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理论建构与史料辨析皆佳之作
——评吴淑惠教授《史记论析六章》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一部理论建构与史料辨析皆佳之作
——评吴淑惠教授《史记论析六章》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吴淑惠先生以中文出版的《史记论析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以其独特的研究角度，细致的分析工夫，新颖的论点为学术界贡献一部研究《史记》之佳作。

吴淑惠；《史记论析六章》 ；《史记》研究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们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史记学。” 2005年出版的煌煌十四卷本的《史记研究集成》更是融合了古今中外成果于一编，集古今大家研究之大成。王子今教授曾言“从新的视角分析和理解秦汉史，还有无数新尝试的可能”[1]。自二十世纪以来不但国内的学者发表史记学的成果不断，更可喜的是也见欧美学者对史记研究的热诚有增无减。近年来除了在德国和美国以德文[2]与英文出版的论文集外[3]，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吴淑惠以中文出版的《史记论析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以其独特的研究角度，细致的分析工夫，新颖的论点为学术界贡献一部研究《史记》的另一佳作。

《<史记>论析六章》一书总计28万字，共有六章。第一章首先分析《史记》中所言“中国人”的定义，其次详论秦统一前及秦汉统一后“中国人”是怎么形成的，同时辨析西方学界对司马迁民族观之误解[4]。第二章在分析司马迁写史与评史中所使用“参彼己”特点的基础上，探研司马迁如何一面叙述秦史中及刻画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一面使用独特的“参彼己”手法以陈涉起义，项羽灭秦，刘邦立汉三大变化为中心叙述双方的立场，借以议论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以及显凸引起历史变化的各种因素。最后吴淑惠教授结论“参彼己”法与其他“互见法”和“虚实法”都是司马迁写史的三大手法。第三章辨析《史记·将相名臣年表》的真伪及其作者、结构与特色、倒文与提栏的特点、倒文的内容，并由此论及西汉王朝权力的嬗替，最后利用出土汉简对《将相名臣年表》的外形，格式与保存方法做了新诠释，进而给予为何《将相名臣年表》佚失之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四章以《史记》论赞与序论中 “太史公曰”内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吾”为中心分析其不同之用法进而探讨其对司马迁之史论表现的影响。第五章主要论析《史记》“太史公曰”中感叹评语的用法以及感叹评语在司马迁作历史论断的特殊作用。第六章从三个方面比较《史记》、《汉书》中“太史公曰”与“赞曰”在使用感叹评语方面的异同。其一，论析《史记》、《汉书》共有篇章中“太史公曰”与“赞曰”在使用感叹评语方面的差异及两史家历史观点的不同。其二，对《史记》、《汉书》十个类传中的感叹评语予以比较论析。其三，专论《汉书》“赞曰”中感叹评语的使用情况。全书在详尽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既有宏观的理论构建，亦有微观的史实考辨，使司马迁撰史之道与论史之法，清晰地跃然纸上。最后作者给予综合式的结论比较两史家论史的方法与表现之不同。

《<史记>论析六章》一书不仅在内容上详细辨析《史记·将相名臣年表》及“太史公曰”中第一人称代词“余”、“吾”的相关问题，补正学界对此课题研究的不足，其研究方法与理论对于“史记学”及秦汉史研究亦颇有裨益。通览全书，该著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推陈出新，理论建构。

