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对清代“三山五园”的记述
——以畅春园、圆明园为中心

王 帆 张 雨 王佳鑫

朝鲜使臣对清代“三山五园”的记述
——以畅春园、圆明园为中心

王 帆 张 雨 王佳鑫

“三山五园”作为明清时期北京城西郊的著名苑囿，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清承明制，在入主中原后继续与朝鲜保持宗藩关系和“使行外交”政策，“三山五园”也因此进入朝鲜使者的视野。朝鲜使臣对畅春园和圆明园情有独钟，对两园游历颇多，并留下了有关其游园时的见闻、感触等文献资料。从朝鲜使臣的相关文献探讨朝鲜使臣对“三山五园”的感知、态度及其变化过程，从中可以管窥朝鲜使者对大明王朝的追忆和对华夷之辨的执念，而对这种观念及其原因与表现的缕析对中朝关系的探究及其历史书写模式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山五园 朝鲜使臣 华夷之辨 中朝关系

在北京城的西北，海淀镇东南地势走高，正北以及西北一带地势低下。自白石桥沿白颐路（今中关村大街）向北，一出海淀镇的北口，便可清楚地看到地势突然下降，如在釜底，田畴错列，溪流潦涧，是京西有名的水稻产地。数里以外有万寿山、玉泉山平地而起，其后更有西山蜿蜒，如屏如障，一派江南山水景色。因而，海淀镇之西北，成为明清以来皇家私室园林散布的区域。全盛时期此处园林绵延二十余里，蔚为壮观。

早在辽金时期，海淀一带即有人在此建设园林。至明代，已有大量的官宦人家在此兴造园林，到清代时园林建设更上一层楼，已集中分布有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和清漪园等皇家园林，再加上清漪园所在的万寿山、静宜园所在的香山，以及静明园所在的玉泉山，形成了以“三山五园”为主体的皇家山水园林格局（也包括附近点缀着的私家园林及村落）。随着域外使臣的到访，“三山五园”的盛名开始远播于海外。

在宫室之外，建造如此规模的园林，对于皇帝或皇室的这种行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保持警惕①。除了溢美之外，他们也会带有某种先验的道德忧虑去规劝皇帝不应过分奢侈。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此类作品的典范之作。一旦时过境迁，这些皇家园囿渐成废墟。面对此类废墟，咏史兴叹家国情怀，便成为中国文人的写作主题和基调。清代盛极一时的“三山五园”在晚清被英法联军等破坏，焚毁殆尽。在文明的冲突之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中，更使得有关“三山五园”的记述不仅仅是一部园林史，更成为惨痛之国史。②类似的主题和基调，也同样存于同处于汉文化圈的李氏朝鲜那些曾到访过清代“三山五园”的使行人员的笔下。与清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朝鲜文人对待“三山五园”的情感中，掺杂了更多一层的复杂味道，那就是对大明王朝的追忆和对华夷之辨的执念。为了解朝鲜文人对清代“三山五园”的复杂情感，需要先对明清与朝鲜的关系及朝鲜朝贡使行制度有所了解。

一、明清与朝鲜的关系及朝鲜朝贡使行制度

历史上的中朝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于与中国中央王朝密切的朝贡往来关系，朝鲜李氏王朝保留了大量文献，这为我们提供了从域外的视角来审视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关系。

李氏朝鲜（1392-1897）连续定期派使团朝贡明清两朝，明清两朝亦常常派使臣出使朝鲜，双方使节往来相当频繁，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外交有“使行外交”之称。

为了应对蒙古残余势力对北元的威胁，明朝与李氏朝鲜一开始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李成桂（太祖王，李氏朝鲜建立者）立国之初就定下“慕华”、“事大”策略，处理与宗主国——明朝之间的关系，并派使臣出使明朝，求赐国号。朱元璋赐其国号为“朝鲜”。以后朝鲜就在“慕华”、“事大”的原则下，发展与明朝的交往，成为明朝藩属国中的模范。

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王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国内割据势力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悍然入侵朝鲜，并想借此机会，“一朝直入大明，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③，史称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万历皇帝最终决定联合朝鲜出兵抗击日军。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宣祖王三十二年），随着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主动撤离朝鲜，结束了长达8年的战争。由此，朝鲜君臣认为明朝对本国有再造之恩④。

