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

制度化失败还是自我更新？

近来，在西方世界，“去制度化”或者“制度化失败”正在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圈很多人讨论中国精英政治的新概念，借此形容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尽管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有不同解释，但大多都指向了党内权力结构重组、顶层设计、反腐败、中国模式的明确化等变化；同时他们担忧这些变化对中国政治的长远影响。为什么西方学者这么看呢？这就要看另外一个相关的概念，即“制度化”，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生活的“制度化”。

第一是领导职位任期限任制。限任制至为关键。一般来说，包括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最多可以在任两届，也就是10年。这与很多西方国家的总统制并无太大区别。

第二，年龄限制同样非常重要。它为高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提供了退休制度。在其他政治体制，退休制度适用于公务员；但在中国，退休制度适用于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政治领导人、公务员、人大代表、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和准政府组织。

第三项制度是精英选拔体制。在很多政治体制尤其是民主政治，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必须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中国也开始实行党内票决制，在考察一位潜在领导人受欢迎程度时，票决制也很重要。然而在票决之前，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选拔程序。

第四项制度是中国所说的“集体领导”或“党内民主”，主要指的政治局常委成员的集体政治领导。这个体制以内部多元主义为特征，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成员之间有着相当的制约与平衡。

西方所担心的是，第一，以往的这些制度是否还会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第二，权力交接是否会顺利进行？如果说这些担忧可以理解，“去制度化”和“制度化失败”却是毫无经验根据的。从经验层面看，这些巨大的变化中间更隐含着再制度化和更制度化的努力，而不是“去制度化”，更不是“制度化的失败”。

第一，限任制会更加制度化。邓小平之后，中国实行的是“三合一”制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由同一个人担任。这一制度的理性在于，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必须有促成足够权力集中的制度。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没有这样的权力集中，更有可能走向寡头政治。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两个任期，即10年。尽管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的所有重要职务没有明文规定，过去的实践都是两届。如果要改变限任制度，不仅要修改宪法，也会导致其他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第二，年龄限制即人们关注的“七上八下”制度的变化仍有待观察。现在的年龄限制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如果坚持下去，就自然被视为是制度化；但如果出现一些变化，也很难说是制度化的失败。人们既不能消除更年轻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取消这个“年龄歧视”的可能性。

第三，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方面十八大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为了通过调整而取得更大的制度化。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过于分散，由于政治局常委的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发言权，政治局常委内部的分工体制趋于向分散化发展，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才造成人们所看到的“周永康现象”，即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十八大之后改变了这个局面，主要是新成立了，几个领导机构，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权力集中化。不过，这种集中化是对之前权力过于分散的回应。

第四，执政党的党建能力大大提升。这不仅表现在反腐败运动上，更反映在各项制度建设上。十八大之前尽管“党内民主”有了发展，但“党内民主”不应成为党内腐败合理化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一套新的以广义“法治”为核心的党内纪律道德制度，和以中纪委为主导的反腐败体制正在形成。

第五，执政党更具行动能力。十八大以来经过顶层设计，由三中和四中全会推出了一共500多项改革方案，五中全会推出今后五年的行动纲领，最近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因此有^、说，在今天的世界很难再找得到一个像中共那样具有行动能力的政党了。（郑永年）

2016年16大趋势

1.金融技术革命

未来似乎铺满了金融技术黄金。被称为“破坏者”的小型金融技术公司将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提供从移动支付到众筹等范围广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随着金融技术宣传在2015年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和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呈现两三倍的增长，2016年金融技术领域的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

2.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区分因素

当一家公司这一周接近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顶点，下一周却被抓到使用蔑视环保规定的软件，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就受到挑战。抛开对大众汽车产生的影响和对监管的关注，2016年将为企业社会责任带来全新的意义，而众多公司将用企业社会责任让自己与众不同。

3.增强现实成为主流

2016年将是大力发展增强和虚拟现实内容的一年。我们将目睹大量虚拟现实眼镜一类的产品发布和公告。有人告诉我，这将改变博彩业，而且一旦用于色情业，将变成摇钱树。

4.千禧实力

千禧一代已经成年，这是大事。随着全球的千禧一代进入16-35岁的年龄段，他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购买力阶段。

