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寇诡谍，诸公努力救神州——民革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之四

（以上材料由民革重庆市委会、民革北京市委会、民革湖南省委会提供/责编 金绮寅）

陈怀礼

陈怀礼：淞沪抗战之穿越敌伪区

陈怀礼，男，1915年5月生，湖南人，黄埔军校十六期步兵科毕业。1935年南京国府路东方中学毕业，进入国民党税警总团任政训处少尉干事。1936年12月在陕西潼关驻防时，任司令部政训室干事，经历了 “西安事变”。1937年8月，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三”淞沪抗战。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期间建立的武装力量，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比正规军装备精锐。1928年，宋子文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后，为确保盐务系统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增加盐产量和盐税收入，将各缉私局的 “盐警”改变成缉私队，1930年，又根据管理需要，进一步将缉私队改为 “税警”，划归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代理，以队为单位进行编制，采用陆军制式管理，武器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税警招聘条件非常苛刻，但待遇优于一般陆军士兵，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 “一·二八”事变之后，税警总团奉财政部之命调往松江、青浦一带，总部调驻 “淮盐中心”海州，总团扩大至四个分团，增设工兵连，成为当时中国军队中设备最先进、技术最优秀的工兵单位。全面抗战爆发后，税警总团担负起战略防御施工的任务。淞沪抗战中，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训处工作，任少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随团进驻上海，负责战场信息收集。他讲述了亲历淞沪抗战的情况：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事情，我记得最牢。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同水兵斋藤要藏，驾驶军用小汽车，擅闯虹桥机场，并首先开枪，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随后，日军在上海各个据点调兵遣将，并且武装日本侨民，囤积战争物资，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虬江路首先向我保安团开枪，并跨过了铁路，向我军发动了进攻，我军奋起抗击。战斗打响以后，张治中将军立即指挥已在上海闸北、江湾一带布防的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也调动周边地区的部队增援上海。当时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我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 （师）不到3小时（官兵）就死了一半。

“那时我在税警总团政训处，随总团驻扎在江苏连云港的海州，税警总团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是一支装备相对较好的警察部队。在海州时，我是税警总团出版的刊物 《海棠周报》的校对，每天的任务是收听广播电台的新闻报导。

“8月20日，税警总团根据南京政府的命令，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总团政训处也随总团来到上海。当时我们进驻上海的时候，奉令在上海徐家汇虹桥路245号一栋三层楼的空房内驻扎，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是上海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税警总团政训处是一个非战斗单位，有15个工作人员，其中有军官10人，其余是传达和炊事兵。干部中，我年纪最小，级别也是最低，和军队中的少尉同级。与税警总团政训处同住在一起的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工作人员都是上海妇女界比较活跃的一群人。她们中有职业妇女、家庭主妇和青年学生。她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在淞沪抗战期间，她们不计个人得失，不顾生命危险，每天分批组织去战场抢救伤员，去医院看护、慰问伤兵，分发慰劳品，帮助伤兵洗衣服、写家信。

“我在税警总团政训处的任务就是收集战场信息，经常和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一齐去医院看望伤兵，和伤兵们摆龙门阵，谈天说地。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了战场上许多战斗故事和战役的进展情况。每当一些伤员讲起自己部队中有许多官兵，在战场上与日寇英勇搏斗而光荣负伤、以至于献出生命的事迹，讲起战场上刀光剑影、血肉拼搏的惨烈场面，我和妇女大队的女学生们，都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作为政训处的工作人员，我有时奉令也要到第一线的团、营指挥所去慰问和了解战斗情况，一是代表总团下去慰问，鼓励一下士气，二来也是要掌握一些情报，可供总团长官们参考。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执行起来非常艰难。

