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

2016-03-15 20:17周小城刘建强
关键词:汪精卫湘潭国民政府

周小城,刘建强

(1.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论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

周小城1,刘建强2*

(1.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谭延闿由督湘到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过程,也是他与蒋介石相识并深交的过程。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谭延闿在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历任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大本营秘书长及至后来的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孙中山逝世以后,谭延闿对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党中央的权力之争中给予了诸多便利和帮助。同时,谭对于蒋的态度变化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谭延闿;蒋介石;国民政府

一 广州军政府时期精诚合作,底定两广

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初次相识是在1916年4月以后了,当时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的谭延闿闲居上海,恰逢孙中山由日本回国,经胡汉民介绍而认识孙中山,而当时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于上海组织沪宁讨袁军事宜,因而结识。谭蒋相识后,二人常有来往:“民国七年八月,蒋公曾请朱执信(大符)先生为其尊翁肃庵公撰墓志铭,十一年冬季,蒋公亲撰慈庵记,十四年九月,又亲撰武岭乐亭记,以上三文均系由谭先生所书,字体天骨开张,笔致遒美,而有雍容凝重气象。”[1]249

1923年,谭延闿决心追随孙中山,并随孙中山南下广东。3月1日,孙中山组织大本营,开始行使大元帅职权,先后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及大本营秘书长等职务,而此时的蒋介石任大本营参谋长,“同为总理倚之如左右手,亦为蒋谭两公共事之始。”[2]22同年五月,谭奉任为讨贼湘军总司令,率领跟随其来粤的湘军旧部进攻湖南,因陈炯明叛变进攻广州而紧急回援广东,经过与蒋介石的黄埔校军以及其他国民党军的密切配合,成功击败陈炯明和蔡成勋的叛军,谭蒋二人合作助力广东解围。1924年,陈炯明借孙中山北上,广州大元帅府群龙无首之机,再次叛乱,谭蒋二人再次合作,击败陈炯明。1925年,滇、桂旧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电令各军回援,谭率湘军于北江会同诸军一起进攻杨、刘叛军,收复广州。“三年之间,谭先生先后出任建国湘军总司令、北伐联军总司令、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等职,与蒋公领导之党军,与黄埔校军,密切配合,一致行动,先后完成二次东征,讨平陈炯明、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任务”。[2]22谭当时追随孙中山并一起将湘军带到广东,对于广东大本营初期的稳定和安全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谭和蒋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使广东大本营得以稳固。

二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居中调停,苦心斡旋

1925年7月1日,广州军政府改名为国民政府,一直到1926年12月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这段时间被称为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由于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骤然失去公认领袖的国民党各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开始凸显:“有的人毫无顾忌,违背孙中山的遗愿……有的人则设法另求政治出路,争权夺利……有的人则缺乏继续革命的斗志”。[1]250-251其时,谭对于孙中山逝世时的遗愿仍然是不改初衷,一心想贯彻三民主义,除军阀。他为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前景兴奋不已;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另外一种心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和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手握重权的蒋介石在权力上的野心进一步膨胀,虽然此时不敢明面上反共,骨子里却是反共的右派分子,这与其早年被派访苏有一定关系,他在访苏期间,就对苏联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甚为反感,只是迫于当时国民党需要国共合作和群众基础的大势以及孙中山的威望而不敢表露;而党内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两个实权人物:汪精卫和谭延闿,“政府主席汪精卫、军事部长谭延闿和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蒋介石成了解决军队生活中一切实际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只研究总方针”。[3]111

