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的另类书写——论何顿的长篇新作《来生再见》

王学振 杨清芝

近年来，何顿的创作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关注的焦点由喧嚣浮躁的当下都市生活转向了惨酷厚重的近现代历史。继《湖南骡子》于2011年问世之后，何顿又于2013年迅速推出了另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来生再见》（连载于《中国作家》2013年第7期、第8期，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湖南骡子》以长沙青山街何氏家族的百年兴衰，折射了湖南乃至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来生再见》则通过对老兵黄抗日坎坷一生的讲述，以一种去党派化、去英雄化、去顺序化的叙述策略，对波诡云谲的抗战历史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另类书写，预示了抗战叙事进一步深入的新可能。

一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取得是“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②的结果。但是由于国、共之争形成的政治格局，对抗战历史的书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带有相当浓厚的党派色彩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对抗战历史的书写逐步走向多样，从前不属于“人民”范围的土匪、乡绅也因为其爱国行为而成为书写的对象，前者如莫言的《红高粱》、谈歌的《野民岭》，后者如尤凤伟的《五月乡战》、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但从总体而言，抗战书写的党派色彩还没有彻底褪尽，但已趋向多样化。

当被《湘声报》记者问及2012年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时，何顿回答说：“打算写一部以国民党抗战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因为没有人写，所以我来写，要填补这个空白。”③这一部“以国民党抗战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就是《来生再见》。“没有人写”“空白”云云，是不够确切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丘东平、吴奚如、阿垅、彭柏山等七月派作家对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抗敌斗争的表现，新时期以来，也有张廷竹、邓贤等作家对抗战后期远征军入缅作战历史的书写。但是，如果说对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正面作战表现得很不够、很不充分，却无疑是正确的。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中，确实难觅国民党军人的抗战身影，也难以发现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枣宜、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等一系列会战的印记。结合这种大背景来看，何顿的《来生再见》是个另类，也可以说是个突破，他不但表现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而且非常少见也非常难得地选取了非虚构的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作为表现的视角，力图对抗战历史作尽可能真实的还原。在《湖南骡子》中，何顿已经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有所涉及，小说中何金山带领他的一班子侄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并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一部分也被评论家视为小说“最为精彩”的描写④。但《湖南骡子》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还不是一部完全写抗战的小说。也许是意犹未尽吧，何顿不久又推出了《来生再见》，这一次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成为了整部小说的聚焦点，主人公黄抗日作为国军战士亲自参加了安乡保卫战、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同时也作为日军的俘虏见证了常德会战。这些战役的结果不同，国民党军队或胜利，或失败，却无一不惨烈，无一不悲壮，就此而言，何顿的小说还了那些英勇抗战的国军将士一个公道。《来生再见》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湖南地区力量对比的设置是去党派化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可以说正是大历史观、大民族观的叙事策略保证了小说对历史真实的逼近。

二

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有英雄崇拜心理，都希望通过英雄梦想树立努力方向，同时也获得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某种替代性满足，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重视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何顿的《湖南骡子》中，何金山、何胜武、李文军等抗日军人身上还保留着英雄的传奇性，尤其是神枪手何胜武，先后打死过一百多个鬼子，创造了用三八大械击落日军飞机的奇迹，双腿被炸掉后，他仍然没有退役，让战友背着去打击敌人，还不时用英雄的号召力宣讲抗日道理。但是到了《来生再见》，主人公黄抗日虽然也参加了不少与日军的战斗，也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却已经褪尽了英雄的光彩。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张难看的猩猩脸，使人望而生厌。就勇力、智慧、道德的任何一方面而言，他都毫无可以称道之处。他之所以参加抗日军队，并非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而是由于父母的安排：哥哥黄阿狗抓中了打钩的红纸坨，理应应征入伍，但黄阿狗不仅是个干活的好把式，而且孔武有力，颇能庇护家庭，父母舍不得他去，于是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之计，让羸弱、胆小因而对于家庭也不那么重要的弟弟黄山猫顶替，习惯了顺从的黄山猫毫无怨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并被长官改名黄抗日。在军中，黄抗日也是不求建功，但求保命，他牢记父亲“战场上不要充英雄”的教训，冲锋时既不后退——后退会被督战队打死，也不靠前——靠前会被敌人打死，阵地丢失时则躺在地上装死，侥幸躲过劫难。黄抗日命大，资历老，但给人的印象是胆小怕死，因此成为官兵们取笑、欺凌的对象，同为日军俘虏的田将军把又臭又烂的脚伸到他的裤裆里取暖，他虽然倍感屈辱，也无可奈何，即便是对于他属下的小兵田矮子的百般无理取闹，他也只能默默忍受。同妻子桂花团聚是他能够忍辱偷生的重要精神支柱，可他还是经不起田矮子的撺掇，同田矮子一起溜进了衡阳的妓院。机缘巧合，衡阳保卫战失败后当了一阵伪军的黄抗日又成了游击队的俘虏，因为打死了鬼子，又是本地人，黄抗日当上了游击队的副队长，为了给一同被抓的同伴说上话，黄抗日还按照杨队长的要求，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入了党的黄抗日也未见长进，他在游击队的传令兵小狗子后来晋升为厅长、副省长，他却终其一生也只当了几年整天在外奔忙的镇供销社副主任和有名无实的镇办公室副主任，为了在文革中过关，他甚至不得不装疯吃起自己的粪便。概言之，黄抗日与其它抗战题材小说中的英雄不啻天壤之别，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尽管经历丰富，却丝毫也没有改变其窝囊的本性。

