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汤显祖
——汤显祖剧作的文本与表演接受*

2016-02-03 08:56戚世隽
文化遗产 2016年6期
关键词:杜丽娘汤显祖邯郸

戚世隽



被误读的汤显祖
——汤显祖剧作的文本与表演接受*

戚世隽

汤显祖在创作“临川四梦”时,拟想的观众与他属于相同的文化圈,因此剧作中有不少属于文人趣味的东西,在后来的演绎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误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汤显祖的剧作作为文人文学,又在大众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有意义的现象。

汤显祖 误读 文本 表演接受

当代文艺理论认为,文艺作品问世后,便不再属于作者而具备自身的独立性①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法罗兰·巴特(1915-1980)于1968年写成《作者之死》一文,提出作品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观点。中文版见《罗兰·巴特随笔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及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512页。。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也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②谭献:《复堂词录序》,见《词话丛编》第六十三种《复堂词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7页。。对于戏剧这种需要二度创作的艺术形态而言,演员的再演绎,也同样未必完全符合剧本的原意,或形成了艺术史上的所谓“误读”。

汤显祖的剧作,在后来的演绎与接受过程中,对它的理解与接受,也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从汤显祖的被误读,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的剧作作为文人文学,又在大众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有意义的现象。

应该说,汤显祖在写作“四梦”时,对戏剧的文体特征有相当的熟悉与理解,不过,汤显祖并未如职业戏剧家那样,顾虑剧作是否受到民众的欢迎,并在审美上向民众靠拢,体现的更多的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趣味。也使剧作出现了不少不属于戏剧文体特性的东西,造成了后来的误读。

误读,作为戏剧史上的常见现象,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不了解戏剧独特程式所造成的问题。如民国初年曾有外国观众将演员的“洗马”动作当作“打扫房间”,第二次又将“敲钟”的动作当作“洗马”的事情③参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濮阳: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89页。。还有不了解脸谱的象征意义而造成的误解④民国九年(1920)夏,美国议员团游历中日及朝鲜,归国后,加州议员H.Z.Osborns写成游历报告:“……是夜所演者为史剧……一人状似强徒,貌极狰狞,声极粗厉,面涂黑色,一望而知为狡猾之眼帘人也。反之,善人之面则涂白色。故中国戏剧史中,从之善恶可以其面色之黑白而衡断之”(徐一士《一士谭荟》“西人之中剧观”条,《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9页。据徐著,这份视察报告被译载在《申报》上)美国议员明白了脸谱代表人物特定性格的指定,但具体问题上却说反了。。对京剧的当代传播的调查显示,今天的外国人对京剧的了解与认知虽然有所进步,但仍普遍存在看不懂的情况*研究者曾调查有外国留学生对京剧的认知情况,在回答是否可以通过服装看出人物身份时,有20.2%的观众回答不能,有11.4%的观众表示可以看出一些。在回答是否可以通过脸谱和化妆了解人物性格时,有27.2%的观众认为无法理解,有18.4%的观众表示可以理解一部分。接受调查者在看戏前,已有老师讲过一些京剧的知识。因此若调查的是一般观众,能够看懂化妆的观众百分比又会降低。还有观众以为台上的小生是个女人,因其扮相清俊用假声。参见乔玉林《京剧跨文化传播中的非语言要素研究》,《戏曲艺术》2012年第4期。,可见理解中国戏剧,的确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背景知识。

不过,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的普通观众而言,程式的熟知与否,并不是欣赏中国戏剧中最难的事情,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文化知识的缺乏而发生的误判误读。在口头艺术的表演中:“背景知识是正确理解作品的前提,但它们并不一定会在作品中有充分的交代,因为它们对作者和特定的读者群来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享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还包括的语言知识,它也是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的基础。”*[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不过,由于“临川四梦”明显带着作者由自身文化修养而来的文人趣味,这种文人趣味对于观众的文化水平有着相当的要求。在《南柯记》第九出,汤显祖讲了个笑话:

淳于公,不记汉朝有个窦广国?他国土广大,也只在窦儿里。又有个孔安国,他国土安顿,也只在孔儿里。怎生槐穴中没有国土?