5.世界共识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就一些重大突破性协议达成一致，这个趋势将从我们在2015年中断的地方继续。随着奥巴马努力在总统任期内留下业绩，《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可能就是这些协议中的一个。

6.龙蹒跚，象飞奔

2016年中国将进入20年来经济增长最慢的阶段，预计GDP增幅低于7%。而印度处于强劲的经济增长道路上，这得益于近期的政策改革、“印度制造”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增长和较低的商品价格。预计印度在2016年将实现7.5%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

7.一切都“优步”了

商家将追随消费者进入共享经济。随着优步、Skype和空中食宿网站推出共享服务，合乘小汽车和共享住宅将是领军者。公司将利用彼此的资产避免规模不经济（随着产业单位增大而使成本上升），目的是实现满负荷、零闲置地运转。

8.女性成为下一个增长前沿

国家、组织和行业都在寻求利用性别红利。2016年将目睹政府和董事会推出更多积极政策来提高它们的多元化排名，以期推高GDP和利润。2016年将出现性别多元化作为利润助推器、同时帮助改变企业文化的例子。

9.聘请数据区块链专家

金融服务业的先驱正在试验如何把数据区块链（一种数字分类账）用于交易结算、后台功能和跨境支付。数据区块链可能取代现有系统和精简银行业务流程。

10.“金钻十一国”

近来遍及金砖国家地区的动荡正在把企业的注意力转向新兴热点，比如墨西哥、越南和尼日利亚。这些经济体开始展现强劲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增长，它们对全球GDP的贡献很可能比过去增加20%以上。除了这些国家，我还将把赌注押在印尼、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和亚洲、非洲的其他一些选定的国家上。

11.中俄联盟

这场新友谊可能通过互惠外汇信贷和可能出现的油气管线扰乱当前的世界贸易秩序。作为对现有超级大国的挑战，世界将等着看这场友谊将如何体现在正式的政策中。随着俄罗斯的衰落把这两个国家关系拉近，以及中国为一些关键基础设施路线提供资金，欧洲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

12.没有那样的APP

利用人工智能的智能解决方案，比如苹果Siri和微软小娜等正在平息我们过去对上网装置APP的渴望。2016年将目睹商家更多地使这些平台适用于B2C和B2B的营销目的。

13.网络正邪之战

2016年将目睹全球网络罪犯团伙与一个迅速组成的大企业和政府团队之间的一场大对决。犯罪活动已经集中到金融服务领域，虽然代价高昂，但随着更多行业联网——比如医疗保健，遭受攻击的可能性更大。

14.我的鼓励措施是什么？

消费者将接受奖励措施来购买某些商品或者展现特定的行为。例子包括每月给消费者500美元选择更便宜的药品，对使用特定搜索引擎的消费者予以奖励，或者根据存了多少钱（为了提高银行的流动性）来让账户持有者参加抽奖等。

15.网上市场超过传统零售业

以大数据和手机为基础的APP和平台为市场交货和方案提供了五花八门的机会。 2016年将目睹“市场作为一种服务”在更多行业的发展，比如在物流和医疗保健等传统供应商网络过去主导的行业。

16.失业的未来？

随着政府关注认知技术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政府的一个关键话题将是机械化造成中产阶级被掏空。对自动化的重视将开启一场就工作标准和工资分配角度而言的就业两极化转变。

全球企业面临中国转型痛苦

中国经济减速给全球企业的业绩投下阴影。美国通用电气（GE）在中国的基础设施订单减少，韩国现代重工业集团的建设机械和成套设备的销售情况也萎靡不振。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被迫加紧调整企业战略。另一方面，也有像美国耐克等保持良好业绩的消费品相关企业。在中国为实现稳增长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全球企业的业绩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迹象。

