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大同共和国”的影子

陈又礼

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刘大同很“粉末”、很无声。与孙中山、陈其美、廖仲恺、陈炯明都交往甚密，却让人在历史的河流中遍寻他不着。但他确实建立了武昌起义后的第一个共和国;一个世纪前，民间也确实广泛流传着“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之说。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2014年末，隆冬12月，大雪漫漫，天穹、山野、冰湖、密林，全白而无界。我站在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安图县，稍微抬头看广场上那尊镇守着这座20万人小县城的铜像。

一人半高，穿戴全套清官戎服，其外披挂雪蓑，面目肃严，在极阴天的冷光下似乎还掺杂了悲悯和哀痛。他是安图县的首任知县刘建封，又是在此成立了比民国还早两个月的“大同共和国”的刘大同。

在这个人身上好像有数不清的平行宇宙，真相和幻影、封建至共和、兴衰伴荣辱、忠诚及背叛、执与弃，并行不悖。以至于我越认识他，就越不认识他。又仿佛他本身就是个看似细弱、实则无垠的虫洞，连结起金玉与败絮、晚清和民国。

画面飞快进退，46岁的刘建封走出铜像，脱下清服、剪辫，一声威令招聚起手下的士兵、森林警察、巡警、驻防队，随即他站上高台、发表演说，毅然宣布安图县独立，并急不可待、喜不自胜地发出电报，通告中外：大同共和国就此诞生。举世闻而震惊。从这一天起，他终能摘掉“县令”的假面，让“同盟会成员、共和理念之信徒”的真容正式出现于青天白日下。

刘建封从此成了刘大同。

时值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几天之后。

沧桑须臾耳，日月为谁留。

身轻一鸟过，万壑向东流。

何如化蝴蝶，栩栩如庄周。

游从赤松子，归泛范蠡舟。

有酒聊当醉，消尽古今愁。

——刘大同《感怀二首之一》

安图独立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奉天，给东北的革命者再注一管大剂量强心针，同时，也吓坏了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及其背后整个破烂不堪的晚清帝国。

赵尔巽大怒而小觑：你个深山老林里的臭县官，一把年纪了不好好砍树打猎，竟然胆敢在我总督眼皮子底下放火撒泼？

他旋即集合人马，迅速赶至安图。抵达时，适逢天起大风，飞砂走石、昏黄遮日。刘大同早已经料到清廷必定会恼羞成怒，所以电报一发出去，立刻屯兵待敌。

作为小小的县令，刘大同手下的兵力算不上厚实，统计起来，不过是森林警察960人、巡警210人、驻防队200人，合计1370人，如此而已。所以赵尔巽的藐视并不是无根无源，毕竟他带来“剿贼”的军队，要比敌人多上几倍甚至十几倍。

远远地，狂奔的马在硬韧缰绳下举项嘶鸣，像是马头琴弦下发出的几重乐音，配上战鼓隆隆如平地惊雷，从西岭到东山，。双方终于对峙，灰重的天竟开始洒下雪片，沉而凉、急而杂，和着战士们的鲜血，簌簌落地，绽出深浅不一的善恶之花。

赵尔巽只知道安图是一个以林业为主打的小地方，觉得此处的军队大概木头一般不吭不哈、毫无反抗之力。但一开战，他就知道这次自己错得彻底。这些猎人出身的森林警察生长于凶险莫测的山林里，天野兽匪，无一不教会他们如何生存、如何搏击。而赵和他的“庞大军队”，在此之先一直安稳度日，不晓得生锈了多久。一拿枪一紧张一见血一哆嗦，自然一败涂地。

于是刘大同和他那仅仅1370人的“非专业部队”，大败敌军于牡丹岭。

——如果故事按这个节奏继续，那该有多轻省。可惜的是，除了时间、地点、人物和大致事件走向，以上大多皆为我合理（或不合理？）想象出来的幻影。关于安图起义与大同共和国，在世人看来本该是轰烈又生动的一段历史，但其实，关于它的确切资料仅仅如下：

