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萨特
——答朋友问

杨昌龙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大家学术随笔】

我和萨特
——答朋友问

杨昌龙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一、在学海预测中定向选点

友人:据我所知,你一生独立出版过五部著作:《西方文学史纲》《巴尔扎克创作论》《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萨特评传》和《艺术的人学》,其中两部都是研究萨特的成果。请问关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研究,你最初是怎样定向选点的?

杨:说来话长。这两部书是1998年至1999年连续出版的,而相关研究的起步,却是“文革”结束之时。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人们追求知识如饥似渴,文学界和学术界一派生气勃勃。外国文学领域更为活跃,多年的许多禁区陆续被打破。卡夫卡(Franz Kafka)、乔伊斯(James Joyce)、加缪(Albert Camus)、贝克特(Samuel Beckett)、萨特等大家被介绍到国内,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对我这个外国文学教师来说,感觉非常新鲜。我强烈感受到,急剧变化的时代,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迫切要求:知识必须拓展,观念必须更新,视野必须扩大。为此,在我所从事的外国文学专业领域中,我选择了现代文学;在现代文学范围里,我选择了后现代文学;在后现代文学中,我对法国作家最感兴趣;而在法国的后现代作家中,我又对萨特情有独钟。于是,我把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流派,固定在自己学术研究的“靶子”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大变化,也成为我学术研究的新起点。

友人:看来你是从学海预测中定向选点的。

杨:是的。你也知道,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标志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就被学界推了出来,也立即进入我的视界。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震动世界,我意识到,对他可以“盖棺论定”了。于是1981年元月,我便决定并开始研究萨特。回顾来路,这一选点历程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1981年1月26日!因为有我的日记作证。

当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最新一页展现在我们面前,国外已有大量研究,而我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学界对此还比较陌生,尤其对存在主义文学流派,更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歌颂派和批判派严重对立,创新者和守旧者争论激烈。但相同的一点是,无论拥护方还是攻击方,无论学术界还是民众层,无论老学者还是小青年,都对萨特兴趣特浓,关注度极高,以致在全国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萨特热”。这期间,我作为外国文学教师,也探险般地、摸索式地发表了一些研究萨特的学术论文。

友人:你曾赴法任教,是专为研究萨特而去的吗?

杨:不是。1986年9月,国家教委根据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合同,派我赴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Paris)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但对我来说,这也是了解萨特的天赐良机。在巴黎,教学当然是我的主要任务,不敢有丝毫懈怠,而课余则心系萨特:购买有关书籍,收集有关资料,采集有关信息。我坐在萨特经常眷顾过的弗洛尔咖啡馆喝过咖啡,到他常走的蒙巴尔纳斯大街上去蹓跶,也到他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的合葬墓前去凭吊。我回忆着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历史处境,追寻着和他息息相通的时代脉搏,感受着当年孕育过他的巴黎文化氛围,思考着他存在主义的哲学根蒂和他的作品里那感人至深的艺术构思。我知道我在体验、化解、吸纳,也在考察、整理、解读。虽然我教的是中国文学,但关注的“靶心”却是法国文学、存在主义、萨特。

友人:看来巴黎任教,对你萨特研究的定向选点,起到了重要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杨:是的。关于萨特,那时的国内学界虽有许多论文发表,也有简介萨特的小册子出版,但在报章杂志上见到的,常是某些想当然的、简单化的、批判或赞美萨特存在主义的文章或报道。面对国人过去和现在对此流派的陌生和误读,看到我国当代仍无一部全面准确论述萨特和科学评价存在主义文学的学术专著出版，1988年末,我从巴黎归来后,凭着对萨特的心中之数,参考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译介书籍,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经调整和充实之后,设计了一本专著的整体规划。我当时想:存在主义文学以法国为策源地,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又以萨特为标志，因此将萨特定为专著选题,就可以从中心点突破,聚焦于他一人,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跟风追潮、人云亦云,才能独立思考、科学判断,才能准确地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本质和精髓。

我怀抱迫不及待的热情,一回到西安,便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投入精力到本书撰写的之中。1991年,《论文学家萨特》书稿初具雏形。此后几年间，又对书稿做了多次充实、推敲方才定稿。1998年10月,拙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历时十年,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友人:真叫“十年磨一剑”!你的第二部著作《萨特评传》又是怎样出版的?

