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论争及启示
——以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为例

余文好

(福建工程学院 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118)



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论争及启示
——以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为例

余文好

(福建工程学院 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118)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关于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论争，可以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中华传统美德是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现代化也给中华传统美德带来挑战与冲击。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既要注重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又要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中华传统美德；现代化；历史论争；启示价值；“文化热”

(一)引言

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论争，是在中西文化论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即文化论争无不暗藏着伦理道德观的论争，文化与道德难舍难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包括伦理文化也传入中国，并在雄厚经济实力支撑下表现得十分强势。在经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学习之后，一部分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思想文化层面，中西文化论争由此展开。从大体上看，20世纪以来，主要有国学概念论争、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国文化出路论战、“文化热”和“国学热”及其论争等[1]。这几次论争、论战的主旨都是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这三个派别最为活跃，它们虽然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但各自选择的道路却不同。现代新儒家主张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主张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提出在实践探索中体现“中国特色”[2]。事实上，这三个派别也是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派别。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无数次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的论争可以说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派之间发生的，三者的并存和对抗构成了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伦理思潮发展的基本格局[3]。本文仅就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有关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论争情况进行简单分析，并汲取其中的历史启示价值。

(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有关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论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国外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蜂拥而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产生了“文化热”。改革开放之初，在“文革”中遭受过重创的知识分子渴望让每个人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主体，从而把中国推向真正的现代社会[4]。与此同时，新思潮、新理论大量涌入，译著不断出版，西方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不断发生碰撞。在经历封建专制、“文革”的个人崇拜等毒害之后，以经济高度发达为后盾的西方伦理道德观受到国人欢迎，出现了“崇洋媚外”的潮流，中国传统道德在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下被国人淡忘了许多，并在商品经济和新思想文化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危机。1988年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则几乎是要宣判传统文化的死刑[5]。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充分肯定并把现代化与“西化”潮流等同看待来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进行批判。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学术界始终潜藏着一种否定传统的思想涌动，其最为极端的表达就是要用“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6]。显然，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被看成是反现代化的东西，在以“现代化”为支撑的西方伦理文化的冲击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在文化讨论中，儒学传统与现代中国关系的争论成为盛极一时的论题。简要地说，80年代文化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主要有“彻底重建”论、“中魂西体”论、“复兴儒学”论和“综合创新”论等。从总体上看，在这场文化讨论中，“彻底重建”派和“综合创新”派占绝大多数，“复兴儒学”派主要是身居海外且已加入外国国籍、近年频频回大陆讲学的“炎黄子孙”[1]。限于篇幅，主要围绕全盘西化的论调、当代新儒家的主张以及有识之士的文化态度进行简单分析。

1.全盘西化的论调。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流是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崇尚西方文化。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问题，应用西方文化做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这也成为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7]。换言之，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是反传统、反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以金观涛为代表的‘走向未来学派’积极呼吁和推动‘科学’向人文科学领域的扩张。从一个全盘现代化论者以及对于过去持尖锐批判态度的批评者的立场出发，金观涛赞同这种越界，并且成为以科学攻城略地的执行人。”[8]显然，全盘现代化论者打着“科学”的旗号向人文科学领域包括传统伦理道德等进军，提出要现代化就必须反对传统，更有甚者，还提出从经济知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标准等全面冲击中国[9]，全盘西化是中国现代化最佳之路，西方文化都是先进的文化，反对传统道德是全盘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当代新儒家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实际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就是一面倒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文化热”中一些人已经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当代新儒家(港台和海外人士是主力军)。当代新儒家从20年代发展到80年代以后，不是提倡简单的“复古”，而是主张应当在中国文化本有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育出中国的现代文化之林。他们极为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系统，尤其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10]。如当代新儒家著名代表杜维明认为，儒学在21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有很多战场和奋斗目标，它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的挑战，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后才能以康庄的心态回到中国，否则不一定回得来[11]。他指出要想传扬文化认同的精神，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遗毒，要想根本摆脱封建遗毒，就得传扬文化认同精神。在他看来，发展代表文化认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与摆脱封建意识形态，是一个问题中有内在联系的两面。海内外学者所面临的思想挑战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到底能否跳出“五四”以来那种简单的二分模式[11]。当代新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刘述先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儒学进路”，他认为，儒家传统中有一些资源如果善加利用的话是可以发生积极作用的。超越的理虽为一，并不妨害它在现实层面上有多样的表现，德性的表现是多样的，但其根源是同一的，即“理一分殊”的多样表现。同时，他也指出了新儒家探索的时代意义，不只对中国人有价值，乃至于对全世界都有价值[12]。