吴教授在《<史记>论析六章》提出《史记》中“中国人”、“参彼己”、“感叹评语”的理论，并以此展开相关论述。

《史记》中有关“共祖黄帝”，即追祖溯源，黄帝乃天下共祖。对于这种认同意识，汪高鑫教授认为是基于王权统系上的治统和血缘共祖的民族认同，司马迁正是根据这种思路合理有序地安排了本纪、世家等相关篇章的撰写[5]。这有助于学界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何安排先秦篇章的书写。而吴教授根据《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对南越王所言“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以及《史记》卷一百十三《南越列传》载“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对这两处“中国人”进行详细分析，提出《史记》中的“中国人”这一理论，即司马迁在汉初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基于民族认同这种理念，巧妙地将秦统一前、秦汉统一后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中国人”建立联系。“就《史记》中有关人物的传记散文来看，‘中国人’的形成可以大略从纵向和横向发展来解释，而且不论纵向或者横向都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世世迭替、改变”[6](P5)，而“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已经胸有成竹，计划好了如何安排各个时代与不同阶段的‘中国人’的成份结构”[6](P15)，进而统系《史记》相关篇章的撰写。吴教授所言《史记》中的“中国人”理论，使我们对司马迁的历史编纂学及其史观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其遣词造句之优美，描述人物之形象，述论史实之精妙。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是如何陈述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古今论之甚多。譬如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悉陈万历以前众家评析《史记》之观点，诸如《李斯列传》中对于李斯“谏逐客”，《史记评林》卷八十七李涂称司马迁“论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独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复议论”，“深得作文之法”[7](P631)。明人所言“作文之法”当是司马迁的撰史之法，这种表述相对笼统，缺乏理论概括。

但吴教授提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参彼己”的理论，通过对《史记》中有关商鞅、范雎、蔡泽、李斯记载的梳理，分析司马迁是如何以“参彼己”的手法来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同时又描述秦如何成为“中国”之一员[6](P62)。对于秦亡汉兴中的关键人物，陈涉、项羽、刘邦、韩信等，作者均从司马迁如何灵活运用“参彼己”手法来描绘正反两面的历史人物、陈述历史事件，进而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司马迁撰史之特点——司马迁本人的史论观点由“无名氏”背后传达，即司马迁本人在正反(彼己)之间。

对于《史记》中“太史公曰”，学界论之甚多，主要论及“太史公曰”的表现手法 ，“太史公曰”的功能(史学性与文学性) 。吴教授依据“太史公曰”中感叹词语，通过梳理两百余个例子，提出“太史公曰”中“感叹评语”这一文学表现方法与其在历史上的意义，这是学界以前所未使用的理论概括。吴教授据《史记》原文将有牵引词的感叹评语细分为九类，没有牵引词的呼唤性感叹评语细分为四类，逐一予以征引论析。在分类征引、论析的基础上，又对这些感叹评语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结其特点有二：“第一点探讨关于对人物的评论又可分针对人的内质以及用人问题两方面”，“第二点是反映有关荣辱与死之问题的议论，此点反映太史公内心的世界最为深刻”。因此，吴教授指出《史记》中赞论以“太史公曰”之主观论断与卷论以“参彼己”之客观叙述相得益彰，颇有道理[6](P124)。

第二，宏观视角，微观分析。

学术研究中要用宏观的角度来探究相关问题，就易于避免断章取义的危险。吴教授在著作中亦言“对司马迁民族思想的研究是不能只阅读特定的某篇，而是需要横跨所有有关的篇章，才能避免误解”[6](P54)。其有关《史记》中的“中国人”、“参彼己”、“感叹评语”等问题的探讨，都是以宏观视野把握《史记》全篇，然后从微观角度予以层层辨析。以《史记》中《将相名臣年表》为例，“古今学者认为它是伪作”[6](P129)，吴教授从《史记》五种体例的安排及十表所处的位置，进而指出《将相名臣年表》的特点，指出“《将相名臣年表》又是表又是书，双重合宜，因此它在《史记》中固有的位置是再合适不过了”[6](P127)。通过宏观分析，给予《将相名臣年表》以新的定义。然后从微观角度，辨析《将相名臣年表》之真伪、作者等，指出《将相名臣年表》前半部分系司马迁所作[6](P128～140)。

