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与忧患意识

文 / 由婧涵

《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与忧患意识

文 / 由婧涵

《周书》作为《尚书》的主要部分，记录了周朝君臣的文告和言行。其中《康诰》、《洪范》、《泰誓》、《召诰》、《酒诰》等篇目，在先秦被较多引用，它们多与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治国理念有关，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尚书；周书；天命观；忧患意识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文章多为官方文告，内容博大精深，文字古奥典雅；又因时代久远，后人不考时代便为其注解，“致训故乖违，句读舛误，误之佶屈聱牙。”[1]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它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虽有参考价值但真伪参半。清人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虽较晚出，但吸收了清代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颇有参考价值，“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经学通论》）。全书共三十卷，其中经文二十九卷，书序一卷。“经文依孔颖达《尚书正义》本，参用唐《开成石经》，但摒弃了伪作的二十五篇。……《尚书》正文之下列注，注取五家三科之说，即司马迁的古文说，《大传》欧阳氏、夏后氏的今文说及马融、郑玄的孔壁古文说。注中并标示《尚书》异文。注下为疏。孙星衍在疏中对经文及五家三科之注一一诠释。”[1]此次我阅读的版本为清人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以清嘉庆二十年治城山馆本为底本”，[1]但略有不足的是，“经文用大字，注文用中字，疏文用双行小字，今为排版方便，疏文与注文俱小字单行。”[1]

《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周书》为主要部分，记录了周朝君臣的文告和言行，反映了周人的尚“德”思想，忧患意识以及天命观。根据原文文献，此篇读书报告我要阐述的观点是《周书》中所反映出的周人的天命观及其忧患意识。

一、天命观

在没有国家、政治之前，人类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各种隐患及外界给予的层层困难，出于对幸福健康的追求，产生了原始人的精神活动，他们祈求神灵让他们摆脱魔障，自然也就完全听命于神灵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个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一经变化，国家社会就有模样了，政治也有了雏形。”[2]但是这种带有绝对神权论的天命观，不会在国家与政治一出现时便立刻土崩瓦解，所以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初，人们仍是笃信上帝的，在这点上殷人与周人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郭先生论述道：天，或称帝、上帝，是商人的至上神兼祖宗神，因此商人笃信天命；到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商人的天命观有所继承，但仅仅是政策上的继承，在实际上是怀疑天命，并且由对天命的怀疑进而提出道德思想。[3]

“天命观”是殷商统治阶级的重要思想，商汤讨伐夏桀便是承受“天命”而执行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汤誓》）。若统治者是以此作为武器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我们可将此行为理解为政治手段，但实际上殷商的统治者也是一味迷信天命。《商书·西伯堪黎》载西伯（周武王）灭黎后，祖伊问商王纣解决之策，商王答：“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即便纣王自知放纵游逸，沉湎于酒色，也深知连臣民都向上帝祈求让国家灭亡，但使他坚信不会亡国的原因就体现在这句反问上“我不是有从上帝那儿承受的天命嘛？”完全是以天命为可恃，足可见纣王迷信天命之深，这也反映出商末殷人绝对的神权论。《周书·金縢》反映了周初周人的天命观，文章开篇记载“公乃自以为功”[1]，即武王灭商后二年，患重病，周公祈求先王在天之灵，请求代替武王去死，反映出周人迷信上帝的天命观。但文字往下，逐渐反映出周人天命观较之殷商的进步之处。武王死后，成王幼，周公代政，管蔡流言惑众，成王怀疑周公。而周公死后，“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1]就是说，到了收获的秋天，却忽然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庄稼被吹倒，大树也被连根拔起。至此，成王“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1]方知周公的忠诚之心，于是“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1]即是成王亲自迎接周公遗体改葬，天才为之变化，由大灾变成大熟。这说明周人虽笃信天命，但已知人的行为与天命是有联系的，上帝的权威并非绝对，天命观中已有了“人”的存在。所以较之于殷商绝对的神权论，周王朝就要进步很多。

《洪范》一文记叙武王克殷后访问箕子，两人一问一答关于殷商治国之事。刘起釪则认为原文本是商代之作，武王访箕子乃后人添加。但无论真相如何，文章记载的都是殷商政治文化的纲要。文章以武王与箕子的问答开篇，箕子：“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1]强调了统治者与天的关系，帝王治理天下的九条大法是上帝所赐，得之则昌，失之则亡，而得失亦是由上帝所掌控。可见在殷人的世界观中，天下一切，包括国家存亡，也都被神圣的上帝所主宰，足可见其天命观的绝对性。“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洪”是大的意思，“范”是法的意思，“畴”是类的意思，即上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事，即貌、言、视、听、思，为五种行为标准；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为管理八种政事的官员；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为五种纪时方法；皇极，为君王要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准则；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为人的三种禀性，亦为君主如何驾驭臣民之策；稽疑，是关于用卜筮决断疑问的；庶征，即雨、旸、燠、寒、风，为各种灾异的征兆；五福、六极，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为天降福祸来警戒君王之用。

