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的呈现与消逝
——对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再解读

蒋 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意义世界的呈现与消逝
——对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再解读

蒋 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小说《白鹿原》中，20世纪中国上半叶出现的多重话语力量全部渗透到了乡村中，文本充分体现了不同权力之间的张力以及这些话语力量的此消彼涨，而这些本质上不同的力量所隐含的意义最终伴随着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而意义世界的消逝同时也说明了在书写小说时代的总体性世界以及意义共同体的解体。

儒学；现代性；革命；意义世界

仍然记得作者自述的一个细节：“1992年公历3月25日早晨，我提着《白》书的手稿赶往城里，在陕西作协招待所的房间里，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子手稿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的那一刻，突然涌到口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1]152确实，白鹿原上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小娥、黑娃连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沉浮早已与作者生命融为了一体。在原上老屋十年时间的写作，经历了外面世界的变幻万千，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古老的关中大地行走，尽力触摸着那些在被人们遗忘在历史深处但又早已沉淀在人们的无意识之中的灵魂，完成了对于前辈柳青的痛苦剥离，又吸收了异地同感的拉美世界的文化精髓，接触了最现代的心理理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待所有的种种过后，一部陈忠实的垫棺作枕之作《白鹿原》终于横空出世。“原先的陈忠实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他什么时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参透了物换星移、鱼龙变化的奥秘？”[2]确如所感受作品中的“物换星移、鱼龙变化”心理震颤一般，评论界对于《白鹿原》这部大书也是兴奋至极点，无论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恒常、现代革命带来的动变、乡土家族文化的神圣还是人性欲望的抗争，连同那个创作年代的后现代、后革命、新儒家背后的各种症候和隐喻，可供阐释的地方太多太多。笔者读关于这部《白鹿原》的批评文字所感受的密密麻麻应接不暇乃至不知所措。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人物命运的走向让我一次又一次震撼，小娥之死、黑娃之死、百灵之死、鹿子霖之死、鹿兆鹏的无迹而终、白嘉轩的孤独落寞乃至白孝文的盛势中天，却已然都被赋予同一内涵，那就是终极世界的虚无和意义世界的塌陷，而笔者的论述也从这里开始。

一

《白鹿原》的写作欲念和灵感源头是从作者陈忠实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中生发出来的，那个镶嵌有“耕读传家”门楼背后的世界、徐敬儒和徐慎行名字所被赋予的意义甚至是“蓝袍先生”的坐馆仪式，这一切都指涉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意义世界。而主人公经历了穿上蓝袍(儒学文化传承)、脱下蓝袍(拥抱新的世界和知识)、受到新世界的冲击(反右运动)最终又走向了“慎独”(回归儒家传统)，鼓起勇气脱离了传统的文化母胎，在新的世界走了一遭之后，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经过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终于明白了“君子慎独”“修身养性”才是人的终极归宿和意义所在。不言而喻，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最高层级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夹带着强烈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情感自然而然被带入到白鹿原的人物及其世界之中。

在游走于蓝田县城搜集写作史料的历程中，陈忠实“发现”了白嘉轩，“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1]15当然，还有从县志上抄下的“乡约”，这部由吕氏兄弟创造的脱胎自宋代理学体系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里自治制度条约，深深影响并牢固统治着中国自北宋以降的广大乡土农民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在谈及《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时，作者称这是《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构思过程中最早产生的人物，也是唯一一位有着生活原型的人物。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名为牛兆谦，封建时代最后一位举人，在民间乡里被传为神话，观天相测星斗、为人民造福祉，立誓言、抗倭寇，身系民族国家的危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奉者，程朱理学关中理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作者深深折服于这位儒学知识分子的学识、骨气和品格。就这样作者在《白鹿原》中构筑了以朱先生、白嘉轩和《乡约》构筑了所谓的儒学意义世界。

