于环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之一(Taylor，2005)。有学者认为，贸易会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发达国家会将污染密集型企业(产业)向环境标准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或增强其企业(产业)的竞争力，可能会降低环境标准，进而导致环境不断恶化。这类学者提出并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和“向底线赛跑”假说(Taylor and Copeland，1994；Bagwell and Staiger，2001)。还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不仅可以使东道国企业更易接触到与节能环保相关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励其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节能减排，以满足国外消费者对清洁产品的需求。这些学者提出并验证了“环境收益”假说(Grossman and Krueger，1995)。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最终会体现在企业的环境行为上。那么，参与全球价值分工后，全球价值链传递的国外环境规制压力对出口国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Christmanna 和Taylor(2001)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会促使中国企业为改善环境行为而积极采纳ISO14001认证。Stalley(2009)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不断改善其环境行为，以满足交易者的环境标准，否则这些企业就会面临失去市场的风险。国外研究还表明，引入社会性规制使出口企业更加恪守出口目的地国家的环境标准，并且社会性规制强度越大，企业越会严格规范其产品的环境标准(Blackman and Guerrero，2012)。Nishitani(2009)发现，美国汽车产业普遍要求其海外供应商必须满足ISO14001认证。Zhang等(2008)使用江苏省89家企业数据，检验了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外部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环境规制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Qi等(2011)发现，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本国消费者和外国消费者的压力，对企业ISO14001认证有显著正向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专门分析出口目的地以及出口规模对本土企业ISO14001认证的影响。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出口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被锁定于价值链的低端，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获得较低的利润，而发达国家客户则不断利用其垄断地位，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迫使其主要依靠大量的出口以获取微薄收益。然而，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也需要经过发达国家客户的严格检验，这其中就包含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产品必须符合一定的环境标准，例如欧盟要求纺织产品必须具备ISO14001认证或EMAS认证。实际上，ISO14001认证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即，如果企业满足了国外客户的环境标准，那么其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并通过大量出口获得出口的规模收益，进而激励企业更加努力满足国外市场的环境标准。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在中国，如果出口地企业嵌入全球贸易网络越深，那么通过出口的规模收益效应，出口地企业将越可能采纳ISO14001认证。

假设2：在中国，如果出口目的地企业ISO14001的认证数量较多，那么通过反向溢出效应，出口地企业将拥有更多的ISO14001认证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公司会依据其自身优势和东道国特定产业的特点来决定公司战略，并据此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利用国际贸易实现资源配置，即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从这一角度看，吸收FDI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表现之一。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吸收FDI和对接全球产业(企业)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因此承接了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企业)*参见：Kahn， J.， M. Landler， “China grabs west’s smoke-spewing factories”， http://www.nytimes.com/2007/12/21/world/asia/21transfer.html。。不过需要说明的是，FDI作为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也会通过对外来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示范对中国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这意味着FDI的流入对中国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同时满足“环境收益”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那么，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究竟遵从哪个假说，从理论机制看，关键在于东道国政府对环境污染监管的严格程度，因为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程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本国及外国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采用更为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即制度安排往往对环境演变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Prakash和Potoski(2006)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2003年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并未找到FDI会促进企业ISO14001认证扩散的证据。Tambunlertcha等(2013)基于泰国三个代表性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出口与FDI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企业异质性条件下，FDI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在中国，在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下，FDI会对中国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产生正向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作是一个由正式规则(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和非正式规则(如社会规范、惯例和道德等)组成的社会游戏规则(诺思，1981)。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命令—控制”的环境规制模式并不能总是促使企业重视环境保护(Lin，2013)，事实上环境保护是一个公共问题，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郑思齐 等，2013)。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就来自于公众(Martens，2006)。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过程中，众多的环境保护NGO通过宣传教育、信息披露和法律诉讼等方式，不仅提升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直接促进了绿色消费群体的形成，最终促使本国企业从经济理性角度进行环保自律，积极接受ISO14001认证。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管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污染控制压力，都是决定企业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而且来自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Hettige，et al，1996)，这意味着，社会规范等非正规环境规制与政府正式环境规制体系是一种互补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资源，改善政府环境保护投入不足和监管不力的局面。Dasgupta和Wheeler(1997)认为，在缺乏对企业污染的正式规制的情况下，公众对污染的抱怨可以促使企业重视环境管理，减少污染排放。其实，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及其战略行为存在重要的引导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就必须遵守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Khanna and Speir，2013)。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环保NGO发出了“绿色选择”的倡议书，提倡消费者通过自己的购买权力来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尽量选择环境达标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而对污染企业施加现实压力。研究也表明，生产企业和零售商通过严格审核其供应链，不选择超标企业做自己的供货商，可以创造出正向市场激励，提升愿意为环境负责的企业的竞争优势(张三峰和杨德才，2013)。事实上，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消费者也越来越愿意为环境友好的产品进行额外的支付，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ISO14001认证向潜在的顾客、投资者和供应商展示其改进环境绩效的意愿，最终提升经济绩效。虽然ISO14001认证是自愿型管理标准，但实际上依然是企业在面临各种社会压力下的非完全自愿行为，是企业与政府、社会在环境规制的博弈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创新(巫景飞 等，2009)。 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4：在中国，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ISO14001认证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对中国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进行考察。结合已有文献，本文设定的基本经验研究模型为：

