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域下的传统美德“互助”论

许建良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理论视域下的传统美德“互助”论

许建良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主题无疑就是富强，真正的富强是软硬两个层面整合的结果。在软的层面，文化无疑是富强的无形的支撑体，在这个意义上，富强的实践演绎也可说成是文化强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依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润其现代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途径，而在中华传统美德的建设中，互助是必然的德目之一，是营建中华民族强大国力的发动机。

关键词：自助；互助；美德

就人这一社会性动物而言，人注定要过社会的生活。人存在境遇的获取，人自身价值的发挥，都无法在个人自身的范围内完成，人需要帮助。可以说，互助是人社会生活生命力的驱动因子。因此，在中国富强的实践征程里，承扬中华传统美德是文化强国在富强系统里占据重要位置的工程之一，而互助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在21世纪的必然内容之一。

一

就中华传统美德而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仁义、慈孝、贵和等，但人们几乎忽视了互助这一德目的存在。就互助而言，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1902年)，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其实，出现这一现象毫不奇怪，与我们的研究是为文献而研究，而不为时代而研究的认识框架所限制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助是中华传统美德既有的德目。《诗·小雅·车攻》“射夫既同，助我举柴”[1]429，这里是在帮助的层面来使用“助”的。显然，这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互助。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家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在仁政的构想中，井田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无出乡。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2702-2703通过“乡田同井”，达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里的“相友”“相助”“相扶持”，都是互助的意思，期望达到的效果是大家和睦。当然，这是在君子、野人这种等级的视域里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也是必须注意的。另外，不得不注意的是，孟子的运思实际包含着自助的考虑，这就是“公事”和“私事”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说，私事属于自助的方面，公事属于他助的事务。

互助作为承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其意思是互相协调合作。“互”是互相的意思，象形，从力，且声；助人无论在精神上还在物质上，都需要用力量，故“从力”，本义是帮助。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有“助者，藉也”的界定，可以说这是最早对“助”的界定。“藉”，形声，从艸，籍声；本义为衬垫的东西；通过具体的物来对他者形成帮助。《说文解字》“助，左也”的解释，显然也是基于孟子的界定而得出的结论，因为“左”通“佐”，“佐”的本义是辅助、帮助。《广雅》的“佐，助也”就是具体例证。《墨子·尚贤上》“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2]，也是在辅助的意义上使用的。

总之，帮助他者必须通过具体的“存在物”来完成，精神上辅助的行为，物质上帮助、援助都是具体的“存在物”，帮助是有形的。互助美德最为关键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依归他人的需要来决定行为的施行与否，任何依归个人主观臆想的举措都是沽名钓誉的。“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高尔基)。要在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建设现代化，让民众富裕起来，无法一切都依靠国家来完成，这需要我们来创造和创新，让互助美德的光芒充满人间，是保证稳定的社会环境所必不可少的。

二

作为传统美德承扬德目的互助，为保证承扬的有效进行，笔者将一些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演绎。

(一)理解互助的前提。

互助可以说是宇宙万物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大象家族、狮子家族等所持有互相帮助的特性，早就为科学研究所证实。不过，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类，其互助的程度自然要超过其他动物。蔡元培的“理信则不然，其所见为因果相关者，常积无数之实验，而归纳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谓天之警告也，今则知为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预定其再见之时。疫疠，昔人所视为神谴者也，今则知为微生物之传染，而可以预防。人类之所以首出万物者，昔人以为天神创造之时，赋畀独厚也；今则知人类为生物进化中之一级，以其观察自然之能力，同类互助之感情，均视他种生物为进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证也”[3]434，就是最好的表达。

人在宇宙万物中占有自己位置的同时，还在社会的层面拓展自己的生活域场，在这个层面，人类的互助就显得更为重要。互助的本义是互相协作帮助。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事实是，社会的互助行为，有时产生一些带有消极倾向的文化副产品，这就是懒惰品性的滋生，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也不是没有。众所周知，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重视自强，如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4]83以及《周易·乾·象》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就是例证。显然，道家老子虽然没有提出“自强”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强”的方法论认知，以独特的视野与《易传》的“自强不息”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留下独特的印痕。在道家看来，战胜他人、认识他者都只能在次要的领域占有自己的位置，而战胜自己、认识自己才是认识论大厦里无与伦比的佼佼者。毋庸置疑，作为思想资源的自强，我们不仅有整体上“自强不息”的理念导航，也有实践论上以认识和战胜自己为强大的智慧。