3.有识之士的文化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批判性地清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时代的历史文化遗产，并批判性地接收西方文化，进而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张岱年在谈论儒学与现代化问题时指出，儒学之中既有阻碍现代化的陈腐观念，也有鼓舞人们前进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深湛思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笼统地赞扬。儒学，从总体来说久已过时了，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但其中也含有在历史上起过鼓舞人心作用的保卫人格独立、保卫民族主权的积极思想，还是应该肯定的[13]。张岱年对一些人不顾中国哲学(包括传统伦理)的实际情况，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价值的民族自卑心理十分愤怒，他认为，如果让这种荒谬思想任其传播，势必消蚀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可以不辨。方克立在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时指出，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不能正确解决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都不能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在今天，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优越感和崇洋媚外等狭隘感情因素，以开放的胸襟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的综合和扬弃，努力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总之，在现代化道路上，有识之士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这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态度。

(三)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历史论争的启示价值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发生的，其目的是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含传统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中国现代化积蓄人文精神动力。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可以说是文化荒漠后对文化的渴求，并重开了中国文化讨论之门。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根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文化)，向西方文化寻求出路，全盘西化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必须坚决反对。当然，自由主义西化派提出的一些西方伦理精华如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等，也要慎重考虑吸收。当代新儒家主张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保守”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以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新，对韦伯理论提出了质疑。从学术角度看，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对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也是必须看清楚的。

1.中华传统美德是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中华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能背离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不同文化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为指导的，毫不夸张地说，抛弃传统等于自我毁灭。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物质丰盛、生活富足，更重要的是弘扬民族精神，建设人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国民的道德素质。毋庸置疑，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华传统美德虽经历历史的洗礼，仍不失时代光芒，是实现“中国梦”和加快现代化的助推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特色”就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离开中华传统美德，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能够影响至今的一种无形力量，催人向上、向善。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求实创新、艰苦奋斗等中华传统美德是正能量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5]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动力价值，正如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一样，每个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绝不能忽视本国自己的传统美德。

2.现代化给中华传统美德带来挑战与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与中华传统美德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化、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现代化新潮流，中华传统美德面临严峻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15]现代化在为中华传统美德的转化与创新提供强有力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伦理与道德新问题，包括生命伦理(如克隆人等)、生态伦理(如核污染、汽车化等)、网络伦理(如黑客等)、物流商业道德等相关问题。显然，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道德问题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面临新情况。一是互联网的影响。当前，手机相当普及，人们都是“虚拟网络社会”中的参与者，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这个“虚拟网络社会”，随之也带来网络诈骗、网络黑客以及网购困惑等问题，使弘扬诚信美德遭遇挑战。二是汽车尾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汽车，且依赖汽车出行。但汽车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严重的便是生态问题。越来越多的绿地和湿地被开发，汽车尾气使得全球气候变暖，产生雾霾，不仅重塑了地面空间，也改变了我们的天空[16]。对待大自然，古人“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有其合理成分，包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智慧。对于已经跨入汽车社会门槛的中国而言，应当吸取“车轮上国家”的教训，科学处理好汽车生产、道路建设、生态保护三者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汽车文明。