白嘉轩的形象不仅被命名为“最后一位族长”，可能还是文学作品中所建构的最特别的一位地主形象。与《红旗谱》中的强砸古钟、霸占田地、仗势欺人、横向乡里的恶霸地主冯老兰大相径庭，也与《创业史》中的自私自利、欺占妇女，“像狼一样”的姚士杰富农形象也相去甚远。在白鹿原上，白嘉轩“办学堂、兴仁义，立乡约，正民风，以治理白鹿家族；策动抗捐抗税，以反对苛政；自残乞雨，以救百姓；立排众议，修塔以‘镇邪’”[3]，类似于《红旗谱》中的强奸妇女和《创业史》中的“侵占妇女”的场景绝对不被允许在他的白鹿原上出现，更与冯老兰对朱老巩的压迫、姚世杰对素芳强占相比，白嘉轩以“仁义”对待长工鹿三的行为和精神可谓让我们为之动容。究其根本，实践儒学的佼佼者终想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竭尽全力使白鹿原保持在他信奉的传统儒家的意义世界里，在他看来，“仁义”的白鹿原才是最高的意义象征世界，任何要逾越或者溢出这个意义世界或儒学系统的人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仪式的规训。白狗蛋、田小娥乃至白孝文的规训和惩罚就是按照乡约条文和族法条律的同一模式进行的。在对白狗蛋田小娥的执行时，“四个老年男人每人手里握一把干酸枣棵子捆成的刺刷，两个对付一个侍立在受刑者旁边”[4]。同样在邢惩白孝文的过程也是白嘉轩亲自“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刷，……转过身就把刺刷扬起来打过去”[4]。如果说白嘉轩是实践儒学的代表，那么朱先生就是理想儒学的化身。人物原型的事迹渗透在小说中并体现的淋漓尽致。朱先生集乡绅、知识分子、智者、预言者乃至圣人于一体，他就是达至儒学最高境界的圣者，国民革命时，携天道退清兵；灾荒时年，行善心放“舍饭”；国家危亡时刻，知大义投笔从戎，为天下先。他就是白鹿精灵的化身，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最后一位士大夫，因此他成为白嘉轩的精神导师乃至整个白鹿原的精神支柱，也是整个儒学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的最高级。

而《乡约》则是白嘉轩治理白鹿原的实践层面的器物，作为礼乐的制度存在。在封建时代，国家权力远未渗透到最基层的乡村，小农经济的乡土世界完全靠像朱先生的乡绅、白嘉轩的族长实行乡村自治，从而在中央集权和地方管理之间的巨大缝隙之中作为一个精神粘合剂和填充物长期存在。文中有详细的细节来描述乡约笼罩下的乡村世界乌托邦：“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读记《乡约》的声音。小偷小摸如偷鸡摸蛋摘桃折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和缜细了。”[4]作为精神存在的儒家知识分子朱先生，治理者存在的族长白嘉轩以及作为器物制度的《乡约》，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它指向着乌托邦，指向着大同世界，指向着儒家的最高理想。由儒家伦理在乡村创造的意义世界经历了王朝的更迭，世事的变迁，外族的入侵，始终恒常如一。

但是时间行至封建时代末期的20世纪初，儒学伦理的内部和外部都面临着致命性的危机，它再也不能有效地统治维持治理乡村世界，这个意义世界迅速失效，在多种话语力量的冲击下走向了终结，源自于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和价值在20世纪初彻底崩溃了，而《白鹿原》为这一过程作了最好的注脚。

故事从白嘉轩的发家史说起，因为白嘉轩一系列的儒家乡村治理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白嘉轩用计谋换地，新生的罂粟代替传统的小麦，然后经过烟土买卖换取钱财，整个过程充满着诡计欲望、现代事物(以罂粟为代表)、商品经济(买卖)，都狠狠地冲击着儒家人格心理和伦理秩序乃至解构着这一根基。因为正是这一悖逆于儒学实践的发家史恰恰奠定了白嘉轩行施儒家的经济基础。尽管这一与军阀县长勾结共谋经济利益的行为被朱先生严厉制止，但是既定事实已经造成了。而它的核心“存天理灭人欲”也显示出压制人、摧残人的残酷的一面，当《乡约》的规训惩罚下狗蛋被抽打至惨死时，当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兆鹏媳妇在嫉妒失望和恐惧下走向了毁灭，当小娥生命终结前“啊”的一声惊异而又凄婉的惨叫时，当死后小娥的尸体发臭腐烂，尸骨被永镇压在塔下时，当被封建儒家文化统治下人民“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时，我们说它早已背离了那个大同的理想世界，再也不可能出现类似“小偷小摸如偷鸡摸蛋摘桃折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的世外桃源了，因而白鹿原也远不在是“仁义白鹿原”的乡村世界了，儒学伦理所赋予的意义世界早已耗完了它全部的能量，它也随着启蒙现代性强势的“自由、民主、人”的价值理念和意义世界的冲击下崩离析。