可以说，自强始终是指导个人人生实践的精神航标，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途径考量。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中的“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闻一多《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里的“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强起来”，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描绘的都是一幅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生命的图画。自强显然是互助的正产品，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懒惰：把外在的援助看成自己生命的渊源，而完全松弛了自己生命机能的运作，养成了懒惰的习惯。这也是西方一些富翁不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女而捐献给慈善机构的原因之一，例如比尔·盖茨给两个子女预留的资产仅仅是每人1 000万美金，这个数字跟他的总资产相比，自然是冰山一角。关于社会层面的互助行为能助长依赖之心的思考，蔡元培就有精当的运思，即“往昔慈善家，好赈施贫人。其意甚美，而其事则足以助长倚赖之心。今则出资设贫民工艺厂以代之。饥馑之年，以工代赈。监禁之犯，课以工艺，而代蓄赢利，以为出狱后营生之资本。皆所以绝倚赖之弊也”[3]444。这里的“饥馑之年，以工代赈”说的就是在饥荒之年，让失业或受灾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参加工作，获得一定的收入，以代替政府对他们的救济。“监禁之犯，课以工艺”说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工艺技术来缴纳税赋的。这是一种以自力更生的方法来杜绝懒惰产生的措施。

总之，互助包含接受和付出两个方面，这才是“互”的意思。所以，在不同的视野，互助包含义务和权利两个方面，接受可谓权利一方，付出则为义务一方；权利与义务是互相依存的，不尽义务就没有享受权利的条件，即成为依赖。“若乃不尽义务，而惟攫他人义务之产业为以权利，是谓倚赖”[3]443。

(二)互助的内涵。

上文客观分析了互助的特性，它仿佛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帮助他人实现人生价值，同样也会养成他人懒惰的习惯。所以，科学意义上的互助，当是按劳取酬的行为，也就是蔡元培所说的以有换无，或者人们常说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总之是在“互”的层面彰显行为，没有“互”，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互相帮助。基于这一认识，它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助。

互助美德之所以美，主要在于人们通过互相帮助的行为充实自己，使生活本身变得美好。其实，互助不是一个人孤立的行为，必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能够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真正做到自助，这样既不给他人增加困难，也不给社会增加负担，本身就是一种助人的行为。

当然，管理好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也不是仅仅考虑一己的利益满足，而是不忽视自己，不忘记自己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人际关系的完善，其中就有每个人的责任。传统的教育几乎总是把自己排除在对人的讨论之外，即使关注也是定位在负面的影响。当然，这些负面的影响，与中国文字本身内涵的丰富多彩存在紧密的联系，如“己”，其本义是自己、本人，在中国文字里，表示本人的还有“私”。在这个意义上，“私”与“公”存在相关性，公家的、私人的，就是这种对应的例证；但在一些常用的习惯的用语中，“大公无私”往往容易理解成“大公”没有个人，把自己从“公”的领域中排除出来；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里的“私”不应该理解成自己、私人，而应该理解为“偏”即偏爱，如“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6]里“私臣”的“私”，就是偏袒、偏爱的意思。

正如没有私就没有公一样，因为公字下面就是“厶”即私。没有自己也就没有他人，自己和他人是相互联系语境里产生的概念，离开一方，另一方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7]，是较为典型的表达。自己也属于人，通过审察自己可以认识他人。这无疑是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察己则可以知人”是从自己到他人的价值取向，与儒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50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479所昭示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人与我同”的视野，与道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的视野相吻合。完全可以说，作为对先秦思想总结的《吕氏春秋》，的确对先秦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了符合时代的优化处理，这种处理是超越门阀偏见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文化强国实践所需要的睿智。