杨:第二本书的出版,就简单多了。1997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出版社期望在世纪性的回顾中,向中国读者展示整个世纪外国文学的概貌和精要。为此,他们选择了20位20世纪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组织国内专家学者,以长篇文学评传的形式,逐一作深入研究和介绍,萨特就是其中之一。这套丛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元迈教授,向该丛书编辑舒建华(后改为陈征一为责任编辑)推荐我撰写《萨特评传》。我因为刚刚完成了《论文学家萨特》的书稿,资料熟悉,思路顺畅,又刚好有一段时间空档,于是便接受了。《萨特评传》于1998年撰写完成,第二年年底如期付梓。

二、 在埋头苦耕中自我激励

友人:谁都知道,萨特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我想问你,你是怎样张嘴啃第一口的?

杨:做任何学问都是件苦差事。我这个人很笨,所以“开啃”研究对象之前,先得励志。那时的全国学界,颇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普遍渴求创新,强烈追求变化,遍地兴起了激情充沛的奋斗热潮。精神解放之后,人人都想放开胆子,挽起袖子,在自己的专业上大干一场,我也一样。于是我如立军令状般地于1983年3月5日写了一篇日记《抓牢把手》,表白了我破釜沉舟的决心：

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

改革开放显然是一场革命,革“吃大锅饭”的命,革“计划经济”的命!它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腥风血雨。但它,又和所有的革命无异,同样冷酷,同样无情!在这场革命中,肯定会有不少人,要被时代的列车甩掉!

今天的高校,颇像一列飞奔的列车。车厢中挤满了人。资深年长,有专业造诣、又要决心一搏者,都拥挤在车厢中。人人都想对号入座,但仍然要抢座位,争座号,千方百计,渴望得到认为自己应得的首席之地!车厢外,也有许多人,拥堵成团。这是一些年轻有为、具有专业基础、却造诣不深、也想急起直追、但一时难以补救的人。过道上和车门口,也站满了人,甚至连车门外的把手,也成了大家争夺的目标。

列车在飞速前进,连把手都抓不到的人,当然最危险,很容易被挤下车去,不是头破血流,就是粉身碎骨!想要抓到把手,必须经过一番拼搏!对于这些争抢把手的人来说,谁胜谁负,则是一场生死斗争!

我,就是已被挤到车厢之外,成为这批人中间的一个!我不仅具有危机感,毫不夸张地说,真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搏!

耳边风声呼啸,浑身冷得发抖。别管它,紧紧抓住救命的把手!帽子被疾风吹落,雨点像子弹般打来。别管它,紧紧抓住救命的把手!雨过天晴,骄阳似火,大汗淋漓。也别管它,紧紧抓住救命的把手!青山绿水,美景如画,从眼前滑过,更不是你观赏的时候,只紧紧抓住那只救命的把手!

听,你身边有人,惊叫一声,脱开了手把,掉下车去!你可以为他洒一滴同情之泪,但要当心,千万别忘记你手里的那只把手!

看,一个人被挤落车下,脑袋开了花,还未听见惨叫,就被呼啸的列车,远远抛到看不见的后方!你可以默默地为他祷告,但要当心,千万别为了画十字,松开你那只最后的把手!

杨昌龙啊,你的存在,在这只把手上;你的意志,在这只把手上;你的生命价值,也在这只把手上!松手,意味着粉身碎骨!抓牢,则意味着重获新生!

“把手”是什么? 就是科研!就是萨特!

友人:那么,在实践中,你是怎样抓牢这只把手的?