击贼遇雪  ;辛亥安图起义败敌军于牡丹岭

逐寇白山陲，我军酣战时。

半天大风起，犹闻征马嘶。

鼓鼙声未歇，血带雪花飞。

这首诗出于刘大同自己的作品《吁集》，除此之外，唯一牢靠的记载是瓜尔佳氏金梁在《近代稗海》的《光宣小记》中所写：“及辛亥革命，刘竟举旗于白山，其名拟曰大同共和国，通告中外，闻者为之一惊……”

后人不多的延伸和撰写，无不是来自这两处。只言片语，再没有其他线索。

事实上，连造访安图、凝望铜像的经历，都是我的奢望——由于天气恶劣，我终无缘前往那个被冰雪笼罩的“共和国”。

几天前，在天津见到了刘大同的曾孙刘自力先生，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虽然自己童年时有过和老爷爷共度的几年，但有关大同共和国以及那段飘荡沉浮的往事，他实在知之甚少。

“如果有空，就去通化找孙教授吧，按在世的论，他是最了解老爷爷的。”刘自力说，并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下一串号码。

这就好比我练一门武林奇功，欲求得那能够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秘诀，东转西转，却又被引向了新一轮的迷雾。

孙文采年近八十，退休前一直是吉林省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研究关东民俗文化多年。最初他注意到刘大同这个人，是因为刘在还身为清廷县令时，以奉（天）吉（林）勘界委员的身份，勘测长白山三江之源，完成了《长白山江岗志略》《中韩国境说》《长白山灵迹全影》等著作、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并亲自命名了天池十六峰，是国内最早正式探索长白山的人。

他当时想，这可不简单。结果后来他越展开研究，便越发现，这个人的不简单之处还远在“踏查长白”后头。正因如此，他一进入刘大同的人生，便是整整十年，兜兜转转，再也绕不出去。

孙文采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刘大同身上基本能反映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也折射出了完备而系统的革命精神。

但得此结论，也已是后话中的后话了，其中关于他如何反映这场革命？怎样折射“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些都是巨型迷宫中的拐角与死路，孙文采只能靠碰，我也不外如此。

我和他都在问：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仅有的钥匙是留存至今的八百多首诗作——这个嗜文成瘾的刘大同，无意识间遗下感怀、愤恨、狂喜、烈怒和愁怨，成了世人触碰他的不二通路。

那天我和孙教授共同呆了整整一个白天，离开时是晚上9点。其间他多次重复同一句：这不好说，我是搞研究做学问的，只能凭事实讲话。

正如第一次他在电话那头所撂下的：我充其量能做的，不过是试着帮助你去理解这个人，具体的，你还得自己悟。

壮游人渐老，不老有雄心。

海内皆兄弟，辽东作主人。

天荒自可破，世界不常陈。

握别一樽酒，风花沿路新。

——刘大同《过辽东》

从北京到通化只有一趟火车。我坐在窗边翻《刘大同集》，这印刷简陋的小五百页泛黄纸张，浸满了“诗人”的笔墨，“开拓者”的汗渍，“革命家”的血泪，以及最普通的“父、子、夫、民”的亏欠。集子没有标价，换句话说，从不曾真正面世。

我翻到了这首《过辽东》。“壮游”二字，像拳头一样撞进眼底。刘大同算不算“闯关东”大流中的一员呢？

刘大同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抵东北，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当时确是闯关东的高峰期之一，但他的离乡却从根本上区别于一般因饥荒而出逃的灾民——老刘家是山东省诸城县名副其实的“豪门望族”，曾出过五代进士、四世一品、三辈尚书和两朝宰相，其中以宰相罗锅刘墉最负盛名。如此背景，刘大同即使做一辈子的跷脚老爷，也可以衣饭无忧。

因此如刘自己所言，此番“渡辽”，是立志要“作主人”的。

1904年赴吉林前，刘大同在沈阳停留近十年，正是在此期间，他触电似的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轨迹的“民主共和”，结识了宋教仁、廖仲恺和徐镜心等活跃于东北反清浪潮中的同仁们，并果断加入兴中会，也就是尔后的同盟会。

稳定之后，刘大同变卖了诸城的土地财产，号召老家饥寒交迫的人们到安图立业开荒。我猜，他从“闯外”到走马上任，其间或许早有自己的筹幄，除了替同盟会悄悄吞噬清廷的精气，他也是想为乡人铺就一条生路吧？