自助是减轻他人社会负担的最为基础的工程，是互助美德必然的内涵之一。“幼稚之年，不能不倚人以生，然苟能勤于学业，则壮岁之所致力，足偿宿负而有余。平日勤工节用，蓄其所余，以备不时之需，则虽衰老疾病之时，其力尚足自给，而不至累人，此又自助之义，不背于互助者也。”[3]444年轻时努力劳动和积蓄，以备善终之用，可谓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众所周知，中国人的消费都是以积蓄为第一要务的，这一点与西方人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美国迄今债务已经达到18万多亿美元，个人消费都是以信用卡为便利，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基本没有积蓄，他们买汽车(2万美金左右)都可以贷款，更不用说买房子了，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是现在的美国人把后代的钱都花光了，是对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蔡元培把以节俭和积蓄为内容的自助作为互助的组成部分的思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然，节俭和积蓄是就个人而言的。

在社会的层面，同样存在着自助的课题，例如把保护公共卫生作为一个居民的基本义务，不把自己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在这个方面，蔡元培的运思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吾既受此公众卫生之益，则不可任意妨碍之，以自害而害人。毋唾于地；毋倾垢水于沟渠之外；毋弃掷杂物于公共之道路若川流。不幸而有传染之疾，则亟自隔离，暂绝交际。其稍重者，宁移居医院，而勿自溷于稠人广众之间。此吾人对于公众卫生之义务也。”[3]422公共卫生今天仍然是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整洁环境的维护程度总与我们的期望存在差距；尤其是不卫生的环境与人的健康直接关联，而自己也是公共环境中的一员，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在公共领域中演绎自己的生活；随地扔垃圾，虽然一定程度上在自己需要的满足上实现了便利，但无疑对客观存在的自己与外在他者共同创造社会价值的公共环境的责任是一种推卸，这无疑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互助美德中的自助的内容，笔者认为现今对一个公民最为重要的就是不随地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如果每个人做好了这两点，公共环境的美化就不难实现了，而这两点也是目前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环境存在的差距所在。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文化知识，关键就在于从小养成好的习惯。这是自助的基点。

2.人与自然的互助。

自助是互助美德的基础，由此出发，互助的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助、互赢的问题。可以说，这迄今仍为研究的死角，其原因无疑是受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理性在片面的路径上得到发展和演绎，换言之，就是人类一味重视自己理性价值的实现，仅仅把宇宙自然作为实现自己理性价值的域场或工具，把宇宙作为人类理性价值的实践场地，把自己作为宇宙舞台上的主持人和演员，其他万物仅仅作为配角，或者成为人类的工具。学界虽然围绕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起过关于竞争和互助的争论，倾向于把互助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特性，或者说，在不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前提下，能力主义必须在互助的轨道得到定位。

其实，面对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危机，人类如何评价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个危机无疑是人类肆意利用自然资源的结果。在万物世界里，人是最具灵性的动物，这一客观现实正是赋予人在宇宙万物世界中具有最大责任的理由。人类最大价值的实现，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其他万物的价值，要认识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的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一些哲学家敏锐地聚焦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其关键在于警告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不能离开自然价值的考虑。

自然虽然是无意识的(动物除外)，虽然不能在我前面定义的互助是互相协作帮助的层面来进行理解，但自然不是毫无作为的，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人类进行着沟通。人类面临的危机，实际就是自然与人类交流对话的一种方式，只是人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可能与人类已经习惯于唯我独尊的行为方式有关。承扬对象的互助美德，人类与自然的互助是其必然的内容，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类切实承担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责任所在。一切行为的决策，必须以是否符合自然的要求为不可或缺的因子，给予自然以平等对话的地位，而不是为了人自己的欲望的满足，而不顾自然环境。迄今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问题，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如果要修复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花费时间，而且花费经济实力，同样耗费原先在自然那里获得的利益，这称为还债。人类与自然的互助就是在起点上消除债务产生的可能性。

