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对主体间性的新诠释——基于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程新宇，陈亮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哲学研究

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对主体间性的新诠释
——基于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程新宇，陈亮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一书中，马尔库什认为在诠释主体间性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发展出了一种超个人的主体理论。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以生产范式重新诠释了主体间性概念，他把主体间性设定为一种外部的社会客观性。马克思以生产范式诠释主体间性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首次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得到说明，并且为人类掌控自己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契机。

主体间性；生产范式；理性；绝对精神；社会历史客观性

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马尔库什(Gyorgy Markus,1934—)曾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一书中用“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s)来指称马克思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策略。在马尔库什看来，通过“生产”这个核心范畴，人们可以充分窥见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活构成问题的基本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什在该书中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以“生产范式”实际上实现了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的一种不同以往的理解，马克思正是凭借对主体间性概念的新诠释才实现了对以往各种关于主体间性理解的批判性解构。参阅[1]59本文将结合哲学史上人们对主体间性的理解，尝试对马尔库什这一论断进行一番梳理，从而使我们对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生产”概念的脉络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清晰的把握。

一、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主体间性的诠释

近代哲学以宣扬理性来张扬人的主体性，但是主体性哲学很快在休谟和卢梭的诘难之下遭遇困境。德国古典哲学力图走出这一困境，康德黑格尔纷纷开始将实践纳入其理论视野，从而对主体间性的诠释转向了对超个人的理性的寻求。

主体间性作为一个哲学研究术语首先是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EdmundHusserl，1859-1938)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哲学家们对关涉主体间性的问题就不曾给予过奠基性研究。相反，主体间性问题正是在主体性问题显露之后才为人们所重视的。依据《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中的解释，“如果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的心灵(纯客观)，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而是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那么它就是主体间的……主体间的东西主要与纯粹主体性的东西相对照，它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或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胡塞尔本人讲的主体间性是在他的先验哲学，也即是知识论的层面。他建立的现象学旨在理解客观世界是如何被主体构造出来的，这也就使得他必须去探讨作为客观性发源地的“自我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所以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旨在阐明“自我在那里(指主体间性——引者注)并且主宰者那个身体的意义；客观性的产生所需要的是作为他人的最终身体的，在我的原真世界中被构造出来的事物，应该获得与在另一个自我的原真世界之中被构造出来的活生生的身体域将在这个共同的因而是客观的点上意向地交汇”[3]，总而言之，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就是要解决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若要真正理解主体间性问题，我们还得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说起。众所周知，哲学在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0-1650)那里首次确定了主体性原则。笛卡尔以带有先验色彩的“我思”作为心灵实体与外在的物质实体相区分，并认为一切存在皆要经过“我思”。笛卡尔本人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他认为“我思”是一种普遍的、确定的思维能力，这种普遍而确定的思维能力也就是理性。笛卡尔认为这种理性能力是世界上分配得最为均匀的东西，每一健全的人都能够凭借理性去作判断和取舍。所以人们后来公认为笛卡尔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首个为人类争取理性权力的人。笛卡尔之后整个欧洲兴起了以法国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纷纷大张旗鼓地宣扬以理性之光来驱散人的愚昧、迷信和盲从。对那个高呼理性精神的时代，有人曾评论道：“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性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坚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以重建。”[4]

然而，当众人皆为理性高唱赞歌的时候，有两个人却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一个是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另一个则是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前者站在彻底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理性本身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理性并没有所认为的那样强大的功能，它未必就能够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根基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人的经验。后者认为就算知识在理性的推动下不断进步也并不必然导致道德的进步，而且任由理性片面地发展，它势必会与人的自由陷入深刻的矛盾。休谟和卢梭的挑战是严峻的，它促使思想家们不得不对宣扬普遍理性的启蒙运动本身进行反思。这一重担也就落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肩上。

