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女人-贾平凹早期作品女性意识论

王昱娟



“无名”的女人-贾平凹早期作品女性意识论

王昱娟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从最初传统笔法的“山匪系列”到备受争议的《废都》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贾平凹早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女性“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女性形象的“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因此，“女性”的“命名”问题被“城乡身份认同”所替代，贾平凹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世界，也反映出作家对于乡村和城市的不同态度。作为乡村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贾平凹；女性；身份认同；乡土；城市

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作，《秦腔》可谓贾平凹创作历程中“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从这里，我们所见皆为“乡土”，所闻即是“挽歌”，将此二者关联起来，难免使人对前者产生出凄美的爱怜之情，于是“乡土”便生出格外的美，成为审美对象而“被看”；亦是消失的伊甸园、难以回归的故土而被缅怀。毫无疑问，伴随着“乡土世界”消亡的，同时还有生命的陨落。夏家老一辈兄弟的相继去世，年轻一代的出走，恰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乡土世界-男性世界的式微。而女人们：母亲、妻子、女儿，则继续在这片失去了精神象征的土地上，默默无名地生活，或者从此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显然，与“乡土”联系在一起的，是男人以及“无名”的女人们。在“清风街”，《秦腔》中出场的众多人物中，我们看不到夏家几位女性长辈的姓名，即使现实中惯常见到的XX氏，也被二婶、四婶，或者XX娘这样的称呼取代。她们身份的确立，是通过亲缘以及血缘关系来完成的，并非独立的个体。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一段庆玉夫妇打架的描写，媳妇菊娃叫喊着婆婆的名字“麦草”以示对丈夫的反击[1]。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说直呼名讳代表着对女性长辈的不敬，那么，这种“无名”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乡土伦理中给予女性的地位，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予以尊重，而是作为维系某种关系的纽带给以承认。这种“承认”，是身份认同当中他者的认可，通过这种认可，女性获得无名的“命名”。

应该说，《秦腔》在对女性“命名”的角度上，是对现实的描摹。在社会学领域的“身份-认同”研究中，类别、角色等概念揭示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在“清风街”这一虚拟的乡土社会当中，性别、年龄以及家庭关系天然区分了类别与角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乡土社会中女性与这一社会环境的关系。用格里高利·斯通的“认同”理论来说就是：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意义，而且认同是不断变化的[2]。这里，我们可以将清风街的女性“命名”与“认同”划一，并将其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因为“情境”本身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塑形的，所以“二婶们”与作家合谋，共同构筑了清风街的女性世界，一个无名的、从属的世界。

再从年龄段作类别与角色的区分，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女性“命名”的“进化”。到了中间一代，我们似乎可以在小说中看到某家媳妇的名字，当然，没有姓氏。但小说文本并非随着代际更替而产生新的“命名”。仅就夏家的几个媳妇来看，庆满、瞎瞎家的女人依然是“无名”的，她们只能依着她们丈夫的名字，被称为庆满家的或瞎瞎媳妇，即便是被命名的女性，在小说中更多的也是用XX媳妇来替代她自己的名字。看起来，“二婶们”的继承者通过获得一个名字，而在清风街的乡土世界里得到了“承认”，从而有了些许独立性，由无名的女人晋升为独立的人。当文化传统的积习已然将“女人”置于“人”之下，而“人”则天然指涉男性的时候，给她一个名字，便像是给予女性一个恩赐，使其顺应时代，得到某种权利。然而，作家并非自觉地将这一过程贯穿整个“清风街”的故事。仔细阅读小说，不难看出，除了作为小说中最美的女性角色白雪之外，夏家的其他被赋予名字的媳妇和清风街上其他叫得上名字的女人，不是像淑珍、梅花那样胡搅蛮缠、不通情理，就是像竹青、金莲那样跻身男性世界，参与村政、抽烟喝酒。她们的被命名，同样没有完成个体的独立。或者说，在作者的男性视角之下，这一群女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人”，由此因而得的“命名”之果，与乡土世界的性别伦理，实为同质。