人与自然的互助，个人层面的落实就是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不踩绿地——以前有“路是人走出来的”的说法，但是，人绝对不能为了图一时的便利而随意踩踏绿草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履行节约的行为之方，不仅节约消费，而且节约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水的使用——我国一些著名湖泊枯干的现象，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如浙江温州地区的居民用水就实行了控制，而水的节约可以贯彻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洗澡水通过拖地、冲厕所来进行二次利用，而不是让它白白流掉，这都属于个人与自然互助的课题，对此的落实，自然是互助美德真正走进个人世界的表征。企业、机关、学校也一样，离开人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个人无疑是主力军，不过，企业等无疑要把自己作为居民在社区里贯彻不踩踏绿色、节约用水、节约其他资源作为自己的理念。这样的话，人与自然的互助就有了保障。

3.人与人的互助。

这是最为大家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键在相互性。蔡元培讲过，“西人之寓言曰：‘有至不幸之甲、乙二人。甲生而瞽，乙有残疾不能行。二人相依为命：甲负乙而行，而乙则指示其方向，遂得互减其苦状。’甲不能视而乙助之，乙不能行而甲助之，互助之义也”[3]。“甲之义务，即乙之权利，而同时乙之义务，亦即甲之权利：互相消，即互相益也。推之而分工之制，一人之所需，恒出于多数人之所为，而此一人之所为，亦还以供多数人之所需。是亦一种复杂之互助云尔。”[3]443这里对互助的界定就是从人际的层面演绎的；不仅如此，蔡元培在一定意义上还把我们今天所说的清洁公司、医院直接界定为互助机构，“今日公众卫生之设备，较古为周。诚以卫生条件，本以清洁为一义。各人所能自营者，身体之澡浴，衣服之更迭，居室之洒扫而已。使其周围之所，污水停潴，废物填委，落叶死兽之腐败者，散布于道周，传染病之霉菌，弥漫于空气，则虽人人自洁其身体、衣服及居室，而卫生之的仍不达。夫是以有公众卫生之设备。例如沟渠必在地中，溷厕必有溜水，道路之扫除，弃物之运移，有专职，有定时，传染病之治疗，有特别医院，皆所以助各人卫生之所不及也。”[3]422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4.民族之间的互助。

中国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的国家，毛泽东说过：“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9]154这可谓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互助关系的深刻揭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实，“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9]277。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国土面积竟达全国面积的64%， 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左右。全国五大天然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共有31亿亩可利用的草原，占全国可利用草原的95%；森林面积7亿多亩，占全国的41.6%；林木蓄积量52.43亿立方米， 占全国的51%；水力资源蕴藏量56.725万千瓦，占全国的83.9%……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100种，锰储量占全国的70%，钛储量占90%以上，钒储量占80%以上，稀土储量占95%以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后劲可以说主要在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三大盆地。仅占全国人口8 %的少数民族拥有的资源量如此惊人，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0]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文化样式，但经济落后也是客观的现实，如何在政策制度和道德的层面，通过互助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在贯彻实施国家修改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践中，尤其值得考虑的是少数民族事业的“代价量”。就教育而言，朝鲜族就在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中，实行双语教育，在这一实践中，不仅学生的负担成倍增加了，而且经济成本也成倍增加。只有考虑这些特殊情况，才能有效地找到民族之间互助美德生长的途径，从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5.国家之间的互助。

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一个部分人生活奢侈、部分人生活贫困的世界，一个一些国家或民族压迫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世界，将是一个陷于不断冲突的世界。无论对哪一个人自由的威胁都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威胁，对世界自由的威胁。说到国家之间的互助，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内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还是答应了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 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 000吨至10 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工程按时完工。这种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11]此外，1963年4月，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国外派出了医疗队，迄今中国援外医疗队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先后向66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亚、非、拉、欧和大洋洲)派遣过援外医疗队。截至2013年8月，我们还向49个国家派有援外医疗队。目前有接近1 200名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工作在非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涉及的医疗点多达113个。非洲的42个国家中有中国的援外医疗队，既有综合队，又有专业组，既有西医，也有中医，以临床科室为主，又辅以卫生检疫、药品检验、预防保健、设备维修等多个方面，医疗队员则选择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有相当临床经验的中高级职称医务人员。有50名医疗队员将他们的生命贡献给了这些受援国的人民。这完全是义务的人道主义援助，谱写了新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绚丽篇章。这种国际互助行动至今仍然在进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在震后的第二天，我国就派出了60多人的救援队，是世界上所有救援行动中最快到达的重型救援队伍。在人道主义行动中，中国力量的崛起备受瞩目。

