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姚德健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姚德健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历史上佛道二教不断发展的同时都主动向世俗封建政权靠拢，衍至唐代二教都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的兴盛与唐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借助统治者们的扶植与尊崇、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唐代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佛道二教的发展为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舆论影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认清这一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宗教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了解唐朝社会的发展过程。

唐代;佛教;道教;政治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同朝代佛道的兴衰，可以说都和当时的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佛道的发展演变也对政治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要研究唐代佛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搞清楚佛道在唐代的发展状况，还要梳理清楚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状况，从中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唐代佛教和道教发展的背景

(一)统治者的支持

隋朝佛道二教都有所发展，这与隋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离不开的。隋文帝杨坚即位以后，并不是推行北周武帝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而是采取恢复和扶植佛教的政策，他有一道诏书就公开宣称“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1]160。他崇佛的活动主要为五个方面：寺塔的广泛建设，度大量的僧人，组织写大量的佛经，广泛结交僧侣，大量作佛事。隋炀帝大力发展佛教的同时，也尊礼道教徒。衍至唐代，皇帝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佛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唐玄宗过分尊崇道教，严格实行先道后佛政策，武宗李炎反佛，武则天崇佛，奉行先佛后道政策，其实他们在处理佛道二教的关系上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而选择，基本上对佛道二教事业的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唐朝的统治者对佛教发展的支持可以从他们对佛家事业发展关心程度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信奉道教的，他对佛教并不迷信，出于政治的需要，在旧战场上建立一些寺庙，选择度僧来为双方战死的亡灵超度，还把自己的通义宫用来作为尼寺庙。为了表达自己对佛家有诚意，自称是“菩萨皇帝”。“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还体现在统治者对于佛经翻译以及介绍的支持，唐太宗时还专门新建慈恩寺作为翻译佛经的场所。”[2]武则天曾召集一些人并亲自参与翻译《华严经》，为之作序。同时，唐朝的统治者们对道教事业也很支持，如唐高宗时下令文武百官都要学习《老子》，还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老子》，大量建造道观，加强道教的理论建设。“唐玄宗由于痴迷道教，以至于在崇玄馆设置玄学博士，诸州设玄学士，每年依明经例考试，名为‘道举’。”[3]唐玄宗在位时还修了不少道观，以四子所著书为真经，创立太清宫朝圣制度，下令修道造寺等。这些措施为唐代佛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支持

佛道二教本是宗教，而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是要靠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的。唐朝的建立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唐初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可谓社会稳定。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寺院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唐初对土地实行的政策是均田制，国家也规定和尚、道士各有一份，《唐会典·卷三》上说：“凡道士给田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4]一些大的寺庙也被统治者恩宠，如西明寺、慈恩寺“除了得到口分田地外，还赏赐给他们田庄，他们全部供应都由国家提供”[4]。寺院不仅有了土地、劳动力，还享有一些特权，如不服徭役、兵役，不纳赋税等，这样佛教徒就可以安心传教了。对于道教，唐初的经济繁荣发展，统治者又崇道，经济上给予支持，道教的著作得以传诵，道观不断建造。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加上唐玄宗崇道，道观增设不少，道教人数也是很可观的。

二、唐代佛教和道教发展的表现

(一)佛道二教的兴衰

在唐代，佛教的势力发展很快，全国的寺庙和僧侣数量也有一定的规模。史书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2]，说明唐朝当时是很支持造寺的，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又如“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意崇环丽，大则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2]。唐代寺院数目大体在四五千之数，有关史料中也有记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就有记载公元648年，寺院有3716个；在《法苑珠林》卷一百中记有公元650年到公元683年间有寺院4000所；在《唐会要·卷四十九》中记有公元842年到公元845年间有寺院4600个。历史上有四位皇帝灭佛，唐武宗李炎就是其中一个，公元845年搞了一次毁佛运动，因为这一年是会昌五年，所以又称“会昌法难”。在这次灭佛运动中摧毁了大量的佛寺，让许多僧人世俗化。“天下超过4600的庙被拆除余，和尚260 500人，这些还俗的僧人要收两税，超过4万的寺庙被捣毁，没收千万顷肥沃的田地，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2]可以说这次运动对佛教来说几乎是一次摧毁性的行为。

