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塞的知识分子观
——基于《理念人》的考察

周良发,韩剑尘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7)



科塞的知识分子观
——基于《理念人》的考察

周良发,韩剑尘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7)

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而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具备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他对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特质作了学理探析，并系统梳理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深入考察科塞的知识分子观，将为当前我国搞好知识分子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科塞；知识分子；《理念人》

一直以来，科塞因提出社会冲突理论而被国内学界所熟知，其代表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有中文译本。但他对知识分子(即“理念人”)的社会学分析却长期被遮蔽。事实上科塞对知识分子的微观社会学考察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学领域，都一直闪烁着卓异的光芒。有鉴于此，文章以科塞知识分子专著《理念人》为考察对象，拟对其知识分子观展开初步的梳理与剖判，为进一步挖掘其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和深邃意义做些基础性工作。

一、知识分子的内涵界定

何谓“知识分子”？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是怎样兴起的？这是探究科塞知识分子观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科塞对知识分子的内涵、源起作了独具慧识的学理探析。

古代虽不乏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知识分子”称谓源于近代法国和俄国，已成学界之共识，然而对其内涵的界定却聚讼纷然、言人人殊。“知识分子”本是一个颇具动态特征的历史范畴，这就注定了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特质。要弄清知识分子在气质上的独特之处，在意涵上的演变过程，着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作为社会学研究专家，科塞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先对社会上盛行的观点进行扫描甄别。在他看来，时人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可分成两类，一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探讨。对于知识分子，时论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认为他们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赞誉他们是“人类的触角”；而论及知识分子的人格品质时，情形亦大抵如此，有人厌恶有人赞许还有人敬仰。何以出现上述相异乃至相反的评价，科塞认为根源在于这一称谓语焉不详，故提出“理念人”*科塞提出“理念人”以指代“知识分子”，但他在行文过程中却很少使用，而是采用“知识分子”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以代指知识分子。二是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什么是“知识分子”？其定义更是五花八门，有上百种之多。有人倾向于一切受过大学教育者，有人主张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者，有人认为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和引领者。在科塞看来，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虽能概括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却仍过于宽泛，因为“它模糊了一部分人数虽少但性质十分重要的符号操作者的特点，他们的属性无法在大量从事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人身上看到”[1]2。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显然是指知识分子，而“符号操作者”则清晰地反映出科塞对“知识分子”内涵的论定无疑相当谨严审慎，所以在他的思维世界中，“不是所有学术界的人或所有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1]2。基于这种认识，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1]2，并进而指出“知识分子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严肃地看待理念，这种严肃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可能只有模糊意识的各种利益和愿望”[1]4。

尽管科塞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较为苛刻，但具备这种特质的人无疑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只是没有使用这一称谓而已。那么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 究竟源起何时？到底是由哪些人演变而来？科塞抛开时论，从社会学视角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体现出一位社会学家特有的气质。科塞坦诚古代不乏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但这类人顶多只能算是知识分子的“远祖”或雏形，因为知识分子个体的诞生和群体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直到近代才真正出现。他说道：“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1]5在此基础之上，他又作了进一步申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只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他们是一种近代现象，是随着近代史的开端而登场的。”[1]5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人可算作近代知识分子的“祖先”，或者说哪些人具备了新式知识分子之潜质？科塞基于西方社会史的深度考辨，认为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具备了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此论乍看之下颇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嫌，然细究起来却发现科塞并没有赚人噱头之意，他将宫廷弄臣视为知识分子之祖先，确实有其不可轻忽的立论依据。在他看来，宫廷弄臣不承担固定角色，却享有常人无法启越的特权，而且也不必遵守宫里的繁文缛节；弄臣虽然身处卑贱者之列，但被赋予批评乃至嘲讽权贵的权利。由于宫廷弄臣的职业本身带有欢愉逗乐性，所以他们可以在逗乐愉悦的伪装下对既定的事实和现实中的问题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未必就能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但不经意间却突显出其鲜明的批判锋芒。宫廷弄臣是不是近代知识分子之雏形，能否衍化成新式知识分子，仍需要继续深究，但科塞对其批判性的关注与当前学界主流知识分子观不谋而合。