对国家之间互助行为的重视，我们不仅有行动，而且有理性的认识，蔡元培的“吾人最普通之群，始于一家。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侍疾之事。及合一乡之人以为群，而后有守望之助，学校之设。合一省或一国之人以为群，而后有便利之交通，高深之教育。使合全世界之人以为群，而有无相通，休戚与共，则虽有地力较薄、天灾偶行之所，均不难于补救，而兵战、商战之惨祸，亦得绝迹于世界矣”[3]421，就是代表。蔡元培直接把战争、商战说成消解世界的因子。换言之，战争等不是互助的产品，战争是以相互为仇敌的，关系中的双方是对立的，这显然不利于世界的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0年9月的第三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对团结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它特别强调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人类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要求富有国家采取特别措施，支持较穷的国家，通过相互照顾实现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在这种相互照顾下，也要承认各国、各民族之间已经存在的相互依存。[12]世界是共存的，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遍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最好的警告。孙中山1917年在《建国方略》一文中，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互助”进化思想。孙中山认同达尔文关于进化时期的划分，不仅认为“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13]195；而且认为人类进化“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13]195-196。互助不仅要有具体行动，而且互助必须道德化，这对预设功利目的的人道主义行为，无疑是当头一棍。所以，依归在道德轨道上的互助行为的发扬，才是世界和谐的希望。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为大家所认识。

总之，互助包含着自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内容，这是一个链条，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这是我们承扬的互助美德的真谛所在。

三

互助成为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德目之一，理清其具体内涵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具体理由的思考，承扬本身将难以起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将在以下层面予以揭示。

(一)互助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原始共产制的生产关系下，为了维护集体的生存和利益，平等、忠诚、勇敢、团结互助、尊敬老人，以及维护氏族利益、为氏族成员复仇等行为，就成为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社会行为法则世代相传，成为氏族的习俗，如居住在我国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新中国成立前还保留着不少氏族公社的基本特点，他们的社会基层组织和生产组织称为“乌力楞”，集体过着游猎生活，所得的猎物一般按户平均分配，缺乏劳力的困难户，虽不能参加打猎，但也照样分得一份。美味的肉煮熟后供全“乌力楞”的人共享，如果有其他部落的人住在“乌力楞”的部落里，也送给他们一些肉。对那些由“乌力楞”供养的老人和寡妇，参加集体狩猎的人，也自然会送给他们相应的猎物，因此，他们实际得到的，有时比出猎者还要多。在“乌力楞”组织内部，对老、弱、病、残的供养，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互助土族自治县是1930年改建的，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也是土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人口以汉族为主，土族约仅占总人口的17%，还有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显然，县的名称象征了多民族之间的互相帮助、互作互荣的意愿。

1949年以后，我国走的就是一条互助合作的道路，诸如互助组、供销合作社等组织形式，体现的都是互助的精神，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鄂温克族的“星多天空亮，人多智慧广”正是互助的形象说法。

(二)生物性的理由。

在生物性上，人体由各种器官组成，每种器官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人体健康状态的维持，就是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共作，没有协调共作，人体就无法正常工作。蔡元培的“观吾人之身体，实积耳、目、手、足等种种官体而成。此等官体，又积无数之细胞而成。使其散而为各各之官体，又或且散而为各各之细胞，则亦焉能有视听行动之作用哉”[3]420，可谓精当的总结。人体的器官如果没有肌肉、经络等加以连接，就如一盘散沙，也就无任何功能而言。古希腊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有关“肚子”的故事：有个人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的手、腿、嘴和脑子都开始反叛自己的肚子，停止了工作，结果整个人越来越虚弱，快要饿死，直到大家重新开始工作，才恢复如初。故事结尾总结出一条教训：“我们得协作做事，否则将一事无成。”[14]