然而，长期被朝鲜视为蛮夷并试图予以控制的女真部落，被其崛起的一部——建州女真所统一，⑤并建立了后金和清政权，进而入主中原，取代了明王朝。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始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仁祖王十五年），以《丁丑约条》的签订为标志，终结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高宗三十一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放弃宗主国地位。在长达258年的时间里，朝鲜向清朝派遣使团从未中断。

按规定，一年五节（万寿、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朝鲜均须遣进贺使至盛京（沈阳）献贡。但实际上从崇德朝开始，中宫千秋节、皇太子千秋节之进贺使就未派行。顺治初，随着定都北京，顺治皇帝又以“道途遥远”，命令将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进贺使合并而为节使（也简称冬至使），而岁币、年贡也由节使携带在元旦前贡献，因此节使的全称应为“进贺冬至、正朝、万寿三大节兼岁币使”。此外，皇历赍咨官使行也是在固定的时间、以较固定的规模发往北京。以上两种是固定使行。不固定使行又称“别使行”，执行“庆吊等事”之使命，主要有谢恩、进贺、陈奏、奏请、陈慰进香、问安等事由。这些使行都需向清廷呈送表文和贡品。使命不同，贡品也不尽相同。清廷则给以回赐，赏赐范围包括朝鲜王室、使团官员、属员。⑥

由于是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因为清王朝的建立者女真人长期被视为夹居在明朝、朝鲜边境之间的“胡虏”，所以朝鲜全国上下，对于臣服清朝之事看做是“隐痛含冤，迫不得已”之举。⑦虽然出于现实的考虑，朝鲜承认了清朝的宗主地位，但内心并不认同清朝的“天朝”身份，而始终秉持“尊周思明”、“反清复明”的观念，甚至以“小中华”自居，主张北伐满清，戮力王室。这一情况虽然在英祖即位后产生了一些变化，⑧但就其自身国家建设而言，追忆大明，并由此去构建本国的文化自尊，是此后朝鲜立国之思想基础，成为影响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朝鲜使行人员对清代“三山五园”的观感，往往带有上述历史背景和认识的影响。如前所说，宫室园林，历来是帝王贤愚、朝代兴衰的象征，所以“三山五园”也成为朝鲜使行人员试图去发现、观察清朝盛衰的重要参照物。如朝鲜著名学者成海应（1760-1839），此人未到过中国，但搜集各种资料，著有《燕中杂录》）：“宫室园池雕峻之役，器玩书画珍异之品，僧道寺刹怪诞之状，其余土俗之细琐，与夫外夷之征伐，皆足以观其政令之所存”。⑨

二、朝鲜使臣眼中的清代“三山五园”

与中国史籍中的形象迥异，朝鲜国内延续了对清代立国以来的负面情绪，对康熙帝的总体印象是“荒淫无度”。这样的评价一直延续到康熙中后期。康熙十五年（1676，肃宗王二年），朝鲜辨诬使别单称：“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肃宗王九年），朝鲜谢恩使奏称：“清主自从南方平定以来，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康熙三十四年（1695，肃宗王二十一年），冬至副使李弘迪称：“皇帝荒淫游畋，不亲政事。用事之臣，又皆贪虐，贿赂公行。”康熙四十九年（1710，肃宗王三十六年），持平吕光周上疏称：“康熙享国五十年，理极数盈，而近来奢淫已极，举措颠倒，国内乖乱之状，亦可想矣。”⑩这些负面印象主要源于清帝与“三山五园”的关系。

（1）畅春园

朝鲜之所以认为康熙帝“荒淫无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肃宗王十三年）二月以后，康熙皇帝便年年到畅春园，平均居住理政时间每年为150多天。这样的情况使朝鲜国内感到很好奇，也有诸多传闻，比如认为皇帝不住在紫禁城而住在畅春园，肯定是由于畅春园比皇宫更豪华。康熙五十一年（1712，肃宗王三十八年）冬到达北京的金昌业说他到中国之前，曾听说康熙“皇帝于畅春苑（即畅春园）作离宫十五处，贮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宫室制度及衣服饮食器皿，皆从其地风俗，而皇帝沉湎其中”⑪。对于当时的朝鲜人来说，是很愿意对清朝皇帝做如此想象的。不仅是朝鲜人有此看法，即便是中国普通平民，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往往会有类似的传言，如与金昌业一同到达北京的崔德中曾向一位姓周的中国人打听皇帝不住在城里而住在畅春园的原因，周姓人也说是因为住在畅春园便于行乐。⑫北京城内普通人的这种想象，进一步加重了朝鲜人对清朝统治者的负面看法。⑬