此处借两个历史人名“窦广国”和“孔安国”来作喻,但这个笑话的内涵,恐怕普通百姓并不能迅捷捕捉并会心一笑,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设置就是失败的。又如《牡丹亭》“延师”一出,杜丽娘上场以宾白“酒是先生馔,女为君子儒”来打诨*《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里是借以打诨,与《论语》原意不同。,文化人自然会忍俊不禁,可普通民众也未必觉得可笑。又如第十八出陈最良下药,多引毛诗以发噱,都得要熟读上古经典的文人才能解得其中味。明人郑仲夔在《玉麈新谭》中评价明人剧作:

汤若士《邯郸梦》、屠纬真之《昙花》,则是传奇一天地,然识者有患其才多之议*(明)郑仲夔:《玉麈新谭·隽区》卷之五“评隽”条,上海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明崇祯本。。

吴音繁缛,本不易理解,而汤剧典故多,化用唐诗宋词现象随时可见,而且还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些名物制度、宗教知识,以及俗语、古语、方言、少数民族语汇,不要说未读过剧本,就算读了剧本也并非所有都能畅通无阻地理解,障碍的确不少,故有“患其才多之议”。

除此而外,汤显祖在写作时还设置了不少有意味的细节。陈多先生曾在《戏史何以需要辨?》一文中,以《牡丹亭·闺塾》为例,说明在舞台改本的必要性,杜丽娘在得知家里有一座后花园后,其反应是:“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且回衙去”,而臧晋叔改本《还魂记》则将末尾改为:

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得空我和你看去。

冯梦龙改本《风流梦》则作:

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得空我和你瞧去。

乾隆年间《缀白裘》所录演出本则改动更大:

(旦)你快去吩咐收拾,后日准要去的。

这几种版本比较起来,自然是汤显祖原来的“且回衙去”值得玩味,最能表达杜丽娘作为贵族小姐曲折细腻的心声,杜丽娘刚刚还在陈最良面前装模做样地责骂春香不该到花园去游玩,转瞬之间,竟不惜放下架子陪着笑脸向春香打听花园景致,这是一个逆转。但当弄清“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之后,却又来了第二个逆转“且回衙去”。

这里的确是极具深心,“字字俱费经营”,直写到杜丽娘“筋节窍髓”的妙笔。妙在上下句陡不相接,它显示着这两句话之间,杜丽娘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和潜台词。但在舞台表演的环境中,也是绝大多数观众无法能够细心体味到的。改本适应了舞台表演的需要,但想必一定不会得到原作者汤显祖的认可。

深谙表演艺术的李渔,也曾批评过汤显祖的剧作:

《惊梦》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晴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澹经营矣。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

从舞台角度看,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这种典雅蕴藉的语言,却正是汤显祖表达浪漫情思所必需的。汤显祖的浪漫情思,本来就难以明言,如雾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感受,不能解释;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不用典雅蕴藉的语言,又怎么表达这种情感呢?

汤显祖在创作“临川四梦”时,拟想的观众是与他同一个文化圈子,可以理解他在剧本中的这些“普通知识”的文化人,虽然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咀嚼回味。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剧作埋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地雷”太多,则很容易失去兴趣。但汤显祖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习性,以迎合普罗大众的知识与趣味,恐这和汤显祖文人剧作家的身份,不以戏剧为衣食之计直接关联。

上述还只是细节上的误解,而对一部剧作意义的理解,则更不是容易的事。

第十出《惊梦》,是一部剧作的大关节,杜丽娘第一次走出闺房,来到家中的后花园,发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感叹,后花园的烂漫春景,给了她直接的一击。

钱锺书以为:“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可与杜甫“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韩愈“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榴花》),白居易“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柳枝词》),王涯“闲花落遍青苔地,尽日无人谁得知”(《春闺思》),苏轼“小径隔溪人不到,东风吹老碧桃花”(《绝句》)等古诗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同样传达了“空谷独居、深闺未识之叹”“景色以无玩赏者而滋生弃置寂寞之怨嗟”的意境*钱钟书:《管锥编》“风景待人知赏”条,第四册第13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6页。。

同样,《西厢记》把崔张二人的相遇,也安排在了春天的庭院,开卷老夫人一上场,便说:

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红娘,你看,前边庭院无人,和小姐闲散心立一回去。

有意思的是,此处的其他版本,皆作“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只有金圣叹将“佛殿”改作“庭院”,也许金圣叹以为佛殿为佛门圣地,不宜发生男女留情之事,但“庭院”的地点设置,的确和下文的“春光在眼前”更为相合。后文虽无似《牡丹亭》那样大篇幅细致描摹莺莺看到大好春光的种种情绪,但“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数语,亦可见莺莺的愁闷。

“伤春”,作为表达女子情欲的一种方式,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意象。在莎士比亚为典型代表的爱情悲喜剧中,男女主人公虽常在花园中约会,但没有中国文学传统中“伤春”这样的说法,更没有进一步把“伤春”引申为女子期盼有情郎的固定意象。

