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比较研究
——外表相似下的差异性

谌大笑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00)



《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比较研究
——外表相似下的差异性

谌大笑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00)

《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分别是由钱穆和柴德赓两位先生给学生上课时讲义，经整理而成的专门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专著。如果只是从两本书的书名以及成书背景来看，它们应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两书在所面向的群体、体例、所选讲的史籍、介绍同一部史籍时的关注点以及对同一部史籍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两书的差异性进行必要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学习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学名著》;《史籍举要》;钱穆;柴德赓;差异性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远自三代也许就已有历史记载，可惜文籍不存。若以甲骨文中的记载作为历史记载的起源，则从商周到今天已有三千五百年；若从现存最早的历史文本《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篇来算，中国有正式历史记载的最晚年限也早在西周，距今近三千年了。三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官方政府都有重视历史记载，修前朝正史、本朝国史、会要、起居注等等。非官方的私人著述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多年未曾中断，甚至在政府陷入混乱无暇顾及修史，其时历史主要靠私人著书记载。因此，到今天中国的史籍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哪怕是穷尽自己的一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史籍阅读一遍，而且无选择无重点看书最终会事倍功半。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择重要的、不可不读的，以及自己所需要的书籍，是现在尚在历史学大门之外或者刚刚踏入大门还没有登堂入室的青年学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和柴德赓的《史籍举要》这两本书，对青年学者如何阅读史籍或许可以提供重要帮助。

钱穆与柴德赓都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在当时以及后来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都是两人给学生上课的讲稿所整理而来，但不可因此而小觑它们的学术价值。诚如钱穆自己所言：“我此一年所讲，一面是为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为诸位打气添油。虽是粗枝大叶，但我自信，将来中国史学重光，与我此一年所讲，决不至大相河汉。”[1]273这句话可以说比较准确的表述了《中国史学名著》的学术价值。而对《史籍举要》，吕叔湘有着精辟的评论：《史籍举要》全书“脉络贯通”，评论“恰中肯綮”，“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2]3-4以上所引的两句话，可以说恰切的反映了它们的精髓，也最能反映读者的感受。从表面来看，这两书都是由讲稿整理而来，而且都是介绍中国历史典籍的著作，它们应当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但经认真阅读与理解后才发现，两本书表面看来相似，内在却充满着大不同。下文我们将从面向的群体、体例、所选讲的史籍、介绍同一部史籍时的关注点以及对同一部史籍的评价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两书的差异。

一、面向群体有别

按《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自序：“我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零、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这两年间，曾为文华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中国史学名著’一课程。”[1]1由此可知“钱书”(后文皆以此代称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中的内容主要是面向历史学博士。而“柴书”(后文皆以此代称柴德赓《史籍举要》)，据许大龄为其所作的一版序言中称：“这本《史籍举要》主要是根据柴老师在江苏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手稿和部分油印本讲义整理而成。参加整理此书的是他在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过的学生邱敏、胡天法和许春在三位同志。”[2]1这三位学生之一的邱敏，系江苏南京人，1942年生，196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由此可知，柴德赓1955年之后在江苏师范学院授课的对象当是历史本科生。历史博士生与本科生在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上不可避免的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授课时必须考虑到学生主体的实际情况。这也就造成了钱书与柴书在内容上差异。柴氏云：“我们的主要对象是初次接触这些书籍的青年学生，因之对这门课的要求应该合乎量力性的原则，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来考虑。选书和讲解的出发点有三：一是多讲普通习见的书，少讲太偏僻的书；二是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尖、掉书袋；三是史书源流、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2]6而钱氏则云：“我这一年所讲，一面是为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为诸位打气添油。虽是粗枝大叶……”[1]374两相对比便可明显看出二人授课对象和出发点不同。

二、体例存在差异

钱书的体例按其自序云：“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前讲未毕，后讲补述，此稿皆一仍其旧。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辞繁不杀……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1]1钱氏自云其书非著述之体，也就是说按照严格的著述体例来看，钱书是非常不合标准的。同时，他也说这虽然不是正确的著述体例，但读者读来自会有一番畅快淋漓之感，使读者受益匪浅。这种风格在整本书中贯穿始终，如其中云：“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1]65这就是钱氏所谓“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而且钱书在每一讲的大标题之下没有再分小标题，而是从头讲到尾一气呵成，这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将作者的观点直接提炼展示出来，却使文章更具感染力，让人读来欲罢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当时的心境与思想。