完全可以说，在人的生物机能上显示的就是必须互助的特征，离开互助则人体机能就无法产生人生命所需要的效能。

(三)社会性的理由。

人在物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使人在社会性方面明显相异于其他物种，互助也是人的社会性的需要之一。孙中山虽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但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城。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15]。朱执信(1885—1920)认为，“使人怕总比不上使人爱。动物里头，也有拿争斗出名的，也有拿互助来出名的。狮子便是拿争斗出名的一种。这一种喜欢争斗的兽类，除了动物之外，他是找不出东西养活他，难怪他天天寻人厮杀。人却是从猴属发达来的。人之祖先，固不曾磨牙吮血的争斗。就是人类亲近的猿猴、猩猩之类，也是吃果子度日。到人类更把互助的精神发挥出来，成立了人类社会，所以人自己说是万物之灵。试问万物之灵，好处在哪里？不过多了一点知识，晓得互助。如果论手足有力，那狮子、老虎、牛、马总比人强多了。如果说眼睛、耳朵好，那狗同鼠的感觉，总比人灵敏得多。这个万物之灵的招牌，就要让给别种动物了。惟其论智不论力，所以贵互助不贵争斗。一个人晓得争斗不如互助，就是论智的结果。人人相互扶助，就是好争斗的狮子、虎豹，也敌不过人。人为万物之灵，把别的动物不放在眼里。为什么做了人类，已经几百万年，倒转去仰慕起狮子来了，不把自家当人，却把自家当做狮子，岂不是大上其当”[16]。这里把“互助”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把尚力的争斗看成是倒退到狮子的行为*梁启超(1903年)曾言：“人者，动物之能群者也。置于物竞之场，独力必不足以自立，则必互相提携， 互相防卫，互相救恤，互相联合，分劳协力，联为团体以保治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第1078页；《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李大钊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之前，也曾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忠实信仰者，他曾明确指责无视互助进化理论给世界带来的伦理灾难，他在《新纪元》中说，“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要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原载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竞争依靠的是互助，某一物种在竞争中获胜，依靠的武器是互助，互助性强的物种就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这可谓一语中的。

人的社会性要求人过社会的生活，必须通过社会的组织机构来运行。蔡元培的“吾人之生活于世界也亦然。孤立而自营，则冻馁且或难免；合众人之力以营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业，始有可言。例如吾等工业社会，其始固一人之手工耳。集伙授徒，而出品较多。合多数之人以为大工厂，而后能适用机械，扩张利益。合多数工厂之人，组织以为工会，始能渐脱资本家之压制，而为思患预防造福将来之计。岂非合群之效与”[3]420，可谓最好的总结。

(四)富强的实现。

不难理解，具体的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实际就是互助的形式。中国作为世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这些年来，我们虽然以惊人的速度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但要挤进世界强国的行列，我们要走的路程仍然很长。我们不仅要在全民的基础设施上做大量的工作，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从而提高国民整体的水准，笔者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教育的问题，整体教育素质差是严重的缺陷，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应尽速提增。

我们正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正在遇到发达国家的围追和压制，如何在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是我们最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中，互助是最为需要的。人口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多，不能事事等国家来办，有识之士、企业家应该把自己对国家的担当，具体落实到行动上。总之，个人助国家、个人之间的互助、企业之间的互助、国家助个人，全方位的互助，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现实途径。

四

互助美德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万物的联系性。万物是宇宙的居民，人作为最有灵性的动物，其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在维护宇宙的和谐平衡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承担最大的责任。拿动物鸽来说，“鸽”由“合”和“鸟”组成，“合”具有群、双的意思，是典型的能互助的象征。“合”即“盒”，指鸟巢，鸽是很重视家的鸟，我们必须佩服中国古代人造字的智慧。鸽也是基督教的吉祥鸟，象征纯洁，代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时，白鸽也是和平的象征，这又和著名的画家毕加索有关。鸽在东西方国家里都有好评，有关鸽的故事和趣闻不少。鸽子是西方人喜欢的“神鸟”，乌鸦则被他们视为不祥之鸟，背后的原因很多，《圣经·创世记》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告诉我们，经过40天洪水后，诺亚派出乌鸦和鸽子去观察灾情，看看洪水退后的陆地是否安全，为大家离开方舟做准备。乌鸦一去不返，相传是受到腐肉吸引而沉溺其中；诺亚第二次派出鸽子，它知道大水已过，万物开始繁衍，便叼一条新嫩的橄榄叶回来，带来美好的消息。可以说，这是“目中有物，心中有他”，把自己置于宇宙万物的联系之中，这是互助得以生存的关键。