iso14it=α0+α1iso90it+α2exportit+α3index1it+α4reguit+α5fdiit+

α6reguit*fdiit+α7valueit+ηi+γt+εit

(1)

为进一步考察出口目的地采纳ISO14001数对东道国企业ISO14001认证的反向溢出效应，本文对式(1)进行拓展，建立如下模型：

iso14it=β0+β1iso90it+β2index1it+β3reguit+β4fdiit+β5reguit*fdiit+

β6valueit+βj∑desit+ηi+γt+μit

(2)

其中，desit表示中国第i个省(市、区)第t年对亚洲(asia)、欧洲(euro)、北美洲(north)、非洲(africa)、拉丁美洲(latin)和大洋洲(ocea)的出口，即模型(2)中包含6个洲际连续变量。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对于desit变量的度量，参照Gule等(2002)，通过式(3)计算各洲ISO14001认证数的反向溢出效应：

desit=ISOjt×(exportsij/exportit)

(3)

式(3)中，ISOjt表示第j个大洲在t年的ISO14001认证数量，exportsij表示第i个省(市)在t年对第j个大洲出口的数量*在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中，由于出口目的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本文没有采用具体的国家，而是以大洲为统计口径，虽然这样并不能完全消除由于统计口径不同而造成的偏差，但却可以大大缓解。，exportit表示第i个省(市、区)在t年的出口总量。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30个省(市、区)的企业ISO14001认证和ISO9000认证数据来自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www.cnas.org.cn)*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来自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著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2012)》。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故将其删除。另外，由于FDI和出口数据都是以美元标价，故本文根据美元对人民币年平均汇价，将FDI和出口数据折算成人民币。最后，为了最大程度地缓解异方差，本文对企业ISO9000认证数据、地区出口数据和环境规制数据取自然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研究方法

各省(市、区)企业历年获得ISO14001认证是一个计数过程，适合使用面板计数模型。基本的计数模型是假定在一定时期内，在给定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企业获得ISO14001认证服从泊松分布，然后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即可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但这要求企业ISO14001认证数据的期望与方差相等，而本文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显著大于其期望(表1所示)。

如果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即存在“过度分散”，此时，尽管泊松回归依然是一致的，但负二项回归可能更有效率。另外，对于截面不可观察的异质性ηi，面板数据有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如果异质性因素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则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随机效应模型更为有效。在本文，由于样本非随机抽样，并且难以拒绝各地区不可观察的异质性因素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可靠。在具体的回归中，本文给出了负二项回归(固定效应)的结果，为了便于比较，也汇报了面板泊松回归结果。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1.2。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首先，考察自由贸易对中国各省(市、区)企业ISO14001认证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1)出口变量。从模型(1)～(3)可以看出，出口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从回归结果看，出口总量每增加1%，则该省(市、区)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的数量将提高0.2个百分点，这表明，通过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会促使中国企业改善其环境行为。可能的解释是，一些国外的购买方会严格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供应方满足ISO14001认证的要求，此时原本对环境保护关注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份额，以维持或增加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数量，会被迫采纳ISO14001认证标准。另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许多中国企业在为国外客户生产和提供低附加值、资源消耗大、环境效率低的产品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针对产品环保问题的持续指责，而且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保护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可能会促使出口带来的规模收益效应逐步向技术效应过渡，即随着出口贸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中国出口企业更容易接触到前沿的清洁生产技术，进而促进其采纳ISO14001认证。

表2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2)公众环境关注度变量。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ISO14001认证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假设4得到验证。事实上，目前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的履行还处于外部压力推动的阶段，尚未到达社会价值驱动阶段。这一结论也表明，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态度，除受到源自政府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国内公众对环境保护诉求的影响。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普及与强化使得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彭星 等，2013)，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超过了该地区居民的可承受范围，则居民会通过上访或投诉给企业的环境管理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同时也促使高污染企业采取更为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降低污染排放。因此，企业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就会通过获得ISO14001认证来展现其“绿色”形象。