而柴书则具有明确的体例，在其自作的前言中明说：“介绍的方法，以史籍的性质分类择要来讲，可分下列四个重点：(一)作者及著作时代；(二)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四)注解及版本。这只是大概，具体史书，讲法可以变动，不完全以此四点为限。”[2]5-6柴书之所以有这样严整的体例，便是因为前文所论的授课对象是初学历史的本科生，必须要从基础开始。在柴书中基本按照此体例编排，并根据具体对象有选择的变动，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前四史”便是严格的按照上文所列的四个重点依次论述，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四书则有部分体例的变更，《宋书》《梁书》《陈书》三史没有注解及版本的介绍，《南齐书》则没有史料来源的介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的史书某一方面不重要或者本身不存在某些内容，因此不需要讲。如若僵硬的按照体例来讲述每一本史书必将画蛇添足，不伦不类。其次，柴书在每一类史籍的开头会有一段文字来对本类史籍做一简单概括的说明，将本类史籍的大概、主要史籍和特点介绍给作者，这一点相较钱书而言更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作者思想。最后则是柴书中六类史籍的大分类之下还有小分类，例如政书类下分“十通”“会要”“其他”，传记类下分“分类专书”“以朝代为主的传记”“地区性传记”“个人传记”。这样使得该书更加清晰有条理，也更便于读者阅读与使用，这是在体例上的突出优点。

三、所选讲史籍的差异

(一)总体上的差异

钱书以时间为线索，向读者依次介绍了《尚书》《春秋》和《春秋》三传，以及《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史通》《通典》《贞观政要》《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27部中国史学名著，若把书中附带所讲的《国语》《国策》《隋书·经籍志》《文心雕龙》《贞观政要》等算上，且去掉书中一带而过的其他史籍，则全书共有32部，此外有一篇是综论东汉到隋代的史学演进。在32部史学名著中，钱氏又重点阐释了《左传》《史记》《通典》和《文史通义》。柴书则以《四库全书总目》分类为基准，从中选择了正史、编年体类、纪事本末体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等六类史书，正说以及附说一共91部，从史籍数量来说几乎是钱书的三倍。其中正史25部、编年体类9部、纪事本末体类6部、政书类22部、传记类8部、地理类21部，此外还有一些篇章属于综述，没有专门介绍某本书，但涉及的史籍非常多。

(二)正史的差异

柴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只有正史类一种史籍，下篇则是其他五种史籍，明确的以正史为主，《二十四史》全部在内且附说了《清史稿》，全书361页，论述正史类的占了215页，足见作者对正史的重视。而钱书对正史虽然也很重视，但全书所讲解的正史只有“前四史”以及《新五代史》《新唐书》共6本，其论述文字共有92页占全书374页四分之一不到；而且正史中最早的《史记》也并没有放在开头，而是放在了第五讲，这同柴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三)先秦史书的差异

钱书开头四讲为《尚书》《春秋》和《春秋》三传以及《左传》，钱氏将这五本书的论述置于开头足见他对这几部史籍的重视。钱氏认为：“《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1]1钱书共用64页来论述这几部书，占了全书六分之一强。柴氏选书的原则是“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常用的史籍来做扼要的介绍”[2]5，但在其书中对这几部著作没有提到一个字。可见柴氏对这几部书并不重视，甚至并没有将这几部书视为史籍。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两人在对中国先秦史看法上的差异，至少是对先秦时期史书的地位有不同的观点。