杨:决心固然重要,但代替不了实干。所谓实干,就是要抓牢把手。追求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人人如此,谁也别说大话。我就是这种人。罗素说:“与自己心里的欲望做斗争是艰难的。”俗语不是也说“灭山林之贼易,灭心中之贼难”吗?享乐欲望就是“心中之贼”。从这层意义上讲,人们在实干中往往最容易忽视、最容易忘记的一个顽敌,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内心深处追求轻松的欲望本能。学人也不例外,所以必须自我激励。可以说我的萨特研究之路,就是用不断激励的铺路石铺就的。

比如,1981年1月26日我写的一篇日记,题目是《我想“吃”萨特——啃苦果》,就是我的第一块铺路石:

我饿,我渴,我如饥似渴,我想吃知识,我想吃哲学,我想吃萨特!

现在,我面前摆着一桌丰盛的美餐: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我要吃掉他!吃掉他的哲学,他的文学,即他的小说和戏剧。

这是一桌西餐——其实,外国文学史本身,不就是一桌桌丰盛奇异的西餐么?我们中餐吃惯了,了解它的佐料,熟悉它的烹调,合乎我们的胃口,也培养了我们的味蕾。然而西餐,固然新鲜,但口感异样,不一定觉得味美,真有点像啃苦果。

记得我第一次吃西餐,那是1976年8月的一天,因赴刚果任教,匆忙未吃晚饭,登上法航飞机很久,才等到开饭时间。我着实有点饥饿,在黄油面包面前,狼吞虎咽起来。结果晕了飞机,头昏眼花,浑身冒汗,难受得要死,开洋荤变成了受洋罪!我想,吃洋知识,也有同样道理,绝对不能着急,必然有一个尝试、品味和接受的过程。

吃洋知识,又有点像我在布拉柴维尔吃油梨。我们教师组住地的院子里,生长着一棵油梨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开始,我们采摘下来尝鲜,觉得有股子怪味,时间长了,却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竟至大家争而食之。每到油梨成熟季节,它必是我们餐桌上最受欢迎的、餐餐不可缺少的一道名菜。现在,我吃萨特,“他”能否也像油梨一样?只能等待以后的事实回答了。

我想:研究域外文化,不能习以为常想当然,仅凭兴趣为之。其基本方法有三:简单的照搬,思考的引申和科学的推论。我应该抛弃简单的照搬,从思考的引申开始,向科学的论断前进!

友人:万事开头难,坚持更不易。“吃萨特”,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杨:尽管我有“吃掉”萨特的激情,有“征服”萨特的决心。但是,对萨特还很不熟悉。我虽懂法语,但有关萨特的资料却掌握得很少,只知道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无疑是一眼“富油的矿井”。正是把这一预感化为动力,才不断鼓励我勇往直前的。但是,稍经了解之后我发现,他是那样的复杂。对我来说,真像一桌丰盛的西餐,感到虽新鲜却陌生,甚至咀嚼了第一口,就觉得难以下咽,实在是自讨苦果吃!我意识到,我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勇敢面对克服困难,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刻苦钻研,才有可能攻克这一学术堡垒。

你问得好: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不怕你见笑,我对付自己的有效办法,就是常把自我作为批判对象,有时甚至像对待孩子一样,不断进行教诲和引导。比如1982年1月28日晚,我写的日记《清心寡欲》,就是其中之一:

解读萨特,必须做到“清心寡欲”。

钻研业务、探讨学术、有志于学问的人,都必须做到“清心”和“寡欲”四字。

“清心”者,快刀斩乱麻、闲事少管也;“寡欲”者,饿体肤、劳筋骨、乐在钻研之中也。前者,为排除干扰;后者,为艰苦奋斗。前、后二者,都为集中精力,握紧拳头,创造条件,投入到“科研”中去。

凡在事业上失败的人,恐怕都是没能做到这四个字!

“清心”固难,“寡欲”更不易!

但欲宜寡而不宜无,寡其欲而不能绝其欲。古人教导我们:滥于欲者,沉迷其中,定遭物极必反之罪;然绝于欲者,否定正当之乐,自讨禁欲之苦,亦非为人之道。唯以“寡”字调教于人,用得恰到好处。

…………

杨昌龙,把“清心寡欲”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用在“萨特研究”这个刀刃上来吧!