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之后,党内的左右派分化越来越明显,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因此受牵连被逼出国,国民党内对蒋介石威胁最大的就是一向以左派和孙中山事业继承人自居的汪精卫了,汪精卫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军事委员会主席,其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为了夺取党权,1926年3月,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诬陷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以及苏联顾问季山嘉发动兵变,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第二军的士兵和军官纷纷对此表示谴责和愤慨,而对于蒋介石倒行逆施,谭是不赞成蒋的行动的,谭此时也认为蒋介石专横跋扈,曾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快,尤其在国民革命军改编、整训过程中,蒋介石的支配权力日益扩大……因而第一军的实力日渐增强,除了第四军能勉强与之抗衡外,其他各军,则事事要伸手,事事要看脸色”。[1]264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谭和第二军军官岳森等人商量之后,准备返回曲江防地正式宣布对蒋的讨伐行动,并赶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驻地,表示蒋介石是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1]264“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也曾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1]264而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问题上,谭是主张讨伐蒋介石的,但由于方鼎英的劝说:“方鼎英提出,此事不可一误再误,主张对蒋先礼后兵,请谭马上出来调处,首先责蒋妄动,并提出调处条件,劝蒋顾全大局,接受调处,如蒋不接受,再打不迟。”[1]264-265谭延闿从顾全北伐以及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同意了方鼎英的建议。谭延闿在会见蒋介石时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在天之灵能允许吗?”。[1]265而对于谭的质问,蒋介石很是慎重考虑了一番,因为谭延闿在国民党地位举足轻重,并且是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手握不下于蒋的军权,蒋也不确定其它几个军的确切态度,为此,蒋介石同意要和平解决此事。但当时国民党内的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行动极为愤慨:“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气极而自负的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1]265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对于蒋介石未经请示的擅自行动很是恼火,认定蒋介石是越俎代庖,丝毫不把他这个国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放在眼里,蒋的擅自行动撼动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而,汪精卫极力主张讨伐蒋介石,积极联络各军准备讨蒋。面对党内的如此情形,谭心急如焚,他既想维持国共合作北伐的团结局面,又不想国民党内起了内战,损耗国民党的实力,他对蒋的态度由联合征讨变为协商解决,他对汪精卫说:“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我们还是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干什么再说”。[4]33在谭与朱培德再次造访蒋介石之后,并未认清事实本质的谭延闿相信了蒋介石的辩解,“觉得蒋介石的动机还是反汪,而反汪又源自于不满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1]265-266其实,当时的蒋介石为了篡权,既想挤汪,又想反共。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对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妥协退让以及苏联顾问的退让态度,后来的处理是以蒋介石的“自请处分”以及“请假”而不了了之。从谭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上来看,经历了从武力讨伐到居中调停以及最后放弃武力,迁就蒋介石的三个阶段,客观上给蒋介石进一步对外反共和对内篡权开了绿灯。

三 宁汉分立至宁汉合流时期调停党内,趋于助蒋

由于北伐战事的迅猛发展,长江流域基本平定,为此,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办公,各要员经南昌迁往武汉,而此时,顶着北伐军总司令头衔的蒋介石拒不赴汉,迁都之争甚难调和,因而包括谭在内的诸多国民党要员滞留南昌。谭对于时局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圆滑的处世态度和不想与蒋决裂的心理,他便找陈公博说:“……照理论说,国民政府当然要搬武汉,照情势说我倒不反对留在南昌。你知道吗?后方许多人都在反对张静江,静江很怕去汉口的。如果我主张搬汉口,倒有两层不便,若他们反对张静江,我没有办法替他辩护,结果不是形成拥谭反张的恶劣形势吗?而且我若坚持主张国民政府搬武汉,介石不难要怀疑到我要和他分庭抗礼,对立起来”。[4]64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以恢复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此次会议真正目的在于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蒋看出会议对其不利,遂找各种借口拖延与会,为是否等蒋介石和朱培德二人到场再开会的问题,谭为了保证会议的完整性,和与会多人展开激烈辩论,他坚持要等蒋、朱二人到场之后才开始会议,辩论结果是会议开始日期延期到3月10日,蒋可在3月12日之前到达,仍可参加大会有关重大决定和议案的讨论及通过,但蒋介石一直没来参会。从迁都之争和与会之辨两件事上不难看出,谭的居中调停,虽然是为了尽其所能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但实际上是有利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的,他的调停同时在客观上软化了武汉方面的立场。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出身地主官宦之家的谭延闿,因家族、朋友利益在工农运动中受损较大,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国共合作的政策日益不满,在主张讨蒋的会议上“索性睡着了”,[1]300态度十分消极,助蒋意图明显。而在宁汉协商合流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先是去了浙江奉化老家,然后不久便东渡日本。蒋出国后,国内宁、汉、沪三派仍然争吵不休,此时的谭极力主张迎回蒋介石来收拾乱局,并且为蒋的复出不遗余力,而其撮合蒋宋联姻,对于蒋介石的助力更是不浅。当时,宋美龄倾心于蒋介石,但她的兄长宋子文却反对,“谭延闿有一次到宋家拜访,见不着宋子文,看到宋美龄表情抑郁,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嫁不了蒋介石,谭延闿于是自告奋勇为其设法疏通”。[5]51过程很不顺利,但结果是成功促成这场婚事,有了强大财阀宋家的支持,已经有日本支持的蒋介石回国之后更是如鱼得水,而谭的嫡系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方鼎英的第十三军因为谭加入宁方而反对讨伐蒋介石的唐生智,这直接增加了蒋介石回国夺取国民党党中央最高权力的可能。