客观地说，科塞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比较谨慎严苛，但他因循批判性思路将宫廷弄臣视为知识分子之先驱却有振聋发聩之效，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知识分子之源起考察的学术视界。现今人们一般将知识分子视为“意见领袖”、“社会良心”，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时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批判意识也历来是他们最为显著的辨色标识。

二、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

生态理论认为，在个体生长和种群衍化过程中，个体或种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固然存在着竞争，而更多的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科塞认为只有遇到适宜的生活场所和社会环境，知识分子才会应运而生、顺势而起，他将知识分子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比喻为演员与舞台，只有当二者同时出现，戏剧才能正式上演。

基于这种理解，科塞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得到社会承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识分子需要听众，即知识分子需要人们倾听其理论传播，认可其理论主张，进而在受众群体中建立威望或赢得尊敬；二是知识分子需要交流，即通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交流，建立起彼此认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进而成为社会民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上述两个条件的满足无疑需要一定的生活环境，而这种环境单就西方社会而言直到17、18世纪才得以出现。科塞深入近代西方社会之中，谨慎揣摩、细予梳理，将近代西方文人学者的生活环境概分八种，从沙龙、咖啡馆，到评论杂志、科学协会，再到出版机构、审查制度，最后是波希米亚式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真可谓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恪尽了研究者的本分和本事。现按其逻辑思路，对此予以扼要评析，以探究科塞对知识分子形成之环境因素的形上致思。

沙龙因摆脱了宫廷贵族的严格限制，为过去隔绝孤立的文人学者提供了绝佳机会，使其既可与同行进行交流，又能得到民众的拥趸。而咖啡馆则是重要的社交场所，让文人学者以平等对话的姿态与同行和不同阶层的民众接触互动。关键之处在于，沙龙和咖啡馆没有宫廷仪礼的严肃氛围，知识分子往往在轻松活跃的交谈中直抒胸臆、直陈时弊。不过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直接对话并非启发民智的唯一途径，通过评论杂志发表言论同样能够引领、指导和启迪民众。而科学协会的成立，不仅让科学研究制度化和合法化，还使其研究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地位，且“有助于保证当时的科学家成为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狭隘的专家”[1]5。如果说沙龙、咖啡馆、评论杂志拉近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科学协会则促使知识分子获取更多的生存保障，那么出版机构则让知识分子从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赢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当代学者何怀宏曾专文探讨，认为独立是知识分子应有基本底色，主张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在出版商的成功运作下，写作俨然成为一种职业，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一定的经济来源而不再需要某个贵族的庇护。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书籍的出版需征得官方的许可并通过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审查。科塞担心审查制度易于弱化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认为这是导致知识分子疏远社会公众的外在因素。科塞随之对波希米亚式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略作剖析。在他看来，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戏谑倾向，并用嘲弄而轻蔑的态度来表达他们对上流社会的不满，还以其特有的波希米亚气质把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以便将其批判意识和反抗精神延续下去。小型文艺杂志的受众对象与评论杂志不同，其读者主要是生活在波希米亚群体中的人，或处于波希米亚群体的边缘，但它在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功能”[1]9。

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的泛起显然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耦合、共同促成的，科塞亦自称其上述八种生活环境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然平心而论，这八种生活环境或许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影响的程度不同，但它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到“孵化器”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因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演讲《学术与政治》[2]，港台新儒家徐复观的经典名著《学术与政治之间》[3]，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精彩论述《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4]在前，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学术拓展空间。乍看科塞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自然会以为他又在老生常谈、旧调重弹。这些人物和事件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多有定论，要对此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着实不易。但是科塞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探讨乃属扩展学术视阈的“别出蹊径”，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努力揭示政治权力是如何支持或阻碍这些人的理念。