从“安图设治员司合影”中可以看见，12位官员中的11人都是神情木然，清一色长袍、马褂、瓜皮帽。唯有刘大同一人挺直腰杆、撇开两膝坐在正中，全套的军帽军装并手拄一把光粼粼的军刀，满副随时准备酣战一场、放肆桀骜的生猛模样。

实际上刘大同也真是性子极其刚烈之人，他这一抹命中最扎眼的人格色彩，伴随他及古稀再至耄耋，更让他注定毫无办法安妥呼吸于清廷垂死前散发出的冲天恶臭之中，他放眼望去，白山黑水竟也是腥膻一片。

待到辛亥，10月10日武昌的那把大火一燃，刘大同即刻响应，在安图竖起义旗，宣告共和国成立。同时除了给自己更名外，他还分别把3个孙子的名字改成了“平民”、“平权”和“平等”。随后赵尔巽率兵前来镇压，双方战得艰苦卓绝，最终刘大同的义军全盘大胜并趁势追击，直指向东三省的心脏——奉天。

不久后，辽宁的庄河、复县、辽河，以及黑龙江的东荒等地都相继起义，摇摇欲坠的紫禁城再受一轮炮轰与重创。

雪夜下瀛洲，依稀望海市。

电光耀乾坤，星斗伯仲耳。

屐声彻云霄，往来半仙子。

不是桃花源，吾胡为至此。

——刘大同《雪夜入江户》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十四省相继独立，只是谁也没有胆大到“建”一个共和国。但这个齐天大圣一般意图踏碎灵霄殿的刘大同，却真这么干了。看时间轴的话，此时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早两个多月。

可诡异的是，我翻遍刘大同的诗文，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壮举的描述，甚至连“大同共和国”5个字，都无迹无影。还是只有那个金梁，在《光宣小记》中接“通告中外，闻者为之一惊”写道：“此建国小史，实在民国成立之先。”

这一年，刘大同46岁，开创民国的孙中山45岁。彼时他们还不晓得，自己的星轨将在不久后与对方交汇。

至于刘大同建这个共和国到底是怎么建的？我问刘自力、问孙文采、问《刘大同全集》、也问了十几二十本关于辛亥革命的各样书籍，他们都挠着头，将谜题重新抛回到我面前。

刘大同面对的或许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居然没有只字片语，这根本不合逻辑。——后来我终于得知，刘大同留下一万多首诗文，因为有的字迹狂放、有的日渐模糊，所以“译”出来的仅八百多首，连个零头都不够，这还不包括那些丢失和被毁的部分。

可见并非没有记载，而只是“不幸早夭”或“尚未见光”罢了。

更何况赵尔巽在被大败于牡丹岭之后，恼羞成怒，在清廷的加持下，火速将驻守郑家屯的张作霖调入奉天，开始疯狂镇压各地的起义军，而“共和国”自然被视为头号剿灭对象。

刘大同手下的兵卒数来点去也就那么千把人，斗法再如何高明，也抵不过几千年来都改变不了的“行军作战杀手锏之最”——人海战术。共和国终于成为英勇就义的出头鸟。于是乎还来不及将自己“军民分治，党政析权，财政公开”的政治主张给搬到现实，刘大同就不得不被迫“南走”。

1911年12月29日，独立的17省代表到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挟制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分崩离析;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卸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为己有。

同年同月，刘大同在大连成立“平民社”，集结各路义士，一两年间，他四处奔走、呼吁人们共同抵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袁世凯。

他曾带同为同盟会成员的儿子刘次彭及其他社员，携土制炸弹，暗夜中随风潜入北京，经过几天的仔细观察，探清了袁世凯每日必乘二人小轿经过某堵大墙。刘次彭便埋伏于墙外，隔着墙听到袁的轿子近了，手奋力一甩将土弹扔了过去！可令人跳脚的是，炸弹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竟久久没炸开。墙内见状，瞬间爆开了锅。袁世凯大惊，命人清理完毕后，即刻下令全城戒严。刘大同一行只有再借夜色费力摸出城，回到大连。