不过，既然皇帝住在畅春园，朝鲜使行官员及其下属自然就有游览畅春园的机会。不过从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春）朝鲜冬至兼谢恩使一行到访畅春园的情况来看，属于临时之举，还没有成为定例。⑭当时只有朝鲜使团医生金德三因为给七阿哥看病和三名朝鲜军官（金中和、柳凤山、卢恰）因为参加朝鲜片箭演射才得以进入畅春园。据金德三描述，七阿哥住处很普通，房屋与平常富户的房屋没有什么不同，内部陈设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奇珍异宝。金昌业只是陪同表演射箭的3名朝鲜军官到了畅春园，但不能进去，只好在北门门房与守门太监闲聊。此后，朝鲜使臣再次到畅春园领取康熙帝赏赐的书籍时，也只能在畅春园外的清梵寺等候，不能进入畅春园。所以金昌业只得在寺外一小丘向园内张望，所见“与所闻大异，畅春苑南北二百余步，东西百余步，岂容置十五处离宫乎？环其三面而终未见屋亮，其不高大可知。且观其门与墙，制度朴野，无异村庄”，“虽有池台园林而终俭素”⑮。

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稼斋、老稼斋，安东人，是当时朝鲜国内老论派人物金寿恒第三子，属于两班贵族阶层。肃宗七年（1681，康熙二十年）科举中士，无心政事，隐居东郊松溪，后来随着老论派重新掌权返回政坛。此次朝鲜使团中，其兄金昌集为正使，因此金昌业得以子弟身份担任打角夫，随同访问清朝。崔德中并非世家子弟，在使团中担任副使军官。由于并非正式使团官员，金昌业等人能够自由地跟北京士人进行交流，并对清朝皇帝做出较为正面的评论。基于亲眼所见的情形，他们认为人们“传言（康熙帝为了）行乐游宴，故多在畅春者”，是因为“不知本意也。若以景侈言之，则西湖五龙亭、玉河楼，绝胜绝胜，岂有舍此而常居畅春也，决知其不思之言”⑯。康熙皇帝之所以喜欢住在这里，因为“此处与西山玉泉相近，山水之景，田野之趣兼焉”⑰。而且园内有跑马的痕迹，并举行了射箭活动，所以他们还认为康熙帝住在这里另有深意：“第宫城内无驰马场，畅园亦便驰射，而逐日与诸王、侍臣习射，无乃习劳而然欤？”⑱崔德中和金昌业还注意到清廷在畅春园外不设官署，百官每天往返25里奔走于城内与畅春园之间，到了畅春园也只能在园外寺庙栖身，吃饭像行军打仗一样，也是为了让百官保持警惕。

需要指出的是，金昌业等人的看法虽然相对客观，但并不为当时朝鲜国内主流看法所重视。比如，即便是与他们同使团而来的闵镇远在其所著《燕行录》中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历史书写方式，对清王朝和康熙帝近乎全是负面印象。⑲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乾隆三十年（1765），以子弟军官身份随担任书状官的叔父洪檍来到中国的洪大容（北学派兴起的先驱），才再一次继承了金昌业的态度——金、洪两人在对畅春园、康熙帝的看法近乎一致。

畅春园在雍正年间开始便不再作为皇帝的主要行宫，到了乾隆年间，则成为孝圣皇太后的园居之所，因而守卫依然很严。无法进入的洪大容，只能从墙外和门口略观大概，但这足以让他觉得畅春园“之简质可知”，进而认为康熙帝之所以不喜欢住在紫禁城，正是因为明朝将宫室修造得过于奢华，所以他住在近乎荒野的畅春园，“殆同（召公）甘棠之茇舍，其去欲示俭，终始治安，可为后王之法矣”。由此洪大容将清朝的兴盛归为是康熙帝的功劳，因为仅从畅春园就可看出康熙乃一代圣君：“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⑳