三、在写作过程中集中精力

友人:是的,攻关必须专心致志,不断集中精力。但怎样集中精力呢?能举个实例说明吗?

杨:所谓集中精力,就是时刻与分散精力作斗争。我在1983年1月21日,忽然发现我眼前的最大问题,是精力过于分散!便写了篇《赶快收缩》的日记,命令自己：

最近几个月来,精力分散了!出外讲课,翻译资料,写小文章,而且和《陕西日报》订了两个12篇的专栏合同。任务多了,忙于应付,而中心任务“萨特研究”,则不得不一推再推,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这是个战略部署问题,也是个思维方法问题。拳头松开了,必须赶快、不,立即,马上,握紧拳头,集中精力,朝着中心目标“萨特”出击!

外边的课,要讲,但必须在完成中心任务之余去讲;小文章,可写,但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到中心任务上来,插空子去写。而且,这些都应列入“杂项”。没有时间,则可割爱,坚决舍弃,不能被诱惑力迷住,以致挤掉了中心,造成日后“悔不该”的悲叹。

人不能放纵自己。不能总是放、放、放,而要不断地收、收、收。收缩阵地,减少任务,浓缩精力,集中到“靶心”上来。对年轻人来说,来日方长,但对你这个年近半百的人来说,倘若放纵下去,将来必然一事无成!

社会活动不能多搞,过去有求必应,搞得够多了;教学任务要讲质量,力争少而精,不要浪费时间;而科研计划,则要紧紧盯住主要目标,把准星瞄准靶心,其他杂事必须大胆放弃。不要有“拾到篮篮都是菜”的糊涂想法。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向前看而不要向钱看。

赶快收缩,立即收缩,调整计划,拨正航向。盯紧彼岸的既定目标,为了“萨特”,开足马力,破浪前进!

友人:我想集中精力,还得保持沉默。言多不仅必失,更会消耗精力和浪费时间。凡学人都懂得珍惜时光、潜心于撰著的重要性。你说对吧?

杨:很对,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萨特就说过:“真正的脑力劳动者要求孤独。”王国维也说过:“唯有天下之静者,才能见微知著。”保持孤独便利于独立思考,学会冷静才能深入钻研。我曾在1983年2月15日,写了一篇日记《“沉默篇”续》,将我狠狠骂了一通,为的就是针对我内心浮躁的现实毛病,以磨砺我沉静孤独的治学心态:

研究萨特的事实告诉我,我的“沉默篇”,还要续写。

人们拉车上坡时,总是哼哧哼哧,汗流浃背,躬身低头,集中力量。难道你见过说说笑笑,蹦蹦跳跳,轻松愉快的重车夫吗?真有的话,恐怕会连车子一起,滑下坡来,滚进深沟,摔个粉身碎骨的!

现在,我正是在拉重车、爬陡坡、攻难题。开始时,心无旁骛,低头用力,沉默不语,竭力攀登。但前进了一段之后,回头瞧,发现凭自己的力量,也竟然前进了不少。于是,沾沾自喜起来,轻松愉快起来,微笑着唱起歌来。心想,已经拿到了这么多成绩,轻松轻松吧,休息休息吧。

可是,危险!杨昌龙啊,你没看到,你正停在“半坡村”,稍一松劲,就有倒退、滑落的可能!盲目乐观的人,常常半途而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跌倒送命的!

不能骄傲,不能满足,不能翘尾巴!

你被《文艺报》“搁浅”,答应的发表落空,不觉得羞辱,难道是光荣!你有何值得骄傲?

你已四十有五,凭在省级报纸发了几篇千字小文,受人虚捧,便欣欣然、晕晕乎地忘了方向,你为何这般浅薄!

至于几篇大文章,虽属“学术研究”范围,但也仅仅是个开始。你总在有意无意之间,沾沾自喜,挂在心头,你的眼界何等狭窄,你的人格何等藐小!

