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但小玲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昆明 650500)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但小玲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昆明 650500)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唐代;铜雀台诗;悲怨文化;文化内涵

随着文学与地理学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地理为研究基点的文学研究逐渐深入。铜雀台作为一处著名的文化地理景点，历史上文人们为它留下了诸多笔墨：铜雀台诗。这些以铜雀台为主要对象的诗歌创作得到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并有了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铜雀台的文化价值，突出铜雀台的修建与曹魏政治的关系，主要有潘泠的博士论文《汉唐间南北诗人对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以〈乐府诗集〉为中心》①参见潘泠《汉唐间南北诗人对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以〈乐府诗集〉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魏宏灿、张兰的《论铜雀台的文化价值》②参见魏宏灿、张兰《论铜雀台的文化价值》，载《皖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1-134页。，刘术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雀文化》③参见刘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雀文化》，载《天中学刊》2016年第2期，第127-131页。，胡淑芳的《铜雀台与曹操——〈三国演义〉虚实论之三》④参见胡淑芳《铜雀台与曹操——〈三国演义〉虚实论之三》，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4-20页。等。二是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铜雀台诗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主要有毕士奎的《唐人咏铜雀台乐府诗异文校释》⑤参见毕士奎《唐人咏铜雀台乐府诗异文校释》，载《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0-123页。。三是铜雀台诗主题研究，这一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的铜雀台诗。吴学伶的《唐代铜雀台诗的双重回忆模式与宫怨主题》，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与唐代铜雀台诗的不同艺术风格和唐代铜雀台诗的宫怨主题；⑥参见吴学伶《唐代铜雀台诗的双重回忆模式与宫怨主题》，载《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105-107页。邓小军、马吉兆的《铜雀台诗“宫怨”主题的确立及其中晚唐新变》，主要论述了铜雀台“宫怨主题”由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铜雀台诗歌创作流变中的定型过程，同时论述了铜雀台诗诗歌意象、诗歌情感在中晚唐的新变，包括主题的新变，主要是从“宫怨主题”走向了“怀古主题”。⑦参见邓小军、马吉兆《铜雀台诗“宫怨”主题的确立及其中晚唐新变》，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第16-20页。

综上所述，学者对铜雀台诗的研究已涉及到内容、情感、主题等方面，但是并没有触及铜雀台本身悲怨文化内涵的研究。同时，铜雀台诗体现出的悲怨文化在唐代不仅有革新，还有继承。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铜雀台建立与铜雀台组诗的创作、铜雀台文化在唐代的继承与革新两个方面对唐乐府中的铜雀台诗歌的文化内涵作一探究。

一、铜雀台与铜雀台诗

“铜雀台”一名，现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在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十五年春……作铜雀台。”[1]“铜雀台在邺城，建安十五年筑。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置于楼颠，舒翼奋尾，势若飞动，因名为铜雀台。”[2]454由此可见，铜雀台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开始修建，至建安十七年春已建成，而且铜雀台的陈设富丽豪华，显示出建安时期曹氏的皇家气派。自铜雀台建成后，描写它的诗文便陆续出现，逐渐形成了一类诗歌主题。

据对郭茂倩《乐府诗集》和《全唐诗》查阅统计，铜雀台诗一共有33首，其中《乐府诗集》中有28首，6首为南朝所作，剩下的22首均为唐代。在曹魏时期，关于铜雀台的诗文多为写其本身华美的物质形态或将之作为歌颂魏武帝文治武功的物质载体，如曹丕《登台赋有序》、曹植《登台赋》等。而铜雀台真正为大多数文人所歌咏，却是在南北朝时期和唐代，这一时期铜雀台成为了悲怨文化的象征。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专门将它们归为一组歌辞名曰“铜雀台”，组歌中的《铜雀台》诗也题作《雀台怨》《铜雀妓》《雀台悲》。书中引《邺都故事》曰：“魏武帝遣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繐帐，朝晡上酒脯粻糒为之属。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2]454因此，铜雀台诗的本质就是帝王逝去，随从妾、歌妓陪陵的生活画面，这一基础决定了铜雀台诗悲感意蕴主题。