“首先是白天不能去，日军的飞机到处投弹，大炮也几乎不停地轰炸，各个战场枪声不断，白天出去非常危险。于是我改为夜间行动。可是夜间行动也是很艰难的，日本人在上海的时间久了，在地方上扶植了一批汉奸。这些汉奸，经常在夜间出没，袭击我军哨兵和夜间出来执行任务的官兵。曾经发生过多次我军哨兵、联络员、运输人员被汉奸袭击的事件。鉴于此，税警总团政训处安排四至五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人手里都提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集体行动。由于道路不熟，又不能点灯，不能打手电，从驻地到前线要走几公里，再加上沿途岗哨很多，口令又天天换，所以我们赶到前线总是快半夜了。完成任务后，又从前线连夜回撤。回去的路上也是障碍重重，哨兵都躲在暗处，你看不到他，口令回答不正确，马上子弹就打过来。有时候我们真分不清问我们口令的人是我军哨兵，还是那可恨的汉奸。

“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和市区无辜平民的居住区狂轰滥炸，敌人水上和陆上的大炮也在不停地进行炮击。我曾经用望远镜看到日军使用很大的气球来指挥地面上的炮火。整个上海炮声、爆炸声不断，到处都是大火，浓烟滚滚，漫无天日。我军的武器不及日军，敌人轰炸时，战士只能躲在战壕里不动，等到敌人逼近，大炮失去威力时，才与敌人短兵相接。但即使是这样，伤亡还是很大的。在敌人炮轰的时候，我们已有了伤亡，在短兵相接的时侯，士兵们发现敌人的三八式步枪的刺刀比我们的中正式、汉阳造的七九式步枪的刺刀长10公分。肉搏时，我们吃亏不小，伤亡也很大啊。有些部队为了在肉搏时不再吃亏，因此组织了大刀队，与日军拼搏。

“我在收集战场消息时，经常会听到许多士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和支持其他战士杀敌的事迹。日军进攻每有进展，立即就地构筑工事，并围起铁丝网，设置障碍物，以防我军反攻。而我军反攻时，由于来不及剪断铁丝网，许多士兵就扑在铁丝网上，让后面冲上来的战士们踩在身上，冲入敌阵。作为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税警团始终在抗战的第一线坚持战斗，官兵们表现的都十分英勇。”

张祖光

张祖光，1919年10月生，2015年3月逝世，河北景县人。1947年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军官训练班。抗战期间，多次参加战斗，屡次负伤。在台儿庄战役小王庄战斗中中，与战友痛击鬼子，并缴获坦克等战利品。

1938年春，日军在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处，南连陇海路，西连津浦路，是徐州以北的屏障和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坂垣师团自胶济线南下，直逼临沂，矶谷师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速取台儿庄以图徐州贯通津浦。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孙连仲部防守台儿庄，以汤恩伯部在峄县攻击日军，在以台儿庄为重心的广大鲁南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惨烈战役。

张祖光当时担任团政委，亲历了台儿庄战役。

“我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我打了一仗叫小王庄高地。在小王庄高地，敌人从东往西攻，我们是从西往东攻。小王庄高地是在黄河以南，我们就利用黄河，连民工带士兵，一块堆挖了好多河渠，利用地形，敌人的坦克来了，让他陷入泥潭。敌人当时飞机去 （侦查地形）的，白天不敢去，晚上去。侦察这个河渠时候，敌人没侦察清楚。结果他们 （的坦克）陷入泥潭了，当时坦克也小。我们没有平射炮，只有手榴弹。我们的手榴弹，那比日本的手榴弹要强多了。日本的，得先拔簧，然后往皮鞋上一磕，再往外投，得用5秒钟。我们的手榴弹是3秒钟。我们的手榴弹，把盖掀开投出去，马上就爆炸。实际上，当时刚一抗战开始的时候， （中日双方）不是机枪步枪大炮 （对打），而是手榴弹大战。敌人手榴弹过来以后，咱们的战士就捡起来又给他投过去。防空洞像放鞭 （炮）一样，满天星的尽是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就不说了。当时的死亡牺牲很大，我也受伤了。我受的伤是解放以后才治好的。（伤）在屁股上，就是炮弹的碎皮子炸的。那时候刚一解放，医院给我动了三次手术，才把我的炮弹皮子取干净。

