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精神立场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契合
——余艳访谈录

○聂茂

作家的精神立场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契合
——余艳访谈录

○聂茂

一、“红色记忆”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资源价值

聂茂：余艳，你好！很高兴和你进行这样的一次谈话。最近二三年，你的创作呈井喷状态，特别是《板仓绝唱》和《杨开慧》的推出，影响很大。在我看来，你找准了创作题材上的突破口，即：“红色记忆。”共和国的开创和建立是当代中国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这里有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按照我的好友刘起林教授的说法：“红色记忆”及其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内涵，本已得到当代中国文学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发掘。新世纪以来，“红色记忆”的重叙和“红色经典”的改编，更是在纸面、视觉乃至网络传媒全面展开，并以其审美价值和社会影响，超出文学范围而成为包蕴丰厚的社会文化现象。换言之，“红色记忆”显示了新历史主义文学丰富的资源价值，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作品不同，首先是题材的重大，其次是人物身份的独特性与敏感性，这两者容易导致作家预定禁忌和自设雷区。你的《板仓绝唱》和《杨开慧》无论是作为报告文学还是纪实文学，总之可归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范畴，是新历史主义文学的新收获。这两部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杨开慧手稿。这份手稿弥足珍贵，里面凝结了一个女人在纠结和煎熬中的深深的爱和深深的痛。据说毛泽东主席曾一直想要找该手稿，却没能找到。这份独特的“原始史料”是当代文学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以杨开慧的手稿为切入点，实现了这一资源价值的文学转换，而且做得十分成功。按照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政治人物在大众传媒中有一种“可预见性”，它构成了普通受众对其产生情感认同的基础。那么，我想问的是：你在人物塑造和情感把握上如何突破禁忌，避开雷区的？你如何在人物塑造上做到既符合受众的“可预见性”，同时又能有所创新？你是否坚持了历史纪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

余艳：是的，杨开慧手稿是我写这个系类的魂，我几乎把手稿全融入了我的文稿中，类似“我是真的爱他呀”“他那生活终归是要我思念的”“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倒在其次”“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这样的内心写照和“我简直要疯了——人越见枯瘦”“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等内心独白，在我的文稿中随处可见。我想再现一个活生生的杨开慧。

不过，传统历史资源的当代转换并不意味着对历史毫无选择的接受，它需要在当代语境中对历史传统重新审视和反思，这种反思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绝非取悦观众的戏说和消费资源；需要承担历史文化使命，实现对这一题材的整体性超越。由杨开慧万言手稿作为切入点，触及开慧的内心世界，由此获得精神的升华，实现新闻眼和文学魂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种对纪实文学本性的回归。

聂茂：众所周知，历史永远是人的历史。伟大的历史人物总是穿越历史，成为大众当下生活的精神偶像。为了塑造了这一偶像，一方面你以旁观者角度冷静客观地记录杨开慧炽热的情感波动和内心感受，不断插入手稿原文和旁白，以增加文本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但另一方面又尽可能跳出历史，使创作上产生审美上的“间离”效果。因为，任何作品对于历史的叙事和呈现都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融入作家的世界观、历史观、生命观等精神立场。听说，你多次深入板仓杨开慧纪念馆、故居、陵园等地，多次走访井冈山、韶山等毛泽东战斗和生活的地方，还设身处地地潜心研读关于毛泽东、杨开慧的史料。你查了那么多的资料，走访了那么多的地方，但资料越多越难取舍。因此你一开始写了将近65万字的作品，后来你意识到应该利用杨开慧的手稿作为切入点，并从中提取成了6万字，完成《板仓绝唱》，你这个转变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你如何在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呈现作家的精神立场？

余艳：读了几百万字的杨开慧的相关书籍和资料，走了所有能去的地方。长沙的爱晚亭、清水塘；北京的三眼井、武汉的都府堤；韶山、平江……再去板仓、井冈山……用半年时间跑完这一圈，前后一年写下长篇传记《杨开慧》。作为基石般的“房屋”基础，这部书是必走的第一步。随后，我懵懵懂懂地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燃情年代》（正在出版中）。算起来，有65万字的沉淀。

但我知道，自己还没挖到“深矿”，怎么办？尽力了只有这收获，是偃旗息鼓，还是继续挖掘？恍恍惚惚之中，像是杨开慧在鼓励她。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对英雄的敬仰和对文学的担当，我重新整装——出发。

