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与符号身份

刘小波 童 剑

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与符号身份

刘小波 童 剑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一批马华“新生代”作家耕耘于马来西亚这片沃土之上，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他们却始终绕不开“流散者”这一特殊身份，作品中身份主题由此凸显，与身份相伴随的便是“身份焦虑”问题。本文以身份问题为切入点，以近年马华文坛较有影响力的女作家黎紫书为例分析，探究身份何以进入作品成为主题、身份问题对其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与身份相关的符号身份、身份符号表意与解读等相关问题。黎紫书的身份错综复杂，身份的错位反映在作品中就是身份主题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强调。她在面对母体文化和流散之地的文化之时，有异化与错位的体验，“像黎紫书这样的作者处理她的国族身份时，不论是作为国家认同的马来西亚，或是文化认同的广义的‘中国’，她总是惊觉那是已经异化的国族？”这种无根的漂泊体验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身份焦虑与找寻、身份认同与重塑的主题。由此，文本往往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我是谁”的身份叩问，二是“我来自哪里”的身份源头找寻，三是“我归向何处”的身份归属思索。

一 、“我”到底是谁？

在“我是谁”的叩问中，马华“新生代”作家自觉将其归为边缘，或许这是事实，更多的是自我的认同。在自我认同与定位的时候，他们的文学是“边缘文学”。董其章在反思为什么写长篇这一体裁的时候就谈到“黎紫书、骆以军和我，以及其他的一些同代作者，面对的其实是相同的问题，感觉到的其实也是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焦虑，以一个铁三角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铁三角之三端分别是“文学终结”、“经验匮乏”和“边缘文学”。黎紫书在《告别的年代》中将自己的小说置于“最底层”、“最靠墙”的位置，也采取一种边缘的认同，同时还面临双重身份的追问。第一重是女性，第二重是海外华人（流散者）。对她而言，更多的身份主题是来自性别身份而非后者。黎紫书的国籍并不是中国，因此她自我感觉里并没有太强烈的流散意识。黎紫书曾说：“把我称为外国人或是中国人，好像都很怪，华人作家会不会更合适？也曾有个主编，对我的评语是感性秀美的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让我很多马华朋友不解。中国大陆普遍上没有华人的概念，会觉得所有华人都是中国人，那位主编其实也知道我的国籍不是中国……可到了年轻一辈，他们的感情已经跟祖辈不同，对祖国已经没有那种感情，甚至没有纠结，因为开放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象。”如果说“流散华人”身份导致了马来“新生代”作家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地位，成为其身份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那么黎紫书的女性地位则加剧了这种焦虑。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向外转”，政治批评十分盛行，女性主义、女性批评跟随着黑人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闯进文艺界。黎紫书身为女性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这一潮流。对黎紫书而言，“双重的‘边缘化’身份使作者不断地寻求主流身份的认同与皈依，在寻求无果之时便感到深深的焦虑。无论是她的作品题材、感情基调，还是叙事手法，无一不深深打上了这一印记”。作为异域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作品中必然有流散的焦虑。马来西亚作为异域的国度使用中文，还会面临“中文焦虑”这一问题。“马来西亚是以马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马来人越来越多，华人越来越少。这就是马华跟其他华人社会最不同的一点，我们有这个危机感。对自身的身份、地位、文化，有一种中文焦虑，我们害怕失去，……这种传统的意识相对比其他华人社会更强烈。在大陆，一点没有中文焦虑，可中文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有那种想法，所以可能爱得更用力一些，那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用中文写作、对华语文化圈的持续想象可暂缓流散者的焦虑，但是无法根除。这种“中文焦虑”反应在马华“新生代”作家作品中，便是一种“寻找”的主题。这种自我寻找是通过写作来实现的，黎紫书认为写作“只能从内在不断地挖掘自己……就像睁着眼睛解剖自己，在清醒和痛楚之中发掘许多自己的秘密……至此，我确知了自己像老鼠一样的个性，总要在阴暗和潮湿之中才能得到存在的自觉。”黎紫书这种近乎暴力式的寻找方式，倘若无果，所产生的焦虑将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寻找循环中持续，没有尽头。在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中，作者用三层结构叙述三个故事，反应三个人物不同的命运纠葛，这是人物对寻找的痴迷，既然要寻找，必定失落了什么。“之所以会对如此的结构入迷，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对‘寻找’这一主题的执迷。寻找本身有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失落’。显然我总是怀疑我们从生下来便一直在遗失着什么。”遗失的明显是马来华人的身份，身份的飘忽导致作家与故国隔海遥望，与新土格格不入。