各企业在中国苦战的情形通过统计数据便可一目了然。据统计全球企业财务数据的QUICKFactSet调查，在300家股票总市值靠前的美国企业中，有135家在中国设有子公司或相关公司的企业2015年7-9月的销售额同比下滑了6%，环比之前一个季度也下降了2%。

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投资相关的企业形势尤为严峻，2015年10月以后的业绩依然低迷。美国大型机械生产商卡特彼勒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销售情况不佳，7-9月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60%。通用电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接到的基础设施订单金额为33亿美元，同比减少6%。该公司首席财务官伯恩斯坦表示，“公共项目订单表现低迷。”这与中国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缩小对公共项目投资规模有关。

欧洲和亚洲企业在中国的业绩也出现恶化。受中国经济减速影响，德国巴斯夫（BASF）的化学品销售陷入低迷。台湾积体电路制造（TSMC）生产的智能手机用半导体的需求也在减少。现代重工业的中国业绩持续走低，2015年7-9月再次陷入营业赤字。

日本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由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企业组成的“日经中国关联50”指数的构成企业的2015年4-6月净利润同比上涨19%，而7-9月同比下滑3%，出现明显恶化。空气压缩机居世界首位的日本SMC专务董事薄井郁二称，面向电器和汽车业的产品“销量整体不佳”。该公司将重新考虑新建工厂的计划。三菱电机生产的工厂用器械和升降机的销售情况也十分严峻。

一方面，在中国消费市场立足并提高影响力的企业的业绩则明显较好。美国苹果的智能手机iPhone的销量一路看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甚至称“没有感觉到减速的迹象”，并表示将继续在中国增设直营店。体育用品企业耐克2015年9-11月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增幅达到了两位数。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巴特认为，中国曾凭借丰富的劳动力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而目前正以消费、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中心“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西浜彻则指出，中国“经济减速还将持续五六年”。

“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影响深远

2003年，《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试验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作者方凤美被美国《华尔街日报》派到中国工--作，因此，亲身接触到了影响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民生活的最重要规定：计划生育政策。

她很快体会到了中国实施的节育政策所带来的令人无法忽视的影响。首先是“小皇帝”——一群被父母和祖父母娇生惯养、前呼后拥的没有玩伴的孩子，以及缺乏正常社交的单身男女催生的婚恋市场。报纸上登着犯罪团伙拐卖孩子的故事。还有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大堆书面材料、罚款、官方惩罚和激励措施。

上世纪70年代，许多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依照当时的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就像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泰国那样。如果中国大陆当初听取这些人口统计学家的意见并实施正常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将几乎和现在一样低。

2008年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近7万人在地震中丧生，其中许多是因校舍倒塌而丧生的孩童。更糟的是，许多孩子是家中的独生子女。那场地震造成约8000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而许多家庭已没法再生另一个孩子。截至2010年，中国的“失独”家庭估计有100万，并正以每年7.6万的速度递增。

不过，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一刀切”。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大多是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其他家庭则有资格生不止一个孩子，如果你符合以下条件，比如：你是农民并且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或者你是少数民族。当然也有非官方的例外，比如富人可以在其他国家“计划外”生育，或是仅仅支付罚款，数目从象征性到高得离谱不等。其他地方的老生常谈或许是富人忙致富，穷人生孩子，但在中国，富人能更容易地二者兼得，同时拥有财富和更多子女。

计划生育政策的设计原理造成位于收入范围两端的人群享有最大的灵活性。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被套用规定最多的群体，穷人则是面临最无情执行的群体。不过大多数穷人都生活在农村，在那里或许更容易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例外情况。而对富人来说，这些法规根本就不重要。

因此，为什么中国会决定终止这项政策呢？文章称，因为它无意中造成了一些后果：中国或许会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同样清楚，独生子女政策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在今后几十年一直存在下去。

很快，中国就会变得男性人口过多、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数量过少以至于无法实现持续繁荣。这一政策造成了过于明显的性别和年龄不平衡，以至于再过不到十年，中国单身汉的数量就将超过地球上所有沙特人的数量。而到2050年，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将是退休者，如果他们单独组建一个国家，那将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