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陈　剑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陈剑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既与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因素有关，也与自身周期性因素变化有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种：市场活力不足；创新因素匮乏；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发展自然仍有潜力、余地和韧性。需要推进全方位改革步伐，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影响因素；改革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为1990年以来的25年新低。较之2007年14.2%，用“腰斩”一词已不为过。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如何？是否会持续下滑？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下行？上述问题由于涉及就业和民众生活，因而引发强烈关注。本文对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思路，试图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

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既与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因素有关，也与自身周期性因素变化有关。

（一）外部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全球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很难有国家置身其外。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虽然曾经取得巨大辉煌，但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自然也深受其影响。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虽然2015年以来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复苏前景相对乐观，但大部分欧洲国家及日本经济仍待企稳，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以金砖国家为例，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7.5%，2015年已经下滑到-3.7%；俄罗斯从4.5%下降到-3.8%；印度从10.3%降到7.3%，领跑金砖四国。同期中国从10.6%下降到6.9%。同一个时间区间，金砖国家都在下滑，除印度外，下滑都比中国严重。这说明，下滑是因为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引起的。

亚洲其他的“高收入”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也在这一期间遭遇同样下滑。

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是0.85%；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是2.6%。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是高收入且出口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下滑也是全球周期性因素导致的。

从全球视野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不尽人意，但在全球仍可圈可点。以货物贸易为例，2015年中国全年外贸进出口预期目标是增长6%，但全年实际进出口按美元计算是8%的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2.9%，进口下降14.1%。中国外贸下降与全球外贸下降密切相关。世贸组织公布的2015年71个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数据显示，2015年出口下降11%，进口下降12.6%。由于中国外贸下降幅度低于主要经济体国家降幅，因而中国外贸2015年在全球外贸比重中不降反升，从12.2%增长到13.2%。

（二）受自身周期性因素影响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也与其自身周期性因素有关。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周期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1924年提出了康德拉捷夫长波。他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为50年左右的景气与萧条交替的长期波动。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则是重大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致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

此外，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在长周期中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用这种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

范·杜因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命长周期理论。他指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下降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一起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共同构成长周期的下降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37年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也应当呈现周期性特征。中国经济从持续高速转向中高速和中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复苏和繁荣阶段，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表现。

日本和韩国都曾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了解他们经济增长周期性特征，或许对预测中国未来有所启发。

一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低速发展、长期经济停滞这四个阶段。战后经济恢复这一阶段（1945-1955年），由于韩战等原因，增长速度超过9.5%。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阶段（1955-1972年）的经济增速超过9%。经济低速增长阶段（1973-19 90年），除个别年份外，日本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长期经济停滞阶段（1991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优等生，然而，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经济增长长期保持1%左右。2015年的日本经济增长只有0.6%。

二是韩国的经济增长。韩国的起飞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了20多年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从1961-1990年的30年，韩国年均增长率为9.6%；1991-2000年，韩国经济增长7%；2001-2010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4.43%，；2015年，韩国增长率只有2.6%。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37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与韩国十分类似。中国1978-2008年的经济增速与韩国的1960-1990年经济增速非常接近，都曾达到年均9.6%以上的水平；2009年至今，经济的持续下滑，与韩国1991-2000年十分类似。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类似，在预测我国未来10年乃至20年经济增速时，韩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历程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一）市场活力不足

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更少一些束缚，给人们更多的自由，释放更多的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最初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极大释放了市场活力，因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前的问题是，由于对市场经济体制一般特征和规则缺乏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的潜力和活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和释放，影响了经济增速。因而进一步加大全方位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既是释放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也有利于人们自由的空间进一步扩展，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创新因素匮乏

技术进步是构成支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供给。研究周期性理论的学者都特别关注科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37年的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复制模仿和拿来主义，在学习和掌握他人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迅速逼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当中国基本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以进口为主要渠道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时，全面复制模仿所带来的学习优势或拿来主义所产生的效能已接近极限，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此时，后发劣势逐渐显现，就是长期的复制模仿和拿来主义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自身创新因素匮乏。中国制造原创技术和产品缺乏，席卷全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中国的踪影似乎并不鲜明。由于创新元素不足，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艰巨挑战。难以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形成创新浪潮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由于上述原因，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中国需要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全面自主创新。虽然2014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专利转化率却居世界中游。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活动。虽然我们近年来愈益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也试图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创新因素汇集，但能否形成创新洪流，通过技术进步以抑制经济下滑，目前仍是一个巨大问号。

