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高原情怀 振阳刚之气
——论杜光辉长篇小说《大高原》的审美价值

姚维荣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抒高原情怀 振阳刚之气
——论杜光辉长篇小说《大高原》的审美价值

姚维荣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大高原》叙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批北京老五届大学生被下放到青海黄河滩农场的生活状况。通过蒙丽莎、王学刚、李红梅、华艺等身世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与苟场长、邢老汉、石娃子、曹抗战等农工的交往，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交融，表现了大学生们学无所用的困惑与感情饥渴，歌颂了边疆汉子们的正直、豪爽、善良、厚道。作品既有大气、豪放、粗犷、宏阔的阳刚之美，又蕴含了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

杜光辉;《大高原》;艺术价值;人性

2016年盛夏之际，杜光辉先生的长篇小说新作《大高原》面世。打开书卷，大西北青藏高原的凉风便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读罢掩卷沉思，书中那一幅幅雄浑、壮阔的图景，一个个正直刚强、粗犷豪放的西北汉子，性格各异的男女大学生形象及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个特殊时期悲欢离合的命运纠葛，久久挥之不去。小说一扫这些年文坛流行的闲适委顿、家长里短的小家子气，抒高原情怀，振阳刚之气，令人耳目一新，如饮烈酒，余味无穷。

一

《大高原》吸引读者眼球的首要原因，是选材的出新和作者反思历史的胆识与勇气。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是作家以审美的方式，将自己感受、认知、思考了的社会生活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其选材和思想主旨必然体现出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真正的好小说，都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某种真知灼见，而不是简单地表达出一些人云亦云的公共话语。但是，说出自己的话，并不那么简单容易；尤其是当自己的某种见解、认识不合流俗，特别是不合主流政治观念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敢于把自己对生活、对历史的独特见解真实地表达出来，就是对一个作家胆识、人格力量的严峻考验。在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文学素养、才华相近的作家，其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准却大相径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的差异。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将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称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可谓切中肯綮。文学史上那些写出伟大作品，因此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的人，都具有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屈原赋《离骚》，司马迁写《史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拉克创作《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都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白鹿原》《红高粱》《生死疲劳》等小说的巨大成功，则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中典型的例子。杜光辉的《大高原》，在这方面同样显示了独特的历史观和非凡的胆识与勇气。

《大高原》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文革”期间。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尽管新时期文学复兴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已经对其危害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尽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已经作出了彻底否定的评价，但近些年来，仍有某些人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文革”多方辩解甚至扬幡招魂，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与巨大成就；奇怪的是，深度揭露批判“文革”的作品反而受到种种限制，甚至是压制，这也是不少作家回避重大题材，热衷于小资情调，以求政治上“保险”，名利双收的原因之一。但是，杜光辉却坚持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将笔触伸进这一敏感的领域，描写了二百多名本应在不同领域发挥所学知识，但却被抛到荒僻的黄河滩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学无所用的痛苦与限制男女接触、严禁谈情说爱的极度情感压抑。

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过：“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296杜光辉《大高原》对“文革”中大学生命运的揭示，就具有这方面的独到价值与意义。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迄今，知青文学及其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长写不断，常演不衰。因为那个荒废了一代人青春，扭曲、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特殊时代，的确是文艺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真可谓家国不幸诗人幸。

所谓“知青”，一般指中学毕业后插队当农民的群体。但是，在“文革”武斗大乱结束，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还有一个同样处在青春岁月，同样被颠覆了青春、扭曲了人生的群体——“老五届”大学生(即1961年至1965年考入高校的五年制、四年制、三年制大学生)们的特殊经历、命运却被作家艺术家们忽略了。这些人像老三届初高中学生一样，1966年夏，有的即将毕业，有的却进校不到一年，当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恶浪袭来时，无一例外地被卷进政治风暴中。有的如蒯大富、谭厚兰等所谓“学生领袖”，兴风作浪，横扫“四旧”。将昔日敬之畏之的书记校长、专家教授乃至开国元勋狠批猛斗，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时成为政治明星，风光无比；但转眼间风向一变，领袖巨人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于是他们立即从云端跌到平地，甚至身陷囹圄，一生命运从此改写。有的如邓朴方等受“走资派”父母株连，从昔日的“官二代”沦落为黑七类，不甘受辱，以死抗恶，落下终身残疾。绝大多数无论自觉还是被迫，都不得不投身其中，随波逐流。