贾平凹在散文《关于女人》里说道：“如果作理性的分析，一个女人，既然是仅属于女性的人，其形象的美与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实际的情况是，每一个男人，包括最理性者，见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漂亮的女人，没有不产生异样感觉的。”“男人们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男人是为“征服世界而存在的”；“女人是征服男人的”，所以，“美”是男人“对女人的作用的限定”，仅仅在这个范围里，男人才会“甘愿受征服”；而女人则应当贡献与保持“美”，而使男人有“新鲜感”，从而让“美”“长长久久”地“产生效力”[3]。如此直白的表述倒也不隐藏作者男性视角将女性“物化”的必然性，揭示了两性关系当中，男性对女性“美”的期待，毋宁说是性的期待。

这种期待在《秦腔》当中借丁霸槽这一男性人物之口，变成了对“美”的集合之外的女性的贬损。丁霸槽在小说当中说出“女人上了四十还算女人呀？！”这句话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在女性的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除了性别本身之外，年龄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显然，在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除了有限的几个描写女人一生的小说之外，还没有一篇小说将一位中年老妇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既然认为女人是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而上了四十岁的女人都已经被排除到“女人”的队伍之外了，这一部分的女性群体，在作家笔下已经是不美的，甚至没有性别了。

女性的冠名的确也跟“美与丑”有很大关系。古往今来，我们记住名字的那些女人，大都是面容姣好，形态妖娆的。我们记住了西施、貂蝉、昭君、玉环，正如我们记住的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在贾平凹的大多数作品当中，年轻貌美的女人自不必说，历来都是作家笔下重点描写的对象。而一部分中年女性在作家笔下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她们一般来说处在三四十岁出头的年纪，有丈夫或者曾经有丈夫，她们的名字响当当的，或许在十里八乡都为人所知，而她们也都正是风流的年纪，处在一个缺乏女性美的环境，或者说像一张拉紧的弓一样的环境，而她们正是这环境中的游码，保持着它的平衡，而故事发生的契机偏又是这女人自己打乱了平衡……作家何以要让这些有名的女人成为他的小说世界中的主角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她们美。而仅仅是美也不够，还要满足男性意淫的需求，或者自身也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成为淫乱的妇人，正所谓“圣母玛利亚与风尘女子的合一”[4]，才有资格成为作家笔下“被命名”的女人。

至于作家所钟爱的“伟大的女性”，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男性角度所催生之物。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这一群体一分为二，分别以“女神”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面貌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故事当中。例如在九十年代备受争议的小说《废都》中，这两种女性形象便共同存在，甚至，在同一个女性身上，同时展现了这两种角色，恰如一个女人的一体两面。小说主人公庄之蝶，作为一个灵魂缺失的男性，之所以将其与几位情人偷换的处所起名为“求缺屋”，正是为了“安魂”。以女性之柔美娇媚，来弥补其残缺的灵魂，增添其生命的气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中所塑造的几位女性，则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正是庄之蝶的“女神”，美，且乐于贡献美，甚至不畏惧自我牺牲。也就是说，同时她们也就成为了庄之蝶的颓废腐朽和求缺极乐的性欲之下的牺牲者，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看，这种“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如果不是男性的意淫，也会是被父权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不自觉”的受损。

正如评论家刁斗在《我看女人》一文中所指出的：男作家大多是“热爱女人的男人”，他们“没有厌女主义者”，男主人公们在渴望女性肉体、性感的同时，更多地将性作为拯救自己灵魂、缝补自己破碎心灵的灵丹妙药。刁斗还创造了所谓的“营养学说”，直接称女性为“性的符号”，认为男人只有在女人性养料的滋养下，才能“茁壮成长”，才能“享受到那种带有疼痛的快乐悸动”。《废都》中的庄之蝶正是在这个汲取女性营养的过程中，享受了“带有疼痛的快乐悸动”，而当他不能与其中任何一个女人保持这种关系时，他便无以为继，最终倒在了颓废与空虚中。

