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的热情与学术的探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2017年11月10-13日，“纪念扬雄诞辰2070周年暨四川省扬雄研究会第一届学术会议”在成都召开，2018年4月11-13日，“扬雄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纪念扬雄逝世两千周年学术研讨会”又在成都召开。两次会议，我提交了同题论文《对千秋孤圣扬雄的传神写照——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发覆》，在参加第二次会议前略有增补。这篇论文论证的核心观点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传主是扬雄，而非陶渊明本人。这篇论文在发表之后，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一个能够为我指瑕攻错的“学术劲敌”。本文是我十年思索和探求的结晶，我曾经千万遍地反躬自问，多年的思考，在扬雄去世2000年后成熟了，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乃有斯文之作。这篇论文是我准备投放到未来的重头文章，当然，已经宣读、发表的仅仅是其一半的内容。本文足以表明，在思想领域，陶渊明最推重的人物就是扬雄；而拙著《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足以表明，在诗学领域，陶渊明最推重的人物是曹植。

扬雄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爱智的热情”，是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人。出于此种热情，他曾经对屈原的自杀深表惋惜。确实，如果屈原不自杀的话，以其《离骚》和《天问》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文化修养从事于科学文化研究，也许就会成为我国先秦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而扬雄的清醒和冷静就在于，他珍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从事学术研究必须留在宫廷之内，以获得和保持探求真理的必备条件，所以他不惜与王莽之流以及世间的俗人虚与委蛇，隐忍不发。毕生的勤奋与执着，使他成为我国中古时代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其思想之深湛，涉猎之广博，精神之崇高，建树之卓越，求诸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史，殆罕其匹。在新莽时代虚矫残酷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在以读书做官为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中，在“为官之拓落”“位不过侍郎”“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汉书》本传）的讥讽和嘲笑声中，扬雄默然自守，辛勤耕耘，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学、地志学、诸子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正如《汉书》本传所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其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为现代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开疆奠基，导夫先路，领先西方学术界一千多年，至近三百年成为我国学界之显学。其孤光独照与孤明先发，千载以下，仍然令人震撼，令人感动。

换言之，在新莽时代的人性荒原中，在举国趋利、终日驰骛的世俗氛围中，扬雄以其寄情来世的远见卓识和清净自守的文化品格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圣人的文化品格。没有圣人的国度，是愚昧之国；有圣人而不知爱惜的国度，是奴隶之邦。为圣人者，必须具有圣智、圣德、圣行、圣言、圣心和圣情。扬雄兼而有之。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圣哲，本期“梵净古典学”特别推出了三篇专论以及一篇与此有一定关联性的专论。

汪文学教授所撰《扬雄的乡土意识与六朝社会的地域文化观念》一文，从乡土意识的角度对扬雄及其文化成就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文章格局宏大，视野开阔，对相关的理论、概念的界定非常清晰。作者指出，“在传统中国，地域观念、乡土意识和家族观念相辅相成，联动共生。在蜀中地域文化之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扬雄，其人、其文、其思想、其学术皆有浓厚的蜀中地域文化色彩。其编著之《方言》，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意识；其撰写的《蜀王本纪》，其创作的以蜀中地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积极推扬蜀中先贤，体现了强烈的乡土观念；其归葬夭子，撰写《自叙》和《家谍》，体现了明显的家族意识。”作者认为，“传统中国人的地域观念、乡土意识和家族观念产生于秦汉时期，自觉于汉魏之际，成孰于六朝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地记、郡书和谱牒的大量创作，而扬雄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特别指出：“其《蜀都赋》和《蜀王本纪》为六朝地记、郡书之所本，其《扬雄家谍》为六朝谱牒著作之所本。”文章考论结合，文献扎实，阐发到位，确实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作者文思严谨，显示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文章写作功底。扬雄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其天文学造诣与蜀中之落下闳、苌弘等著名天文学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谓天数在蜀，蜀人知天，也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此点或可补证文学之所论。