于是，就去故居杨开慧卧室“熬”上一夜，从黄昏到黎明，从孤独到寒冷。风雨飘摇的油灯下，独自一人体会当年开慧经历地无数个独处夜，用真实的感受、刻骨的体验，向开慧的心灵靠近，靠近……再三上井冈山，独自一人找寻当年毛泽东打探杨开慧的见证人；去古樟簇拥的象山庵，看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跟贺子珍结婚……以及当年国民的婚姻状况、恶劣环境下的残酷现状，都成为我认真考证和思索的课题。

后来，找到“用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的定位，逼出了6万字的《板仓绝唱》……

聂茂：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世纪之恋，历来为人民群众所关心，特别是历史情境下贺子珍的介入，更是为这段爱情增添了一层神秘感和冲突感。爱情故事本就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作家最想写却又最难以写出特色的，何况是呈现一段扑朔迷离的伟人爱情，里面夹杂有家国情怀、民族道义、历史责任等等。较之一般的文学作品，“红色记忆”题材创作有着长期以来的概念化、公式化、定型化、模式化之痼疾，对领袖人物情感的张扬与叙写更是这类创作的难点与冷点。值得庆幸的是，在饱满的富有历史质感的文化语境中，你的叙事较好地把握住了杨开慧与毛泽东内在的人格特质和精神气场，为我们塑造了栩栩如生而又“陌生化”的艺术形象，实现了伟大人物人格与人性的高度统一，折射出杨开慧的精神力量和毛泽东的个性魅力。请问：在你开始着手创作时，你有想过其中的艰难程度么？你确信能放开手脚、把握好其中的创作尺度么？你觉得毛泽东和杨开慧这段爱情值得你如此大书特书吗？

余艳：那是我第三次去板仓。这天，杨开慧纪念馆彭馆长和开慧镇王书记一人握我一只手、充满期盼地说：

“板仓，每年以20—30%的游客量递增。人们游览下来，没有不沉重的，几乎都大发感慨。众多的感慨归结起来六个字：‘可惜了，值得吗？’是啊，多少记者、学者来了，又走了，却没回答这个问题。可老百姓关心啊，人们心头一个死结，谁要能解开它，我……我们给他，磕头！”

“中国第一爱情，千古绝唱啊！大题材、重选题，要接，你得脱胎换骨；又是全国人民的心结，要解，你要面对文学、面对英烈，更要面对历史，面对全国人民……”

“可惜了，值得吗？”顶着沉甸甸的六个字，我再出发，开始三年的魂系和痴迷。

最终是二十次、三十次去板仓，我记不清了，反正湖南境内的红色景区是跑了个遍；一个人开车上井冈山，茨坪、茅坪、黄洋界、象山庵，一站站走，是真的想走——要打通历史、想狠接地气。要画就画出英雄的骨，要写就写出英雄的魂；我也知道，我不敢不走，一代伟人的青春、热血都洒在这里，不用情留下脚印、不用心深入挖掘，让众人的纠结依然堵心、历史的真相仍就模糊，起码担当和责任都没有，良心何安？

今天，书出版了，报刊转载、各处热评，一场接一场的讲座，让人们了解、甚至读懂杨开慧，更理解了毛泽东、杨开慧这对特殊夫妻的奉献和牺牲——我觉得：值了！

二、历史担当与文化重构下的大美爱情

聂茂：现实生活把历史越拉越长，历史事件把人越推越远。杨开慧之所以活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不仅仅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更在于杨开慧“舍小我为大我”、勇敢地承担了那个时代的“革命信仰”，完成了自我提升、完善等“人格塑造”。作为一位奇女子，杨开慧身上有着伟大人物特有的精神磁场，她的英年早逝，她的外柔内刚，她的情感之殇，无不令人扼腕和叹息。当你坐在杨开慧的故居，走进她的卧室里面，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你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杨开慧本可以保全生命的，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地慷慨赴死？她那么爱毛泽东，在明知自己就要牺牲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写满深情、留有爱恋的手稿告诉他人，特别是让毛主席知道她的赤子之心？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叙写伟大历史人物的大美爱情的？