由《秦腔》回溯到《废都》，我们可以发现，后者的女性世界是一个由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体所构建的女性世界。而这一被“命名”的女性群体，又无疑是由“美”、贡献美，而获得命名。然而，并非所有贡献了美的女性都能获得被命名的福利。在贾平凹早期的商州“山匪”系列小说中，即便是《白朗》、《五魁》、《美穴地》这样的，将“美”的女性当作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依然只是“女人”、“四姨太”、“压寨夫人”或者“小妾”之类的称谓，她们依然是无名的女人们。如果说这样的叙述是对“历史真实”的忠诚，那么，在诸如《天狗》这样的故事中，尽管其发生的背景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其中的女性仍然只是“师娘”或者“菩萨”，尽管她同时贡献了外在与内在的美，仍然是无名的。

必须承认，作家笔下“无名的女人们”恰恰体现出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在漫长的父权历史中，女性的命名从来就是由男性完成的。古人在婴儿出生三个月后，方由父亲正式为之“命名”，而姓氏则是天然由父权而非血缘所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转换的过程与起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有财产的继承与分配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而女性从属地位的定型，也正是由于对男性物质上的依赖，这一状况直接体现在女性的“命名”上。对于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姓氏”历来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它既不具备唯一性，也不具备传承性。待字闺阁时，从父姓；婚嫁出阁之后，从夫姓；至于丧偶，亦以夫姓称某遗孀；待其子嗣初长成，又以亲缘关系来定位身份。总之，对于这些女性而言，仅有的就只是身在闺阁时的名字，倘若未曾入学堂受教，无有学名，则只有幼时供亲长称呼之小名、乳名或奶名。这样的名字，是不忌雅俗的[6]。所以，我们在贾平凹的乡土世界里所看到的女性名字，多半也就取花鸟字、艳彩字、女德字与叠字。

不过，我们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将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笼统地归纳为“无名的女人们”。即便这正是某种文学的写实，体现了一位男性作家的男权话语笔触。揭示这一众所周知的“秘密”并批判之，这并非本文的主旨。我们之所以撷取了《秦腔》与《废都》作为两个文本分析的节点，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女性群体：无名的女人与被命名的女人们。尽管通过分析，我们大致已经可以了解到那个“命名”的逻辑实际上与乡土伦理中“无名”的道理如出一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不应该忽视-如果说《秦腔》是贾平凹笔下“乡土世界的最后挽歌”，那么，《废都》则称得上是作家第一部描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力作。

在清风街与西京城这两个不同的“情境”之中，女性的“认同”以及“命名”的过程自然是不同的。女作家王安忆早在十多年前所写的散文《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当中就敏锐地指出女性与城市的微妙关系。文章中用了大段笔墨道出了两性关系以及女人与城市这一“情境”的亲密关系。她写道：“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机器代替了繁重的劳动，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成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须少量体力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还由於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转瞬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而见成效。更由於农业社会里，生产方式给予男人的优势，他们担任家长的角色，他们是社会正宗子孙的角色，使他们比女人更沉重、更难以脱卸地背负着历史、传统、道德的包袱，在进入城市这一违背自然的自然道路上，便有了比女人更难逾越的障碍”[7]。

在性别的呈现中，作家重新生产了乡村与都市的“空间”[8]。由此可见，在《秦腔》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之中，“城市”与女性的微妙关系在女性的“命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秦腔》中，白雪、翠翠等被“命名”的女性，也无一不是脱离了乡土进入城市，或者是曾经进入过城市。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女性的进城与她们被“命名”之间的关系在贾平凹的诸多作品中都能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像《白夜》、《高兴》这样的，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女性不仅有名有姓，而且名皆雅致，这不仅仅是男性视角审美的作用所致，应该说，城市给女性带来了经济上的独立，使其可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甚至超越男性-无论她们是否以自身的“美”从男性那里获取利益。这种独立使得女性完成了自我命名。而作品中的被“命名”，正是实至名归。更直白地说，这种“命名”实质上是由“劳动”带来的，但这“劳动”并非简单而又繁重的在土地上的劳作。随着女性进城、进厂，作为工友的她们，也便有了名字。譬如在许多讲述“土改”以及“合作化”题材这样的小说中，尽管也有相当多的无名的女人，但那一部分有名字的女性，并非以较好的面容而获得男性审美的命名，甚至作者有时会刻意回避这种审美的趣味。她们的命名正是以其革命性/先进性或者生产能力而获得的，像是柳青在《创业史》当中所塑造的改霞即是一例，又例如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当中的焦淑红、焦二菊、马翠清等女性的命名，正说明这一点。