二、唐乐府中的铜雀台诗文化内涵

铜雀台及其历史事件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而出现在曹魏时期，而通过这一事件却确立了铜雀台自身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以传达女性悲情命运为主。从南朝至唐代，文人们用不同形式传递着铜雀台文化情感，尤其是在唐朝，铜雀台的文化内涵呈现出“通变”的文学发展过程。“通变”是刘勰关于文章创作论的重要观点之一。通，是继承；变，则是革新。而只有通变无方，才能酌于新声，饮不竭之源。铜雀台诗之所以还能在唐代有一席之地，就在于对铜雀台文化内涵的“通变”，唐人不仅继承了南朝时期“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的自怨自艾之叹，还有“仍令身殁后，尚足平生欲”的控诉革新之举。也正是在唐代文人继承与革新中，丰富了铜雀台的文化价值，实现了铜雀台文化情感的多样性。

(一)继承——“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

铜雀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在曹魏时期，其传达的悲感美学尤其明显。“以悲为美”的审美自先秦便已开始，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审美正式成为了文学审美之一。西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对“悲”专门做了一个解释，从中可以看出，“悲感美学”在魏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梁时期，各种文论著作大显其美，尤其是钟嵘《诗品》的问世。钟嵘在《诗品》中提到的“怨”，恰是对悲感审美艺术风格的一种标榜，如《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者诗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3]在上述论述中，可以明确见出钟嵘的两种观点：第一，作家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不仅可以影响诗人创作，社会环境也影响诗人创作。第二，钟嵘强调了“怨”的美学内涵。“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等都是在抒其悲哀。简言之，在钟嵘看来，含有“怨”的诗文题材是最能够打动人心、感荡性灵。而铜雀台诗拥有明显的悲怨美学风格，成为南朝至唐代文人相继书写的重要悲怨题材。铜雀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最初的文化功能仅仅是为了彰显“天功”“家愿”。只是在曹操逝去后，铜雀台又成了安置皇室内部被淘汰的妃、妾和伎的场所。基于这样的一群特殊群体，“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也”[2]454，因此铜雀台的文化内涵则由最初歌功颂德演变成了深宫悲怨，因而以铜雀台为文化内涵的乐府创作也是充满了“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的深宫悲怨之情。

在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悲怨文化主要从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两个方面组合成了一个完整诗歌意境。首先是悲怨意象选择。基于铜雀台在曹操去逝后的基本用途，铜雀台本身就是一个悲怨意象。围绕着铜雀台，文人们又延伸着许多意象，在铜雀台诗中多出现“西陵”“空城”“清秋”“空殿”等一系列清冷意象。尤其是多次使用“西陵”，陵墓的字面含义就是生者对逝者寄托哀思的场地，因此更容易引起人的感伤情绪，如“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2]455(刘长卿《铜雀台》)、“西陵啧啧悲宿鸟，空殿沈沈闭青苔”[2]456(张氏琰《铜雀台》)、“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2]458(王勃《铜雀妓》)等。这些乐府诗中，文人并没有去仔细描摹铜雀台中女性的生活状态，而是将意象与女性生活及内心情感相互融合，以表现铜雀台女性生活和内心的悲苦。

其次是悲怨语言词汇的选择。含有悲感意蕴的词汇在铜雀台诗歌中多常见，如较为含蓄性词汇有“寂寞”“憔悴”“凄怆”等，这些悲怨意蕴的词汇在唐代诗歌中较为多见，反映了唐代文人情感抒发的含蓄性。又如“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2]456(罗隐《铜雀台》)、“惆怅繐帷前，歌声苦於苦”[2]459(欧阳詹《铜雀妓》)、“西陵日欲暮，是妾断肠时”[2]460(朱放《铜雀妓》)等，在这些诗歌中，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蕴词汇融入诗歌，传达出以铜雀台为本事的悲怨文化内涵。