直到10年之后，洪大容还对此念念不忘，对朝鲜世孙（日后的正祖王）说：“臣见畅春园而知康熙真近古英杰之君也，其享六十年太平，有以也。”世孙问其原因，洪大容仍以畅春园为例，说：“畅春园墙高不过二丈，循墙而行，不见峻甍，当门窥望，制度极其陋朴。夫舍皇城壮丽之居而逊处于荒野之中，宫室之卑隘如此，民到于今称以圣君，可知其为英杰也。”㉑

等到畅春园再次出现在朝鲜使行人员笔下时，已是鸦片战争前夕了。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崇庆皇太后去世后，由于清朝长期无皇太后，畅春园便一直处在闲置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破损衰败。道光皇帝即位后，因需要奉养恭慈皇太后，畅春园重新进入皇帝的视野。但道光皇帝觉得该园年久失修，已无法做为皇太后御园，只得将皇太后移往绮春园奉养，任由畅春园继续荒废下去。尽管如此，畅春园并没有立即从朝鲜人的视野中消失。道光十三年（1833，纯组王三十三年）初，在北京的朝鲜冬至兼谢恩使行人员来到畅春园游览，看到的已是无人看守的园子，只有“满山树木成林，碍人窥望，而亦见阻不得入”㉒。在中西文明大碰撞的前夜，无论是畅春园的简朴无华，还是康熙帝圣君形象，都已消失在绿树成荫之中。

（2）圆明园

圆明园地清代中期最著名的“御苑”，很早就引起了朝鲜使行人员的注意，但长期以来他们却无缘进入游览。从清雍正三年（1725）起，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数帝，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一直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因而圆明园自然成为中朝两国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位居“三山五园”之首。

乾隆后期，每年上元节（正月十五）前后允许朝鲜使臣进入圆明园参加节庆活动，已形成一种定例。遇有特殊的庆典，在圆明园举办的重大活动也少不了朝鲜使者。而且与畅春园不同，他们可以住在圆明园附近的民宅、旅店或寺庙里，连续多日出入圆明园，参加节日活动。一般正月十三日或十四日下午起，朝鲜使节要到圆明园内山高水长阁观看歌舞和杂戏表演，晚上观看灯戏和火戏，即灯会和焰火表演。十五日上午，首先到正大光明殿参加放生宴，下午再到山高水长阁看戏，晚上观看灯戏和火戏。在这期间，皇帝往往作诗求和，汉文化水平较高的朝鲜使臣往往与清朝大臣一起要制诗以进。因而他们留下了大量文字记载，是“三山五园”文献中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㉓

在朝鲜燕行著述中，最早记载圆明园外景的是前文提到的洪大容。他在到访北京时，曾亲自到圆明园前门实地考察，圆明园的秀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1年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祖王元年）他专门写下《圆明园》一文：

圆明园在畅春园西十里，雍正之离宫，今皇之时御。康熙帝御天下六十年，简约以没身，即畅春园可见矣。嗣君不能遵守矩度，创立别园，已先失先皇本意。制作之侈大，又不啻十倍。而今皇益加增饰，佳丽反胜于都宫。康熙帝崇俭居野之义安在哉！二月二十三日，闻皇帝幸东陵，乃敢出西直门，由畅春园而西至园下。正门外，立石狮一双，高几二丈。前数百步树红栅，禁人不得入。望见持戟带剑者，夹路三五成列，布置静肃。门左崇屋相望如栉，皆槐棘官廨。门以雕墙彩甍，是道观及佛寺也。栅外有驰道，南通西山。驰道之东有平湖，方数百步，时春冰初解，水面如镜。湖之东，旗亭市楼倒影摇漾……湖南有短碑，今皇之制，记凿湖之意，概言淤泥艰行，因赈饥民而役之，筑堤以便车马，且有溉

田之意云。㉔

洪大容的这篇文章是朝鲜使行人员有关圆明园最早的记载。在洪大容写下这篇文章的同一年底，朝鲜冬至兼陈奏使李甲（1737-1795）又一次来到北京，并在所撰《燕行纪事》中提道：“东行，由一小门而入树林中，指点谓圆明园苑，而皇帝常住留之所云。殿阁楼台，亦可一赏。而自前不许出入云，故无可奈何矣。”㉕可见他们仍未能获准进入圆明园。