蒋介石在回国以后,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而此时的谭作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对于蒋介石的继续北伐以及稳定后方助益良多。

“济南惨案”骤然爆发,蒋介石命令北伐部队退让,从济南撤出,绕道继续北伐张作霖。而此时谭却以稳定大局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等为由,借求助于国际舆论,“以求得外交上的‘胜利’;甚至还提出不要因此给共产党‘扰乱后方’制造机会”。[1]311“政府得确报,共产党实拟乘此时机,扰乱后方,此实不能不预防。中央政府对外有计划,决不屈服,惟望民众与之步骤一致,外交上必有胜利可期。”[1]312而在张作霖退回关外之后,谭致电张作霖,大意是要张作霖听候调遣,安抚民生,直至6月8日阎锡山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蒋介石占领京津,统一全国后,此时,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宣布开始“训政”。谭被任命为行政院长,是蒋介石的得力帮手,“在11月参加或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等一系列会议上,作出了开除陈公博、汪精卫等人党籍的决定”。[1]3171929年年末,唐生智开始反蒋作战,蒋唐战争开始,谭亲自参加调兵参战,南京才得以固若金汤,谭帮蒋稳定住了局面。而直至1930年春的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再次爆发,谭又发表《告军人书》,维护蒋介石的中央正统地位,“但这也是谭延闿为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效力了”。[1]319

[1]刘建强.谭延闿文集·论稿[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2]吴伯卿.总统蒋公与谭延闿先生之交谊[A].谭延闿传说资料[G].天一出版社,1951.

[3]许顺富.论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谭延闿[J].求索,1994(5).

[4]陈公博.苦笑录[M].东方出版社,2004.

[5]民国元老谭延闿撮合蒋宋婚姻[J].新揭秘,201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 Yankai and Chiang Kaishek

ZHOU Xiaocheng1,LIU Jianqiang2*

(1. College of Philosophy&History and Culture,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2. Xiangtan Medicine &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gtan 411104,China)

Tan Yankai,the Governor of Hunan, followed the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s footsteps, he also met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in the process. As the KMT’s senior statesman,Tan Yankai hel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uch as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Minister of Constructio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tate Chairman, and premier. After the death of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got Tan Yankai’s great support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KMT Central Committee. Meanwhile, Tan’s attitudes toward chiang also had a complex process.

Tan Yankai; Chiang Kaishek;National Government

2015-11-17

周小城(1989-),男,湖南武冈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通讯作者:刘建强(1965-),男,湖南桃江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联系方式:ljq0116@aliyun.com。

K26

A

1671-1181(2016)01-00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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