《太玄》是我国文化史上最为艰涩的学术著作之一。书中的音乐思想从来无人研究，也无人能够研究。桓谭曾经嘲笑扬雄不懂音律，在技术和艺术层面上，这或许可以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扬雄没有音乐思想。事实上，陶渊明的“无弦琴”，其中所浸透的观念正源自杨雄《解难》“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的喻辞。罗艺峰教授所撰《西汉扬雄〈太玄〉律学思想的初步认识》一文，则填补了扬雄研究的一项空白。作者认为，“《太玄》素有艰深难读之名，且在扬雄四篇论乐文献之外，故目前乐界未见引证研究，也属必然。但此篇哲学文献，是扬雄最重要的著作，其所含思想非常丰富，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礼乐文化、科学迷信等混融一体，故其中包含有音律学内容是不奇怪的。音律学是两汉时期在阴阳五行学说之外、建立在严密的数术逻辑之上的另一个可操作性的表意系统。”本文首先探讨了《太玄》的哲学思想，随后展开对扬雄律学思想的具体讨论。最后指出：“扬雄身处西汉末年，《太玄》又喜异词古语，思想幽深莫测，但其律学中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可以说，扬雄是中国律学史上由西汉转向东汉的值得注意的节点人物。”说句实在话，我对艺峰教授的具体论证并不能完全理解，因为我虽然早就读过《太玄》，却从未能进入《太玄》的话语体系，我基本上读不懂这部书。这种苦恼在四川开会时我曾经向刘韶军教授倾诉。但是，我相信，艺峰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对他在音乐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造诣素来钦佩。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史家和音乐思想家，艺峰教授不仅长于理论研究，而且能够深入田野进行实际的音乐考察。据我所知，他是我国音乐学界走进婆罗洲原始森林的第一人，他早年关于口弦琴起源的论文已经成为当代音乐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在汉代，赋家而兼天文学家者以扬雄和张衡二人最为著名。扬雄早年尊奉盖天说，后来在桓谭的启发下，转而尊奉浑天说，对张衡制作浑天仪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学与科学双修而兼工，这在我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孙少华博士所撰《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扬雄对汉赋理论的改造与两汉之际文学批评思想的定型》一文，主要探讨扬雄赋学理论的新变及其发生的时代与文学背景。文章根据《史记》《汉书》与扬雄《法言》的记载，还原了扬雄对汉赋的基本认识，即“壮夫不为”和“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文章认为，前者是说扬雄悔其“少作”及“风少劝多”之赋，后者是说扬雄以为赋的本质应该是以“讽谏”为主，而“劝”成分的增加，改变了赋的性质和作用。文章指出，“这实际上是扬雄从赋学理论批评的角度，对此前汉赋性质与功能的理论性总结。扬雄后来又提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概念，是对刘向、刘歆父子赋学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的经学轨道，是从理论上对汉赋的第二次改造。”本文的突出特点是对老问题提出新见，即借助理论之光的烛照，发现前人未能发现的赜奥，把原本混沌一片的问题变成一片澄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歆是与扬雄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他们二人交往甚密，尽管境遇、生活和心态有较大的差异。刘歆《遂初赋》之篇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足见此赋在汉赋系统中的重要地位。龙文玲教授所撰《刘歆〈遂初赋〉文本早期载录之文献考察》一文，对该赋的吉光片羽进行钩沉，指出该赋的文本最早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所引，“至唐代，李善《文选注》有注引，《艺文类聚》有载录，而以《古文苑》收录文字最多。《水经注》《文选注》所引《遂初赋》多未见于《艺文类聚》，而皆见于《古文苑》。《艺文类聚》的载录不仅前后有删节，而且中间有大量省文；《古文苑》所录基本保存了原貌，但个别文字在传抄过程中有讹误。这一个案考察说明，《古文苑》收录的早期作品的可靠性不容轻易否定，其文献价值尚需重新审视。”这种细致的研究、比勘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遂初赋》是刘歆今存的代表赋作，也是纪行赋的首唱之作”。作者带着清醒的理论意识对此赋的风貌进行还原，在作者辛勤努力之下，这篇名赋空前地清晰起来。这种文献研究是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研究，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本文思维严谨，文理密察，对每一个字的辨析都丝丝入扣，显示了一位成熟的学术工作者的专业功力。

以上四位学者的研究都显示了一种“爱智的热情”并多有新见，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梵净山人

2018年4月30日

（本文为本期“梵净古典学”栏目主持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