(四)史学理论及学术史的差异

钱书中对刘知己《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黄宗羲《明儒学案》和全祖望《宋元学案》等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解说，论述这四本书的篇幅共109页，占了全书篇幅近十分之三，比正史类史书所占的比重还要大。这四本书中，《史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史学通论，自古便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这可算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部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文史通义》，按今天的划分可以说是学术史。《明儒学案》则可算是中国学术史的开端，“诸位或许会认为《明儒学案》是一部理学书，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不是一部史学书……所以诸位要觉得我今天讲史学名著而来讲到《明儒学案》，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明儒学案》也可说是一部中国的学术史”[1]316-317。在这里钱氏担心读者认为《明儒学案》不是史书而予以解释，明确说明了这本书的属性与价值。《宋元学案》则基本承袭《明儒学案》而来，按其方法来阐述宋元时期的学术史。《文史通义》从名称上便可看出该书是文史并论的，所以主要内容也可说是在学术史方面，是自古以来的文史理论的集大成者，单论史学方面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峰。由上述可知这四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史学理论与学术史方面，这是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柴书中却对这四本专著只字不提，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是史籍、更不要说是史学名著来对待。这里显示柴氏对学术史以及史学史的这些方面没有足够重视，这不得不说是柴书的重要缺憾。

(五)传记类和地理类史书的差异

柴书中最后两类史籍传记类和地理类共介绍29部史籍，数量占了全书所论书目近三分之一，篇幅共52页占了全书篇幅不到七分之一。这与正史25部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相比虽具有明显的差距，但这不能责怪柴氏。因为这两类书在历史上就不受重视，该类史籍数量并不多，重要的就更少了。尽管如此，柴氏选择这两类书中重要的史籍，简明扼要的予以阐述。而在钱书中，只有第十一讲谈到《高僧传》和《水经注》分别属于传记类和地理类，并且是与《世说新语》放在一起综论的。《高僧传》和《水经注》两书合在一起的篇幅才7页多一点，在整本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这两本书都被柴书所选入，因此在传记类和地理类史籍方面，钱书相比柴书是有不足的。这不得不说是钱书的一个小缺憾，因为地理类的史书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更路簿》是渔船航行南海的操作手册，是渔民祖辈们积几百年经验，以接力抄藏方式传承下来的‘海道针经’。”[3]《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俗名绝大多数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对解决当今南海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政书类中，柴书较钱书多出会要和法律类的史籍，钱书对此类史籍则没有提到。

四、对同一部史籍阐述的重点不同

同被两书所选的史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等共14部。虽然这14部史籍均被两书选入，但两书在阐述这些史籍时重点和所关注的方面各有侧重。例如在介绍《汉书》时，柴书就以作者、史料来源、编纂体例、优缺点以及注本依次展开，在这五个方面柴氏的关注点是比较平均的，这与钱书则有明显的不同。在钱书中也介绍了作者、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和优缺点，只有注本这一点钱书没有提及。关于作者、史料来源、编纂体例这三个方面，钱氏花费笔墨较少，只是简明扼要的介绍。钱氏重点是介绍《汉书》优缺点，尤其是从班固个人身上去分析：“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应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1]115，“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歆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1]119。论史是指班固在史识上有问题，在这一篇文中钱氏的批评主要就是围绕这一点来的。柴书批评《汉书》则主要针对该书的一些内容和体例上，如：“我们认为班固创《五行志》，把春秋以来迷信荒谬的事连篇累牍记载，既伤繁富，又含毒素，而开后世五行符瑞等志的恶例”[2]26，“我们认为《古今人表》和《汉书》其他篇目一样，有些是补《史记》所不足的”[2]27。钱书这一篇文章的主旨是告诉我们：“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绝非善读书者”[4]，“我们果能用这样搬的眼光来读书，自然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能提高了自己的人品”[1]121。钱氏在本篇文章中，其实更多的不是在介绍《汉书》，而是在介绍一种读书论史的方法，在史籍介绍方面并没有如柴书一般详细。