由此可见，唐代文人通过对悲怨意蕴的意象选择和词汇运用，使得这些意象也变成了铜雀台悲情文化符号，构成了铜雀台诗整体诗歌意境。王国维先生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4]唐代文人在铜雀台诗歌中既有直白的吐露，又技巧性的将情感融入悲怨意象和悲怨语言中，进一步将客观景物与内在情感相融合，打破了南朝时期简单意象堆砌的呆板模式，从而开拓了唐乐府铜雀台诗的悲怨意蕴。

总之，唐代文人虽然在诗歌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上有所创新，但还是“用新瓶装旧酒”，一部分诗人沿着南朝铜雀台宫怨的文化主题继续探索。在这些铜雀台乐府诗歌中，诗人们为歌妓们唱出了人生无奈的悲歌，延续了南朝悲怨的传统，唯一不同的是悲叹的情绪更为深重。如罗隐《铜雀台》：“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赠。之合当年伴君死，免叫憔悴望西陵。”[2]456前两句直接描写女子愁苦的精神状态，后两句则以女子的口吻悲叹当年如果与先王同死，就没有现在独自望着西陵哀伤自悼。这首诗有对自身命运的悲叹，也有追念先王的情思。在这些铜雀台组诗中，诗人们只是单纯的渲染了铜雀台诗的悲怨内涵，并没有实质性地去触摸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的深层原因，这为其他文人在铜雀台文化内涵的革新留下了空白。

(二)革新——“仍令身殁后，尚足平生欲”

唐代诗人创作的大部分铜雀台乐府诗，其铜雀台文化仍然延续了南朝时期宫怨文化内涵。但在一部分诗人的创作中，铜雀台诗出现了革新的趋势，那就是除了有“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的自怨自艾，唐代文人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批判精神去重新审视铜雀台文化。

铜雀台的功能在曹操去逝之后便成了歌妓、皇室内部被淘汰的妃、妾的安居之处，因此铜雀台实际上成为帝王陵园的一部分。自曹魏起，人们对曹操铜雀台遗制的评价各异，如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评价道：“魏武阴贼险狠，盗有神器，实窃英雄之名，而临死之日，乃遗令诸子，不忘于葬骨之地，又使伎人着铜雀台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谓愚矣。”[5]可见铜雀台遗制在后人心中是持批评的态度。而唐代实行的奉陵宫人制度与曹操的铜雀台遗制本质是一样的。据《资治通鉴》载：“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6]在《旧唐书》中也记载了嫔妃为帝王守陵的情况，如《后妃下·德宗韦贤妃传》载：“性敏惠，言无苟容，动必由礼，德宗深重之，六宫师其德行。及德宗崩，请於崇陵终丧纪，因侍于寝园。元和四年薨。”[7]可见唐代将前朝的无子宫人或者已逝先王的遗妃送入陵园，每天按照皇帝生前的模式生活，这已成为一种宫廷制度。这些被送入陵园的女性与曹魏时期铜雀台歌妓、嫔妃的生活处境无差别，所谓“种种社会情形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8]。因此，唐代出现了一系列批判奉陵宫人制度的诗作，如白居易《陵园妾》、韩愈《丰陵行》、杜牧《奉陵宫人》等。在这些诗歌中，表达了诗人对唐宫中奉陵宫人的同情和对君王的讽刺批判。而这一时期创作的铜雀台乐府诗，是最能体现唐代奉陵宫人与南朝时期铜雀台女性命运的一致性，揭示出唐代奉陵宫人的悲剧命运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双重悲剧性质。