过去,你看见老母鸡下了蛋,就“一个蛋,一个蛋”地高声唱个不停,传得满村满院都知道。你讥笑它:那么小气!那么无知!把一个小蛋,看得地球般大!太阳般亮!自以为功勋卓著,很了不起!可是,你知道吗?老鹰抓小鸡时,老鹰是不叫的;花猫扑鼠时,猫儿是不喊的。现在,你既不像老鹰,也不像花猫,你不就正是那只可笑的、狭隘的、藐小而愚蠢的老母鸡吗?

永远记住:卧薪尝胆,无声无息地努力,沉默不语地奋斗!

沉默,继续沉默吧!在沉默中埋头拉车,在沉默中负重前进!

友人:是啊,攻关过程中,必须时刻和自我作斗争!矛头所指,就是自己的思想弱点。但弱点的表现却是多方面的。我问你,你对“走神”有过体验吗?

杨:当然有。除上述各种毛病之外,我也在精神松懈时经常走神,这曾经令我极为厌烦。它颇像战争中的叛徒内奸,破坏性极大,又隐身暗藏,让人防不胜防。我意识到:必须时时刻刻,防微杜渐,对自己的思维严加管束。为此,我在1983年3月5日写了篇日记《斥“走神”!》:

正在阅读,意念抛锚,想到书外的芝麻小事……

正在思考,窗外有声,心又飞到了九霄云外……

正在写文章,忧心的烦恼,忽然闯入心头……

这就是“走神”!

久而久之,“走神”像一只飞蚊,像一只苍蝇,扰乱思绪,打破境界,让人恼怒,但它却藏在思维深处,又没有办法驱赶它。

我想,要干成一件事,必须和这些讨厌的苍蝇、蚊子 ——“走神”作斗争!这就要对它作一番认真剖析和认识。

…………

“神”,不能走,更不可常走。神志要坚定,精神要集中。杨昌龙啊,你必须和神不守舍作斗争,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克服走神!在教学和科研上,我绝不做蜻蜓点水的人,浅尝辄止的人,半途而废的人!

友人：但你经常盯着自己的毛病,难道不觉得太压抑、太辛苦吗?你怎样看待治学中的苦和乐呢?

杨:三句话:科研收获是最大的快乐，而攻关的过程则要经历痛苦，但咀嚼痛苦却是一种享受。我在1983年3月7日的日记中,谈到过我的苦乐观:

我曾经有过杂志退稿,曾经遭遇过他人歧视,也曾耳闻过蜚语流言;我不仅积习养成不少弱点,犯过种种无意过错,更饱尝过无数艰苦困难,这都是我经历过的治学之苦。但我懂得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先苦才能后甜!这种种磨难,激励了我的斗志,催我发愤图强;这种种烦恼,促我正确面对,使我逐步走上不惑!所以我在心底呐喊:辱、难、苦、烦,我爱你!我要鼓励自己:

一滴汗珠,落到地上,摔成八瓣,变作八颗稻粮;

一滴泪水,落到地上,摔成八瓣,化作八粒珍珠;

一滴鲜血,落到地上,摔成八瓣,开出八朵艳丽的花!

哪里有播种,哪里就有收获;哪里有辛苦,哪里就有快乐。播种的辛苦有多少,收获的快乐就有多少!

古人说:“毋忧拂意,不惮初难”(不要因违反你的意志而烦恼,不必为最初的困难而恐惧)。今人也说:“不经一番冰霜苦,那得梅花放清香?”

空有愿望,想不劳而获,世界上没有这等便宜事。

肥皂泡,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但外美中空,落地、爆破、等于零!

