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馆藏民国教材的初步调查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广东，510006)

林　琦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馆藏民国教材的初步调查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广东，510006)

林琦

摘要：本研究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405册民国医药教材为调查对象，通过研究发现：馆藏教材以中医药类教材为主，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药学校的相关教材占绝大多数；教材编撰人员以名中医为主，内容以中西医汇通为其最大特色，并注重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

关键词：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民国教材中西医汇通

民国时期是指1912- 1949年这38年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由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中医存废之争使中医教育成为问题的核心，在此情况下各地纷纷创办中医药学校以发展中医教育，大量的中医药教材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教材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医药学术和教育的发展情况，为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以我馆收藏的民国中医药教材为对象，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整理，初步了解民国时期中医药教育、学术的发展水平。

馆藏教材存佚情况分析

1.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民国时期广东地区最有影响的高等中医药学校，创办于1924年。学校早期开设24门课程，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医学校通则》和《中医专科暂行课目表》颁布以后增开2门，共计26门课程，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医课程，共17门，也有西医课程和普通课(日语、国文、化学等)[1]，中西医课时比例约为8.5∶1.5。所有讲义基

本由任课老师自己编撰而成。

经调查，馆藏该校教材共165册，61种，为本次调研之最。其中医药类教材108册，涉及《伤寒》、《金匮》、诊断、针灸、药物学、内科杂病、外科、伤科、妇科、儿科、医史、卫生学、生理、病理、西法诊断、西药概要、细菌学、无机化学等多种课程，基本涵盖了中西医学的所有专业课程。

2.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于1924年，由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卫生社等中医药社团组织演变而来。共开设34门课程，其中中医课程20门，西医课程10 门[3]，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相比，除中医基础课程开设了医经，中医临床课程多出了产科学和推拿科学以外，还增加了医化学、理化、细菌学3门西医课程。

本馆收藏该校教材共141册，58种，其中医药学教材121册，涉及课程有《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妇科、儿科、伤科、外科、眼科、喉科、方剂、针灸、法医学、救护学、卫生学等。

3.汉兴国医专科学校

汉兴国医专科学校创办于1934年，由邓伯游、谢香浦等创办。该校课程设置偏重于中医学，在成立之初所开设的29门课程中，中医课程达22门之多，西医课程仅占5门[4]；其改组为职业学校后，课程精简为25门，中医课程18门，西医课程5门[5]。中西医课时比例约为6∶1。

本馆收藏该校教材共22册，19种，医药类教材19册，涉及课程有《内经》、《伤寒》、《金匮》、温病、针灸、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等。

我馆收藏的民国中医药学校相关教材共计405册，以上述3所学校为最多，共328册，138种，占总收藏量的约81%。其他还包括：苏州国医学校教材19册，19种；江西中医药学校教材4册，4种；广东医学研究所教材9册，1种；广东省立国医学院教材 1册，1种；伯坛中医专校教材19册，3种；台山中医传习所教材2册，2种；广东中医药学社教材1册，1种；中医药学校教材5册，2种。此外，尚有极小部分教材因残缺严重而无法判定归属学校，17册。

从上述统计可以发现：第一，民国时期广东的几所主要中医药院校教材既有中医药学也有西医药学，但中医药教材种类远远多于西医药类。在405册教材中，中医药类317册，约占78.3%，西医药类教材77册；普通课程教材11册。课程设置也以中医课程为主，西医课程为辅，甚至中西医在课时分配比例上也是中医远超过西医。这一现象说明在中医药学校的学习中，尽管各校在课程设置、学习内容上有差别，但基本上都遵循“除注重国医学说外，更傍采西医学说以辅之，务使学者于中西医理，有融会贯通，舍短取长之实益”的原则，以中医药课程为主，培养具有西医知识的中医人才。而这一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医药院校中。第二，从本馆收藏的讲义来看，其种类较全, 分科较细, 既有医学基础学科, 如诊断学、药物学、医学史、生理学、病理学、卫生学等等, 又有内、外、妇、儿、针灸、正骨、法医学等医学应用学科, 符合当时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也与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医学专科学校课目大致相同。