末了，午后的阳光温暖柔和，朱先生恳请妻子再给自己“剃一次头”，他像孩子似的依偎在妻子的大腿上，任性的对妻子说“我想叫你一声妈”，这时我们才发现满头白发的朱先生已然褪去神圣的光环，露出了他凡人乃至孩子般的内心，然后白鹿一闪而过，朱先生的生命走向了尽头。“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而儒学的命运，它的统治，它所象征的意义世界也如朱先生一般走到了它的尽头，或许世上再也不会出现先生了。

二

“鹿子霖走进祠堂来，笑嘻嘻地告诉他：‘嘉轩哥，县政府任命兄弟为白鹿镇保障所乡约了。”白嘉轩问：乡约怎的成了官名了？”[4]当儒家的《乡约》碑文镶在祠堂正门后，现代性的保障所乡约也降临在了白鹿镇，无疑这是现代性进入中国后最初在乡村的权力制度标志，它也标志着国家权力正式直接渗透到了乡村世界。随后一连串发生的事情表明古老的传统在变动，现代性权力话语的强势渗透，这是从未出现的新生事物，这是与传统儒家意义世界根基上全然不同的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世界。

全新的意义世界和权力话语系统一经降临便迅速占领了乡村世界人们的心理领土。小说中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吵着要到城里的新学堂去读书，亟待进入到现代的意义世界和系统里。随后村子里的生员逐渐减少，都奔向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最后朱先生索性就将白鹿书院关闭了。滋水县城里出现了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邀请朱先生作教务长，县里也成立了议会，县长试图让白嘉轩加入。白鹿镇的头一所新制学校也宣告落成，由鹿兆鹏担任校长。而鹿兆鹏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也是这一意义赋予的结果。由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模式，从政治制度(保障所乡约、议员、)、文化体制(新学)再到人物心理(抗拒包办婚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一过程恰如社会研究者所说：“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5]这一切也正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转型过程在白鹿原大地上的缩影。本来可以简单的视为现代性的力量迅速替代传统伦理的历程，但是白鹿原复杂的历史告诉我们并非是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必然规律，却是宗族村落所象征的儒家意义世界与现代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力量的此消彼涨，其中甚至有现代性意义世界遭遇儒学传统的尴尬，更有现代性实践层面上国家制度和权力推行过程中倒行逆施的负面影响。

交农事件过后，何县长意欲聘请白嘉轩担任县参议会的议员，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彻底根除封建弊政，民主政治的内涵就是让民众参与县政，监督政府，传达大众意见。白嘉轩质疑民主政治的可行性，说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听到何先生的“民众相信你就选你，不相信你就罢免你”[4]时，白嘉轩的态度则为更加的怀疑和否认。虽然随后白嘉轩似乎被县长说服，但是那是在“对民众好”的基础上达成的有限的一致性。关键在于是由谁代表民众说话，何县长的民主政治是由民众自己选择代言人，而白嘉轩的逻辑则是理所当然由自己替民众说话，民主政治的原则当然触及到了作为族长白嘉轩的权力。因而何县长启用封建的维护者白嘉轩来革除封建弊政在逻辑和操作层面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此外军阀派系间的战争消解着民主政治的基础，现代性的进程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在战争面前它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白鹿原发生灾荒，朱先生被任命为滋水县赈济灾民副总监，“书院以外，啼饥号寒，阡陌之上，饥民如蚁……当此生灵毁绝之际，能予本县民人递送一口救命饭食”[6]，慷慨激昂，为生民先的朱先生大力查处克扣赈济粮，假公济私的乡约官僚之辈。与请白嘉轩任议员的逻辑如初出一辙，请朱先生全权管理赈灾事务。新生的现代意义世界为何要一直利用传统的儒家及其代表者才能获得它的意义呢？现代性的诡异之处在20世纪中国连番的上演着。