相比佛教寺院，道教的宫观也有所发展，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以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道观和大规模招纳道教徒，也是道教影响增强的体现。唐朝初年，高祖信奉道教，高祖登基，于武德二年(619年)五月下令修建老君殿、天尊堂及伊真人庙，让人们前来瞻仰。睿宗是信奉道教的，于景云二年(711年)用数百万的人力、财力在长安为西城、隆昌两位公主兴建金仙、玉真二观。王谠《唐语林·卷七》载：“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5]唐玄宗时建立的玄元皇帝庙不仅在两京地区的各州建立，绘制图像，而且有把高祖、太宗、中宗、睿宗四位皇帝的神位用来配合道教中每年进行的祭祀祈祷仪式，每年依道法斋醮。

(二)宗教学术的繁荣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还表现为宗教学术的高度繁荣，这是宗教兴旺的一种表现。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它的发展首先要依赖于对佛教典籍的翻译，唐以前佛典翻译工作没有断过，译经人员多是外来僧人担任。他们虽然对梵、汉语言精通，但是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是了解很少，所以他们翻译的经文对中国人来说还不是那么通俗易懂。唐代，随着统治者的重视和经济的发展，涌现出大批优秀的译经人才，佛典翻译事业发展迅速。如唐太宗很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介绍，还设立译场，组织人员翻译经典，在他执政时期优秀的翻译人才有很多，如玄奘、金刚智、不空等。“特别是玄奘贡献很大，共译出像《大般若经》《顺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解深密经》《俱舍论》等经论75部1335卷，且经义准确，文辞优美。”[1]168武则天时也曾亲自组织人员翻译佛经，菩提流志译出的《大宝积经》120卷深受武则天赏识。

佛教发展的显著标志是陆续建立起来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各宗派为了树立自宗的宗义，都确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对作为佛教基本观念的‘佛性论’‘缘起论’”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6]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使佛教的信奉者们在创立宗派时各自持有自己的依据，创建各派有所差异。天台宗信奉的佛经主要是《法华经》，宣扬由心而生，它提出的理论有止观论、三谛圆融论、无情有性说等；禅宗主张人们要想成佛，不必背诵经文学习繁琐，也不需要长期的实践，只要寻求他们的心，便可以顿悟成佛。各派的判教方式和理论学说的流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壮大。

道教的教主是老子，李唐王朝崇道，自认为李耳的后代。唐代十分重视对《老子》的研究。高宗时就下令王公贵族以下的人们都要学习《老子》。唐玄宗还御注《道德经》，建“崇玄学”，实行“道举”，并于天宝元年下诏书：“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7]此推动了对《老子》和道家的研究。“根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的记载，历代注解《道德经》的有六十余家，其中一半为唐人。”[6]

唐代道教的符箓制度和斋醮仪式更加健全和系统化。符箓是道士法师辅正驱邪、治病救人、助国禳灾的主要手段，唐代很多人有受符箓的。斋醮作为一种祭祷仪式，早期形式简单、粗陋，后来逐渐规范化、礼仪化，形成一套完整的仪式。唐朝规定斋有七名，即“金箓大斋、黄箓斋、明真斋、三元斋、八戒斋、涂炭斋、自然斋”[8]。随着它们的盛行，专门研究它们的书籍出现了，有张万福的《三洞法服科戒文》、朱法满的《要修科仪戒律抄》等。唐代炼丹术是最繁荣的，经文保存非常丰富，炼金术的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唐代佛道与政治的关系