教材主要特点

1.教材编撰人员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材主要编写人员有陈汝来、卢朋著、冯瑞鎏、陈任枚、管炎威、管泽球、周仲房、刘赤选、梁翰芬、梁湘岩、古绍尧、吕楚白等。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教材主要编写人员有鞠日华、钟少桃、钟锦涛、邓鹤芝、梁湘岩、梁翰芬、卢朋著、周仲房、曾天治、管炎威、许振庆、陈伯坛等。广东汉兴国医专科学校教材主要编写人员有邓伯游、谢香浦、曾天治、许振庆、梁翰芬、刘赤选、邬璧泉等。其他学校教材编写人员有赵鹤琴、叶橘泉、祝味菊、谢佩玉、吴琢之等。

从以上名单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其他省份的中医药学校中，其教材基本上都是由该校授课老师自己编写，而这些老师多数又是当时当地的名医，他们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临床水平也很高。他们勇于打破家传私授的传统陋习，将个人临床经验和对中医药学的认识融入教材。无论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整理、对中西医汇通的看法，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无不渗透了编撰者的个人学术体会。这不仅丰富了教材的内容，提高了教材的实用性，而且使学生学起来更有趣味，直到现在仍是学习传统中医药学的绝佳门径。如在冯瑞鎏编写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伤寒论讲义》中，作者在每一条伤寒原文后，都引用了前代名医名家的观点来阐释说明它。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条文后，有方有执、吴人驹、陈修园等医家对此的注解[6]。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编写体例方便学生学习时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从而加深对原条文的理解。

此外还可发现，很多老师如卢朋著、梁翰芬、周仲房、管炎威、梁湘岩、许振庆、曾天治、刘赤选等都编写过两个或以上学校的教材，并在这些学校都有任教。如梁翰芬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及汉兴国医专科学校都编过同一门课程或不同学科的教材，包括《眼科学讲义》、《诊断学讲义》等；周仲房编写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针灸学讲义》；许振庆编撰有《痘疹科讲义》(汉兴国医专科学校、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等。尽管同一个老师编写的不同学校的同一门课程的教材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同，如梁翰芬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就与《广东光汉中医学校眼科学讲义》异名同书，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个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有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

2.教材版本特点

民国时期，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医药教材，因此各校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编教材给学生作讲义。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种名称的教材有不同学校、不同医家编写的不同版本。如题名同为《伤寒论》讲义，有光汉中医专门学校(陈伯坛编)、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冯瑞鎏编)、汉兴国医专科学校(邓伯游编)、广东医学研究所(赵鹤琴编)等不同学校不同著者编写的各种版本。即使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一名称的讲义，也有不同版本，如同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儿科学讲义》，就有陈汝来、古绍尧两位著者编写的两种版本；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的《喉科学讲义》有邬宝杰、钟锦涛两位著者编写的两种版本。此种同一门课程有数种不同版本教材的现象在民国中医药教育中还有很多。通过分析发现，尽管同一类教材在编写体例及内容中有相似之处，但其中也蕴藏着各个医家自己的方证方法和医学理论等。不同的医家对同一疾病，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治疗特点，譬如同一发热病者，河间可能投以苦寒泻热，子和即以攻邪泄热，丹溪拟滋阴为法，东垣则可能施以甘温，景岳甚至会温补，病虽一而法各异，效必有别，但其中必有一法更契合病机。因此通过听取不同老师的授课，对不同版本讲义进行学习，学生可以开拓思想，扩大视野，掌握更多认识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在整理过程中还发现，同一名教师编写了数种不同的教材，如谢泽霖编写有《儿科学讲义》、《妇科学讲义》；梁翰芬编写有《眼科学讲义》、《诊断学讲义》及《金匮讲义》；卢朋著编写有《法医学》、《药物学》、《医学史》、《方剂学》等讲义。此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师资的严重缺乏，一名老师要教授几门学科；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家深厚的医学功底及广阔的知识背景。