科塞指出，多数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兴趣不大，因此竭力躲避权力所带来的诸般诱惑，但他们又不会远离权力中心，而是通过对掌权者施加影响，使其成为实践自己理念的工具。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迷恋权力，科塞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感到没有知识的权力极易带来灾难。但总体而言，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知识人(或理念人)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与现行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并不鲜见：知识人对决策者埋首于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对知识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嗤之以鼻，遂使二者时常处于相互不理解和相互不信任的窘境。通过对历史的深度考察和现实的细细梳理，科塞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是执政的知识分子，以法国雅各宾派和俄国早期布尔什维克为代表。在两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人民热切地渴望着扭转世界，此时知识分子便成功地夺取了权力”[1]150。法国雅各宾派先前不是职业革命家，但大革命却赋予他们从未扮演的角色，当他们赢得权力时就不满足于单调乏味的日常政治事务，而是遵循理性和自然道德来重建法兰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起初即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以列宁为首的革命者坚信只有革命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才能领导工人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

二是为当局提供建议，以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的知识精英为代表。他们借助谨慎的劝告和策略的制订，使其政治理念嵌入执政当局的政策之中。以边沁和穆勒为首的英国费边主义者曾被誉为“没有军队的学者军官”[1]188，他们对当局进行思想渗透，帮助后者设计和改变了英国政治体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身边的知识精英却被称为“与权力调情的智囊团”[1]189，他们多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等学府出类拔萃的学术骨干，帮助罗斯福总统制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施政纲要。

三是帮助权力合法化，以拿破仑的理论家和哥穆尔修正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创建一套理论学说帮助当权者得到合法化地位，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由于理论家是大革命时期知识和政治生活的领导者，故崛起中的拿破仑对他们极为礼遇，遂使文化界名流对拿破仑印象颇佳，甚至对其发动“雾月政变”大为叫好。1956年波兰事件后，哥穆尔卡在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开启重建人道社会主义，而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是其最可靠的同盟军，为其选举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四是现行政权批判者，以美国废奴主义者和法国德雷福斯派为代表。废奴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呼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无条件结束奴隶制，同时推动戒酒、狱制、女权和安息日等方面进行改革。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成为新旧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其根本在于这起事件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社会秩序、民族国家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执政当局对德雷福斯的种族偏见激起左拉等知识分子的挺身而出，由此被敌对者蔑称为“知识分子”。科塞指出，“知识分子”称谓无论褒贬都直接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向来纷繁复杂、扑朔迷离，不同时代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表现。这里仅择其要者略加概述，以展现科塞对此问题的理性思索。然而无论知识分子有无兴致，在朝或是在野，他们始终没有远离政治权力，现实政治生活中或隐或显地闪烁着他们的睿智和卓识。

四、美国知识分子特质论

科塞1913年生于德国柏林，因纳粹主义政治迫害，1941年移居美国并终老于斯，故对美国知识分子相当熟悉，谈锋所致涉及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官员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等。其中他对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特质的深度剖析和概括，可从中条分缕析出分散而多样、聚集与吸纳、异化或超然等三大特征。

1.分散而多样。由于西欧诸国地狭国小，文化生活和公共设施相对集中，故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聚合性，而美国土地广袤，各种文化生活较为分散，相应地其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分散性。比如政治生活集中在华盛顿，出版与编辑在纽约，好莱坞影都在洛杉矶，音乐与艺术中心位于纽约，而学术界则分布在坎布里奇、伯克利、纽黑文等地的顶尖学府。国家功能的高度分化固然是诸种因素积淀而成的，但却使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分散于各个地方的不同领域。伴随知识分子地理上的分散而产生的另一现象是其身份构成上的多样性。科塞指出，英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商人、牧师、教师、工厂主和手工业者的后代，彼此之间联姻的比例较高，故有“英国知识分子都是表兄妹”[1]385之说。而美国知识分子的出身相比而言更为多样，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都会涌入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国度者，虽然一些人进入共同的专业领域时极力掩饰其来源，但是彼此身份上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