大乱结束后，这些人怎么办？按照当时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体制，一个人考上大学，如无意外，就等于当上“国家干部”，端上铁饭碗。但六十年代末期国家体制打乱了，工厂未开工，学校未开学，把这些“国家干部”往哪里分，往哪里放？无奈之际，只好先让他们到边疆农场去“劳动锻炼”，然后再根据形势需要考虑其最终的定向。这无疑也像中学生们一样，被甩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前途命运未卜。杜光辉的《大高原》就将笔触伸进这个多年来被忽略的人群，叙写了一批北京各大学“老五届”被安置到西北黄河滩农场后遽然失落的命运转折，亦悲亦喜的生活境遇，有失有得的人生况味。

小说开始，就通过主人公蒙丽莎渴望爱情，而梦中情人变成的雄鹰却被一个猥琐卑鄙的男人用枪击落的梦境，暗示了她和这批大学生们的尴尬处境：他们“像古时候流放充军样发配到这里，贼配军的身份，像坠在四周都是峭壁的深渊，像陷进沼泽马上就要埋顶，除了头顶那点蓝天昭示着可望不可即的光明，谁不为人生的出路发愁？”[2]9而其他大学生们，为了不惹是非，连做梦都害怕说出真实的心里话，因为现在的人，最善于的就是伪装，谁都不知道谁肚子里怀的什么鬼胎。不会伪装，恐怕在这个社会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这些，一下把那个非人时代险恶的政治环境揭露无遗。紧接着，第二章就描写了大学生们遇到的另一种生死考验：一大群高原饿狼闻到生人的气息，向他们驻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若不是苟场长带领农工拼死抵抗，后果不堪设想。

《大高原》虽然是以黄河滩农场为典型环境，主要人物、事件都发生在那里，但通过“文革”开始被批判、流放到那儿的高僧、全国政协常委洛桑的命运，以及他恢复职务后去接他的省上领导的交谈，还有邢老汉与石娃子回陕西老家探亲的见闻，全面展示了那个“左”倾泛滥时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现状。省委刘副书记对洛桑说：“你比我还少一年，我在果洛的帐房里呆了六年半，有几回差点死过去；幸好抢救得及时，要不就活不到今天。跟我一块发配到果洛的一个姓徐的副省长，下去不到两年，感冒引发肺气肿，从发病到停止呼吸，不到二十分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熬到了今天，多少老干部都没熬到这时候，就含冤而死，真是死不瞑目！”[2]368邢老汉告诉曹抗战等农场职工说：“我和石娃子这次回老家，俺那地方的人一到二三月就没啥吃啦，还饿死人哩……咱们囚在黄河滩，外头的事情啥都不知道。现在农村都是人民公社，全村的人在一块干活，在一块分东西，干活都不出力气，分东西又拼命朝自己家里弄。地里的庄稼长得像秃子头上的毛，没有几根还是干枯拉渣的，地里打不下庄稼，甭说吃粮食，吃屎都没人给你巴。外头的社会闹得不得了，把多少好人都打成反革命了。一个屁放的不是地方和时候，人家就说是反动言论。我觉得这些年，上头的嘴就像鸡下过蛋的屁股眼，比人的眼皮眨得都快，张一下你就是地富反坏右，闭一下就给你平反，你就不是地富反坏右了，这话谁敢相信？”[2]265

小说以新颖奇特的构思，感情饱满又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领导、农工、学生、高僧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记述了那个岁月发生的永远不可复制的故事。描绘了高原雄浑的风貌：日出日落的壮观，雪山的白皑，天敌搏斗的残酷，黄河不息的奔流，赶着牦牛歌唱的藏族小伙。让读者观赏高原的生活、民俗、风情、地貌，得到震撼心灵的艺术享受。