3.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7]中华传统美德产生于封建社会，经过历史洗礼积淀下来，其一直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秩序，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那些只适应于封建经济基础的部分传统美德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而一些超时代的具有“古今通理”的传统美德仍然有生命力，只不过要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罢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指出：“我们必须在旧体系中发现蕴藏其中的道德力，即蕴藏在那些能够掩盖其内在本性的形式下的道德力。”[18]中华传统美德应该应势发展，祛除封建时代的污垢，融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之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如何实现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一方面，要进行时代解读。提倡社会主义义利观，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同时重视个人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不能故步自封，要睁眼看世界。在现代化道路上，西方国家比我们早几百年，其中的一些现代文明值得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说：“要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自由等内容就是借鉴西方思想的成果。

4.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是对待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两种极端态度。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培育健全的主体意识，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主体的立场上，理解并珍视历史与现实，自觉地担当起中国人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权利和责任，防止出现以任何方式割裂中华民族主体及其与中华文化的联系。而这种主体意识，就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际情况，以重振中华民族精神为根本，正确处理好“古今”“中外”等关系，进而构筑起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家园[20]。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中华传统美德。

民族虚无主义是指无视民族特点，抹煞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并提出“整体西化论”。整体西化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道德观，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鼓吹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整体西化论者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来达到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伦理传统的否定。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打破就要整体的打破。换言之，在整体西化论者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就必须全面、配套、彻底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全面移植到中国来[21]。在道德领域中，全盘西化意味着全盘否定，与传统道德断绝关系，恶意攻击传统道德，显然违背民族伦理文化发展规律，如为博取观众眼球，丑化甚至否定民族英雄人物等。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保存自身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哲学，提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保留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不加批判地继承，不顾时代特征，从形式到内容全盘端出，甚至假借“时尚”“前卫”的名义促使封建道德糟粕死灰复燃。当前，文化保守主义即复古主义潮流暗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很好，外国的都不行，盲目崇古、排外。一些公共媒体热衷于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追求卖点、花样百出，不惜借传统美德教育之名大肆渲染作揖、行礼等形式化的外壳，过分倚重学习古代文饰礼仪而忽略了精神实质，将传统美德内蕴的实质精神搁置一边[22]。近期，社会上还刮起了国学馆“女德学堂”之风，继续灌输“三纲”内容，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十六字原则。更为可笑的是，有些“女德学堂”甚至大肆宣扬所谓的“女德精髓”，即如果要做女强人，就得切掉子宫、切除乳房，放弃所有女性特点[23]。这究竟是在倡导“女德”还是在扼杀女性？文化保守主义害人不浅！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历次论争、论战，有助于国人深刻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现代化及其关系。事实证明，全盘西化，照搬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不可行。现代化绝不是简单的物质现代化，而是包含精神在内的综合现代化，其具有多样性，不是西化、欧美化，现代化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要综合、协调发展，除了物质文明还要有精神文明等。如果人的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观念跟不上现代化步伐，那么这种现代化则是不完全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国人的精神家园与现代化如影随形，两者密不可分。任何割裂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关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中国必须在立足于自己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抛开自己悠久的传统，而去“另砌炉灶”或者“全盘拿来”，当然死抱传统也不行。当前，“中国梦”的提出充分说明了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所当然包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在内的全面复兴，而复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华传统美德虽然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但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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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文渲)

The History Argu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and Moderniz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aking the “Culture Fever” in the 1980s as an Example

YU Wen-hao

(IdeologicalandPoliticalDepartment,Fuj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FuzhouFujian350118,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culture fever” in the 1980s,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and modernization, make us clearly realize that in the course of fulfilling Chinese Dream,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is the spirit power of modernization, which brings about challenges to and impac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and modernization make up a dialectical unity, so we should put emphasis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and be firmly opposed to national nihilism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modernization; history argument; enlightenment; “culture fever”

2016-09-21

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传统美德教育研究”(GY-Z15013)

余文好(1979- )，男，福建大田人，法学博士，福建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648

A

1009-5837(2016)05-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