（三）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人口也是构成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要素供给。过去30余年中，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状态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构成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目前这种人口优势风光不再。2015年末，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8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较上一年占比又下降了0.7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第4年绝对量下降。2012年，中国15-59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国家统计局将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范围调整为16-60岁。统计结果显示，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末又减少了371万人。

从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未来10年内，中国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可能减少1亿以上。这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萎缩以及老龄化，不仅劳动力的减少使劳动成本上升，也因养老费用的增加，使产品的养老成本也上升，无疑给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一是与印度比较。印度近年来经济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在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十位国家中位居第一。除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市场体制较为健全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拥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正因为此，诸多研究世界经济的学者，都把印度看作是21世纪前30年世界经济的一匹黑马，大约在2030年左右，印度经济将进入世界经济的前五强。反观我国，由于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到2030年，即未来15年中，我们将进入不稳定、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印度面积是中国的34%，2015年人口为12.5亿，其最大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严重扭曲，而印度人口结构则自然匀称，其生育率也在稳步下降，2015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3，已接近更替水平。印度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虽然综合国力仍不如中国，但印度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军事各领域也在快速进步。由于其年龄结构合理，未来印度的发展，丰富的人力资源将是其显著的优势。

二是东三省危急。2015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辽吉黑分别以3%、5.7%、6.5%分别倒数第一、第三和第四位。而2014年辽吉黑三省的经济增速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三省经济增长速度低，自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比重高，民有经济不发达，商品意识落后，官僚主义严重等等。但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0-14岁人口11.96%，吉林省为11.99%，辽宁省的为11.42%，都比全国平均水平16.6%几乎低5个百分点。而同期辽吉黑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41、0.760和0.751，比全国总和生育率1.18低0.3以上。生育率踏入低生育率陷阱，年青劳动力供给严重缺乏，老龄化快速提升，并且还有大量劳动力流出，这是东北经济迅速下滑的重要因素。东北的人口问题，实际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缩影。东北人口问题是中国整体人口问题的前兆，为未来中国显示出的迹象。时间跨度也不过8至10年而已。以少儿人口例，1982年，全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比33.60%，65岁占4.9%；2010年，全国 0-14岁少儿人口下降到16.6%，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则上升到8.87%。东北目前的少儿人口比全国低5%左右，时间跨度比全国早8至10年。

三是如东现象。江苏省如东县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如东县，曾经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先进县。但由于长期低生育率，也使得这个中国计划生育老牌的先进县，在经济增长面前面临窘境。如东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2843元，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1649元，如东县比全省平均低30%以上。如东经济的落后与生育少子化和青壮年外流所导致的人口活力不足高度相关。2010年，如东县0-14岁人口只有8.98%，比全国同期低7%。1956年如东县出生人数为43259人，到2010年仅为5755人，减少了86.6%。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总量减少了8.24%，常住人口总量减少8.9495万人，人口年均增长率降至-0.824%，出生率持续稳定在5.6‰左右，而死亡率高达10.34‰。2010年如东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9%，接近目前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的水平（20.1%）。江苏如东案例说明：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持续的人口少子化进程必然使一个不断老化和失衡的人口逐渐失去生命力、创造力、生产力和支撑力，也会使人口发展失去重心，导致人口的断裂和坍塌，进而诱发社会的崩溃。江苏如东县实际成为透视中国人口明天的一个时间窗口。

三、推进全方位改革，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自然仍有潜力、余地和韧性。需要推进全方位改革步伐，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一）释放市场活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正确方向或判定标准的内容之一，应当看是否有利于市场潜力和社会的活力的释放。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提出的“两个凡是”，完全符合改革的方向。而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内容正是为了释放市场的活力，规范政府行为，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离开了这个核心或基调，就偏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释放市场活力方面，当下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要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自身改革十分重要，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下内容：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已经多次进行精简和机构调整，但政府冗员过多，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薄弱，审批职能过多，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监督，权力“设租”和“寻租”现象还比较普遍。因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理顺各部门的责权利关系，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管理层次，从五级政府向四级政府转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减少行政性管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审批等，都有利于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束缚，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形成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得益彰的社会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政府将大量社会事务交给社会，集中精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

减税。目前企业赋税过重，为企业减少税负意义重大。此轮政府的调控措施，已将减税列为重要内容。2016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就是减税的一项重要内容。李克强总理强调，营改增有利于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成本和税收成本，这对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纳入“营改增”的行业减税规模估计有2000亿元，金融业、房地产和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减税规模或接近4000亿元，2016年“营改增”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减税，需要有与之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因为各级政府机构，包括党群部门人满为患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政府财政支出无疑十分巨大。因而减税，没有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不现实，也难以持续。

减少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诸多干预。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