在那个苍凉，空旷，天高皇帝远的农场，蒙丽莎、王学刚、李红梅、华艺等身世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们，经受了从繁华的首都到僻远的青藏高原巨大的环境反差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严酷考验与情感纠结。逐步融入其间，锻炼了体魄，学会了春种秋收，骑马打猎，并与饱经沧桑、诚朴厚道的邢老汉，单纯可爱、聪慧勇敢的石娃子，正直刚烈、嫉恶如仇的曹抗战，专制强横而又不乏善良的苟场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者以自己的如椽大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高原深夜里人狗与狼的残酷搏斗、小土屋里的手抓羊肉、炖牦牛蹄子、暴烈的烧酒和苦涩的砖茶、直冲云天的秦腔、笛子板胡的演奏、人吆狗撵兔的原始狩猎、兔子和鹰隼的搏斗、羊皮筏子在黄河激流中的挣扎、大学生们对爱情的焦渴、生理本能被压抑的痛苦、勇敢少年为救落水大学生奋不顾身的壮烈等。在那个社会政治生态仇视老干部，仇视知识分子，对大学生漠视、浪费的年代，西北农场的半原始生态却使他们得到了一个相对宽容的生存环境，躲过了内地“清队”“一打三反”等严酷的政治运动，实为祸兮福所倚。

二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格塑造上偏重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文明进程固然不乏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又容易使人养成胆小怯懦、明哲保身、畏缩不前的惰性。这种习性反映在文学上就是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多吟风弄月、闲情逸致；少黄钟大吕、金戈铁马，社会处于安定平稳时期尤其是这样。出生于贫寒农家的杜光辉，少年时期经历了黄土高原的粗犷博大，凝重浑厚，在同学的帮助下没有饿毙在那个饥饿年代；青年时期入伍从军，经受了险峻雄莽的青藏高原零下四十度奇冷的严峻考验；后来当上山区小站铁路职工，又面临文化荒漠、精神饥渴，沉沦还是奋起的艰难选择；中年下海流浪在椰岛的酷阳下，历尽磨折才在文坛站稳脚跟。这独特的经历，培养锻造了他刚硬的性格，刚健的文风。在他进入新世纪后的文学创作中，展示了一种迥然有别于文坛大多数人的“蛮性写作”的独特风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问世的《浪滩的女人》《路基石》《西部车帮》《医道》等，逐步确立了这种独特的创作个性。《大高原》更是将此发挥到极致。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在其著作《蛮性的遗留》中，将“蛮性”定义为“文明人身上所残留的早先在野蛮时代极有功用的许多有势力的倾向”[3]。“蛮”常常指粗野、强悍、原始、未经驯化的精神、气质与性格。“蛮性”因未受到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现代文明浸染，是一种自为自在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蛮”当然不只是“野蛮”“霸蛮”“强悍”，它还包括有在蛮荒之中培养出来的质朴、厚重、友爱等原始的山野性情，以及在自然山水中哺育出的灵气。这种原始的、未经开化的生存形式可以归结为“蛮性”，即坚韧、笃实、淳朴、诚恳、敢作敢为的性格特质。《大高原》中祖辈从关中移居到青海的黄土高原的汉子们，就是这种“蛮性”的典型代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藏高原的粗犷荒蛮，必然养育出刚烈坚韧、豪爽豁达的男人。他们面对的寂寞、粗犷、恶狼，造就了他们凶猛强悍的性格。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啃牦牛蹄子，闲来吼秦腔。性格朴直、刚烈，重友情讲义气。小说开始，北京的大学生们刚在农场住下，寒冬饥饿至极的狼群闻到陌生的气息，就在夜晚向大学生们居住的简易房屋发起进攻。苟场长率领农工与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狼嗥声越来越近，像滚雷样贴着地皮涌过来，贴在他们耳边吼。黑暗的尽头，无数个闪烁着绿光的亮点，向农场迅猛扑来。邢老汉看了一阵，对苟场长说：狗剩场长，有八十多只狼。苟场长一惊，心绪不沉稳了，琢磨：狗日的，这么多，这肯定是一场恶战……咱们要死守女学生宿舍，千万不要让狼冲进房子，狼要是冲进去了，她们一个都活不了！就是把咱们都牺牲了，也不能让她们牺牲一个！