余艳：在我打算写杨开慧的时候，我就一直是带着问题和反思来的。

是的，杨开慧原可以不死的，可是，她死了。痴恋、相思、孤苦，躲藏、受刑、枪杀。吃多少苦，还死得那么牵肠、那么壮烈……多少人不理解毛泽东的生活走进贺子珍。可是，同样是一份真爱，在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在毛泽东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刻为革命准备牺牲的女子与毛泽东出生入死、风雨同舟十年。无论从中国革命还是女人妻子，她都是功勋卓著！也就是说，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她们注定都承担了双重角色:既是温柔贤淑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

你想想，腥风血雨、生死无常的年代，喘不过气来的杨开慧带着三个小儿，躲避敌人，保藏自己，牵挂爱人，坚持斗争。她的那些泣血的文字、真实的心声，一半是刻意的隐藏，一半是希望有个地方可以代为存放。就这样，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墙洞作为消减痛苦的心灵邮箱，为焦虑无奈的女子做了无奈的储藏和有力地分担。夜雨婆娑，一灯如豆，娇小玲珑的身影，孤寂地投在板仓土屋的泥墙上，娟秀的字体流泻在纸上，字字句句道不尽的思念和苦痛。为了丈夫毛泽东的事业，学贯中西的名门之秀，选择了一条忧愁痛苦、险恶丛生的路……

尤其揪心的是，杨开慧身边的战友、朋友、亲人、闺蜜一个个倒下，激起仇恨的同时，也激起革命斗志。尤其，杨开慧对丈夫毛泽东赤诚的爱和对理想的完美追求，让她义无返顾赴死。

至于为何不把藏稿告诉任何人，这么说吧，从杨开慧被关进大牢到她英勇就义，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天时间。但正是这短短的时间里，在炼狱般的大牢中，杨开慧完成了她心灵中最后一次涅槃。可惜她美妙的心音再也无法变成心灵的文字，再也无法放进那个墙洞。否则，墙洞中的那些手稿，将会出现最美丽的新的篇章——只有在来不及写就的篇章里，人们才能看见一个女人感天动地的爱情心音；只有在来不及写就的篇章里，人们才会看到一位高贵女人真正的高贵！也许正因为如此，杨开慧最后都没有把墙洞里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她是有机会的，比如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儿子岸英，还有前来探视她的亲人。但是她谁都没有告诉。是不是身陷囹圄的杨开慧已然顿悟，那些手稿上的文字，只不过是她心路上一度迷乱的心灵碎片？连杨开慧自己都不明白，当时写下那些文字，究竟是为了记念一段心路，还是为了咀嚼一段寂寞？

但是，大牢中的杨开慧已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虫般的呢喃，而大牢中的杨开慧已亮丽于信仰的高山；手稿上的杨开慧不过是一个期期艾艾顾影自怜的家妇，而大牢中的杨开慧才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爱人！手稿上、大牢中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自己，杨开慧这才决定，让那段寂寞的文字永远寂寞在墙洞之中，永不示。——因为手稿中缺少了最美丽的章节，在那段未及写就的章节里，有她写给润之哥哥的最动人的恋歌：今生今世，为你而生；今生今世，以你为荣；今生今世，为你而死；今生今世，死也无憾！

面对着历史中的伟人，我告诫自己，无意评说过去的故事，也不敢对历史作什么聪明的解读。因为，在历史面前，根本就没有聪明的活人。而只想，以杨开慧的心灵笔记为指引，并顺此指引再重走一遍那些与之相关的足迹，试图寻找出那些被历史迷雾所遮盖的历史真相。

一直本着“只讲事实、不讲故事”的创作原则，以“狠接地气、勤泡基层”的踏实风格，尽力还原三位伟人绝唱千古的真情大爱。尤其，以杨开慧的手稿还原历史和真实，尽全力去探究这段历史背后谜底。

聂茂：新历史主义文学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创作者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于历史的肤浅图解，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地凸现民间历史的真实面目，通过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下主流文化的“历史仿真”或“超真实历史”给予反思性批判。与此同时，创作者强调文学的符号作用和驯化功能，强调文学和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和道德力量。阅读你的作品，感觉“聪明，宽容，勇敢，大义”等这些宏大话语放在杨开慧身上十分贴切，特别是杨开慧对毛泽东的那份情感，她把丈夫的伟大事业当做她自己人生理想与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这种颇具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美德所彰显的符号意义，不能不令人动容。我感兴趣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谁也无法预见中国革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谁也无法预见毛泽东最终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么，作为一个弱女子，杨开慧英勇就义的内在力量究竟源自哪里？你觉得作品中杨开慧的光辉形象带给读者哪些启示和感动？

