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命册》中的生态意识

常 如 瑜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论《生命册》中的生态意识

常 如 瑜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情怀，围绕主角吴志鹏的故事均是在城乡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小说中的生态意识颇具悲观主义色彩，体现了多层次的生态问题。在自然生态层面，小说将人的存在与植物的繁衍相类比，被扭曲的植物隐喻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态层面，小说创建了一错位的社会生态系统，小说中的人物陷入困境却无法改变；在精神生态层面，小说将社会生态问题归咎于精神生态失衡，并在表现精神焦虑之外期待重寻灵魂的安宁。

李佩甫；《生命册》；生态意识

李佩甫的多数作品意在描绘20世纪中国城市转型中农民的处境和观念，他着力表现走向城市的农民逐渐蜕变的过程。在他的小说中，主角大多生活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夹缝里，他们希望在复杂的文化落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只是他们的努力多半付诸东流，生命的变奏在时代洪流面前显得脆弱无奈。

作为代表作，《生命册》跟李佩甫的其他作品一样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情怀，围绕主角吴志鹏的故事均是在城乡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同的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在学识、意志力以及思想精神方面较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某种超越性，知识分子的身份让故事主角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也让他能对生命保持独特的思考。

《生命册》开篇即用移栽的种子来比喻吴志鹏的处境——“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1]1，以此暗示其生命未来的坎坷。这一比喻也颇具生态意味，脱离乡土的人同那些被移栽的植物一样处于失根状态。吴志鹏的“自我移栽”成为他人生道路上始终难以逾越的沟壑，他既无法拥有真正的现代城市意识，也无法彻底放弃植根其内心深处的乡土记忆。对于吴志鹏而言，从乡村通向城市的路是一条单行线，他只能向前却无法回头，他的意志在一往无前的道路上渐渐消磨。吴志鹏始终处在精神的阴霾之下，故事注定以悲剧收场，因而，《生命册》中的生态意识具有明显的悲观主义倾向。

一、移栽的隐喻

现代城市中的植物大多是被移栽来的，它们可能来自于幽密的深林，可能来自于广远的乡村，但是，在城市中，这些植物被迫放弃自我以迎合人类的需求。这些植物经历了一条逐渐被规训的道路——从自然状态走向人工状态，原本可以照其天性生根发芽的植物不得不遵照人类的意愿生长，一切旁骛斜出的枝条都被砍断，它们的形状、大小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测算。

来自于乡村的吴志鹏也是沿着这条被规训的道路走进城市的，在心理上，吴志鹏并不像植物那样完全被动，但是，乡村向城市转型的巨大社会浪潮裹胁着他，除了走向城市之外他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从这点来说，他走向城市的行为仍然是被动的，而且受到内心深处潜意识的压抑。

生态问题并非局限在人和自然之间，还反映了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如厨川白村所说，作品是作家内心苦闷的象征[2]，《生命册》既是作家内心忧虑的表达，更呈现整个社会的问题。可以说，《生命册》这样的“作品表现了我们文化中的根本冲突，阐明了我们所处的局面”[3]，它承担起当代文学的职责——关注时代并对现时代的问题进行思考。

李佩甫的写作是以描绘现实为基本特色的，他善于描绘那些在城市商战中周旋的人物，他似乎对此情有独钟，他喜欢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来刻画这些人物，最具特色的是用各种感官来表现内心世界，“在李佩甫的诸多叙事才能中，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对感官的艺术运用”[4]，读者身临其境地跟随小说中的人物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感受他们的焦虑与孤独，尤其是在嗅觉上，关于乡土的记忆就像是幽魂一般自始至终围绕在吴志鹏周围，它轻如鸿毛，却重压在吴志鹏心头，无论何时何地，这记忆的气味经久不散，那是“一股干干腥腥”[5]1的泥土的气息，即使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他都能隐约嗅到这种气味，他原本以为那来自城市的某个角落，猛醒之际，他才发现这气味源于内心深处。