一只一只恶狼被农场汉子们用钢管打断了脊梁，一只一只恶狼被猛子和它的同伴们咬断了喉咙。同时，又有一个一个农场汉子被恶狼咬伤，一只一只狗被恶狼咬死。冰冻的黄河滩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狼和狗的尸体，还有一滩一滩的狼血，一滩一滩的狗血，清新的空气中弥散着热烘烘的血腥气……[2]21

大学生们初到农场的第一个夜晚，就亲眼看到了生物界的生死搏斗，多么惨烈，多么悲壮，多么震撼。这一场人狼大战，为整部作品奠定了蛮性书写的底色。同时也表现了西北汉子们奋不顾身保护大学生安危的可贵品质。这里的“蛮性”本质上就是一种“血性”与“烈性”，是西北汉子们最本质的特征，是他们安然存活下去的必需品，是对抗险恶的自然环境的坚实力量。

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人们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从而在这个世界中去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感受世界的存在，感受自身的存在。因此人的本质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体现人的本质。《大高原》“蛮性书写”的特征主要是通过作家刚劲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富于个性化的对话来体现的。比如作者对黄河滩农场大环境的描写：

伟大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这片神奇的高原，一层峰巅叠着一层峰巅，一溜山脉并着一溜山脉，一道峡谷挨着一道峡谷，一川河流连着一川河流，一片草滩缀着一片草滩。山巅、山脉、峡谷、河流、峭壁、草滩又相互串联纠缠，构成了气象万千的地理地貌。黄河从山巅峡谷中曲曲弯弯地流出，巨大的落差像是从峡谷深处迸射出来，湍急地奔到这里，又猝然放慢脚步，浪下这片旷野。农场就驻扎在这里，命名为黄河滩农场，垦出了几千亩田地。[2]40

好一幅大西北青藏高原的写意画啊！再看他笔下的黄河：

这个季节的黄河水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河面宽出了许多，河水打着漩涡，翻腾着满河道的野马向下游奔涌，咆哮出比往日大多的声音。[2]353

同样极富气势和动感，与江南平原的小桥流水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环境比起来，人物语言更能显示刚猛、蛮性的特征。小说第二章人狼大战结束后，蒙丽莎要为受伤的农工包扎，邢老汉却淡淡笑了一下，满不在乎地说：“没毬事，叫狼咬上一口算毬事，根本不用管它，过几天自己就会好的。”[2]27当上级邹部长来农场检查，强调管好学生时，邢老汉毫不胆怯，胆正气壮地说：“那些说出来好听的事情，都是公家人吃饱了撑的，瞎琢磨出来的。要我说，不管干啥事情，都是为了上头的嘴和下头的家伙。不是为了这两样东西，都不是正经东西。”[2]44

蒙丽莎提出要给与狼战死的狗修坟、立碑，农工都觉得可笑，双方争执起来后，苟场长不耐烦了，冷冷笑了一下，对她挥了下手，说：“你们这些洋学生，书念得越多越糊涂，再念下去就瓜(傻)了，难怪把你们发配到这里接受再教育。”[2]33石娃子被梦丽莎的关怀感动，诚挚地表示：“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了，就给我说，我杀了他！邢老汉解释说：女子，你们也甭见怪，俺这达的人粗野惯啦，张嘴就离不开那几个字，说出来的话脏得很，可俺这达的人心里头干净着哩。”[2]167还有农工之间斗嘴时的满口脏话，狠话，都是他们长期在那个环境里养成的语言习惯。尤其是他们休闲时吼秦腔的粗犷苍凉，更让蒙丽莎等大学生被这遒劲又充满野性的吼唱打动了，觉得这才是男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又被边鼓和板胡的声音烘托着，成百上千倍地放大，扫荡着青藏高原，主宰着青藏高原。蒙丽莎兴奋地说：“真正的艺术只有在大自然和生活中诞生，任何加以修饰的东西都会破坏艺术的审美情趣。”[2]125这些都是小说“蛮性写作”的生动体现。

