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王 昭, 杜 鹛

(1.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咸宁市咸安区郭林路小学，湖北 咸宁 4371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王 昭1, 杜 鹛2

(1.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咸宁市咸安区郭林路小学，湖北 咸宁 4371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学术期刊杂志，它既是文学的一个载体，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学术作品和文学思想的记录者。本文从关注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以期刊杂志为切入点的现代文体学研究、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审美阐释的研究这四个方面论述《丛刊》与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文学；当代性

创刊于1979年10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一本专门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三十余年来，《丛刊》一直在引导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以发表现代文学界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为目标，在关注老一代学者的同时，扶持着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

原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早在1967年就指出：“当代”这个词的意义在于：“我们正以一种前人不曾有的方式进行思维”，“我们的优越性就表现在这里，我们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伟大旅行者，我们的思想飞跃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艾特玛托夫给我们的重大启迪就是，要发现“新思维”、追求“新手法”。时代的文学研究不是凝固静止的，而是一种过程的存在，是在新旧重叠和渗透中、在蜕变、在消长中显示其本质特征的复杂的运动系统。因此，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是复杂的，它包含着学者与时代相适应的主动精神和感应时代气氛的自觉意识，体现着人类在某个发展阶段上所能达到的对客观世界、对文学艺术的最新认识。《丛刊》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鲜明的当代性，它与当代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这也是《丛刊》的一个重大特点。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丛刊》与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注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

“文学史研究”是《丛刊》的常设栏目，可以看出他们对史料学建设的重视。除《丛刊》设立的常设栏目外，许多刊登纪念文章的栏目也发表史料文章，比如1980年第3期尹慧琅的《老舍传记资料及其作品简介》，1981年第1期陈辽的《八年抗战中的叶圣陶——〈叶圣陶评传〉中的一章》，1997年第2期王统照的《民国10年日记》，2001年第3期夏晓虹的《彭寄云女史小考》等等。《丛刊》在2005年第6期还专门组办了文献史料专号。《丛刊》在史料的发掘、考证和整理方面，只要有新的成果都及时关注并予以发表。

比如，2001年第1期郑家建的《建立“文学史学”的思考》，2003年第2期邵宁宁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思考》，2005年第3期吴秀明、赵卫东的《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料运用问题》，2010年第2期张志忠的《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2010年第4期吴敏的《他在不停的重写文学史——黄修己教授访谈录》等等。

号召“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激情，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在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等方面的觉醒，反映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文学研究者也开始有了强烈的当代性自觉。

这三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丛刊》在其数量上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所发表的文章有对原先散失的材料的发掘，有新近撰写的回忆录，还有对已有的材料进行整理鉴别等。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使得新思想、新的研究方法接连不断的出现，研究者们好像都在用心地追求着观念的创新，这样将文学史研究理解成是对“真理”的逃逸比理解成对“真理”的靠近更为贴切些。因为文学史不仅仅是一种“叙述”，对历史素材的考证，还是“反思”的，是一种独特化的文学活动，包括对历史素材的批判、历史事件的评论。这种“反思”的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确认历史的实用意义，而是为了使文学史的审美意义得到建立或当代化。

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深受当代意识艺术思想的影响。因此作为文学史研究，就必须反映人类迈向思想开放、精神自由的时代步伐，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的要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能拥有与时代同步的新史观，就需要重视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丛刊》对于史料学建设的重视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以期刊杂志为切入点的现代文体学研究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召集的在北京召开的“文体学”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对文体这个概念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做了如下简括而科学的界定：“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系统所形成的文本形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体验、思维方式及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而现代文学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传媒，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包括文学本体的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联系着作者、编者、读者、出版商等因素。现代期刊杂志所提供的文体形式和传播方式，为现代文学所创造的文学语境形成了特定的文本形式。由于现代期刊杂志大部分是连续出版的，同时又可以尽快传递给读者，这就为作家发表作品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这相对于古典文学以口头说唱或手抄本的传播形式，具有了更强大的传播和媒体的优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又构筑了完整的写作、阅读、出版、言论的空间。在这个网络结构中，现代文体获得了展现的机会。近年来关于报刊、出版、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以期刊杂志为切入口的现代文体学研究，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扎扎实实的成果。