友人:你讲得有道理。课题完成,成果诞生,才能尝到苦后之乐。

杨:然而什么叫完成?1991年初,我终于完成了《论文学家萨特》一书的初稿,自有一种轻松感。但是,没有交稿付印,心头仍有压力。即使出版,也难免留有遗憾，仍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下阶段的修改润色,同年4月15日晨8点,当我重读萨特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时,即兴记了一篇日记《“菜青虫”和“花蝴蝶”》,再次表述了我处在这种苦乐交界线上的忐忑不安:

我把自己关进书斋,准备全身心投入《存在与虚无》的重读之中。我多么希望如“凤凰涅槃”那样,经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精神洗礼,从一条学界的“菜青虫”,变成一只科研上的“花蝴蝶”。“花蝴蝶”是从“虫茧”中蜕变出来的。“书斋”,不就是我的“虫茧”吗?可是我想:

有的“虫茧”,能孵化出“花蝴蝶”;

有的“虫茧”,孵化的结果,依然固我,仍是一只“菜青虫”;

而有的“虫茧”,不仅孵化不出“花蝴蝶”,也重生不出一只“菜青虫”,却如桑蚕一般,作茧自缚,封闭生命,最后只能制造出一具“僵尸”!

我会变成花蝴蝶?抑或仍是菜青虫?或者更可怕,反而丧失生命,会变成一具僵尸?!

尽管,我还在如牛负重,埋头苦耕;尽管,我常说“但求苦耕耘,不去问收获”。但,总得以结出成果作为苦耕的证明呀。所以,当我的书稿《巴尔扎克创作论》交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审阅,也经总编终审签发,现已送交美术编辑设计封面了。且据责编讲,此书是人民社今年的重点书之一,我心头便萌生一种幸福感。但愿它的问世不留遗憾,能使我满意。我多么希望,它既是我辛勤耕耘的一份收获,也是我变身“花蝴蝶”的一个开端!

然而,我心中的“萨特”啊,你何时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昂首挺胸地走进我的书列,并排站在我的书架上呢?我下决心要把你从我的心中,搬上我的书架。因为“你是我的”,你“属于我”。我要把你“吃”下去,消化掉,通过我的评和论,然后生出一个“我心中真实的萨特”来!

春华秋实,斗转星移,光阴如梭,转瞬即逝。杨昌龙啊,你还没来得及变成“花蝴蝶”,却已步入满山红叶的人生之秋了!

写书,显然是一件耗费心血的工作。作者的心血,铸就了书的灵魂。我死了,但我写的书还活着,也就等于我还活着。亲人朋友想见我,想和我说话,就去读我的书。我的音容笑貌,我的殚精竭虑,我的人生苦乐,都活在书中。书啊,你既是我的洞房,我的婚床,我心爱的情人;可你也是我的棺椁,我的坟墓,我最终的归宿!

毫无疑问,我这条“菜青虫”,最后无疑会成为一具化入泥土的“僵尸”。但在人间、在学界,我也希望,我能成为一只长期活着的、翩翩起舞的“花蝴蝶”!

四、在学术讨论中走出自己

友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于学人。你同意吗?

杨:我完全赞同。个人的学术见识是有限的。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加上闭门造车,有悖于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对自己的课题攻关绝对有害无益。聪明的学者,总是力争与同行交流沟通,为博采众长,多多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全国乃至国际的讨论。它必然对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启迪灵感,大有裨益。我在探讨萨特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有三件事:①与哲学家刘先生商榷；②与文学家林秀清教授会面；③赴长沙铁道学院参加学术讨论。

友人:刘先生是当年全国知名的哲学家。你向他请教过吗?

杨：是的。那是1982年9月,我看到《文艺报》第8期刊登刘先生署名的《存在主义与文学》一文,内心无法平静。刘文中虽有一些装饰词语,但显然是一篇大批判文字，断定萨特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说他“标榜”人道主义,“歪曲”人的存在,“敌视”客观世界;说他的自由选择论,“是一种排斥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理论”;尤其说“他文学中的人往往是与他人、社会处于分离甚至敌对关系中的孤立的个人,是从恐惧焦虑、烦恼等变态的精神状态中领悟自己的存在”的人。我认为该文从僵化的概念出发,以偏概全,大张挞伐,貌似有理,实属曲解。它以传统僵化的哲学观点,歪批萨特的文学创作,令我深感“跨元批评”的荒谬，倍觉误读名著的可怕，更深解“隔行如隔山”这句话的分量!于是将它复印下来,再读一遍,即兴式地眉批了几个字:“假肯定,大批判!”“观点陈腐,以偏概全,貌似有理,左得出格!”“作者不懂什么是‘非理性’?什么是‘唯理论’?甚至不懂得什么叫‘悲剧’?”我又将该文的突出论点,做了摘要和批注,想写一篇客观说理的文章,提出商榷。但又犹疑不决。