流散依然，焦虑依旧。在黎紫书最新小说集《野菩萨》中，《无雨的乡镇·独角戏》将“找寻”的主题表现得更为清晰，而且找寻的东西也很明确，就是父亲。主人公在这里是个男性，奇怪的是主人公的出场一开始就是有妓女的小旅馆，男人随身携带着父亲留下的遗物，古龙水、内衣、当票、笔记本、春药等等。父亲留下的东西似乎都是糟粕，在这里成了作者批判的对象。作为女性作家，“黎紫书更是以一个女性马华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与历史……黎紫书借题发挥，从女性的角度看男性，甚至从男性的角度看男性，又形成另一种性别错位的寓言。”当男主人公问妓女“他嫖过你了吗？”，这时小说的讽刺意味进一步加强，父子之间传承的竟是这些东西，找到父亲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必须找，毕竟妓女可以换，“父亲换不了”。 找父亲，成为流散者未尽的事业，在矮化书写的时候小说出现了一种弑父倾向，这也是男性缺失的一种表象。在黎紫书的多数小说中，男性是她批判的对象，无论是语言上的异乎寻常、结构上的错综复杂、人物命运的纠葛等无不如此。要么缺失男性，要么以变态的姿势出场，或者男性/女性成为尖锐对立的两极，至少男性是她厌恶的性别。如《国北边陲》中父亲缺场；《此时此地》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换装癖患者，并且曾经是阳痿患者、自恋狂，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推开阁楼之窗》中五月花旅社老板的形象——“丑得那样可怜”还患着哮喘病，带着鹦鹉的流浪汉等。

二 、“我”来自哪里？

实际上马华“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众多关于原乡的想象和追寻，本身就是他们焦虑的体现。作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黎紫书似乎有着明确的原乡，并不存在“我从哪里来”来的焦虑，她本人也多次表明自己进行的仅仅是“马华风情”的书写，“我笔下那些市井与浮世，其实主要都在写我老家怡保。我对那里太熟悉了，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旧街场，尽管它今天如此败落，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无数遍地在想象中将其‘还原’，也尝试过以文字让湮没在其间的人们‘复苏’”。我们通过对黎紫书的作品分析，可以发现其作品主题大都与马来西亚有关，如对马共历史的书写，对马来西亚华族历史的追寻。此外，她的创作主题还涉及人性的探索与原罪的书写、都市伦理情感书写、现代人生存境遇书写等等，似乎很少涉及原乡书写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书写。但事实不尽然，在一个多语种的国度选择用中文来写作本身就是回归某种文化圈的体现，说到底，黎紫书选择中文写作自然成了土生土长的“外来者”。由此必然引发“我”究竟属于哪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等思考，随之而来的便是身份焦虑的问题。这些焦虑投射到文本中，就是结构的焦虑、人称的焦虑、语言的焦虑、时间的焦虑、视角的焦虑等等。

在《告别的年代》中，结构成为最大的疑团，黎紫书都不是很清楚为何选择几条线相交的故事模式，用类似博尔赫斯式的迷宫进行叙事。“找寻”是一个答案，但是究竟在找寻什么，会不会和原乡有关，是不是在向某种文化圈回归？。这种焦虑是海外华文作家的真实写照，他们永远徘徊在本土文化与母体文化之间，想归去，归不去，想摆脱，脱不掉，永远像幽灵一般缠着自己。在黎紫书的小说还经常出现父亲的缺席，或是因病逝世，或是婚姻的变故、或是直接不存在父亲这个人物。父亲缺失是原乡缺席的隐喻，因为父亲的缺失往往伴随着某种具象的母体文化。小说《流年》中，父亲的缺失让主人公对庄望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对其感情实质是一种心理补偿的尝试，她是在寻根，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你扔掉了爸爸留给我的《唐诗三百首》”在文中反复出现，“唐诗”在这里就是母体文化的隐喻。小说《国北边陲》中父亲也缺位，与之伴随的是父亲留下的写满药方的笔记本。

马华“新生代”作家在人称的使用上与一般作家不同，很少用第一人称，刻意隐去自己，也就意味着隐去了身份问题，越是刻意模糊身份，自我身份却越是凸显。人称在叙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称决定了叙事视角的选择。马华“新生代”作家惯用第三人称，冷眼旁观这个世间的万象，同时，经常出现第二人称展开对话，最后往往出现多种人称同时出现的局面，这种人称的交织正是身份焦虑的表现，也是话语焦虑的一种体现。正因为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使用，使得马华“新生代”的小说故事极其简单，简单到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如在黎紫书小说《国北边陲》中的人称是他和你，实则还有一个叙述者我，该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就是叙述者对父亲病故后在回忆中寻找逐渐模糊的对父亲的记忆。小说开篇回忆了父亲由生病到死亡这一事件，父亲之死是一个隐喻，这是无根一代普遍的焦虑。中间和结尾讲述了对父亲的记忆的模糊与消失的失落感，对父亲的记忆的消失是一种精神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体现在对父亲形象的淡忘，更在于面对父亲留下的东西，那种时刻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的无法遗忘的焦虑。如小说中父亲留下的笔记本，以及笔记本中大量出现的与医学知识与身体（躯体）有关的医学笔记的描写，这也是一种对原乡的想象和追寻的隐喻。