“某天早晨，中华民国政府对设在白鹿原的行政机构名称进行了一次更换”[6]预示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进一步压迫，由联保主任、保长、甲长组成的更为严密的现代官僚层级制度在乡村滋生和蔓延。保甲制度实施之后进行剿共和争粮，引起了原上乡民激烈的惊恐和慌乱，“保甲制度要人要粮的做法不仅超出了穷人而且也超出了富人的接受能力”[6]，现代性的产物竟然随即变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受到人民的诅咒。更有甚者是田福贤这个人物，在戏楼上疯狂导演了最为血腥的报复行为，反抗政府的农协成员贺老大被活活地从高空墩死在地面。

当所有自现代性开启以来的种种乱象致使我们充满困惑，这个新的意义，新的世界，新生的现代管理制度和官僚有何正当性，以“人”为本的现代性又是如何在中国行进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早已背离了最初关于人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美好承诺。战争、私利、权力、报复、血腥，《白鹿原》中叙述了现代性在中国所带来的种种，它犹如大屠杀一般使其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它的悖谬也达到了最顶峰，它所代表的意义世界和系统还远远不如儒家世界，甚至需要儒学伦理来维持它的权力和统治。因此，它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和吊诡也促使它迅速了破产，人的启蒙，自由和民主等启蒙现代性的遗产价值也一同失效了。

三

“一切权力归农协，原上掀起风搅雪”，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迅速横扫了白鹿原。它标志着一个更为全新，更为激进也更有意义的世界将要降临在乡土中国。儒学权力远远没有那么大的动员能力，现代的力量也未曾渗透至每一个农民心中，但是它的力量不一样，它要解放一切受压迫，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砸碎一切旧事物，赢得新生。它欲创造的新世界远比儒家和现代性要更为有价值和富有神圣感。它就是白灵口中的“发动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4]的革命伦理以及共产主义理想。

《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去革命化”的产物，确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消解过往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宏大叙事，但就小说而言，它对于革命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小说中“白鹿”的另一级的含义和隐喻即为白灵，当然还有她背后的共产主义的意义世界。白灵在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清党，专制统治和对于共产党的深入理解之后，很快便拥抱了这种象征着未来和光明的新的意义世界，在最苦难的时刻毅然决然申请加入共产党，当听到“同志”这两个字时“心头潮起的激动伴随着强大和庄严感”[4]，她心中的白鹿精灵就是共产主义，那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确实，在白灵的内心最深处，那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朱先生是白鹿精灵的另一化身，但是通过他对于白灵以及共产党的看法，深深地透露出革命伦理及其意义世界是他所归属的那个儒家伦理所远远无法容纳在内的。朱先生唯一对白灵有着非常亲切而又非常尊敬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白灵是属于文则可以治国安邦，武则可以统领千军万马的人。特别是白灵的眼睛，在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因而，白灵天生具有的气质深深折服了朱先生。朱先生在临终前算了最后一卦，认为青天白日旗只是飘在空中，而红色革命才是燎原之势，因此，他断定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换句话说，关中大儒，理学传人朱先生承认了革命的合理性以及必然性。这一切却又都基于天理人道时势所决定的。三民主义没能改变鸡飞狗跳墙的世道，而共产主义才能使人间清正廉洁，民众爱戴。同样用陈忠实自己的话也可以印证这一点：“经济势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1]68言外之意，或许只有革命现代性才能冲击白嘉轩那稳固如山的心理结构，或许革命现代性那允诺解放受压迫的穷人，建立一个自由光明的新世界，是朱先生以及白嘉轩在某种程度上所认同的。