余艳：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吧。

（一）无私和奉献对后人的启示。毛泽东、杨开慧的十年婚姻，一家人颠沛流离，吃百家饭，行万里路，四海为家。直到毛泽东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寄居在板仓娘家，到后来开慧东躲西藏，毛泽东都没有给妻儿留一处安身之地，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家啊。毛泽东啊，为了中国革命和劳苦大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二）杨开慧融进理想的择偶观。秀外慧中的她，从远见卓识的父亲那里，从自己同样怀揣着的博大高深的抱负里，慧眼识珠选择毛泽东为终身伴侣。她用短暂的一生，携她心中的大我、民众、民族的奇特尺度与标准，选择伟丈夫毛泽东，证明她非凡的眼力。

（三）杨开慧的人格魅力对今天女性的启迪：对丈夫，生活上照顾好衣食住行，工作上督促他勤政廉洁，仕途上为丈夫把握好方向。既要成为他的亲密爱人，又要成为他得力的助手；既要当好他的服务员，又要当好他的监督员。以敬畏之心对权、以知足之心对利、以淡泊之心对名、以精进之心干事。堪称今日女性之楷模。

（四）杨开慧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杨开慧总说“天下穷人是一家，抱成团才能有力量”。有人冬天没有衣穿，她拿自己的衣服送人；有人没有饭吃，从自己所剩不多的米缸中舀。一个我党高级领导人的家属，杨开慧始终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人民群众中间。妻贤夫之福，妻贪夫之祸。作为领导干部的妻子当以杨开慧为典范，甘当“贤内助”，不做“官太太”。

三、民间叙事的生命张力与理想主义的审美愉悦

聂茂：你在创作中充分利用副文本、叙述视角转换等表现手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古般的聚焦、提炼、鉴别和书写，通过对民族野性生命力的张扬、对信仰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对细节的描绘与对场景的渲染，在文学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诗学之间建构一条叙事通道，打开新的历史之门，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壮美和厚重感，使读者在阅读作品中获得一种精神净化和审美愉悦。记得冰心有一句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古今中外，一部优秀作品的完成无不是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而作。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花了近28年而成；马克思的《资本论》，多次革命的多次总结，用了近40年而成；司马迁在13年的屈辱中痛苦中完成了《史记》，曹雪芹在穷困潦倒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作成《红楼梦》。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都积累了数千条笔记，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艰难和全身心的投入，最终才获得成功。据说为了写好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故事，你也花了3年多时间，再加上前期当记者时“脚走文字”的积累和10多年写作的经验，才取得今天的创作成就。你能具体讲讲写作这两部作品的辛酸苦辣吗？

余艳：不仅是投入，而是完全“掉进去”了。或是脱胎换骨如一次涅槃，新生成了一堆无悔的文字。记得，多少次心痛了、流泪了，只因走访中为杨开慧感动；多少次吃不香、睡不安，纠结着一次次不满意是否颠覆重来。三年来，一切都想放下，只为作品充实；诸事都不管不顾，全为创作让路。没人逼我压我，是自己挖个“坑”心甘情愿掉进去，还不能自拔。“满脑子都是想把这个伟大的女性写好，干文学20年，头一次感觉有了责任和担当。作家当到今天，才觉得自己真正像一个作家。”

湖南的“发宝气”类似北方话的“犯傻”。反常、痴迷，不按常规、行为怪异可能就是它最准确的注解。三年来，我几乎都是这样。

第一次犯傻是在杨开慧当年的卧室坐了一夜，为杨开慧无数个彻夜难眠的相思与落泪写就的近万字遗言，去身临其境。

那夜，湿寒的湖南乡下特别冷。天上落着冰渣子，没有窗户的屋，风直往里灌。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飘忽如鬼火，脚踏的小烘笼闪着微弱的热。是想还原83年前的今天那个特定的环境？其实我知道，即使时间、气候、地点都相同，这屋里相隔83年坐的两个不同女人，其外部条件和内心焦虑是天壤之别，不能同日而语。大家闺秀、内秀文人的杨开慧，除了牵挂、忧思，就是把思、忆、怨、痛诸多情绪付诸笔端。也就在我现在坐着的这7平方米卧室里，当年的屋外是血雨腥风，屋内是躲避追杀东躲西藏刚安定一会儿的母子。而今，自己最多只有后山硕鼠穿梭带来的惊恐、灯火几次吹灭后的害怕。于是，拒绝屋外要给我做伴的人们，拒绝为我准备的随时困了就能温暖的空调房，甚至将工作人员准备的一大盆烧得红彤彤的炭火搬出，灭了故居所有的灯，在那间靠后山的小屋里，从黄昏坐到天明。