《丛刊》创刊至今已有37年，它给通俗小说、散文、诗歌、随感、通信等现代文体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而充实的评说舞台。2006年《丛刊》设置了“现代文体学研究笔谈”专题栏目。此后关于“现代文体”的研究越来越多，如2006年第1期袁国兴的《文体意识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从话剧与现代戏曲的关系谈起》；2007年第1期段从学的《回到起点的意义——评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2007年第5期陈啸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散文》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李宪瑜的《“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 新青年〉杂志“通信”栏》，这篇论文围绕一代名刊《新青年》对新文体的形成进行论述。李宪喻提出《新青年》的“通信”栏文章犹如即席发言的思想草稿，在营造出众声喧哗的局面的同时，也催生了《新青年》上的随感文体。此外，李宪喻还讨论了《新青年》“通信’栏直接导致兼顾高深的学术文与亲切的尺牍文的“通信文体”的形成这一问题。在“报刊杂志”的视野中梳理“随感文体”、“通信文体”等的形成和演变，能够把单靠理论无法准确解释的问题变得脉络清晰。与此同时，由这些依靠现代出版体系的建立产生的“现代文体”，可以引出现代性的研究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丛刊》上以期刊杂志为切入点的现代文体发生学研究，促使了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的转变，增强了文学的大众性、迅捷性，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丛刊》对文体意识的建构的关注，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体学从一种热切的呼唤变成一种可能。就文体意识的强化和建设现代文体学初步的进展来说，《丛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这种以期刊杂志为切入点的现代文体学的研究，在揭示期刊与现代文体发生的密切关系的同时，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有效容纳各种资源的开放性研究方式。

三、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大家开始对浮泛的风气反感，对教学关注了。这门学科有数代学者五十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包括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唐沅、钱理群、陈平原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为这门课的建设花费许多心血。《丛刊》也顺应潮流，重视教学研究，在1983年第3期就开辟了“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专栏；在2000年来设立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等栏目。

《丛刊》1999年第1期上钱理群的《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作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的序言，预示着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起步。文中不仅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这一新的研究课题的提出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而且是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开拓。可以期待，这样的研究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而且他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丛刊》上的文章对像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南联大等曾经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校都有所涉及。例如：2005年第4期李光荣的《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2006年第4期刘俊的《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特色概述》；2007年第4期陈国恩的《近年来武汉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等等。其中1999年第1期姚丹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外文系和校园里的新文化创造》一文，分析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在文学上侧重点的不同，以及中文系和外文系如何承担起为新文学创造多种可能性的任务。这对于如今高校分系仍具有可参考的价值。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研究者们试图探求的是特定时期的集中在大学空间里的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文化追求、精神风貌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其中既包括了对学院培养的作家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播媒介)对社会文化、文学的间接影响，以及大学文学教育在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对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一课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在原始材料的发掘上下工夫，将研究对象至少在现象层面上作出初步的整理、爬梳与描述。另外这一研究提倡“重视历史细节的运用，重视日常生活的再现”，因此对保存史料也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研究将会是研究者们一个持续的兴趣点。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日常的学术建设以后，寻求新的突破的一次自觉的努力，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性的需求。

四、《丛刊》与现代文学审美阐释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简单的由文本构成的历史，它是包含了文学生产、接受、传播、消费和审美阐释的文学实践史，而审美阐释则是其特质和内核。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指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应当遵循的原则与价值规范，“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象一部管弦乐谱，在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丛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的构建也起到相当的作用。1989年第4期王建的《人性世界的艺术审视与再现——路翔小说艺术新探》一文，从小说题材、人物选择、情节推进以及叙述角度这四个方面来对路翔小说进行审美阐释。

1999年第1期余凌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以批评空间的开创〉为中心》一文，反思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领域与现代性问题的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审美主义的固有的复杂景观。

2001年第2期朱德发、贾振勇的《审美阐释的理论期待视野——关于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一文，对审美经验进行再理解，并且叙述了审美阐释的意义功能。

在2003年《丛刊》的“书评”专栏中，李燕芬的《文化/审美与图文互涉——读杨义的图志本〈京派海派综论〉》一文，指出“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的主体部分是对于京海派作家审美意识和审美个性的展现”，而此书的漫画对于世间百态的描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海派的审美特征的认识，还给我们提供了超出文学之外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

审美的力量归根结底在于把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东西、把发生在平淡之中的不平常的变化揭示出来。以往人们在阐释文学审美经验时，把审美过程视为纯粹感性的知觉活动，将审美经验等同于美的快感体验，只强调其情感色彩，因此忽视了审美实践过程中的理性判断和认知功能的作用。《丛刊》对于现代文学审美阐释的研究适应了这个时代的主动精神和新的思维方式。把学术研究的当代性与审美阐释联系起来，是对现代文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上的一种深化。学术的当代性作为一种包括思想、观念、情感和审美心理的综合性特征，它体现于学者主体与客体的完美结合——审美阐释过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学者对文学艺术的审美阐释，才能更全面、深刻、生动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新变化新发展新特征。

[1] [苏]艾特玛托夫. 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2] 何镇邦. 文体的自觉与抉择[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 钱理群. 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4]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李燕芬.文化/审美与图文互涉——读杨义的图志本《京派海派综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4).

2095-4654(2016)10-0050-03

2016-08-13 基金项目：湖北科技学院校极科研项目(KY1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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