鸽子可以说是具有群体意识的鸟。在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对其他生物的群居现象已有深刻的认识。如荀子一方面认为，“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17]，同时又把具有文化内涵的“群”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之一，文化内涵就是人能够依据“礼”来进行社会分限的确定即“分”，这就把人的群居和其他动物的群居鲜明地区分开来了。众所周知，宇宙的规则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4]5。万物之间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地存在的，其间的特点是依存性，一方为另一方存在的条件，物事的演绎显示的也是同样的规则，如“难易相成”就是这个层面的说明。“花儿的根和叶能够从周围的土壤和空气中获得其得以滋生的养分，而土壤又包含从过去的生长物和腐殖质里提取的养分。这些养分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生态系统，其中，所有成分都有机地相互依存。太阳赋予花儿加工这些养分的功能，而环绕的大气同样是一种滋养和保护。当这株花得以生长繁殖的全部复合条件都已‘支付’，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扩展、连绵不断的根本循环过程得以发生，我们的整个宇宙就这样无所遗漏地涵纳于这株花中了。对于道家而言，我们经验中任何特殊经历，都存在着令人陶醉的无限性。”[18]

显然，就具体的物而言，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在整体上，万物的生命是无限的；具有有限生命的个体虽然是变化的，但具有无限生命的宇宙万物的规则是不变的。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所说：“在变动中，事物被分成部分，然后又被拼合成整体。只要人们把秩序设想成内在主义的整体，他们就会注意到，它是大量的单独成分和关系组成的，并且那种使得整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不存在于部分之中。正是这种无从捉摸的整体才使各个部分结合到一起。如果的确存在着秩序，那么这种秩序的中心就是某种统一性原则，而这种统一性是人类无法把握的。的确，在动态性的秩序中，如同在生物生长过程中一样，其组成成分及关系也许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统一性原则将会保持下来。”[19]203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对道家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2运思的形象发挥。

必须注意的是，强调统一性不是否定个体的有限性，无限是有限的整合和凝聚，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4]2。有无是相生的存在。就客观的现实而言，具体的有是多样的，他们在宇宙统一规则面前都具有相同的权利，这也是人类在宇宙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和界定自己承担的责任时必须具有的自觉意识。换言之，人类必须以平等的规则来对待其他万物，以平等的规则来对待一切人，即本杰明·史华兹所说的“在自然之中，所有的对立面都相互依赖，然而在伦理与美的领域，我们会使一极绝对化，并试图消除另一极。可是，另一极永远也不可能被摧毁，它只是以孤立而清晰的形态而存在着。在自然状态中，丑的和‘不善的’——无论它们可以是什么东西——都深藏于和谐的整体中。尽管坚硬和刚强都是‘道’的‘生态系统’的部分，但在自然中，它们被栖居于系统中的自发性和‘无为’等更高、更善的目标所美化”[19]216。这就是宽容、多元的根由所在。我国蒙古族的 “松柏纵然长得好，离开了土地只能当柴烧；个人本领虽然大，离开了集体就会成傻瓜”的谚语，就是这种相互依存性的绝妙总结。

总之，互助美德的基础在“互”即相互性、协作性。“行仰善，与天地四时五行合信，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20]这里的“相爱”“相教”“相保”“相谏正”“相遗”，体现的都是相互性的特性，对此的认识，是走向团结的操练场，是互助合理展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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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超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utual-Help" of Traditional Virtues

XU Jian-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Prosperity is central topic of China dream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sperity is the result of combination of "soft" and "hard". In the respect of "soft", culture is undoubtedly the invisible support to prosperity. In this sense, prosperity is the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cultural power country. A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are integral to ensure success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Mutual-help is one necessary concept on ethics i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which is the power to construct the great national strength.

Key words:Self-help; Mutual-help; Virtue

作者简介：许建良(1957-)，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道德思想史、中外道德文化比较、经营伦理、日本中国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研究”(14ZDA010)。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153-09

收稿日期：2015-09-1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