还真打通了，冒灵感了，或是杨开慧直接附体了。那天晚上，满满六页大白纸，密密麻麻写满了灵感……

“二发宝气”“三犯傻气”都不重要了。一个人开车上井冈山，茨坪、茅坪、黄洋界、象山庵一站一站走。

2012年的春节，被全家人说成痴说成傻，我拉着刚修理好的行李箱，不自觉地拐到新华书店拖了满满一箱书回家，家人还以为我拖的年货。我内疚着，第一次让一家老小过了个太简单的春节，而我靠不管不顾翻阅一箱子书，靠啃书度过一个春节长假……其实，真不是作秀，是害怕积累太少、沉淀不够哇。虚着的心身不充实，空着的脑子怎会有火花？

曾经以为，作家就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编纂中。当这组创作带我走向生活的深处，走向思想的高处、走向艺术可能延伸的广阔处，我才知道，一颗微尘的我不飘了、不荡了。

比如，在写《板仓绝唱》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之前，于一页页翻阅史书中，人物脱掉了单一的红色外衣，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躯体；在一点点对照历史中，思绪穿越近百年岁月，细节和故事又与今天的生活对接；人生的起伏、人性的纠结，让我静心去写好一个个细节；生与死的意义、理想与爱情的完美，都在反复思索后成为今天的借鉴……做了二十年的文学，过了几十年的生活，默默地、那么干脆彻底掏空、再掏空自己的积累，用曾写散文的磨练、写小说的人物纠结和做新闻的“脚力”，把所有能称其为能力的东西全体调动，集结出征，只为打一个超越自己的漂亮仗。

聂茂：对“红色记忆”的书写既不能把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表面地连在一起，又不能为了说明某个观点或某种思想而去刻意演绎历史，而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联系或者说文化自觉。在创作中，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感觉和激情，虽然得益于历史事件的启迪，但归根结蒂是从现实出发，作家不可能游离现实，更不能脱离现实，这种叙述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具有历史主义的镜射作用和现实主义的承载价值，但要实现这种价值并非易事。请问：在聚焦“红色记忆”的创作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如何解决的？有没有想过放弃？支撑你继续写下去的强大动力是什么？

余艳：创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作品本身，就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与贺子珍的情感，杨开慧的手稿讲到了，怎么处理才既尊重历史又不损伟人，这也是难点，更是日后读者关注的焦点。查看了大量的史料，依然不敢结论，就几十次地去板仓、三上井冈山，一个疑点一个疑点地访，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走，得出以下四点：

一是毛、贺首先是政治联姻。像贺敏学的女儿贺小平所讲（据《金陵晚报》文章）：“袁文才、王佐为了‘锁住’毛泽东，安排贺子珍做毛泽东的秘书，并有意撮合毛贺婚事。”身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为革命成功顺此之意，也在病体缠身、环境恶劣之时接受温情安慰，都在情理之中。

二是病中照顾，日久生情。在极度寒冷潮湿、缺吃少穿的恶劣生活环境下，毛泽东带着严重的脚伤和肠胃病无医无药，接连几次病倒，一病就三个月卧床不起。组织上派年轻能干的贺子珍照顾。作为工作秘书、生活秘书一肩挑，日久相处哪能不生情？能打善骑、才貌俱佳的女子深爱毛泽东也是事实；

三是当时我国国民特定的婚姻背景，并不是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在婚配上，我党最初的领导人，如朱德、陈毅在当时几乎都是“家乡一个护老小，身边一个知冷暖”。在同一个环境，毛泽东身边放一个女人照顾，不算特例、实属正常；

四是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极端恶劣条件下，交通、通信全部中断，毛泽东、杨开慧事实上是音信全无、天各一方。毛泽东从未放弃过思念和寻找远在家乡的妻儿。