面对大好春色,杜丽娘发出“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的呼声,这句话虽然原出自《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但汤显祖显然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在诗文中也多次使用此说法,如“飞花比人命,片片随风陨”(《送新建丁右武理闽中》),“人生有命如花落,不问朱裀与篱落”(《别荆州张孝廉》)。《《牡丹亭》中,春香与杜丽娘主婢二人在游园时的观感就截然相反,一进入花园,杜丽娘立即发出“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的深沉感叹,而春香却玩得十分酣畅,对杜丽娘的心情毫无所知。杜丽娘无心再游园,提出要回去,春香则依依不舍地嘟囔说“这园子委是观不足也”,杜丽娘则回答:

提他怎的。(行介)【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从中不难看出杜丽娘、春香的巨大差异,一个醉心于赏玩美景,一个触景生情而发出了特有感叹,并上升到人生与哲理的高度,但《牡丹亭》之后的改编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缀白裘》本唱完【好姐姐】“…呖呖莺歌溜得圆”后,添加了两句白文:“(贴)小姐,留些余兴,明日再来耍子罢。(旦)有理”,又删去了此后最能显示杜丽娘心境的“提他怎的”四字。

汤显祖把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伤春”意象,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女子及笄,便思良缘,这是一种出自自然的情感,一种自然的生机,你无法解释它何以会产生,也不能解释它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但它却能生生不息,鼓动万物,使人无端而悲,无端而喜,一往而深,超越生死。俞平伯论《牡丹亭》:“何自然之本然?‘虫般蠢动’是也。”*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86页。此处所谓的“虫儿般蠢动”,实际上便是自然的情感冲动,正如花要开,鸟要唱,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如果不理解这些,我们就是得陇望蜀地致憾于“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的丫鬟春香了,然而,这些深意,“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

明末陶奭龄在《小柴桑喃喃录》中,曾将当时的表演剧目分为四等,有演于庆喜之事的,有演于寻常家庭宴会,有演于闲庭别馆、朋友小集,还有是演于禅林道院,以代道场斋醮之事的。而可演于禅林道院的,便有《邯郸记》和《南柯记》。*《小柴桑喃喃录》,崇祯八年(1635)刻本,上卷,第66页上。。

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承接了陶氏的说法,他评价《邯郸记》:

是一部带有这样一种意图的作品,即,教给那些被从宗族社会强制隔离而又想回归那里、迷失于空中的孤魂幽魂从宗族中解脱之道,安抚其烦恼和愤怒……这部戏曲既是用于“亡魂济度”的作品,也是奉劝亡魂、孤魂脱离宗族的束缚,超升天界的作品。*[日]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而《南柯记》则是:

由情而生夫妇的恩爱,由夫妇而生宗族的秩序;由夭折而脱离宗族的祖先的亡魂,可通过佛教的“作福”,升入天界。此外还阐述了这样一些道理,对于缺乏后嗣的孤魂,有盂兰盆会上的救济可供选择;切断存在于宗族基础之上的情缘和恩爱,可使之转升天界。*[日]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第227页。

田仲氏是从宗祠演剧为何选此二剧的角度,来解释这两部的意义,也因此认同陶奭龄的观点,将两剧同归入“超幽类”。

这一想法,也确有演出的实证。如据近代苏昆艺人回忆:“每年八月,民间举行‘羊府胜会’……在神前演‘扫花’‘仙圆’‘庆寿’三折戏文,叫做演‘三出头’。”*苏州戏曲研究室编印:《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苏州:苏州戏曲研究室1963年版,第63页。《扫花》与《仙圆》均来自《邯郸记》,《扫花》写吕洞宾下凡去度一人上天,代替何仙姑天门扫花之役。《仙圆》则是最终八仙会集,点度痴人卢生。由于与神仙有关,在民间庙会演出中成为具有特定仪式意义的剧目。但是,二梦的演出,也不止于宗教场合,《红楼梦》十八回元妃所点戏中便有《仙缘》(即《仙圆》),六十三回宝玉生日,芳官所唱【赏花时】曲则来自《扫花》,可见这两出亦当常出现在宗族厅堂之中。但宗族厅堂演出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超拔亡魂、超升天界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钱希言自常熟来临川,汤显祖请他观看了《南柯记》、《邯郸记》的演出,钱作《今夕篇》记其事,小序云:“汤义仍膳部席与帅氏从升从龙郎君尊宿叔宁观演‘二梦’传奇作。”诗中写道:“《南柯》似孟浪,《邯郸》太荒唐。本言梦中事,借作尊前妆。富贵等浮蚁,功名喻炊粱。畴云钟鼎业,而异傀儡场。纷纷聚观人,谁短更谁长?”体会到了“二梦”的隐寓意义。