(一)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

唐代统治者除武宗外，多崇尚佛道宗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佛教和道教加以利用，唐初崇道的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唐高祖李渊利用道家制造政治舆论，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良好效果。早在他起兵反隋前，一些道教徒如歧晖、王远知等，就对外宣传以密告符命的形式或用预言的形式来说明李渊应该建立新王朝，还以太上老君之口传言李渊应该接受天命。在唐高祖后来起兵过程中有不少道士投军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效力，道教当时得到了尊崇。唐朝建立之初需要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出发寻找支持，唐高祖李渊因为道教始祖姓李，为了提高唐宗室的社会地位，神化自己的统治，就认道教教主李耳为祖先，利用老子降显的神话，标榜唐宗室为神仙老子的后人。他给老子加封号，建立道观，谒祠礼拜。武德七年，高祖还亲自到楼观去拜谒老子祠，给予道士、女冠优礼的待遇，提高道教在三教中的地位，确定了尊奉道教这样一个国策。唐高祖也是信仰佛教的，在隋炀帝大业初年的时候，他的儿子李世民生病，唐高祖为儿子祈福造像，当了皇帝后又建了很多寺庙和佛像，还设斋行道。由于太史令傅奕一再的反佛，并引起儒释论争，才实行尊儒政策。

唐太宗对佛道二教的利用更加明确，他在与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就充分利用道士来制造政治舆论，为其以后称帝做铺垫。李世民曾和房玄龄私下拜访道士王远知，探究未来，王远知迎合他，说他能做个使天下太平的天子，应好好珍惜的话。道士薛颐还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9]5089唐太宗出于当时自身统治情况，实行先道后佛政策，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但他也不是绝对地抑佛，他对佛教是整顿和利用。如在旧战场建立一些寺庙，选择度僧来为双方战死的亡灵超度，为报他母后的恩情，为其造鸿福寺，他还重视对佛经的翻译等等。他对道教的发展还给予严格的管理，对宫观的修建，度道士、女冠都有严格控制。他崇尚的是文治，曾对侍臣说：“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必死，不可暂失耳。”[10]武则天出于以周代唐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对佛教是大力扶持的。她在唐高宗时期信奉道教，积极参与崇道活动以谋取政治利益。高宗去世后她逐渐独揽政权，想当皇帝，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尊女卑，阳贵阴贱，而道教中老子姓李，她不姓李，道教不能为她执政提供合理依据，而佛教典籍的一些预测可以使武氏政权存在具有合法性、神圣化。为了得到僧徒的大力效劳，她废弃玄元皇帝庙的称号，仍称为老君，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规定先佛后道。

唐玄宗奉行的崇道抑佛政策十分明显，他想继续通过尊奉老子来神化李唐王朝，抬高皇族地位，还想消除武则天时期崇佛带来的政治影响。他给老子封爵加号，优待道士、女冠。具体表现有：进一步提高玄元皇帝的声望，追加老子“大圣祖”等尊号，把一些地方的玄元皇帝庙改名字，像太清宫、紫微宫等都是后来改的。唐玄宗在国家政策中还实行健全道教的管理制度，他下令停崇玄署，改为崇玄馆，并在其内置玄学博士，设道举，修《道藏》等。唐玄宗十分推崇《老子》中的一些思想，想利用《老子》中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之策，尊《老子》为《道德真经》，把一些道家人物如庄子、列子等都尊称为“真人”，他们的著作尊称为“真经”，还被纳入道教的范畴里。后期唐玄宗崇道更多的是要满足他祈求长生不老的欲望，因为他统治前期出现开元盛世局面，国泰民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出现较大发展，看到这种局面，他觉得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对道教的神仙方术感兴趣，给予支持。唐玄宗早年对神仙方术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曾对侍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不归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后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无既验，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9]6000但是后来他为了企求长生就信奉道教中的神仙方术，他在祈求“圣寿无疆”的同时也祈求“天下太平”“国祚延长”。他的崇老活动和宣扬福瑞出现也具有神化唐朝的政治目的。他在崇道的同时也抑制佛教，实施一系列限制佛教的措施，如禁止佛教徒敛财，检括伪滥僧尼等，“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佛教，对佛教也是有所包容的。”[11]148

在唐武宗时，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掀起崇道的浪潮。由于之前佛教势力急剧发展膨胀，在经济上佛教的寺院经济过度发展损害到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经济上的利益，再加国家政治腐败，战乱不断，国力下降，到唐武宗时就大肆灭佛。他下令拆毁寺庙4.5万余所，勒令还俗僧尼26万余人，解除女婢15万余人，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使佛教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唐武宗崇道的表现有：命令道士修道场，亲受法箓，还修建奢丽的建筑追求长生不老之道。唐末时，他还想通过崇道来挽救唐王朝。