朝鲜使行人员第一次进入圆明园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祖王六年）。是年正月初十日，冬至正使黄仁点、副使洪秀辅奉旨进入圆明园，参加筵宴，入后园戏台观看火戏，入正大光明殿参宴。户部尚书和珅传达皇旨，命使臣以上元设戏放灯为题赋诗。使臣各进诗一首，乾隆帝非常高兴，给予赏赐，并传旨：“今者外国之来贡者甚多，尔们独能词律，朕庸嘉赏。”㉖此后，朝鲜使行进入圆明园参加上元灯节活动的次数多达十余次，留下了关于这些活动的大量生动的文字记载。㉗

对朝鲜使行人员而言，圆明园的奢华使其无形中感到了圆明园与畅春园的鲜明对比，并进而成为他们评价康熙帝与乾隆帝的依据。如前所引，洪大容就是从这种逻辑来评论这两座园林和两位皇帝的。他说：“康熙帝御天下六十年，俭约以没身，即畅春园可见矣。嗣君不能遵守矩度，创立别园，已失先皇本意。制作之侈大，又不啻十倍，而今皇益加增饰，佳丽反胜于都宫，康熙帝崇检居野之义安在哉！”（见前引）并进一步批评乾隆帝说：“竭生民之膏血，惟供无益之玩戏，敛怨于当时，贻笑于后世，可为千古之鉴戒。”㉘不仅是洪大容，道光十一年（1831，纯祖王三十一年），洪奭周（1774-1842）再次来到北京，站在圆明园外眺望玉泉山，联想到的是“秦皇苑囿跨甘泉，复道直抵终南巅；关内离宫三百余，千门万户皆相连”㉙，直接把清朝皇帝比作荒淫无道乱用民力的秦始皇。

由此可见，尽管洪大容通过在北京的亲身经历，对清朝和清代皇帝的认识有所改观，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朝鲜国内部分官员、士绅对中国的一些虚幻的推测。但还需要看到的是，不仅这些影响本身就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洪大容本身对清朝有着难以改变的成见。比如，尽管他对康熙皇帝非常尊崇，曾称赞道：“我东亦称以英杰之君，此一事亦历朝之所不及，”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他发现畅春园“循墙而望，不见峻瓷，宜无楼榭荣观。门侧环列坟园，松柏豁澹郁，其法制之简质可知……门亦单檐，丹艘朴素”。但恰恰是这种对历史的肯定，其着眼点却是对现实的批评。在此处，洪大容批评的对象正是圆明园和乾隆帝，而他试图影响的，除了迎合朝鲜国内对清朝和清朝皇帝的主流看法外，也应该包括对朝鲜君主的讽谏并试图以儒教影响朝鲜国君继承者。

三、余论

三山五园是清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此，往来于北京和汉城（今首尔）之间的李氏朝鲜使行人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并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透露出了相当复杂的历史信息。

应该说清入关后的儒化过程，大体在康熙朝就已完成。然而，对于清朝的儒化，朝鲜出于固执的华夷狄观念和文化上自大主义的影响，起初不能亦不愿客观地正视。但随着朝鲜赴清的燕行使团人员在与清人接触中，尤其是与清朝士大夫的交往中，开始逐渐改变对清朝的偏见，对清代统治下的中国文化，亦开始重新加以审视并注意吸纳。这样，随着朝鲜使臣对清王朝文化的观察，逐渐抛弃了其原有的固执认识，开始意识到发虽可剃，而中华文化仍然以其独特的形式在清朝继续发展。

通过梳理朝鲜使臣对“三山五园”记述，可以窥视其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这些改变，往往不是由使团主要官员完成的，而是由随行人员亲历亲为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些行为仍难逃朝鲜国内舆论指责。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成见，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历史书写模式：追忆大明，摒嫌清朝。正如道光二十八年（宪宗王十四年，1848）到达中国的朝鲜使团人员李遇骏（1801-1867）在看完北京灯节之后，仍不免作出如下感叹：“钟声月色市楼前，缀璧连珠一字悬。永乐如今无此乐，令人却忆大明天”㉚。这种认识也影响了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中朝关系的发展。

［注 释］

① 这种警惕源自于上古社会政治文化所形成的记忆（或经验），如《韩非子·喻老》中所记载的“纣为象箸”的故事。

② 李彦东：《从“园史”到国史——论〈圆明园词〉建构的历史记忆》，徐永利、陈名杰主编《三山五园和京西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北京三山五园研究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研究出版社，第235-241页。