不过，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女性与“进城”的书写，不得不说出现了某种扭曲。即使我们发现了女性、城市以及劳动的三角关系，我们也无法否认贾平凹以及一些“新乡土小说家”们对进城的女性的另一种表述。作家刘庆邦在小说《到城里去》当中所描绘的宋家银，她对城市的向往在作家笔下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物欲与虚荣，尽管她有着美好的面容，却因为这种欲望而变得丑陋、滑稽。至于女作家孙慧芬在小说《吉宽的马车》中塑造的许娜妹这一形象，因为物欲而奔向城市，最终却因为情感的失落而走上了吸毒的不归之路。这些进入城市的女性被描述成为利用“美”来制造丑的人。贾平凹在这一点上虽然并未成为同谋，但在女性进城与女性获取经济独立这一问题上，却仍然处于矛盾与混沌之中。比如《白夜》中的虞白与颜铭，她们一个是名门大户之后，另一个则是用人造的“美”来谋取利益的模特，女性的“进城”因为“劳动”的异化，仍旧逃脱不了物化和“被命名”的尴尬处境。而这一“物化”的命运，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通过“女性范例”已经给人们清晰展示出来了，“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在现代社会已经作为“最美的消费品”进入日常生活[9]。

王安忆在那篇文章的结尾道出了女性的困境，她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因为“这就是自然，无论有多少不合理，也唯有承认了。”这一来自女性自身的不甘的妥协，似乎正好给作家们对女性的“无名”以及“被命名”的书写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即使给她一个名字，也未必能让她成为真正独立的人。波伏娃在其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中已经清晰描述出这种依附于男权社会的“第二性”的女性特征，自我主体性的缺失正是在主动与被动双重意义上体现的[10]。

可以说，在早期作品直至《秦腔》的写作中，贾平凹并未塑造出真正独立而又复杂的女性形象，仅仅以男性权利、用乡土伦理来给女性一个“名字”，是不足以“命名”女性的。从这一点反观乡土与城市，我们似乎也能够明白，为何贾平凹笔下的“情境”无论怎么写，也都含有乡土气息，而对于一个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城市，作家的态度始终是暧昧的、纠结的。倘若作家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女性与城市的关系，或许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继乡土终结之后，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样，倘若他能够理解了女人与城市的关系，或许我们最终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城市情境，作为作家“乡土世界”终结之后的故事背景。

[1] 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51.

[2] 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1.

[3] 贾平凹,关于女人,贾平凹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2.

[4]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赵炳祥,罗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5.

[5]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52-55.

[6] 陈从耘.华夏古人姓名的性别特征[J].云梦学刊,1998(1):93-95.

[7]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85.

[8]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陈映芳.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都市大开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51.

[9]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9.

[10] (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1998: 10-15.

The ‘Nameless’ Women --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Jia Pingwa’s Early Works

WANG YUJUAN

In Jia Pingwa’s early works, quite a number of women are ‘nameless’. Thi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series of ‘Mountain Bandits’ that use traditional writing technique, the controversial ‘Fei Du’, to ‘Qin Qiang’, which has won the Mao Dun Literary Prize. Giving names of women, on the one hand, is related to the ‘beauty and ugliness’ of female images in Jia Pingwa’s novels. On the other hand, it strongly links with the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of women in country and city. Therefore, the problem of naming women is replaced by the urban and rural identity. The female world in Jia Pingwa’s works, reflects writer’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ountry and city. Women, as a supporting part in country but a leading role in city, appear in both reality and literary world. The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wards women/city, however, perhaps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reality’ in Jia Pingwa’s literature world.

Jia Pingwa; Females; Identity; Rural area; City

I207.67

A

1008-472X(2016)06-0181-05

2016-07-16

2014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号：14JK1588）；2014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4I11）

王昱娟（198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本文推荐专家：

冯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敏，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