2.聚集与吸纳。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分散与多样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知识分子活动具有一定的聚合倾向，即向中心城市转移。这种聚合的产生或者说知识分子文化生活分散性的衰落，一方面源于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资源，科塞如是说：“在出版、音乐、戏剧及造型艺术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地方性文化中心，已经让位于纽约城的优势”[1]389。另一方面是文化集中的必然结果。近些年来，美国文化生活长期积淀而形成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逐渐让位于计划方式，进一步说，现今政府与大学之间出现空前紧密的合作，许多大学教授、学界精英、技术人员被吸纳进政府的各个部门，为行政决策者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或对策。科塞指出，知识分子与政府机关在文化层面没有太多的共性，但在专业技术领域，二者却互相依赖。这种依赖性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分散性。

3.异化或超然。知识分子被不断地吸收进“体制”，是否“导致现代史中人们所熟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终结”[1]392？这是一个值得知识分子及其研究者深思的问题。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直处在理念信仰与世俗权力间持久的紧张状态中，而这种紧张状态已成其最鲜明的个性特征。有鉴于当代知识分子日益接近或融入“体制”，科塞深怀忧惧地说：“如果知识分子完全被吸收于其中(政府部门)，他们行将就木的时刻也就到了”[1]392。因为他们可能会俯首听命，从而失去其公共性和批判性，其最具特色的身份标识也终将消失殆尽。摆在知识分子面前貌似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异化，要么超然。所谓异化，是指知识分子因融入“体制”而“褪色”，弱化其固有的辨色标识。至于超然，意谓知识分子仍保持本色，超越情感上的中立和盲目的介入。在他看来，如果知识分子能够避免完全退缩和彻底整合的两难窘境，那么他们在未来美国仍会发挥重要作用，仍将担当“民族的触角”[1]394。

五、知识分子观若干启示

科塞《理念人》首版于1965年，半个多世纪来，在西方社会学界享誉不衰，已成阐述西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经典著作。通览其一生著述，科塞在知识分子研究上并没有构建出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但他却细致入微而又高屋建瓴地勾绘出知识分子的基本样态。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当前我国制订知识分子政策，搞好知识分子工作，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不乏有益的启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因知识专长而肩负着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有鉴于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或缺性，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撰文强调要做好团结、引导和服务知识分子的工作，以激发知识分子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服务经济社会尤其是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5]。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知识分子的概念内涵，科塞将知识分子界定为“理念人”，虽有过于严谨之嫌，然亦可作为当下我们定义“知识分子”的有益参考。其次需要了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再者需要明晰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隐秘关系，为执政当局制订科学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现实依据。还有，科塞对美国知识分子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特征的概括总结，完全能够成为一面呈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诸种“情态”的镜子。

[1] [美]科塞.理念人[M].郭方,译.郑也夫,冯克利,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3]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5] 袁贵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N].人民日报，2013-09-10(16).

(编辑：张文渲)

Coser’s Views of Intellectuals——Based on the Inspection ofMenofIdeas

ZHOU Liang-fa，HAN Jian-chen

(SchoolofMarxism,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Anhui232007,China)

Coser thought that intellectuals were for the ideas,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required a suit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at the medieval court jesters had some qualities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Cos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heory an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paper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curr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work by deeply inspecting Coser’s views of intellectuals.

Coser; intellectual;MenofIdeas

2016-09-25

安徽理工大学基金项目“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研究”(2012yb009)；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 项目之“德与法工作室”(Szzgih1-1-2016-8)

周良发(1979- )，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安徽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研究；韩剑尘(1971- )，男，安徽阜阳人，硕士，安徽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C912

A

1009-5837(2016)05-00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