③ ［朝］李朝《宣祖大王修正实录》，二十四年（1591）三月丁酉条，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

④ 朝鲜英祖王曾亲制《荷皇恩词序》：“国朝开创，受皇命于朝鲜，逮于中叶，再蒙恩于我皇，新制其章，永垂皇恩。第一章曰：受命朝鲜兮，定都汉阳。九章辉映兮，八音锵锵。继继承承兮，垂恩东方。第二章曰：再造藩郑兮，景受皇恩。朝宗屹然兮，遥拜五云。新制其章兮，续编应文。第三章曰：重熙绵绵兮，于万其年。追慕圣德兮，继述光先。敬作歌诵兮，拜献礼筵”（李朝《英祖大王修正实录》，十九年七月己酉条，1743）。后来，英祖又得知崇祯皇帝在正祖王被清军包围在南汉山城时（事在崇祯十年，1637）曾出兵相助，这更加重了他对明朝的感恩，于是便有了后来大报坛的“三皇并祀”之举（1749年）。

⑤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三十八年（1605）九月己亥条：“向者老酋（指努尔哈赤）崛起，胁掠诸部，会宁（今朝鲜会宁）以西藩胡尽为所制，或移于近地，或以为麾下，由此遂强大。而今此胡温（指海西女真乌拉部）亦踵老酋之事，此皆近日胡虏所未能之事也。观其凶谋，将欲合并六镇藩胡于麾下而后已。军多则其势自强，势强则终为我国之患矣”。

⑥ 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朝］李朝《英祖大王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三月己酉。

⑧ 张倩倩：《试析朝鲜英祖时期的对华观》，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⑨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65《杂缀类·燕中杂录》，《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78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

⑩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36、4089、4161、4265页。

⑪⑮⑰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3册，［韩］东国大学出版社，第123页，第205-206页，第206页。

⑫⑯⑱崔德中：《燕行录·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0册，［韩］东国大学出版社，第247页，第136页，第136页。

⑬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不排除当时某些普通百姓出于种种目的而投朝鲜使行人员所好，故意迎合其说。黄雅诗《闵镇远〈燕行录〉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8页）指出：使臣们好恶分明的反应，很容易导致投其所好的回答。一名假称“皇明后裔”的老人，前往察院拜访阂镇远时，就主动告知：“见老爷所著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6册，第326页）后来由金昌业确认此人为骗取金钱而假托名义。又如想跟着使团前往朝鲜的一名井姓汉人，主动问起服色问题，并说：“吾之所著服色诚可痛哭。”（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6册，第333页）可见朝鲜使臣对于满清服制的看法己人尽皆知，凡欲有所交往必先以此问拉近关系。这种曲意逢迎的现象，在北京更为常见。

⑭ 从麟坪大君李氵窅（1622-1658，仁祖王嫡三子）的记录中可知，使臣在沈阳的活动主要就是朝参、上马宴、下马宴，而没有更多地参加宫中的庆典，朝贺等记录，使臣更多的时间是自由活动。从康熙年间开始，清廷规定朝鲜使臣要参加皇太后、皇后的贺礼，使臣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参见董健菲等《朝鲜使臣的北京使行参仪活动与皇家建筑印象：康熙到道光年间》，《建筑文化》2012年第1期。

⑲ 黄雅诗《闵镇远〈燕行录〉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⑳㉔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9《燕记·畅春园》，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9册，第219页，第220-221页。

㉑ 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2《日记·桂坊日记》，甲午三月二十九日召对，《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48辑。

㉒ 金景善：《燕辕直指》，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2册，第44-46页。

㉓ 祁庆富、金成南：《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元周：《〈燕行录〉中的西山园林——“胡运百年”的双重象征》，《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2辑。

㉕ 李押：《燕行纪事》，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2册，第272页。

㉖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12-4713页。

㉗ 参见祁庆富、金成南《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㉘ 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3《日记·桂坊日记》。

㉙ 洪奭周：《渊泉先生文集》卷2《诗（二）》，“又申追赋之令”。

㉚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下，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7册，第63页。

责任编辑：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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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6）05-0064-06

王 帆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研究生 北京 100191张 雨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讲师 北京 100191王佳鑫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本科生 北京10089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项目（SM20151141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