写不写?写了发不发?发后会不会被批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想,做学问应当实话实说,坚持真理就要无所畏惧。于是,我以《究竟应当如何评价萨特》为题,写出了商榷性质的第一稿，全文共8 000余字。经删改后形成第二稿,寄给《文艺报》。过了数日(10月29日),《文艺报》编辑李维永女士回信说准备刊用,但须磨去锋芒,要求语气委婉,修改稿要压缩到5 000字左右,并须将题目改为《对萨特人道主义的一点看法》。

读信后,心里不是滋味。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改就改吧,在眼下的外国文学园地里,有点声音总比一片沉默要好。于是按照要求,将编辑的改稿——应看做第三稿,再改过一遍,已是第四稿,共5 400字,再寄给《文艺报》。

但最后,据说某大人物发话了:不能发“批刘”的文章!这个大人物是谁?我至今不知道。《文艺报》编辑部似乎也有难言之隐,只安慰性地发给我20元“资料费”。此事就算了结。

这件事对我刺激极深,但也大有好处。它给我已开始的萨特研究增加了一份极大的激励力量。我发誓一定要写出正确评论文学家萨特的专著出来，一定要认真深入研究,对“文学家萨特”(不是哲学家萨特)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准确的科学评价。为此,过后不久,我专门撰写了《神权专制哲学的破产——评萨特剧作〈苍蝇〉》一文,并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被挑选出来作了发言,明确提出与刘先生不同的看法,得到来自全国与会专家们的热情关注、热烈讨论和普遍好评。该文也作为整体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被我收进《论文学家萨特》一书之中。

回头看,我倒应当感谢刘先生，也感谢那位幕后大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也告诉我:勇敢迈开大步,坚决走出自己,是学人必备的胸怀和胆识。我坚信学界只有论敌,没有私敌;只为真理,不存私心;光明磊落,坦荡待人;既要勇于批评,也要诚恳接受批评。

友人:第二件事是什么?

杨:会见林秀清教授。如果说第一件事是敢于批评,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虚心学习了。1984年11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这是我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远赴外地参加学术讨论会,也是平生第一次参加全国学术规格最高的讨论会,更是一生参加的众多学术讨论中,令我感受最深、收获最大，且颇感平等温馨、至今难忘的会议之一。这一届年会的与会者,都是来自全国各个高校、各大科研院所的最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林秀清教授也与会在座,很受大家重视,因为我们知道林教授是我国最早赴法国研究比较文学的老前辈,精熟法语,勤勉厚道,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很有见地，且中外文学造诣并深。许多与会者都想听她发言,聆听教诲,一睹风采。

当时的我人到中年，抱着虔诚的学习态度,带着认真撰写的论文,克服旅途困难,兴致勃勃前来赴会，主要目的只在于多听长辈们的治学内容、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作为我的参考和借鉴。但柳鸣九会长看了我的文章，便要我上大会作重点表述。我以才疏学浅、资格不够为由推辞而无果,只好服从。11月29日上午,我便以我的论文要点为纲,作了大会发言。

此前我并不认识林教授。当大会发言结束后分小组讨论时,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沈志明教授等,恰巧和我分在同一小组。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才第一次、也是终生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她。她大概对我的大会发言很感兴趣,也因为萨特是当时全国学界争论激烈、探讨正浓的一大热点,更因为她翻译过《脏手》,也和萨特问题关系密切吧,可能想说的话很多,显得非常活跃。大家讨论起来,议题集中,十分热闹。这种探讨,见解各异,有问有答,生动活泼,轻松自然,既无严肃空洞的长篇大论,也无僵硬冰冷的批判说教,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正襟危坐、板着面孔的场面,倒更像是老中青朋友们,以林教授为中心,围坐在一起,融洽地聊天,真使我获教良多。这位林秀清老太太,精神矍铄,开朗乐观,有问必答,平易随和,毫无威严矜持、傲气逼人之感。她说起话来质朴实在,总面带微笑,有时还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不仅觉得她态度和蔼可亲,更觉得她的谈话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友人:第三件事呢?