三

好的长篇小说，总是不满足于仅仅讲述一段精彩的故事，塑造几个生动的人物，而是要在作品中体现出生命哲学具有的高度和厚度，从而使读者得到启发和教益。杜光辉在《大高原》中孜孜不倦地寻求淳朴自然的生命理想。他关注人本身，着力表现健康、优美的人性，目的在于激发人活泼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字里行间透露出智慧的气息与思辨的深度，这也正是杜光辉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黄河滩农场的农工，由于较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虚伪、压抑人性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刚烈、粗俗中还保持着善良、淳朴、坦荡、率直的性格。蒙丽莎虽然出生于大城市，但受其艺术家父母的影响，在文明、优雅中同样具有农工性格中后一方面的特质，这使二者之间能够打破出身、文化程度的差别，建立起和谐、温馨的美好关系。在平常的日子里，苟场长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严防男女大学生之间谈情说爱；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劳动上对他们尽力关心爱护。邢老汉、石娃子、曹抗战等则和蒙丽莎、华艺等正直上进有爱心的大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蒙丽莎与邢老汉、石娃子亲如一家，互相关心、帮助；西北汉子们把自己珍藏的红狐子皮、鹿胎膏送给蒙丽莎；最后，尚未成年的石娃子为抢救落水的大学生华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大学生与高原农工和谐相处的大爱之歌。

古往今来，优秀的叙事文学都不是仅仅满足于平面描写生活进程和人物命运，而是从中挖掘、反思某一阶段历史的本质。杜光辉在《大高原》中既展示了历史对人性和生命力的压抑，而且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刻质疑。农工们虽然文化不高，但岁月的磨砺使他们能够看透很多事物的本质。当他们在一起议论历史的是非功过时，苟场长说：“不管哪个朝代，都要给有功之臣待遇哩，要不谁还撅着尻子干哩！”[2]177邢老汉则说：“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民国，哪一个朝代不是杀的人堆成山，血流成河才换来的？越能杀人的人就是大元帅大将军，越受人尊敬……胜者王，败者寇，哪一代江山都是杀人杀出来的。就是读的书里面，有几本是写不杀人的书？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忠良，谁是奸贼，谁是替天行道，谁是逆臣叛子，谁都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只有刀把子在谁手里。理是啥东西，理字带着王字旁，谁掌权了谁就得理啦，这就是世事。人都想把世事看透，可咋着才能把世事看透，只有看到根子上了，才能把世事看透。”[2]161蒙丽莎等大学生都被他们的见识震服了，觉得文化不高的苟场长，大字不识几个的邢老汉，不但肚子里装着中华民族几十个朝代的故事，而且对社会的认识还这么深刻。

性文化，性禁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虚伪的部分。尽管孔老夫子早就说过“食色，性也”，肯定饮食男女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但在漠视老百姓基本人权的封建统治、封建礼教之下，高官权贵与道学家们一方面三妻四妾，风流快活，另一方面却对文学写性、专家学者研究性视为洪水猛兽，极尽压抑禁锢之能事。表面革命激进实则复古倒退的“文革”时期，这种现象更是十分普遍，《大高原》对此作了生动的反映。