吴教授对《将相名臣年表》结构特色的分析非常细致，从中可以看到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地位与权力的变化[6](P140～143)。对《将相功臣年表》倒文现象的分析亦如此，其把握的节点就是司马迁的撰述原则，以其人是否具有实权、巨大功勋或影响力为标准[6](P149～159)。最后，作者论道“经由分经、纬栏，交织着倒文与提栏的手法，表十很有系统地勾画了西汉政府187年间政府最高的三个职位的嬗替、权力的转移，和西汉行政制度复杂的变化，使之很清晰地全面展现在读者面前”[6](P165)。作者从宏观角度论析司马迁对《将相名臣年表》的设计和目的，以及两汉中央权力是如何变迁的，从宏观视野中把握整个表，进而从微观层面予以细致分析，发探其特点，其所得结论令人信服。

第三，梳理史料，考证辨析。

傅斯年曾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史学即史料学[8](P3)。史学研究也只有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功夫上，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吴教授为考察“太史公曰”词句后主语“余”和“吾”的用法，详细梳理《史记》中相关史料，指出司马迁“太史公曰”中有关“余”、“吾”的用法有五大类，即“行动词类、感观/反应动词类、读(书)动词类、写作动词类以及感受/感叹动词类”[6](P172)。当“吾”和行动词连在一起使用时与抒发史论有关，而“余”和行动词连在一起主要是在陈述历史事实[6](P177)。由此得出，当司马迁用“余”时是其史家身份的体现，当用“吾”时则是其史评家角色的展现[6](P204)。吴教授在论析《史记》“太史公曰”中感叹评语时，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有致疑词或其它词类牵引的感叹评语，其二是没有牵引词可以独立存在的呼唤性感叹评语。逐一列举，并进行译注[6](P210～260)。归结出司马迁这些感叹评语的重点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探讨关于对人物的评论，即对人的内质以及用人问题的评论；其二是关涉对有关忍辱与死之间问题的议论[6](P264)。善于梳理史料，归纳提炼，是作者著文的一大特色，亦是作者史识之体现。

史料解读，一字之差，其义谬之千里，吴教授在研读《史记》时，非常重视对相关关键字词的辨析。对于《史记》卷五“诸侯卑秦”中的“卑”，西方学者多释为“歧视”；《史记》卷五“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学者一般认为“遇”指“对待”。作者经过细致分析，认为“卑”是“凌驾于上”，“遇”同于“御”，是指防御[6](P27)。这样的解释使诸侯国为何防御秦像防御夷狄一样的原因得到更好的理解。《史记》卷十五“今秦杂戎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吴教授认为“杂”应解释为“含有，接受”，“暴戾”应为“乱、违，或者不忠”[6](P28)。使藩臣争霸僣位的真相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一字之辨析，颇有助于了解相关历史之真相。

其四，原情论势，善于比较。

对于《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与提栏，吴教授在分析其功用时指出“司马迁在他所处的简牍时代，做此表之前考虑了如何提供历史消息，同时又考虑如何写注脚，并且也考虑将注脚放在何处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又不会使读者感到迷惑等问题”[6](P146)。因此，“《将相名臣年表》中之倒文与提栏的发明是司马迁身为史家、编纂者、图书管理者的学识与经验之综合成果”[6](P146)。此论颇有道理，对于《史记》体例之规范，司马迁在排篇布局中，势必会预先规划好自己的写作蓝图。

班马异同，亦是“史记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宋人倪思《班马异同》、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可见一斑。但吴教授以《汉书》“赞曰”与《史记》“太史公曰”的感叹评语为切入点来论析班马之异同，却是别出心裁，另辟蹊径。诸如对《史记》、《汉书》中重复或内容相近篇章的感叹评语、对《史记》、《汉书》中十个类传的感叹评语进行比较分析，悉列其感叹评语的内容并予以解析[6](P287～356)。可以说真正体现太史公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表现手法，读者通过这些感叹评语的异同比较及作者的解析，对班马异同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再如通过对《史记》、《汉书》十个类传中感叹评语的比较，其结论为“班固偏重叙述制度之沿革，而与制度有关人物之功劳与事迹为次要”，而“司马迁注重塑造建立与发展这些制度之人物的人品、个性、学术以及阐扬他们对这些制度的贡献”[6](P356)。此观点颇有道理，因时代之不同，司马迁所处之时代，是各种制度在逐渐创立中，而班固所处的东汉已经可以了解西汉一代制度之变迁。且两者的撰述旨趣不同。