“我二十个同学都参加了这一战。当时全是我们，都是一个团体的。除去小王庄之战以外，还有其他战役。台儿庄战役打完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人了。到后来军团特别下令，要特别保护我，加以特别保护。我是团政委。团长牺牲了我就是团长。我既是文官又是武官。先是团政委，随后团政委也得上第一线了，也是拿起手榴弹来和敌人拼手榴弹。和敌人抢占坦克的瞻望孔， （我）往瞻望孔里塞手榴弹，塞不进去。那上面不是有个圆盖吗？掀圆盖，掀不开，最后还是由瞻望孔里扔手榴弹进去以后，把坦克炸坏了。到后来 （坦克）就栽在泥坑里头，嗡嗡地动不了了。日军的陆战队就这样全完了。日军的陆战队是一个小分队，而咱们牺牲至少也有一营人。那血全是红的。惨不忍睹啊！”

刘俊明：长沙会战之通讯战

刘俊明

刘俊明，曾用名刘精德，1919年11月生，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江南无线电总台和江北无线电总台，负责重庆和第九战区的联系，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伤。

刘俊明中学时期是在太原度过的。太原失守后，逃难到陕西潼关，加入国民党军政部在潼关招收的抗日敢死队。后因战局的变化，转移到湖南长沙，被安排在湖南大学学习军事知识和无线电通报知识。毕业后分配到第九战区无线电总台任通讯兵，负责与重庆方面的联系。先后经历过三次长沙会战。

刘俊明讲述了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与日方进行通讯战的详情。

“记得很快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了，日本进攻长沙。在进攻长沙之前，我们就随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衡阳。第九战区的总指挥部在衡阳，我们也随着去了衡阳。这样战争开始了，日军冲过新墙河，我记得日军要进攻长沙，沿途呢，我们中国的军队 （跟着）他们 （日军），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日军）并不是长驱直入就可以到长沙的。这样在沿途与日本人的战斗中，我们牺牲很大。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强于我们，最后日军就战领了长沙。日军占领长沙以后，我是在衡阳长官部指挥部 （工作），负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与重庆总台的通讯联系任务。在开始呢 （电台联系）还算顺利，但是在长沙发生巷战后，敌人啊 （开始）对我们这个电台开始进行干扰。

“比如我们跟重庆方面是要保持24小时的联系，敌人的电台就从清早到晚上也发射干扰信号，使我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的信号，对方也听不到我们的信号，这样子就中断了我们的通讯。后来呢我们就针对这种情况准备了四条频道，当这个频道被敌人干扰了，我们马上调到另外一个频道 （应对）。但是敌人也很狡猾，你一调频道他又跟着你调频道，所以根本听不到什么通讯信号。但是我们在调频道的过程中，他 （指日军——编者注）并不是马上就知道我们调了频道，中间隔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把电报发出去了，他来干扰的时候我们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那个电报不是什么长途电报，所以几分钟就 （发）过去了。这样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间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日军听我们没有再发电报，也就停止了干扰，好像等着我们 （行动）。

“后来出现一个敌人的电台，敌人的电台完全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通讯的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时，敌人冒充重庆电台让我们把电报发过去。他认为已经可以 （以假乱真）进行冒充，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啊，一听他的手法、信号，和我们规定的单日双日的一种暗语 （不同），当然他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敌人的电台，当时就请示上面：当敌人要我们发报时，我们就发报，但是在同时重庆电台也听得到，就跟广播一样，反正只要是一个频道，湖南你也听得到别的地方也听得到。我就建议，我们把电报发给敌人的电台，尽管敌人冒充是重庆台，但是真正的重庆台呢在重庆，也能收听 （到）我们的 （电报）。因此我们发报的同时，敌人的电台收到 （信息），重庆电台也能收到，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当然，敌人收到我们的电报却没有办法马上破译，只是以为他们引导我们发错了地方，发给他们就 （等于）破坏了我们的通讯 （联系）。实际上 （我们）还是保证了让重庆同时收到电报。用这个办法后，敌人就停止了电磁波的干扰，就跟我们按时间来 ‘联系’，我们也跟他们按时间 ‘联系’，但是重庆方面是24小时接收的，所以我们发出去的电报重庆方面能够很顺利地都接收到了。后来呢上面的长官部认为我们这个办法是很妙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持续时间也不久，就在 （我们）这样 （发电报）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