3.教材内容特点

民国时期中医药教材内容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融入丰富的西医学知识，即中西医汇通。如管炎威的《伤科学讲义》增加了西医学关于人体解剖学知识，其撰写的1929年的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伤科讲义之第三至四章详细列举了全身各部位的骨骼图，包括正面胸部、合面背部、两手、两足、全身、头部的正合面骨骼图以及仰面、合面骨骼致命与不致命部位图；第五章为全身骨骼图解，包括总图解及各部分图解，其中各部分图解又包括头面部、胸部、肩背部、腰臀部等部位的图解[7]。其内容之详实，可见一斑；梁翰芬编撰的《眼科学讲义》，以中医眼科理论为主体，同时也掺杂了西医的理论知识，如增加了眼神经、瞳孔缩放原理等内容[8]；而针灸学教材，无论是对疾病的分类、描述，还是对腧穴的部位、主治，以及对针灸原理的阐述等，都渗透了西医学说。部分教材甚至还应用了当时西方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中医学知识，如陈主平在其编著的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刺灸术讲义》中，以磁石和电气学相关知识来阐述阴阳学说；以地理学中四季日月运行引起的寒温消长来阐述人体病理上寒热虚实变化等等[2]。在民国中医药教材中，掺入西医学知识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此不一一赘述。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式有很大关系。近代西医传入我国后，社会上即出现中医“科学”与否的质疑声，并不断发酵成中医药存废之论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医药学家不断学习，并在临床实践中努力探索，创造性地将西医学知识应用到中医药学的诸多方面，形成了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中西医并用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沟通中西医学的思路也体现在了这些名医名家参与的中医药课程建设和教材编撰上。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医学界紧跟当时的学术步伐，反对“故步自封”的开放包容思想，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

另外，每一门学科的教材在编撰内容上相对完整、系统。如古绍尧的《广东中医专门学校喉科学讲义》系统地论述了喉科72症的病因病机、症状及治法方药等；吕楚白的《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妇科纂要讲义》从经、带、胎、产等方面全面地对妇科疾病进行了论述。这样高质量的教材，体现了编撰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而学生通过对这些教材的学习也可以将自己的中医药学知识进一步巩固和系统化。

通过对本馆馆藏民国中医药教材的清点、整理，我们发现，民国中医药学校教育整体上来说以中医学为主，中西兼学。教材的编撰人员以当时的中医药名医名家为主，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使得民国教材内容更为丰富，知识更加系统化、完整化。而他们的影响、教育，也为我们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医药名家，如我校国医大师邓铁涛等，这些都为现代中医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广东中医药学社招考简章[J].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1932，(5):5- 8.

[2]陈主平.中医刺灸术讲义[M].广州:省城卫边街中汉印务局,民国.

[3]广东光汉中医药学校招生章程[J].广东光汉医药月刊,1932,(6- 7):58- 60.

[4]本校前校课程表(民国卅五年以前)[J].汉光校刊,1949,(创刊号)：44- 45.

[5]本校改组后课程配当表[J].汉兴校刊,1949，(创刊号)：45- 46.

[6]冯瑞鎏.伤寒论讲义[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民国:1.

[7]管炎威.伤科讲义[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民国.

[8]梁翰芬.眼科学讲义[M].广州:广州西湖路流水井珠江,民国.

*基金项目：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重点课题(编号：SK1501)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4737(2016)03- 0012- 04

(收稿日期：2016- 03- 01)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extbooks Col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Guangd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eum

LIN Qi

(Guangd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eum,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405 textbook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museum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out the stud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are the majority of collect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belongs to Guangd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and Guangdong Guangh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These textbooks were edited by famous doctors,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their most feature with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knowledge.

Keywords：Guangd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eum; textbook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ing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