(二)佛道借助政治发展自己

唐代佛道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不仅体现在唐朝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的主动扶植和积极利用，也表现在佛教和道教徒借助政治这股强大力量来树立权威，积极寻求世俗王权的支持。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156，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表现特别明显。

历史上有佛教和道教的先行者积极利用国家权力保护和发展佛道二教。隋唐王朝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来的南北分裂的局面，佛道二教中有满足新王朝发展的需要，对于佛道二教来说不仅自身要不断发展，而且要得到唐政权的支持。主要表现有：

第一，佛道二教通过影响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使其支持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唐高祖李渊是信仰佛教的，但是其早年起兵反隋时道教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如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后道士岐晖喜出望外，因为之前他说隋朝将要改朝换代，由老子的子孙来管理国家，他就改名岐平定并尽以观中资粮给李渊女平阳公主之军，发道士八十人到蒲关迎接李渊军队，认定将要治世的老君子孙就是李渊，之后又有不少道士用道家思想支持李渊。“李渊对道士们的攀亲与‘告符命’心领神会,不仅肆意标榜自己名应图徽,而且还有意识地和道士们一起编造道教图谧,为夺权大造政治舆论。”[12]李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信道，出于政治的需要更加崇道。王远知是道教中茅山宗的著名宗师，对茅山宗派在唐朝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仅道法研究很好，而且热衷于政治，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唐高祖李渊未发迹时，他密告符命，唐太宗李世民尚未登基，他又预言当作“太平天子”，他受到了统治者的宠信，茅山宗派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常以官方的形式组织大规模的讲佛道二经以及佛道二事的活动，在社会中宗教氛围浓厚；在道教崇拜、佛教崇拜时期，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十分推崇二教。不同时期，因为当政者与和尚、道士的交往密切，二教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如唐太宗早年信奉道教，晚年受佛学大师玄奘的影响，回心向佛。尤其是武则天，她和许多高僧如神秀，慧能等往来，向他们学习交流，增加自己信佛的虔诚度，她还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佛教。

第二，通过佛道教人士的上书、上表来影响政治决策，并让僧人、道士直接为官来影响政治生活。信仰道教的高宗皇帝，公元622年四月下令让僧人回家致敬父母，威秀等和尚率领两百多人到蓬莱宫上表抗议致敬这件事，高宗和众臣商议之后，下诏停止致敬，可见这次因僧人上书改变皇帝颁布的诏令，正是佛教力量直接作用于政治决策的体现。因为武则天夺取权力有和尚的帮助，当武则天成功时也没有忘记他们。据《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记载，“武则天此年四月改大周，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并下诏：“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歌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总度僧千人，及则天革命称周，乃封怀义、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撒裟银龟袋。”[13]开始僧人封爵的先例。

结 语

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相互的，佛道二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借助政治来发展自己，依靠政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通过政治来获得统治者们的扶持和推崇，从而在唐代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扩大了二者的社会影响。而唐代的统治者们也积极利用佛道二教的舆论影响巩固其自己的统治基础，为其服务。无论是唐初李渊利用道家制造政治舆论，唐太宗对佛道二教的充分利用，还是到武则天出于以周代唐政治目的，对佛教大力扶持，唐玄宗奉行的崇道抑佛政策来提高自己的皇族统治地位，佛道二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满足了统治者们各自的治国需要。这种关系对整个唐朝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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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83.

(编校：王旭东)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Tang Dynasty

YAO De-j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Buddhism and Taoism actively get close to secular feudal regime in the history, an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y have fully developed. The rise of the two religions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ulers’ support, worship,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good academic environment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ao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used Buddhism to serve for its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aoism made rulers control public opinion and strengthened their regime. Recognizing this relationship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more deeply from the view of religio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m; Taoism; political relationship

2016-09-30

姚德健(1990-)，男，安徽合肥人，淮北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K242;B949.2

A

2096-3122(2016)06-0045-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