对的身份的焦虑和对原乡的想象还直接表现在叙事语言上。黎紫书往往采用与众不同、支离破碎的词语及语段进行叙事，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纠缠不清的效果，与焦虑的心态十分吻合。《国北边陲》中，“新年过后，这镇满地残红。”“大白天，仿佛瞬间”。“那山谷，你是到过的。”不断涌现的短句，不断的停顿，如此吝啬的话语表达，是作者急促的表达的欲望与欲言又止的犹豫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体现。在《无雨的乡镇·独角戏》中同样如此，开篇就是几个断句，“奇。四月无雨。真奇。”三句话共计七个字，并且同样的七个字还出现在了小说末尾。以断句始，以断句终，黎紫书的语言简洁到吝啬的地步。马华“新生代”作家中的陈大为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如陈大为的诗歌《风云》中不停的出现一些断章。尤其是诗歌的结尾，“天意的埋伏。是天意的埋伏。/大笑/不。渡。江”、“流星/雨得异常磅礴/夜/倾斜向西”。

由此看来，黎紫书的“马华风情”抒写仅仅是自我的一个认同假象，作者并没有忘记“我来自哪里”的思索，在这一过程中还忍受着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精神回乡的书写。

三、 “我”归向何处？

作为华裔的马华“新生代”作家依旧是他者眼中双重文化的流散者，依旧在地理上流离失所、在精神上无所皈依。因此，关于“我情归何处”意义上的归家或重构自我身份成为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永恒主题。如黄锦树生死纠结的归家旅程；陈大为凤凰涅槃似的身份解构再重构；林幸谦原乡破灭后的自我超脱；黎紫书关于“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都在预示着马华“新生代”作家身份的流散和漂泊，犹如一张张拼图，破碎而且虚无，但构成了马华“新生代”作家最为真实的身份现状，亦是暗含着他们身份建构的焦虑表达。

从影响力角度来讲，马华“新生代”作家的边缘与焦虑很大程度来自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支持和研究，使他们在文学界的影响力自然较弱。近几年随着海外著名学者王德威的推介，以及新星出版社连续出版黎紫书的小说，她渐渐进入大陆读者的视线，进入著名海外华裔作家的行列，同时也让马华“新生代”作家逐渐被评论界重视，引发了身份的流变。马华“新生代”作家中黎紫书的身份流变最为明显，她曾奔波于马来西亚、英国和中国大陆、台湾等地，我们通过对她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作品体现出的身份的流动性。黎紫书后期的作品虽然仍有身份的焦虑、纠缠与寻找，但淡化倾向十分明显。她在作品中更多的是注重小说本身的创作而不是仅仅揪住身份，甚至可以说，她的身份认同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世界公民的想象。具体到她的创作中，就是不断锤炼语言，编织故事、精心安排结构，采用迷幻叙事、后设小说等技法，和许多当代作家的创作追求并无二异。小说集《野菩萨》和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是黎紫书的重要作品，在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准与高度。她善于尝试新的写作方式，“说她是‘实验主义者’或许比较恰当，她喜欢在不同的小说中，进行不同的探索，似乎很少重复，每一篇都在文字、形式、叙事结构上弃旧换新。”采用新的书写模式，或者说用流行的新叙事手法实则也是摆脱地域身份、进行世界公民想象的努力。

在《野菩萨》的在后记里，黎紫书交代了结集的原委，很少提到与流散、女性身份等相关的东西，仅仅是一个作者对读者的告白。小说集中的多篇作品，无论从结构还是从技法层面都进行了刻意创新，很多篇章也已经很难寻到流散作家身份的印迹。《告别的年代》也是如此，该小说采用后设小说的模式，这是后现代作家比较青睐的创作模式，“作者通常把读者可能会对其创作文字所提出的询问或质疑，事先在文本中进行交代或解答，由于这些语言是后设进入文本，因此也成为了所谓的后设语言。”以上帝全能的视角俯瞰着世间的一切，这种模式往往采用多层叙事的结构，让作者身份两角甚至多角互饰，作者既是创作之人，同时也是评论之人。小说中“第一个杜丽安”作为小说人物，被“住在五月花”301号房的“你”阅读，“你”则被读者阅读。而读《告别的年代》则是主人公“第一个杜丽安”故事的开始：“杜丽安早已知道这是一部小说。是小说，而不是史册。因此她不像你读得那么认真”，这表明“你”和“第二个杜丽安”都在读这本小说，都在读《告别的年代》。在这里，杜丽安既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的读者，在读自己的故事。这样的书写模式平行了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在消解作者权威的同时给予读者一定的话语权，成为“作者消解官方话语霸权的后话语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创作者的身份权威被消解，他和小说的主人公在对话、在交流，这是一种消解权威话语霸权的方式，成为作者对官方话语霸权压制边缘话语的有力抗争。