五、对同一部史书的评价不同

钱书和柴书所论史籍，其中有14部是相同的，对某些史籍的评价基本一致，但更多的还是不同。有的是对某部史籍中的某些方面评价不同，有的甚至是整部书的整体评价基调不同。两书在哪部书、哪些方面评价不同？为何不同？这是非常值得分析探究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书对《新五代史》评价为例来作一说明。柴书在评价此部书的优缺点时，首先介绍了吴缜的《五代史篡误》，其次引用周密的《齐东野语》中刘贡父对焦干所说的关于《新五代史》缺点的的一段对话，再次引用《十七史商榷》《十架斋养新录》以及《南江文钞》中批评《新五代史》的话，最后则说司马光修《通鉴》时史料多取自《旧五代史》而对《新五代史》则所取不多。柴氏所引的这些人批评《新五代史》，都集中在史料这一方面。在此柴氏虽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新五代史》的话，而且在有些地方还为《新五代史》辩解，但通观此节文字还是可以看出其对《新五代史》评价的基本格调。而且，在前面两节解说《新五代史》作者和编纂方法时，不时流露出此种倾向：“但如五代五十三年中，换了十几个皇帝，这些朝代都是因杀人如麻而建立起来的，欧阳修却一定要鼓励别人向他们效忠，正说明《新五代史》维护封建统治的用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后世对《新五代史》的拥护，也在于它能起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读《新五代史》者，不可不认识到这一点。”[2]161而在钱书中，钱氏首先提出《新五代史》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则是后代唯一的一家私人著作”[1]225。二是《新五代史》学法《春秋》，并说“但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清代讲史学的人，就有人赞成《新五代史》，有人赞成《旧五代史》，把此两书来详细比较。诸位也可自己把此两书仔细去对看。但史学上更重要的，是写史人的义法所在，这可说《旧五代史》根本不能同《新五代史》相比”[1]227。从钱氏所提出需要注意的两点，以及上文所引钱氏自己所说的话，可看出钱氏对《新五代史》在史料方面的不足性并不认为是多大的问题，相反他对《新五代史》中所用的春秋笔法或者说是欧阳修所创新的义法非常的赞赏。由此可以看出钱氏对《新五代史》评价的基本格调是积极赞赏的。

结 语

《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两本同是介绍中国史籍的著作，照理应该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但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层的。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二人的学术背景、学术取向和指导思想与理论具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了两书的差异性。钱氏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他的父兄都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因此他从小就受着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从小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虽进入新式小学，但授课老师也多是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传统学者，“亲其师则信其道，感其言则效其行，是《学记》中关于师生关系的重要表述”[5]，教师对学生的巨大影响，因此钱穆更多的还是接受传统的文化知识。初中毕业之后到乡村当小学老师，依靠自学不断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由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远，受当时流行的西方思想影响较小，并且对西方思想持一种观望拒绝的态度。因此，钱氏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关注点更多的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事的身上。《二十四史》可以说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而且自古以来不论是史书还是笔记小说，谈论到某件事某本书大多都是从人的身上去分析，更加注重对人的评价。钱氏就是这种传统的学术取向与思想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在他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新论》等书中都贯穿着这一思想。柴氏虽然小时候也进私塾学习，但后来接受新式教育，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进入北师大之后师从陈垣、钱玄同等，接受西方新式思想。之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进行史学研究工作。这一点在《史籍举要》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在书中他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来选择与讲解史籍，并以此来评价某书某人以及某事。这就使得这本《史籍举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完成，这就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史学名著》不可避免的产生巨大差异性。

《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虽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都是历史学习者尤其是初入门的学习者所必读的著作。读者应当将两本书对比着来读，一来可以加深印象，二来可以感受大师们思想的碰撞，这对我们未来的学习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三联书店,2013.

[2]柴德赓.史籍举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3]王彩.海南渔民抄本《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俗名再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5(3):17-26.

[4]钱穆.八十忆双亲 室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15.

[5]宋爱芬,余咏梅,史学武.黎族儿童的师生关系、自我调节学习和学校适应[J].琼州学院学报,2015(6):55-61.

(编校：李一鸣)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HistoricalMasterpieceandShiJiJuYao—Differences under the Similar Appearance

SHEN Da-xiao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ChineseHistoricalMasterpieceandShiJiJuYaoare monographs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book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edited by Qian Mu’s and Chai De-geng’s lecture notes. When it comes to the title and the background, these two books have a lot of similarities. However, after analysi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y have lots of differenc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arget audience, style, selected work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omments on the same book and so on. ChineseHistoricalMasterpieceandShiJiJuYaohave wid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torian circle. The necessary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ooks is significant for us to study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 and historical theory.

ChineseHistoricalMasterpiece；ShiJiJuYao；Qian Mu；Chai De-geng; differences

2016-11-13

谌大笑(1993-)，男，安徽明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K092

A

2096-3122(2016)06-0086-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