相比于英国发展势头良好的资本主义以及法国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大革命运动，18世纪的德国显得既落后又平静。然而这种局面本身也为思想家们冷静思考启蒙以来的得失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整体上被界定为是寻求一种能够克服启蒙运动危机的新的理性原则的努力。”[1]57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批判哲学正是要谋求在不放弃理性和启蒙的前提下，对休谟和卢梭的挑战作出回应。在康德看来，休谟和卢梭二人毫无疑问地破坏了启蒙运动一贯的基本信念，那即是健全的人所共有的理性完全能够“既构成对物理世界和道德世界的理解的支点，又构成了实践性地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公共利益的社会世界的支点”。[1]57

康德所做的努力就是要批判性地考察人的理性能力，对这一超越个体性的普遍能力作细致的分析性研究。他将人的理性二分为建构知识的能力和道德立法的功能，并且认为出于道德的缘故不得不悬置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康德为理性开辟出了实践的应用领域，不过他讲的实践仍主要是指一种道德践履。康德赋予实践理性较理论理性更为纯粹的优越地位。在他看来，如果人的意志能够遵循纯粹理性(排除了一切个人的主观欲望和偏好)所订立的法则去行动，那么他将是自由的。而一个不能自律的人，执意要按照兴趣偏好去行事，那么他的意志必然是不能普遍一贯的，不仅会与他人的意志陷入冲突，而且自己的意志本身也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以对理性的批判性考察，自认为一方面为科学知识寻找到了合理性的依据，从而回应了休谟难题，另一方面又为道德行为奠定了合理性的根基，从而回应了卢梭的责难。不难发现，康德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二分的结构去理解主体间性，显然比之前思想家们要更全面一些，他试图同时兼顾主体性在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在不通的领域间的融通，其良苦用心用马尔库什的话说，正是要“对抗用前实证主义的方式把理智降格为单纯的目的的理性”。[1]57

不仅仅是康德在寻求更为健全的理性，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也试图对主体性作出一种更为完满的解释。当他看到康德哲学最终造成受自然律支配的自然界同受自由律指导的“目的王国”(thekingdomofends)之间难以愈合的鸿沟时，黑格尔不仅嘲讽康德的研究方法，而且还对他的研究结果表示不满。在黑格尔的眼里，要使主体间性得到更加全面的说明，那就必须让理性概念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满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1]58黑格尔以“绝对精神”(absolutespirit)作为一种全新的理性概念。随即他就向人们展示了“绝对精神”作为实体如何在动态的图景中能动地实现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多重世界的统一。

当然，黑格尔也是讲实践的。按照马尔库什的说法，黑格尔和康德二人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将超个人的、主体的理性自身与实践的主体间性等同起来。[1]58康德谈论实践，主要是在探讨道德践履所依据的形而上的原理。黑格尔所论及的实践主要是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有意识的中介活动。[5]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它会不断扬弃异化以趋向自由的规律，正是通过实践的中介，精神的主体性在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才能游刃有余地实现自己。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具有按照“正—反—合”的方式不断辩证运动的功能，这让我们在一种强大的历史感中洞见到了主体性的超个人性力量。绝对精神表现出的这种主体性既不同于启蒙运动中所宣扬的抽象的个人理性，也不同于康德的二分出来的、静态的且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马尔库什在书中认为，黑格尔这种“超个人的理性”较以往的理性观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实践的‘第一性’取代了理论的‘第一性’，第二个转变是主体间功能的‘第一性’取代了个体的经验意识的‘第一性’”。[1]58但无论如何转变，都无法掩盖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一个共性，即是习惯于抽象掉感性经验活动，纯然从形而上的观念层面去谈论主体间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观念竟然能够独立于主体的人而运动，这无疑是把对主体间性在抽象观念层面诠释的可能性给发挥殆尽了。后来者若要继续诠释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就势必要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切入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间性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尊重并张扬人的主体地位，但它一开始就拒斥脱离现实的感性活动和具体历史进程而仅仅从抽象的观念着手去把握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从现实的人所普遍具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生产出发，从而赋予主体间性以社会客观性的形式。也唯有从生产这一范式去诠释主体间性，人类历史才能被充分理解。