(3)FDI变量。从回归结果看，在模型(1)～(6)中，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FDI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这似乎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然而，FDI与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却显著为正，说明FDI是否加剧了各省(市、区)环境恶化形势，依赖于各省(市、区)的正式环境规制。如果政府颁布并严格实施制定的环保政策，那么FDI的进入不仅不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损害，反而会带来更为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进而有利于改善当地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本文的假设3也得到了证实。这意味着，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度。假如各地区在引进FDI的过程中，执行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那么就可能造成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反之FDI对中国环境改善将有正向作用。

(4)出口目的地ISO认证数变量。在控制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后，从回归结果(6)可以看出，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与重视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积极显著地促进了ISO14001认证在中国的扩散与普及。具体而言，向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对中国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显著正向作用；虽然向拉丁美洲出口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向亚洲其他国家出口则对中国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显著负向影响；向非洲和大洋洲出口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因此，本文假设2得到部分证实。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各国参与ISO14001认证的积极性也不相同，相对于中国，发达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对ISO14001认证较为关注，进而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是否符合国际环境标准也较为关心，那么中国企业在向这些国家或地区出口时，会更倾向于通过ISO14001认证以满足发达国家及其消费者的环境要求，保障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5)ISO9000认证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采纳ISO9000认证数量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个地区采纳ISO9000认证越多，那么该地区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也越多。这一结论与Prakash和Potoski(2006)、Tambunlertcha等(2013)的结果相符。

(6)工业化程度变量。在负二项回归中该变量系数为正，并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可能的解释是，现阶段工业部门作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一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则该地区人均收入也越高，而人均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将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最终引起环境管制、清洁生产技术和清洁产品偏好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提高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的数量。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检验：首先，已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Dasgupta，et al，2001)，如Xu(2000)发现，环境规制指标和GDP及GNP指标的相关系数高达0.86987和0.8553，并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是收入水平的内生变量。据此，本文使用人均GDP(pergdp)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其次，关于国内非正式环境规制，人们除在互联网上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外，还可能会通过信访的途径来表达，如Dasgupta和Wheeler(1997)曾使用公众对当地环境问题的信件数量来度量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公报》中的环境信访量(index2)来代理国内非正式的环境规制。最后，按照惯常的区域划分方法，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子样本，再分别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从中不难发现，稳健性分析的结果证实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表3　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2004—2011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计数模型，实证检验通过价值链传递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ISO14001认证的影响。结果表明：(1)出口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后，通过价值链传递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压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环保行为的改善；(2)本国公众的环境关注度与企业ISO14001认证有正相关关系；(3)出口目的地ISO14001认证数对企业采纳ISO14001认证的影响具有差异性；(4)考虑到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不必然成立，说明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依赖于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

本文的启示在于：首先，全球化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还不能主动把自己的发展观念提升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高度，通过来自第三方的干预可以促使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当然，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除受技术制约外，还受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次，国内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监管的同时，应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引导公众正确参与环保活动，以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再次，FDI对一国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该国的环境规制水平，因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各不相同。在中国环境规制水平不断提升和政府政绩考核目标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将通过规模收益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改革现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转变继续以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支撑的粗放出口模式。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受制于数据统计问题，本文没有对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与企业ISO14001认证的关系进行分析，对出口目的地的划分也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从而使得本文的结论未能深入分析中国企业ISO14001认证的影响因素。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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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建军)

Global Value Chain,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SO14001: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2004-2011

ZHANG SanFeng1,2BU MaoLi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2.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732;3.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Using panel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during 2004-2011, this paper examines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ISO14001. The export trade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ISO14001 certific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means that the informal regulation of foreigners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 is beneficial to Chinese firms′ behaviors of environment. Domestic public concern of environmental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irms to obtain ISO14001 certification. With other conditions remaining unchanged, impacts of export destination are different, export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 to adopt to the enterpri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f ISO14001 certific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adoption of ISO14001 certific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O14001

2014-09-16

张三峰(1981--)，男，河南郸城人，经济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卜茂亮(1981--)，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本文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开放课题“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研究”(SK20120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规制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7117311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和2014年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的资助。

F746；F205

A

1001-6260(2015)02-0070-09

* 本文曾在江西财经大学第三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暨首届香樟经济学论坛上汇报，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友国博士、吉林大学白丽教授的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财贸研究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