全篇为殷商治国之理，第五畴“皇极”为“九畴”之中心，其余“八畴”则可理解为建立“皇极”辅助之用。“八畴”之中，涉及到君王切身行径的是“五行”、“三德”、“庶征”及“五福、六极”“四畴”：若君主的“五行”能做到恭、从、明、聪、睿，则可作肃、乂、哲、谋、圣；同时以“三德”驾驭群臣，则可得到相应雨、旸、燠、寒、风，五种灾异征兆，以此得到相应的五福或六极。“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是五行观念与阴阳思想相结合所形成的，所以《洪范》是天人感应思想的来源。”[4]

《康诰》是周公对即将前往殷故地治理殷余民的康叔的诰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周公的天命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1]是说文王有美好的德行，能够仁慈待民、任用贤才，才使周王朝有了今日的一切，因此“重德保民”才是王道，这是说治理之法。而对人的内在素养则应“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1]即统治者要勤勉以政，不要贪图享乐。又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谆谆教导康叔要时时记住，天命不是常在周家的。”[5]“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1]关于“天乃大命文王”，孙疏：“《论衡·初禀》篇云：所谓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圣人动作，天命之意也。与天合同，若天使之矣。”这是说明统治者的行径与天之间的关系，而对人数庞大的百姓，《周书》也给予了他们重要的作用。《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6]就说明民心的向背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上帝的所见所闻是来自民众的所见所闻。殷商的灭亡就验证了民心向背的力量——“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6]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姓，都是作为“人”的组成部分出现的。所以在周人的天命观中，上帝已非唯一力量，天人关系已经有了变化：焦点由“天”转向了“人”，执政不仅要“敬天”，还要“保民”。只有“敬天保民”才能实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1]（《召诰》）。

二、忧患意识

周人的天命观讲求天与人的结合关系：天命是渺茫的，国君尚德、民心向背才是现实的。天命不会常在周家，能够使周王朝巩固的方法除了敬天之外，还要尚德保民。且当时正处于商周更迭之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历史的变化“莫剧于殷周之际”，因此《周书》中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首先反映在统治者身上。《召诰》记录召公的劝诫之词“唯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柰何勿敬！”[1]意思是说，周王承受了天命，无限美好，也无限忧患，一定要切记谨慎！周公同样劝诫成王要居安思危，《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1]文王敬祖尚德，仁慈爱民，终日因忙碌而无暇吃饭，为的是使百姓拥有和谐的生活，文王亦不敢沉湎于游逸玩乐，且使归附的方国也都勤勉于政。周公在还政成王后，作《无逸》，在此强调的先王（文王）之德，就是提醒嗣王成王要像文王一样能自慎威。可见，这种忧患意识在周初的普遍与深入。

《酒诰》也就是戒酒词，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词，以商末殷人酗酒亡国为戒，说明戒酒的重要性，文中涉及到治理国家的道德观念。“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1]周公借此强调反省的重要性，提醒各级长官，唯有长久地反省自己，才能使行为合乎道德。又说“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1]即不多饮酒，才使周能够代替殷商大命，这其中蕴含着周初人们深深的忧患意识。而反省方法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人只以水做镜子观察自己，只能看清自己的外在；而用民做镜子观察自己，则能知晓治国的情况。这是告诫周王朝的统治者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殷商酗酒亡国为鉴。这不但体现了周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同时也体现了周天子深知民心向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

虽然周王朝代替了殷商大命，但面对未来，自信之余却是顾虑颇多。《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1]虽然周公承担起治国重担，但他却不敢安享上帝之命，天命和民众都是治国关键，是否会产生过错和邪恶，都事在人为。“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1]周公再次提醒召公应注意，虽然周王朝从上帝那儿接受了美好的大命，但也要发现这天命是极度艰难的。周公的天命观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如天才般一上来就很成熟，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从东征前所作《大诰》开始，到三年后东征胜利封康叔于卫时发布《康诰》完成。[7]

把“天”与“民”结合在一起，认为上帝的意旨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而“天命”又很难保持，要保持住“天命”就必须要爱护“民”，这样政权才能稳固不殄。这不但反映出周人天命观的进步之处，同时也说明周人天命观与其忧患意识的联系。“它是周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基点，殷、周制度的不同也应从这里进行考察。西周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成康盛世的出现，均与此关系极大。”[8]

[1][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吴新勇.周公人本思想探赜[J].中州学刊,2010,3(2):177-182.

[6]李民,王健.十三经译注—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张怀通.周初天命观之进展[J].山西档案,2012,(6):82-90.

[8]仓修良.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K092；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6）06-0171-03

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SE17； 辽宁省社科联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lslktziwx-17。

（责任编辑：魏登云）

由婧涵（1980-），女，黑龙江绥化人，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