钱谦益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一:“砚席书生倚稚骄,《邯郸》一部夜呼嚣。朱衣早作胪传谶,青史翻为度曲妖。炊熟黄粱新剪韭,梦醒红烛旧分蕉。卫灵石椁谁镌刻,莫向东城叹市朝。”自注:“是夕又演《邯郸梦》。”论者已指出,钱谦益的感慨,与庚戌科场案有关。钱曾注此诗曰:“公云:临川尝语余,《邯郸梦》作于某年,曲中先有韩卢之句,竟成庚戌胪传之谶。此曲似乎为公而作,亦可异也。”*《牧斋有学集》卷十三,见《钱牧斋全集》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45页。此外,如清初宋琬也有观看《邯郸梦》的经历,并作词其纪之。其《满江红》词小序云:“铁崖、顾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郸梦》传奇,殆为余五人写照也。”词云:“古陌邯郸,轮蹄路,红尘飞涨。恰半晌,卢生醒矣,龟兹无恙。三岛神仙游戏外,百年卿相蘧庐上。叹人间、难熟是黄粱,谁能饷。沧海曲,桃花漾。茅店内,黄鸡唱。阅今来古往,一杯新酿。蒲类海边征伐碣,云阳市上修罗杖。笑吾侪、半本未收场,如斯状。”*《宋琬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818页。徐釚《词苑丛谈》记载宋琬词成,“座客传观属和,为之欷歔罢酒”之语*《词苑丛谈校笺》卷九“纪事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宋琬曾因冤案下狱,可见,文人观看《邯郸梦》,常能引发身世之感。

从明清选本所收“二梦”曲目来看,《邯郸记》所选出目主要为“扫花”“三醉”“番儿”“云阳”“法场”,《南柯记》则为“花报”“瑶台”,直至后来的清代宫廷亦是如此。《内学昆弋戏目档》载《邯郸记》中的《仙圆》列在“大戏开团场”,《穿戴题纲》则将《仙圆》录在“承应大戏”类*参李玫《汤显祖的传奇折子戏在清代宫廷里的演出》,《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这说明《仙圆》虽然表现度化,却由于场面热闹,在宫廷中成为开场承应戏,具有了吉祥庆喜的含义。可见选出在脱离了原剧的具体情境后,在特别的表演场景,亦可具备另外的意义,这也可说是对原作的“误读”。“二梦” 被摘出并经常演出的部分,或以唱腔动听如“扫花”,或有趣活泼如“花报”,或有热闹新奇如“番儿”,或正好可以应合某种表演场合如“仙圆”,但这些剧目已完全体现不出原作的意味了。

因此,演剧实践中,意义再复杂的剧作,也要将之简洁化“忠孝”“节义”“豪侠”“仙佛”等类型以便于选取搬演*这是明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传奇的分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23页)。明清时的戏曲选本也将剧目作类似的分类,以便于演出,如明万历28年刊行的《乐府红珊》,将100种折子戏分为“庆寿”等16类,田仲一成先生有详细解说,见其《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这是表演经验的结果,也的确行之有效。特别是清中叶以后传奇多以折子的方式上演,剧本的完整意蕴被割裂消解,戏剧表演的娱乐、观赏与社交功能也越来越显著,能完整体味原作意义的观演经历却越来越稀少,对原作的误读也随之产生,这也是戏剧这种艺术形态所不可避免的。

结语

《牡丹亭》中更深刻的哲学意蕴,普通民众也许无法理解,也不会去思索汤显祖写一个用情至深至死的故事的真正用意所在,但是,对情感的追求,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无关乎教育背景、社会地位,所以,当用美好动人的故事、深刻鲜活的人物形象、绮丽诗化的语言去表现,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至于剧中的那些细节关捩处,了解的人自然可以涵咏会意,不明白的话,也不妨就把它当作一个情爱故事,这也许就是《牡丹亭》“家传户诵”的原因。而《南柯记》、《邯郸记》中所着力表现的宦海沉浮,也许意义更深刻,但官场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并感兴趣,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渐渐弱化为摘选其中较为热闹或神仙道化的部分被演绎。在自由的审美创造与戏剧的群众性、大众性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责任编辑]黎国韬

戚世隽(1970-),女,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调创新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本与表演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项目编号:15BZW0740)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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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0890(2016)06-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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