在前文中我们已提及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对主体间性概念的理解。胡塞尔本人有着坚定的理性主义信念，他相信理性主义传统是西方文明的精髓，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胡塞尔明显感到一种危机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人性危机。在胡塞尔看来虚无主义之所以笼罩人们心头，实证主义、心理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是因为西方理性传统的衰落。所以他毕生以追求严格的科学为使命。胡塞尔所阐释的主体间性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以及康德以来的学术传统是契合的。这些人一贯主张改变人的观念以及论证观念上的合法性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优先的地位，对于世界秩序的发掘与调整必须首先自觉到主体的抽象观念层面，确切地说就是对人所固有的理性能力作系统的反思。

但是生活在理性主义传统下的马克思却并不认同理性主义者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当下社会的真实建构，并不仅通过理性的思辨或理性直观就可以完成的，其真实的基础在于现实的实践活动，理想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基础。”[6]尤其是在认真考察过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观念论体系之后，马克思一方面对前人的伟大功绩予以中肯的评价，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这样的追问：“历史的发动机到底是某种非人格的‘精神’还是人的具体需要和劳动？”[7]在马克思看来，凡是观念的东西肯定是源于人的头脑的，思维也只能是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独立地自我运动，不但建构起万物而且还展开历史的进程。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与高举启蒙大旗的前辈一致的是，马克思当然也认为是作为主体的人而不是超验的神在创造历史。但他显然不同意启蒙思想家们将人的理性认作从根本上主宰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揭示历史必然性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9]72这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真正主体所在。因而要解开主体间性之谜，就必须对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展开动态的、辩证的和社会历史的分析，追溯实践活动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选取了生产范式作为突破口：“‘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抽象的个人主义’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超个人的主体理论，通过作为客体化和占有的统一体的生产范式，提出了一种关于主体间性的不同理解。”[1]166虽然对黑格尔抱有批判的态度，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生产范式”作为一种对主体间性的新诠释，本身也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一个扬弃。超个人的精神性实体到了马克思这里就被转换成生产力、资本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在揭开主体间性之谜时，取消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地位——这无疑是马克思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颠覆。如此一来，主体间性就被设定为外部的社会客观性而非主体内部*无论是马克思之前的康德还是之后的胡塞尔，他们在解决既定的议题时，都极力对人的理性展开批判，这种思路恰是将主体间性设定为主体内部的客观规定性以保证知识或道德行为的客观性的。的观念客观性了。

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做到了从外部的社会客观性来诠释主体间性概念。如此人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就不再像人们在建构科学知识时表现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那样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了。人们更愿将生产活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视为历史性的可能性：总是一方面在同现存的‘自然限度’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在同相关个人的当下的社会性地创造的需求和利益的关系之中被具体地重新界定。”[1]60那么马克思所谓的外部社会客观性又是如何在主体间发挥作用的呢？马尔库什给出的说法是：“外部社会客观性一方面从外部决定并超越了所有的经验主体；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的个人自身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和交往，这种外部的社会客观性不断地转化为经验性的个人的主观能力和需求。”[1]166当马克思将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的物质性生产归为现实历史的基础时，我们既看到了在实践观上他与康德的区别，又看到了在历史观上他与黑格尔的不同。

然而，马克思绝不是完全无视观念的存在和作用，而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验的共同的，有意义的世界的建构，并不表现为(个人的或先验的)意识的成就，而是表现为物质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结果。”[1]61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看法，只有在对物质生产的诸方面进行探讨之后才发现“人还有意识”。[9]81如果执意撇开现实的生产或是实践活动，那么对主体间性注定只能作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把握，最终也不过是提供一套单纯解释世界的思辨学说罢了。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则并不能为主体的意识所充分地说明。因而从充分理解人类历史的视角来看，生产范式至少给人这样一种启示，即“由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所制约的人类独有的反映着现实历史的具体的意识，并不存在任何离开历史而与抽象物质相对应的抽象意识。”[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产范式来诠释主体间性也使得历史的进程变得可以琢磨。对于实践领域的主体间性，康德曾向主体内追溯，以寻求一种内在的客观规定性，最终他以道德律的形式将这些规定性提了出来。在康德的设计中，如果人们能够谨遵实践理性立下的法则，孜孜不倦地做到自律，则自由便是可能的。对此马克思却颇有诟病，他以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就绝不会给人们提道德上的要求，寄望人们通过内在观念的改变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因为像资本剥削、人的异化这一类的现实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归为人的内在观念不够理性，而必须归因于外在的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不尽合理。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的最实际的运动”。[11]166-167道德说教在规范上看似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具有普适性，然而它常常因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而显得苍白无力。