但是在一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诞生的作品，小说还是对革命叙事作了另类处理。黑娃的人生轨迹本来应是从农民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成长之路的文学典范，但是黑娃偏偏从革命变成了匪徒然后又皈依儒家，最终被陷害。这样的“逆成长”轨迹与梁生宝等新人相比简直是让读者瞠目结舌。而风搅雪的农协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根本不算是一场革命，因为黑娃、田小娥等人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与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革命的真正内涵，加上在实施的过程中充斥着暴力色彩和报复倾向，让人很难想想这是一场旨在推翻地主阶级，解放贫苦农民的革命组织。而白孝文的投机革命者的成功更是对革命神圣感最大的嘲讽，此类权力投机者掺杂在革命队伍里无疑是构成了对革命的最大威胁。当然，还有“鏊子说”，持“鏊子说”的朱先生、白嘉轩仍然是站在儒学的意义世界里，对于各种力量的争斗都视为权力私欲的斗争，不愿意承认革命伦理的更高意义。最后，白灵经历了像母狼一样嗥叫了三天三夜的最后挣扎之后，生命终走向了毁灭，鹿兆鹏在革命在白鹿原上成功的那天之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黑娃被恶意陷害，白孝文夺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至此，虽然革命胜利了，但是革命所赋予的那个神圣的意义也消散了。

简单地说一下未被上述三种力量或者说意义世界所涵盖的人物和他们背后意义属性。有评论者已经指出真正经历冒险的主体其实是黑娃和白孝文，黑娃经历了一个出走回归的过程，从白嘉轩的意义世界里走出来，走向了革命的意义世界，最后仍然回归到白嘉轩的世界。同样，白孝文也是从父亲的意义世界中走出来，然后有回归到白嘉轩的意义世界，最后也成功混入到革命的意义世界中去。那么他们所代表的特定的本质或者说意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起源于一个更加悠久，更加强力的民间力量，这种力量充满着欲望、权力、斗争，未经任何文明所归化的世界或者说不驯服于任何意识形态的人的原始生命力。在《白鹿原》中，这种力量的毁灭里极大。黑娃的暴力、小娥的情欲、鹿子霖和白孝文的奸诈本质上都是由这一力量所召唤出来的。他们在各种势力、权力、意义中不断游走，不断用不同性质的主体性填充其内涵，但仍然是无意识的主体。因此，他们的意义世界背后是更大的虚无，更大的无意义。因此，黑娃和白孝文两人的回归儒家在人物心理的发展中看不出任何的逻辑性，却更像是儒学招魂的空洞的仪式。

小说谈及鹿子霖夜晚遭遇的空虚感极为精妙：“那时候，他的心里连一丝力气也焕发不出来，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白鹿原整个白鹿村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整个熟人生人包括白嘉轩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等，也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了。”恰如评论者所认为的“这种现代文学的‘内面’形象出现在鹿子霖身上……无本质的、空洞的时间带来了无家感……在那一刻鹿子霖仿佛有了一种现代的虚无感。”[7]

至此，白鹿原这个乡土空间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跨度中所经历过的多重的意义世界(儒家、现代、革命)全部都走向了终结，同质的总体性世界崩塌了。当然，以小说中的时间来看，白鹿原虽说以无意义的世界收束，但是它即将走入一个新世界，那就是柳青的《创业史》的意义世界，它是属于梁生宝、属于蛤蟆滩，而后时间在小说中继续行走，走过了《艳阳天》，来到了《人生》《平凡的世界》，那又是一个即将变动的新世界，最后又终于《白鹿原》(按照书写小说的年代)。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中，如果说《平凡的世界》预示着在总体性世界在现实层面上解体，那么《废都》则体现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灵的紊乱，而《白鹿原》则是在更高的文化层面宣告意义世界的消失。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陕西一代一代作家书写着既是乡土的又是民族的故事，关注着既是农民的命运又是中国人的运命。但是对于如何重新书写民族的故事，在文学中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在一个后革命，多元化时代来的更加困难，比如主体性何在，有无共同体，意义是否已消逝等等，如何在新的时代建立新意义共同体并找到合适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也算是笔者从读《白鹿原》中所得到的思考。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6).

[3]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J].文学评论，2013(2).

[4]陈忠实.白鹿原(上)[J].当代，1992(6).

[5]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J].文学评论，2009(6).

[6]陈忠实.白鹿原(下)[J].当代，1993(1).

[7]朱羽.后革命时代的历史意识——读解《白鹿原》形式的“内容”[J].现代中文学刊，2009(5).

[责任编辑 海 林]

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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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6)04-016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