1913年4月19日，监督国会团失败，宋大治、徐盛等五人被捕，刘大同逃至津门继续谋划“倒袁”活动。7月，他因事泄被逐，由沈阳东渡到了江户。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同样逃亡日本。

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留东的党人，由于资金缺乏，以至于无钱交租遭到店主赶逐。而人在最落魄时，往往首先想到至亲和故乡，无奈却被“回不去”的无力感所裹挟，再加上担忧、志不得酬、迫切盼望重回革命战场又不得不被困于太平，所以无论在生活还是思想上，都是举步维艰的。他们身不得归、夜不得寐、亲不得侍、命不得革、罪不得赦，不由惶惶终日。

其中时年最高的刘大同惟有寄情诗歌，组织“平民诗社”，在日出版《亡命诗集》、主编《平民诗集》。

他焦灼而急切，只能提酒钓蟹，就地酣饮。“饮必醉，醉必歌，歌必狂，狂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摘下花瓣浸泡在杯里，拔剑起舞，见自己渐生的白发照映红英，满腹牢骚唯有向花神控诉，唏嘘。

有时他也会去赏莲登峰，试图化解一些积郁，却于事无补。因为他看见不忍池中满满的莲萍，就觉得“此乃志士热血所浇灌之自由花也”;攀一下名山，也会嘀咕，“富士之高，不及长白，富士之大，尤远逊于长白。”所思所念所想，无外乎山河家国。

从此时算至1922年，十年中刘大同曾四次“渡瀛”，在我看来，此阶段他实在饱受撕扯与煎熬。

尽管如此，这却是他在现实世界中最靠近革命心脏的时候。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1914年1月4日，“委刘大同为东三省支部长。”另外在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写到在同年4月19日，陈其美将山东举兵事宜划归刘大同负责，并交予他短枪40支，命其编队回鲁。

这一年，刘大同49岁，孙中山48岁，两人都将近半百。而即将登台的陈炯明36岁，刚继任广东都督，一年前他宣布广东独立讨袁，遭其属下师长炮轰并逃往香港、新加坡。

风霜经多少，干老着花妙。

疏影自横斜，不肯向人笑。

纪元五年，孙提议放弃满蒙，余反对之，怒挥老拳。

十年又招我于鮀浦，不肯往而作。

——刘大同《梅花吟百二十首.其三十九》

研究刘大同十年，孙文采跟随他的足迹走遍了山东诸城、沈阳、吉林安图、大连、天津和济南。结束北方之行回到广州后，我去了七十二烈士墓，去了大元帅府，去了中山市翠亨村的孙文故居，还去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

我们竭力在那些貌似相关的环境、字句和影像中所寻找的，是刘大同的道义逻辑。我们都相信必然有这么一个逻辑，贯穿他的漂泊颠沛，也成就他的执拗笃定。

原本我以为，这个逻辑会是他对孙中山的誓死追随，后来发现，其实不然。

1916年初，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各省支部长会议，讨论后继策略，他提出要向日本求援，并且“放弃满蒙”。

满蒙即指东北，孙中山这么做，也并非没有他的考量：其一满蒙地区复辟势力强大，不少的王公贵族都勾结了沙皇俄国或日本，反对共和;其二革命早已入不敷出，又碰上剿袁的最好时机，筹到的资金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孙中山想着以“放弃满蒙”作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的话，岂不是一石二鸟吗？

听了这话，会上有人表示赞同，有人不置可否、闷头抽烟。

刘大同见状，瞬间心中怒火蹿起。他立马质问孙中山：你凭什么放弃东北，而不放弃广东？就因为广东是你的家乡，你舍不得不是？！

孙中山答道：这并不是真的放弃，我何尝不知道国土不可丢掉一寸呢？这只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一种策略罢了…

“这算什么策略？简直就是虎口拔牙！如此策略使不得，稍微一闪失就是卖国，我们便成了千古罪人啊！”

孙中山一听“卖国”，顿时也毛了：你这个人简直是胡闹！我革命三十年，命都可以不要，你竟然说我卖国！

刘大同道：我不仅说，我还要揍你这个卖国贼！说罢他就跳起身，挥着拳头冲上前去，却被在场其他党人拉开。他气得不行，大吼道：孙文你英明一世糊涂一时！日本已经和袁贼订下了二十一条，你怎么还指望他们能帮上忙呢？