对于黑格尔将历史描述为以客观理性为目标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的做法，马克思也颇为反感，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辩证的特征，因为这种发展并非如在现象上所直观到的那样是线性的、直接的，而是互动的，曲折的，是经过一定中介环节完成的。但这个中介的实践决不是指单个人的实践，而是社会地联结在一起的综合的实践，在历史上发生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是这种综合的社会实践发展的结果。”[11]247以生产范式取代“绝对精神”去阐释决定历史进程的主体间性，也就祛除了历史目的论的神秘主义色彩，避免对现实历史作一种绝对合理的辩护。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从感性的生产出发，对以往个体主体的克服实际上等于是揭穿了一个骗局，他认为“个人并不能普遍地做到精英们为他设定的目标……只有联合起来的群体主体才能做到……主体性话语如果不把价值目标与手段途径分开分析，而一味笼统地坚持以自我奋斗争取自我实现，那只能导致极少数人的实际成功和多数人永远停留在希望层面上，只能导致对大众的蔑视和欺骗。”[12]233马克思通过对主体间性概念的一种全新诠释，正是要“把决定如何有意识地集体性地构造生活条件的权利授予生产者”[1]6。如此才能正真张扬历史的实际创造者们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马克思的学说视作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使世界革命化，实践地改变现存世界。对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正是因为它不为现实作任何辩护，也不做任何人道主义的说教和空头的承诺。马尔库什就曾评论道：“革命理论之所以被赋予了历史客观性，既非凭借一种‘应当’(sollen)的形式，也非凭借一种预定的必然性。革命理论的目标通过生产范式表现为一种作为事实，而呈现的革命命令和历史命令，表现为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实际的物质环境和这种环境的无尽的再生产的需求，这种物质环境及再生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1]80

缘起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主体间性问题，被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所诠释，但是他们都是从抽象的观念去把握主体间性的。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有脱离实践和形而上学思辨的色彩。鉴于此，马克思在反思主体间性问题时，拒绝了观念式的把握，而是选择以生产范式去诠释它，这样主体间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就被首次设定为一种外部的社会客观性。马克思对主体间性的新诠释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观念论者所谓的主体内部的先验规定性。此外，马克思以生产范式诠释主体间性的新颖之处也在于它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得到说明并且为人类掌控自身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契机。

[1]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M].李大强，李斌玉，译.曹荣湘，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K].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

[3]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M].赵玉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6-267.

[4]贝斯特，盖尔纳.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

[5]欧阳康，张明仓.实践唯物主义的萌芽：黑格尔实践观及其意义[J].江海学刊，2008(5)：35.

[6]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欧内斯·盖尔纳.理性与文化[M].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6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6.

[12]刘森林.追寻主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高 锐]

On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by Marxist Production Paradigm Based on Gyorgy Markus's WorkLanguageandProduction:ACritiqueoftheParadigms

CHEN Xin-yu,CHEN Liang-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

In the book ofLanguageandProduction:ACritiqueoftheParadigms,Markus argues that the German classical idealism develops the theories of super-individual subject when understands inter-subjectivity. While Marx, who critiques those theories, interprets the inter-subjectivity by production paradigm and he posits it as external social objectivity. The novelty of Marx's way is that the new interpretation first illustrates the objectivit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provides a moment for human beings to control their historical process.

inter-subjectivity; production paradigm; absolute spirit; objectivit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015-03-09

程新宇(1969—)，女，湖北赤壁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亮升(1990—)，男，湖北广水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伦理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B03

A

1004-9975(2015)03-0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