二是国企改革。推进国企改革，实际也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定位。这是推进国企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其存在的理由，就是承担特殊的社会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高度意识形态化，影响了对国有企业的准确定位。正因为此，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高度垄断，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影响了市场活力的释放。因而，在全方位改革中，国企改革占有重要地位。在国企改革中，垄断行业改革，则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中，除了自然垄断行业有一定的合理性外，行政垄断行业和市场垄断行业的国企都与公平竞争、公平正义原则相冲突，必须进行改革。到目前为止，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石化、邮政、铁路、民航、烟草、黄金、水务、煤气等行业仍然处于高度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之中，一方面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领域供给严重不足，效率低下，价格过高。并造成了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严重不公平竞争，不利于市场潜力的释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中国还存在地方封锁、诸侯经济等地方垄断现象。因此，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铲除垄断特权，化解诸侯经济，应当是此轮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举措。通过改革，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行业秩序，有利于市场潜力的释放，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此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国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财产，更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财产。全国人大应当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机构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管理权。此外，国有企业作为承担一定公共利益、享有国家政策保护的特殊组织应给国民更多投资回报的问题也有待解决。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护、监管和回报等问题。

三是民有企业发展。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基础。这几乎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做法。在中国，民有企业发展与国企改革密切相关。对国企的认识是否到位，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否明确，直接影响民有企业发展。虽然自近年来，中央和诸多部门采取诸多措施鼓励民有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依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期限短等问题突出。以民间投资为例，2015年之前，民间投资增长较快，但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民间投资的增速出现持续放缓的局面，增速急剧下降。为什么民间投资下滑得快？这固然与经济下滑有关，但以下的一些问题也是很显然的，民间投资仍然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成本高、负担重、利润薄”等现象，整个投资市场普遍存在着重大轻小、重公轻私、先内后外等问题。从更大背景分析，对民有资本的意识形态考量模糊了对未来的清晰预期。而对现代经济而言，没有清晰的预期，无疑会极大影响资本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动力。

四是大力推进人的城镇化。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3%。目前仍处在高歌猛进过程中，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就是通过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等，在城乡分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应当从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出发，努力建设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和投资制度等。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或许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归还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样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创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思想市场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释放市场潜力的重要内容。“双创”的重点应当放在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2015年，服务业领域通过创新植入互联网基因已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仅有“双创”还不够，重要的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观念文化和制度环境。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到的创新发展，实际是一个全面创新的概念。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而推进制度创新，实质属于培育创新文化内容。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相关的能激励人们创新的文化。包括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等人文精神的创新观念文化，也包括有助于创新的制度、规范等人文环境的创新制度文化。

培育创新的观念文化，在当下，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整套包括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理性的批判精神、开放协作的竞争观、不畏失败的风险意识和允许失败的宽容精神等创新观念文化。现代社会，公民理性的批判精神十分重要。只有批判精神氛围浓厚且富有理性，才有利于创新火花和观念的形成。此外，宽容失败，鼓励竞争性的风险意识也十分重要。

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并不完全兼容。要汇聚创新文化，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改造与更新。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需要弘扬，对不合时宜的文化需要舍弃，对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文化则需要改造，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或缺的内容则需要更新。

创新文化的培育同样依赖于制度建设。包括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就属于创新制度文化。

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制度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改革开放37年的经验验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从更宏大视野考察，创新文化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只有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公民言论自由有了切实保障，形成了活跃的思想市场，创新才有了不懈动力和源泉。因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包括推进党内民主，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对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全面放开自由生育，推进消费结构升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放开二胎生育，这是一个十分正确但姗姗来迟的决定。现在看来，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已经位居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最低的行列。即使放开二胎，也难以阻止中国妇女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依笔者看来，2015年放开二胎生育，在2016年、2017年生育率或许有些许反弹，但很快又会调头下滑。因此，全面放开中国公民自由生育应当列入议事日程。

生育率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扩展。而在中国人均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新兴中产阶级加快形成，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持续提升。2015年一个重大变化是，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2015年提升至66.4%，创15年新高，比2014年高15.4个百分点。因而，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近几年，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收入有一定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虽不很完善，但接近基本建立。而这部分群体量大面广，他们收入一定程度提升，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拉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快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此外，应当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推进金融、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全球一体化进程仍然方兴未艾，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引领型发展，有利于抑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步伐。

中国持续经济下行实际是经济长周期的体现。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中，人口结构失衡的局面短期无法改变。而前两个因素，如果能够在释放市场活力和加快创新发展方面改革得法，措施得力，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持续下行，使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一定时段的中速增长。

责任编辑：李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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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5706（2016）04-0040-06

2016-06-11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