那么，何顿为什么采用这种去英雄化的叙述策略来书写可以大书特书的抗战历史呢？我觉得这与何顿对战争的态度有关，与《来生再见》的主题有关。何顿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看待战争的：“我并不是个喜欢渲染战争的作家。我写战争，是想让读者知道，就战争本身而言，不论正义的或非正义的，都是血淋淋地屠杀。”⑥被先辈事迹深深打动的何顿一方面感叹着历史的悲壮，一方面对生命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对战争保持着理性的审视，因此《来生再见》在再现国民党军队惨酷的抗战历史时，又“尽量把战争中残酷的一面写出来”，是一部反战的战争小说。战争，无论正义也好，非正义也罢，都会给生命以无情的毁灭。以黄抗日这样一个去英雄化的抗战老兵来反思战争，应该说是很适宜的，如果将黄抗日塑造成李云龙、姜(梁)大牙一样的“战神”，其结果可能是在对英雄的讴歌中连带性地美化战争，这无疑是有悖于何顿的悲悯情怀和《来生再见》的反战主题的。李云龙、姜大牙是英雄，黄抗日却是常人，是被战争机器裹挟进战争轨道的常人，从这一点来讲，黄抗日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更有典型性。当马得志问黄抗日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时，黄抗日说：“不为什么。我没想当兵打仗。我喜欢侍弄田，喜欢看桃子、梨子、桔子一天一个样。屋前有一口塘，每当下塘摘莲蓬时都是我去摘，挖塘里沾满泥巴的藕，也是我的事……挖藕时，经常能捉到在泥里钻的甲鱼。我还喜欢挖红薯时闻红薯和泥土的味道。”当毛领子问黄抗日下辈子打算变成什么时，黄抗日说他想变一只鸟，“变成一只鸟就不要打仗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飞”。觉得黄抗日胆小的龙连长讥讽黄抗日应该变老鼠：“那样就更不要打仗了，敌人一来，你就钻到地下藏起来，谁也找你不到。”黄抗日居然无所谓地回答：“那我就变成一只老鼠。”黄抗日的愿望何其卑微，又何其真实，卑微之中透露出人性的真实。其实小说中厌战的何止黄抗日一人？大战在即，官兵们不断走进衡阳街头的妓院及时行乐，难道不是出于对即将失去生命的恐惧？面对同伴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主动请缨上阵杀敌的谢娃娃、程眼睛等学生兵无论是否认识苏小妹，都纷纷想象与这个清纯女孩的爱情，流露的不也是对美好生命的留恋？

三

除了题材选取的去党派化和人物塑造的去英雄化之外，《来生再见》在艺术表现上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叙述时间的去顺序化。

中国传统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人物形象的鲜明，因此就叙述时序而言，一般以顺时序为主，为了避免过于单调，偶尔会使用一下逆时序。“在19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试验潮中，很大一部分作家们热衷于时间的变异化处理，对时序的颠倒错乱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一个原本条理清晰的故事往往被打碎重组，追求在读者的阅读还原中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⑦近些年来，长篇小说的叙述时序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作家们不再在叙述时序上做文章，而是着力于细节、语言等方面的打磨。但是《来生再见》却对叙述时序保持了少见的热情，在小说的《序》中，何顿煞有其事地讲了这么一番话：“我在小说开篇之际，还得交代几句，以免只有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生气。我要说的是，本小说与众多传统小说不同，时间是打乱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我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你就不难理清头绪。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节省时间”、“长话短说”云云，也许不过是个说辞，“把时间提来拎去”倒是真的。小说中现在与过去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没有按照线性时间来安排，何顿似乎是有意将黄抗日的一生分割成若干碎片，再将这些碎片随意拼凑，在《来生再见》表面的杂乱无章面前，倒叙、预叙、交错这些术语似乎都失去了其惯有的分析功能，我只能笼统地说《来生再见》主要采用的是去顺序化的逆时序，由于变换过于频繁，我难以明确认定究竟何处是倒叙、何处是预叙、何处是交错。

应该说，逆时序是何顿苦心经营的结果。《来生再见》的主要内容是黄抗日的一生，原本有着秩序井然的线性时间顺序，是很适合采用顺时序来讲述的。那么何顿为什么不采用顺时序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黄抗日的一生过于黯淡，他既没有锋芒毕露的性格，也没有凄婉动人的爱情，更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和步步高升的鸿运，如果平铺直叙，无疑是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从而让其感到厌倦的。采用逆时序后，在若断若续的讲述中，黄抗日平凡的一生反而显得扑朔迷离，对读者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在《来生再见》中，逆时序确实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另外，《来生再见》是一部让人反思的小说，采用逆时序可能会给读者感情的顺畅流动带来一定的滞碍，这种情感流动上的不够顺畅，也许会有助于促动读者去深思

注释：

①参见房福贤《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第17—117页，黄河出版社1999年版。

②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05年9月3日电。

③姚依农：《何顿：“湖南骡子”向历史转身》，《湘声报》2011年12月30日第 4 版。

④王春林：《人性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论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208页。

⑥何顿、朱小如：《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又都相距甚远——关于何顿长篇新作〈湖南骡子〉的对话》，《文学报》2011年10月20日第 4 版。

⑦晏杰雄：《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叙述时间》，《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