第五，征信存疑，解析增彩。

吴教授在论述相关问题时，非常注重学界的相关观点，做到信者征之，疑者辨之。在论析《史记》中“中国人”的定义时，充分征引学界相关成果，诸如迈克娄一、汪高鑫、杨燕起、余英时、陈其泰、潘友礼诸先生的成果，并予以辨析之[6](P5-7)。在论析司马迁如何把周族诸侯国纳入“中国人”时，参考了李学勤、王彩梅、马长寿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6](P18-22)。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则存疑之。《史记·李斯列传》中秦始皇让李斯评议淳于越的废除分封制的观点时，却转而出现有关焚书之事。作者认为这种“两不相关之事，恐怕是后人编印时犯的错误”[6](P77)。对于《史记》中“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之后，没有记载陈胜为何变心性及其是如何死的，作者提出疑问，“此处有可能缺漏一两段，也有可能两卷的这部分是出自不同人手笔”[6](P86)。对于《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关田广明、田顺自杀及赵充国被夺将军印的倒书现象，作者指出“这可能是表十后半部作者或填补的后人之误笔”，对于三者有功于西汉与匈奴长久和平的大事，“不知表十为何缺载，而专注三位将军的处罚，且倒书提栏”[6](P155)。

另外，第六章“解析”部分，可以说作者是从细微分析处，归结汉代历史的特点，非常有助于读者了解“太史公曰”感叹评语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对于《汉书·韦贤传》，通过分析“赞曰”中的感叹评语，作者指出“此传告诉我们儒学修养是西汉后期宰相人选的必备条件”[6](P368)。指出了西汉后期宰相制度变化的特点。对于《汉书·魏相丙吉传》中“近观汉相……岂虚乎哉！”作者将分散于卷66、卷71、卷73、卷74、卷81、卷82、卷83、卷84、卷86等各卷中的丞相悉数列出，进行细致分析，其所得结论自然令人信服[6](P369)再如，对《汉书·宣元六王传》，作者解析是“记载西汉末期元、成、哀、平帝之间的皇位继承之曲折过程”，“此传揭发帝王家族内部的权力倾轧到了很细节的部分，也反映班固针对诸侯王职责地位的看法，认为诸侯不能觊觎皇权”[6](P373)。

总之，《<史记>论析六章》一书，以梳理《史记》中的相关文献为基础，建构了《史记》中的“中国人”、“参彼己”、“感叹评语”等理论，对《将相名臣年表》、“太史公曰”等予以充分论析。不仅有宏观的理论建构，亦有细致入微的史料辨析，实属“史记学”研究中之佳作，开辟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恰如杨燕起先生在《<史记>论析六章·序》中所言，该著“是一部具有独特学术风格的学术著作，其诱人的理论思考，颇富创意的探索，严谨细密的论析，以及广博深刻的见解，读后会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使人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很值得向史学界推荐。

[1] 王子今.秦汉史研究理论认识散谈[J].史学月刊,2011,(5).

[2] Views from Within; Views from Beyond. Approaches to the Shiji as an Early Work of Historiography. Edited by Hans van Ess, Olga Lomová und Dorothee Schaab-Hanke, Wiesbaden 2015.

[3]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Ssu-ma Ch’ien. Edited by Willam Nienhauser. Vol. 1-10(尚未出版齐全).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2016.

[4] 吴淑惠.谈《史记》中的中国人——兼驳近年来西方学者有关司马迁民族观的论述(上)[J].史学理论与中学史学刊，2012.

[5] 汪高鑫.《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J].史学理论研究,2008,(3).

[6] 吴淑惠.《史记》论析六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7] 凌稚隆.史记评林[M].(第五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8]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016-08-25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时代史学批评研究”(12YJC7700790)阶段性成果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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