命运，在人们谈到有关人生的话题时，可能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可是，究竟什么是命运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14这段话精辟地说明，所谓命运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进程中，因为那些自己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因素的制约影响，而带来的种种后果。诸如战争、瘟疫、地震、灾荒、政治动乱、家族纷争、意外伤害等等等等。“老五届”大学生们的命运，就因为“文革”动乱而被甩出了正常轨道，使他们陷入人生的困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他们不少人年龄已经接近三十岁，但将他们下放到黄河滩农场后，上级却对男女之间的接触视为洪水猛兽。邹部长对苟场长下达了严厉限制的命令。苟场长虽然对大学生的生活、安全十分重视，但在这方面也是极尽防备、禁锢。男女同学互相说句话、借个书都被批评限制。将男女住地隔开好远，中间还让猎狗游荡监视，防止男生靠近女生住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揭示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小说开始就通过蒙丽莎到农场第一个夜晚做的梦，反映了这些正处于旺盛的青春期大学毕业生们的情感压抑与渴望。善良厚道，精通人情世故的邢老汉十分体谅大学生们的尴尬处境，觉得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该派上用处了，却被发配到这荒凉的农场，念的书一点都用不上。到了这么大的岁数还不能安家，男的不能娶，女的不能嫁，简直是把人朝死里熬！他对这种不合人情人性的做法不满，给两位领导提意见说：“要是咱娃是大学生，到了这个岁数，该毕业上班挣钱了，该给咱们生孙儿孙女了，却下放到这个狗都不想来的地方劳动锻炼，还不让人家谈对象结婚过日子，咱这些当父母的心里该咋想，着急不着急？”[2]46邹部长心里赞同他的说法，但嘴上无论如何不能表示对他的支持。他认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铁面无私，就是不能有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就是心里想的不能说出来，说的东西必须跟上头保持一致，跟报纸上说的一样。

在蒙丽莎和李红梅这两个大学生之间，后者比较世故，很多思想和见解装在肚子里不敢往出说；前者则比较坦荡，无所顾忌。谈到爱情婚姻，蒙丽莎说：“我丝毫不怀疑理想爱情的存在，我只是怀疑在充满功利和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还存不存在滋生理想爱情的土壤。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爱情只有仇视，没有亲善只有利益，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劳伦斯说的行尸走肉的民族。如果一个人，思想中只有利益没有爱情，而这个人则永远没有幸福……我不认为劳伦斯的作品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从传统到今天，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性而忽视了动物性，变得虚伪而扭曲。真正的文学应该是社会性和动物性和谐有机的结合。”[2]155这些认识在那个年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结尾，石娃子救起落水的华艺，自己却被木头撞伤，葬身黄河。他养大的农场最勇猛的猎狗怀念主人，几天不吃不喝，最后挣脱看护的人，扑进黄河。苟场长带领农工和大学生为这一人一狗举行了浓重的葬礼。在邢老汉又一次恳切劝说下，苟场长终于默许了男女大学生们的亲密接触。蒙丽莎在夜晚梦见因为难以忍受喜爱她而不敢接近她，只好离开农场的曹抗战。正常人心底深处对性本能性的承认，终于战胜了违背人情人性的禁令。预示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即将结束那梦魇的年代，回归正常，回归理性，向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这不是简单的“光明的尾巴”，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96.

[2]杜光辉.大高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3][美]摩尔.蛮性的遗留[M].李小峰,译.北京:北新书店,1925:108.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

(编校：王旭东)

Feelings Expression of Plateau Rejuvenation of Masculinity—Aesthetic Value of Du Guang-hui’sGreatPlateau

YAO Wei-ro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Shaanxi 725000, China)

InGreatPlateau, Du Guang-hui described the lif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the old fifth session in Beijing lived in Qinghai Huanghetan farm in the late 1960s. The contact between students (Meng Li-sha, Wang Xue-gang, Li Hong-mei, Hua Yi and etc.) and farmers ( the head of the farm Gou, the old man Xing, Shi Wa-zi, Cao Kang-zhan and etc.)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and blend of two cultures, showed students’ confusion for their useless study and emotional desire, and extolled the integrity, openness, kindness, and honesty of people in borderland.GreatPlateaucontains majestic, unconstrained, straightforward, and grand masculinity and also has rich and profound social and life philosophy.

Du Guang-hui;GreatPlateau; artistic value; humanity

2016-09-27

姚维荣(1948-)，男，陕西安康人，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I206.7

A

2096-3122(2016)06-0074-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