这场会自然是开不下去了。

孙中山于1916年3月20日《致居正函》中写道：“闻刘大同亦返山东，此人胡闹，宜避之。”

实际在这个引爆点之前，二人的革命理念已经产生了分歧。

主要矛盾体现于革命的组织原则上。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欲加强组织性，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明确提出“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在他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模。

这种帮会感极浓的规定也许只是暂时性的过渡之策，却让刘大同打心眼儿里反感，除他以外，很多老革命者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陶成章等也都对此表示过不满之情。

于是刘大同离开了日本，离开了孙中山。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中的革命也因此而亡，那火炬甚至燃得更劲了。

接下来的1918年，刘大同又一次东渡日本，5月归上海，召集老部下打算袭取山东，结果事情败露，他赴粤参加护法。

在广东他认识了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并被聘为顾问。

1921年4月，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是反对这个选举的，他认为照总统选举法来看，总统应该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的议员也必须达到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生效。当时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加在一起才两百多人，而且又实行实名制投票，这岂不是自取其辱、自毁法律吗？

及至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重压之下宣布辞职。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呼吁孙中山同时履行下野的宣告（因孙在护法运动时曾经公开承诺，只要徐世昌能下台，他也会辞职）。但孙中山却拒绝了。

对此陈炯明直接表示不满，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革命、试图武力倾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他们废掉了临时约法，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我们自然也就没有造反的必要了。”

谁对谁错，无从诊断，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从起初或许就不是同一个，道路自然相异。只是裂痕再长出大半边，一碰即碎。

6月15日，时任大元帅府参军的孙墨佛来到他老师刘大同的家中。孙已师从刘多年，所以尽管当时二人分别为孙中山和陈炯明工作，却并不影响他们的师生关系。聊着聊着，刘大同突然说：你来替我写一对挽联吧。

孙墨佛不解，问这联是为谁而备。

刘大同沉吟片刻，说：“是个非常大的人物。”

前不久孙中山刚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不点名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陈炯明随后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两人已然公开将白热化的矛盾给搬上台面。

所以孙墨佛刹那间便明白过来，刘大同是陈炯明的顾问，所以这话中的“大人物”，正是孙中山。于是饭后他顾不得休息，立刻跑回大元帅府，将这件事情告知孙中山。

果然在第二天就发生了陈炯明部枪击总统府事件。此时孙中山一行已登上“永丰舰”，由此方得脱险。史称“六一六”兵变。

假如说，刘大同也是叛军中的一份子并真心想加害于孙中山，那么这个故事，便冒出了4个显而易见的疑点：

明知自己的学生属于敌军阵营，不管师生情谊再深厚，刘大同也不应该蠢到在紧要关头透漏如此重大的消息？

他既然下狠心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必定是对此人恨入骨髓、全不顾往日并肩作战的情分，又怎么会提前准备挽联？

即使准备挽联，刘大同原本就写得一手好字，又何必大费周章找来孙墨佛代笔？

即便以上都没有第二层含义，他只是不留神说漏了嘴，那他怎么还会在孙墨佛得知此事后，还放其通风报信？

无一条经得起推敲。

何况刘大同尽管暴躁性急，却从来都不是头脑发热的糊涂之人。只不过他有自己的道义逻辑，这逻辑，不受内斗、南北、分合所挟制。他的忠诚，也从不为了哪个领袖、哪个政党。

1921年，孙中山又召刘于广东鮀浦（今汕头），刘不肯往，写下了“疏影自横斜，不肯向人笑”。

而倘若将时间轴拉到50年后，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大同的国内子孙，因其曾与孙中山产生分歧等原因，被株连而遭受迫害。曾孙刘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79年7月赴京拜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不久，宋庆龄办公室发专函致天津市革委会，刘氏后人终得平反。

当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时，传闻刘大同还是证婚人。到后来孙、刘二人分道扬镳，宋身为孙中山夫人兼秘书，在刘大同知情甚至参与的“六一六”兵变中不幸难产。作为受害者，她应该是最具有发言权者之一。

在诗人臧克家1983年写给诸城文史委员会的信中提到辛亥革命后，民间曾有“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之说广为流传。