技术层面的创新与世界性想象相关，作家的“出走”与“在地”对作家而言往往是两种迷思。“出走”之后又怎样的答卷因人而异，但至少是对“我归向何处？”的一种积极探索；“在地”身份的淡化必将使得作家更多地关注普遍的人性与人类的命运，从地域作家向世界作家过渡。一直以来，黎紫书的作品都十分关注人性，深挖人性深处的情与爱、美与丑，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她的创作不单是一种女性书写或地域书写，而是一个作家对普通人性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扫描与关注。黎紫书现如今正逐步走向世界，“离开她成长的土壤，黎紫书能够走出怎样的风格，那是我们拭目以待的。”无论如何，这种出走，必将使她融入世界公民、世界作家的行列，从而离文学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

结语

群体属性是因观者存在而产生，亦即我们眼中的他们具有怎样的属性，是他者眼中的身份。在他者眼中，“无论从语种、从文化、从族性、从个体乃至文学本体等诸方面来考察和关照，海外华文文学都逃不出‘边缘’这个空间，并且总是在边缘处‘沿’着自身的路线在寻梦中‘圆’梦，在行走中流散和遍布在世界各地。”毫无疑问，马华“新生代”作家也是流散者，无根者，漂泊者，因此他们的写作被称之为离散书写。问题是，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同，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加之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流、信息扩散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地球村时代的来临，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看成一个村民，进行世界公民的想象，身份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但是，身份的流变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消失与身份问题的终结。马华“新生代”作家作品中的身份问题是随着马华“新生代”作家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变化跟马华“新生代”作家流散的华人身份以及马来西亚对待华人的政策息息相关。即便种族、国家、阶级等身份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而开始呈现逐渐淡化的趋势，但只要有政治意图下的种族和文化控制以及马华“新生代”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坚守，这种主题必将长期存在，这也是我们解读马华“新生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

身份决定了叙述者的叙述立场与叙述主题，同时，身份也给接收者的二次叙述提供了重要参照，让解读不至盲目。“符号文本必须有社会性的身份作为支持，可以称之为文本身份。符号文本，是发出者自我的抛出物。”有了身份，解读就有了参照，有了基本的范畴约束。但“社会文化中的人变换身份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意识到的程度。身份不仅是表达任何符号意义所必须，也是接受符号文本的基本条件，而接受身份几乎是强加我们的。”面对海外华文文学文本，处于中华文化中心位置的研究群体自然会读解出与实际情形相悖的东西，这是接收者身份强加之后的结果。身份问题的探讨只能作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视角，目前还处于不断的争议之中，因为身份问题还涉及政治、文化、种族等复杂因素。无论如何，这样的探讨，将为我们更加了解海外华人及其后代的生存状态提供可能，并促使我们对于跨文化写作、文学多元化等问题加以思考。鉴于此，从文学文本出发并结合身份批评、心理批评、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探讨马华“新生代”作家作品中的身份问题是必要的，也必将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打开新的一扇窗。

刘小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童 剑 《当代文坛》编辑部

注释：

①⑧王德威，《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黎紫书〈野菩萨〉》，《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②董启章，《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③参见http://book﹒sohu﹒com/20120723/n348807296﹒shtml﹒

④曹顺庆主编，《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⑤参见 http://book﹒sina﹒com﹒cn/cul/c/2012-07-23/1033305220_2﹒shtml﹒

⑥参见 http://book﹒sohu﹒com/20120723/n348807296﹒shtml﹒

⑦何晶，《黎紫书：经营马来特色，书写家国记忆》，载《文学报》，总第2195期。

⑨何晶，《黎紫书：经营马来特色，书写家国记忆》，载《文学报》，总第2195期。

⑩⑭许文荣，《黎紫书论：男欢女爱、父爱匮乏及细碎多变》，《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

⑪（马来）许文荣《论马华文学的反话语书写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⑫（马来）黎紫书《告别的年代》，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⑬（马来）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⑮庄伟杰，《流动的边缘》，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⑯⑰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