杨:是长沙会议上的重大收获。1993年,在长沙铁道学院举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术会议上,某教授就“荒诞意识”做了演讲,之后他要求现场讨论。在聆听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不断萦回在脑际。出于虚心求教和诚恳探讨的目的,便想当场提出来。但我自幼性格拘谨,畏怯胆小,面对名家、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场面,虽几次鼓起勇气,仍然精神紧张,不敢举手发言,以至于都能听见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但一想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锻炼胆气,走出自己，最终还是大胆站了出来,说:“您的演讲对我很有启迪,我很感谢。但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我发问道:“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非理性’,和我们讲的‘理性’有何区别?”他回答:“两种理性基本一致。”我更不解,又问:“既然一致,为什么在‘理性’之前,非要加个‘非’字呢?”他来不及深思,无言以对。于是,当场引起一场关于“非理性”问题的大讨论。在场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叶廷芳教授、章国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晋凯教授等著名专家学者,都对解读“非理性”理论很感兴趣，各自做了热情的自由发言,给我启发很大。会后,参会的《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编审马兰女士邀我撰稿,并在1993年第五期发表了我的文章《‘荒诞意识’之我见——对“非理性”问题的探讨》。

这件事对我来说具有纪念意义。为什么?因为它锻炼了我的勇气,鼓舞了我的意志,从此我不断自我鼓励,力争走出自己。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我深入考察何谓“非理性”问题的极大热情。因为萨特的“非理性”人学,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它是我在专著中必须重点论述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后来出版的《论文学家萨特》中,它占据了一个整章,下含五个小节。而正是由于这次“荒诞意识”的讨论,让我找到了一个“抓手”和“切入点”。于是我从“荒诞意识”开始,经欧洲人学、再到哲学的不断探讨,一路走来,先后发表了三篇专题学术论文:《荒诞意识之我见》《加缪荒诞意识剖析》《论萨特的非理性》,逐步理清了八个层次的问题。这就是:①什么是加缪的“荒诞意识”；②什么是萨特的“荒诞意识”；③萨特和加缪二人荒诞意识的比较；④“荒诞意识”的实质是一种“非理性人学”；⑤欧洲文学中的“非理性人学”；⑥萨特文学中的“非理性人学”；⑦“非理性人学”来源于“非理性哲学”；⑧ 欧洲“非理性哲学”的历史渊源。

探讨欧洲历史上的“非理性哲学”,真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我从18世纪下半叶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批评学派)开始,经19世纪上半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确立的“非理性哲学”体系,再经19世纪下半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提出的“超人意志说”,直到20世纪萨特的新型非理性哲学——“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一路啃下来,真是殚精竭虑,费尽神思,竟然使我原本的一头黑发,很快白了许多,而且开始秃顶!

经过这一长期探索的艰苦征程,我梳理了文学家萨特、加缪和贝克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厘清了欧洲的文学、人学和哲学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从萨特的创作实践、文论主张、到哲学根据的三个层次上,终于摸清了它们一脉相承的逻辑关联和内部结构。

[责任编辑 刘炜评]

2016-05-12

杨昌龙，男，汉族，1939年生，陕西临潼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作为国家培养的出国师资,先后赴刚果(布)和巴黎第三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第一届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多年间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西方文学史、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存在主义文学研究、巴尔扎克研究、萨特研究、西方名剧论等课程。已发表各种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五部。《巴尔扎克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专著,获陕西省外国文学优秀著作奖和省政府1989—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西方文学史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陕西省教委评为1995年优秀教材。《论文学家萨特》(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萨特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是第一部由中国学人撰写的生动述评萨特的著作。《艺术的人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系以人学为灵魂、将世界文学精华作为人学个案的研究集锦。另参编《“存在”文学和文学中的“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和《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各种合著13部。

I106.4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