至此，孙文采对我感叹道：你说历史它奇妙不奇妙，功过沉浮，它自会有评判的时候。

予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其间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予亡命多年，生死早置度外，此次因被狙，而悟到身心分离法，始之心存救世，身虽没而灵魂自若，可志也。予当与同志及诸弟子，言天变地变，而我之救世主义不变，此予之本性使然，差堪大白于天下也。草草数语，敬告同仁。

——刘大同《被难自述》

我走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墓碑之间，时间是亚热带温热冬天的午后两点。有寥寥无几的游客穿梭园内。其中穿着妖艳的女子挽着名牌包，一边凑近了研究林觉民的相貌，一边对身旁的男人说：他老婆可真命苦，好不容易找了个靓仔老公，还没过两天日子，就死翘翘了……

大株遮天的细叶榕，草坪终年常绿。主道上奔跑嬉戏的小孩、后庭打桥牌的老男老女、蔫蔫沉沉的守园人、遛狗的遛娃的、树林中偷偷谈情的高中生，还有外国青年刚刚在墓前石台上放下的一枝孤零零的不知名野花。这些碎片构成了时空的窄角，一如孙文采和我所竭力拼凑出的刘大同。

在原先正门处竖立着两排碑刻和石板，我从这头走到那头，终于找到了《九哭黄花岗》。

这是刘大同于1919年在白云山馆之南轩写下的长诗，在诗后的小记中，他写道：“余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自辛亥迄今凡九次，诗十二首。此乃夏历己未三月二十九日，偕平社同人亲临岗上挥泪奠爵时作也。”

彼时山上的残阳颓废，岗中仿佛能听见猿猴哀啼。他们浇酒并深深鞠躬，久久无法抬起头。因惧怕惊扰逝者魂魄，故不敢放声悲号，脸上却早已是涕泪交错。

诗中写：愧我马革未裹尸，年逾半百犹流离。

这是刘大同的执着。

1919年，时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派郝某携款到了广州，考虑到刘大同对东北极其了解，又是颇有政治主张的“先进党人”，便试图召他同赴奉天，刘一口拒绝，并赋《梅花吟》（其三十七）曰：“守兹清白，永葆孤芳。”

1933年，日本以2000万巨款许刘大同，要求他承认“满洲国”，刘不为所动。

1936年，71岁的刘大同在天津法租界主办《渤海日报》，大力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之后，蒋下令查封该报馆，并派人刺杀刘大同，未遂。

是年11月日寇侵占华北后，驻屯军司令三番五次派人到刘大同家中软硬兼施地请他出山任华北自治伪政府主席一职，刘当面撕毁委任状，令日军大为光火。

11月26日，刘大同遭到狙击，头部多处受伤，入院月余。

12月，撰《被难自述》。时年73岁。

到了这时，国父孙文早已西去13年，刘大同不由感叹，自己竟是尚存于世的“辛亥老党人”中岁数最大的一个了。

从1898年到1952年去世，他的革命精神从未挪移。

何为革命精神呢？学者余英时在《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民主革命论”一章中谈到他所认为的革命精神，需要有四重特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肠;冲决天罗地网之束缚的不妥协;“士不可以不弘毅”中的弘毅，即宽广的胸襟;以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的张弛有度。

这竟与孙文采所总结的、刘大同身上所折射出的“完备而系统的革命精神”，不谋而合。

孙文采教授说：你尽力写吧。不过要切记，每个情节都得有根有据、有逻辑可讲。他说自己也有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执着。

我们针对“如何还原一段历史”探讨许多，绕来绕去，还是回到关于“真相和幻影”的纠结中。“只能最大程度趋近于事实，而达不到完全的。或许所谓真相，也不过只是一个乌托邦。”

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些硬朗历史中不正统的“人味”，可能才是对世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就好比我在黄花岗所碰见的女人，她并不关注革命多么擎天撼地，而在乎的是英年早逝的林觉民，他和他妻子所背负的，作为平凡人那最普通的情债与十字架。所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决定，要“还原历史”，更要“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乎，真相中夹杂一丁点幻影，似乎也可以被原谅了。

（感谢孙文采、刘自力、庄鹏、李连科在采访过程中所提供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