四、人性的光芒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重构

聂茂：历时三年的文本，由厚到薄，又由薄到厚，汗水与智慧沉淀其中，当数易其稿、尘埃落定之时，你的心情一定是激动不安的，你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孩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认为作品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选点精准。“杨开慧的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作品以史实为背景、以手稿为“原料”，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伟人负责的态度，扎在民间又紧扣党史，再严肃认真地进行艺术创作。杨开慧手稿与历史进程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新的角度形成的新的思想高度，而在处理这种高度时，你以一个开放的、现代性视野来对待历史事件，蕴含着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二、史料权威。作品紧贴最重要的史料——杨开慧手稿，又得到湖南各展馆的支持，尤其是杨开慧纪念馆的大力协助，手稿文字、历史图片十分齐全。你的创作既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有着对传统意义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把“自我价值”导入理想主义的激情里，把对现实的深沉思考融合在历史的长河中。三、作品独特。你几乎调动了20年文学创作的全部经验，用小说的架构、散文的笔调、诗意的手法，努力做到人物鲜活、细节到位，你不仅希望真实地解读历史，同时力求作品“好读、耐看、抓心”，这样的创作包含着新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感，因而蕴含并传递出强大的正能量。四、揭秘性强，契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杨开慧手稿第一次集中披露，你将毛泽东、杨开慧和贺子珍“小历史与大历史”融为一体，根据史实，严肃认真地解读，把真相、事实告诉大家，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你认同我这样的分析吗？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所获得的成功的？你认为你的作品实现了你的创作初衷吗，有什么不足或没有达到目的的地方？如果有，主要在哪些方面？

余艳：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2013年年底，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板仓绝唱》在《中国报告文学》12期头条登出。突然，像一颗石子入湖，激起层层浪花：12月23日，《文艺报》发了“排行榜”；12月25日，《文艺报》节选了大半个版的《板仓绝唱》；12月27日，是著名作家何建明的大篇评论。《文艺报》连续三天的重磅推出，引燃了这部作品的强力宣传。《光明日报》《海外文摘》等大报名刊，湖南十多家报纸杂志几乎同在12月里选登或评论《板仓绝唱》。作品面世不到半个月，专家投票上了“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到二上“2013年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排行榜”；《新华文摘》再上4万多字，由此引燃了一个个宣传高峰。接下来，《板仓绝唱》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石膏山杯’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年度奖”；《杨开慧》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牺牲》获湖南省文联《创作与评论》2013年报告文学年度奖。

另外，这题材紧扣杨开慧手稿，我开掘出多个版本：《杨开慧》《板仓绝唱》《牺牲》《红楼之恋》《墙洞里的情书》和《燃情年代》，都已出版或由杂志发出。

伟人毛泽东的题材创作是要审批的，这是一遍遍打磨的过程。尽管很苦，但现在想起来还真磨练了自己……一部作品历尽坎坷磨难，这在我2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因此懂得了珍惜。直到现在，我还在这氛围里出不来；直到今天，我还满脑子都是走访、创作……我知道，我这是幸福地劳累着、快乐地痴情着……

聂茂：新历史主义文学敢于对“正史”观与“历史进步论”提出挑战，敢于质疑已经存在的哪怕是权威的观点与结论，努力挖掘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异己元素，通过人物手稿、图片资料与作家思想的“互文性”实现作品价值的重构。有评论家认为，你在深入研读感悟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一个作家敬畏历史的态度，真实复原了上个世纪血与火年代的两个革命家之间的爱情故事，生动描写了杨开慧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与中国传统美德一脉相承的女性情操，展现了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爱情生活中的生动人性的细节，从而揭示人的情感之间更深刻的关系。说到底，这是人性光芒的集中揭示，也是社会对你作品高度认可的一种肯定。基于“红色记忆”对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资源价值，也基于你的创作优势和精神立场，接下来，你还会对“红色记忆”题材进行新的发掘吗？能谈谈新的创作计划吗？

余艳：我是无意中把一扇宝库的门推开了。

毛泽东、杨开慧的这题材，想写的东西太多，想附着的理想也太多。前一段，痴痴狂狂地夜以继日，不时有泪水绵绵或者笑声朗朗，穷尽才华，以最尽力、最投入的坚持来向读者报告：我的跋涉才开始，这座宝库我会继续探索下去。就像每个人都会遇到一闪而过的契机，就守这宝库，竭力创作，默默穿行。明年，还有一部长篇纪实、图文并茂的版本已与出版社敲定。我真的希望，当一部部书稿尘埃落定，于无悔的求索中，我能脱胎换骨成一串串无悔的文字。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YBA3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