由此可见，唐代的奉陵宫人与铜雀台女性的命运是大同小异，而奉陵宫人和铜雀台歌妓的命运与一般宫中女子失宠被冷落的宫怨之情是大不相同，她们在君王去逝后仍要强做欢歌侍奉先王，其失落与痛苦是真正的绝望无力。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唐代文人铜雀台乐府诗不囿于传统悲怨模式，而是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铜雀台文化。如刘商《铜雀妓》：“魏主矜蛾眉，美人美于玉。高台无昼夜，歌舞竟未足。盛色如转圜，夕阳落深谷。仍令身殁后，尚足平生欲。红粉横泪痕，调弦空向屋。举头君不在，唯见西陵木。”[2]459在这首诗中，前四句间接点明了魏武帝与铜雀台歌妓的历史事实。“盛色如转圜，夕阳落深谷”则描写了世间万事万物总有结束的时候，这里也是指魏武帝的逝去。而接下来的一句“仍令身殁后，尚足平生欲”却一反前文叙事模式，而是用批判的语气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造成铜雀台女性悲剧的罪魁祸首——君王。再诸如王无竞《铜雀台》：“妾怨在朝露，君恩岂中薄。高台奏曲终，曲终泪横落。”[2]455乔知之《铜雀妓》：“金阁惜分香，铅华不重妆。空余歌舞地，犹是为君王。哀弦调已绝，艳曲不须长。共看西陵暮，秋烟生白杨。”[2]458袁晖《铜雀妓》：“君爱本相饶，从来事舞腰。那堪攀玉座，肠断望陵朝。怨著情无主，哀凝曲不调。况临松日暮，悲吹坐萧萧。”[2]459

从这些诗歌可以发现，唐人在革新铜雀台文化之时，使用了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形式，即唐代铜雀台诗一改南朝铜雀台组诗将对象具体化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以“君”“妾”为代称代言体的形式，这种变化在唐人其他宫怨诗歌中也比较突出，如李商隐《宫辞》、王昌龄《西宫秋怨》等。采用“君”“妾”代言体的形式，赋予了唐人以旁观者的视角去重新冷峻打量历史，揭示造成铜雀妓、奉陵宫人悲剧的原因。唐代奉陵宫人就是铜雀台女性的后续，因君王的一世喜好决定了她们一生的命运，她们的一生便困于冰冷的陵园。所以邓小军、马吉兆说：“在宫怨诗数量繁多的唐朝，唐人在现实面前的有感而发、有为之做，是注定了与南朝诗人的幽情雅致不同的，在唐人笔下，铜雀妓的悲伤中有了浓厚的怨怼之气。”[9]这种“怨怼之气”就是唐人赋予女性自主意识在文学上的发声和对奉陵宫人制度的谴责。

结 语

铜雀台的建立和当时文人在其中的诗乐活动，在我国乐府和五言诗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木斋所言，“抒情五言诗是建安十六年政治思想(曹操求贤令颁布)、音乐歌唱(铜雀台清商乐兴起)、乐府歌诗三大领域革命性转型的结果”[10]。唐代乐府诗人对铜雀台悲怨文化的母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赋予了铜雀台新的文化内涵。当我们今天再看铜雀台时，我们不仅能看到铜雀台留下的历史遗迹，还能体味到被类似于铜雀台禁锢一生的深宫女性的无奈与悲哀。亦如宇文所安所说：“自然场景同典籍书本一样，对于回忆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只有依靠它们，才有可能重温故事、重游旧地，重睹故人。”[11]铜雀台历经千年，文人们的笔墨为它保留了更为厚重的人文回忆。

[1][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3.

[5][宋]葛立方.韵语阳秋[M].影印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262.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8068.

[7][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94.

[8]朱桦,匡梅普.司空图《诗品·悲慨》文本意义的二重阐释[J].琼州学院学报,2014(1):70-75.

[9]邓小军,马吉兆.铜雀台诗“宫怨”主题的确立及其中晚唐新变[J].北方论丛,2009(4):16-20.

[10]木斋.文学史写作与个案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5(1):25-26.

[11][美]宇文所安.追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4:33.

(编校：李一鸣)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ongquetai Poems in Yuefu of Tang

DAN Xiao-ling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Tongquetai poem in Yuefu of Tang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theme of the poems of resentfulness in palace. The literati skillfully used the images and words of resentfulness and formed a typical theme of grief and resentment culture in palace. Tongquetai poem constantly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 Tang Dynasty. The literati’s creation of the Tongquetai poem in Tang Dynasty not only inherited but also exposed the causes of the culture of grief and resentment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even enrich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oems.

Tang Dynasty; Tongquetai poem; culture of grief and resentm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2016-10-11

但小玲(1991-)，女，四川荣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至南北朝文学。

I207.22

A

2096-3122(2016)06-0069-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