从历史上看，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在不断改造环境，使其适应自身的需求，“他们清除森林和原始植被，将山坡变为梯田，把谷底隔成农田。他们修堤筑坝，叫河流改道，让湖泊迁移……经历这番开发和改造后，可称之为‘自然’的净土所剩无几”[6]。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对平衡。直到20世中后期，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运动才开始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农民离开乡村走进城市更是比较晚近的事，《生命册》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吴志鹏身上也因此带有深深的“农民习气”[1]24。

作为种子的吴志鹏被迫离开他土生土长的环境，走进一个莫名宏大的天地。在接受规训之后，他不仅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拥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他甚至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力，他可以左右周边的人使其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的利益。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能让心灵在此处扎根，也无法找到继续生长的心理动力。种子的隐喻令读者印象深刻，李佩甫正是在这个隐喻中找到了“感觉”：“第一句话找对就找到感觉了，找到感觉之后就写得顺多了。”[7]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感觉，也为吴志鹏找到了来源，他为这样一个“得到了时代生活、时间、书籍的三重淘洗”[7]的复杂人物的出场扫清了障碍，在描绘这个人物的时候，李佩甫显得游刃有余。

但是，吴志鹏是一株先天不足的种子，后天又未能得到良好环境的滋养，以至于发育成一株病态的植物。他必须在城市中生长，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姿态，同其他的植物一样，他也是有来历、有背景的，他努力忘掉自己的过去，寄希望于通过脱胎换骨的方式成为一株乐于接受规训的城市植物。吴志鹏的经历是由一次次冒险组成的，直到历经无数磨难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并非是一颗由种子逐渐长成的大树，相反，只是宏伟的时代之树上一片渺小的树叶，他微不足道、弱不经风，随时都会枯萎、飘零。在小说的结尾，吴志鹏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枯叶，既无法回到树上[1]433，更不可能在某处生根，他只能走向荒芜。

如果说《生命册》是李佩甫对其一生写作哲学与社会理想的总结，那么，吴志鹏则是李佩甫小说人物性格的综合。他拥有坚韧、质朴和顽强的品质，却时常在迷惘与踟躇中徘徊，他深陷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不能自拔却别无选择。为了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生存下去，他可以克服知识分子的羸弱，却难以突破精神的屏障。相比而言，吴志鹏具有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胆识，这些素质使他在残酷竞争的城市环境中占得先机，但是，这些素质也让他区别于传统的农民工，除了日渐膨胀的物欲之外，他还需要精神上的提升，他尤其需要给自己合适的定位——在城市中寻找只属于他和他的阶层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志鹏自我移栽的只是种子的形体，而非精神之根。

李佩甫从不吝惜表达他对吴志鹏这类人物的遗憾，他并不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从不需要怜悯或同情，他们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尊严、自我意识和价值体系，他们既要求自己成为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更需要得到某种区别于其他生命的特质。甚或可以说，李佩甫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也在毁灭他们，毁灭他们的过去(包括传统意识、观念以及生活习惯)，使之脱胎换骨。无论结果如何，李佩甫还是试图为吴志鹏找寻出路，虽然作家无法给出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依旧寄予吴志鹏某种朦胧的希望。

总之，《生命册》用植物的生长来隐喻吴志鹏的人生，体现了作家悲观的生态意识。吴志鹏的自我移栽是失败的，虽然他在移栽初期获得了新鲜的养分，但是很快便由于水土不服而失去成长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他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回乡之路迷失在城市的霓虹灯中。那颗原本健康的种子，在破土萌发之后却长成了畸形的植物，它的枝叶硕大无比，根系却异常萎缩，它看上去充满力量，实际上却摇摇欲坠。李佩甫是将吴志鹏判以极刑，让他在物质的成功和内心的惶恐中挣扎，整部小说在一种无奈的悲剧情绪下延展。

二、错置的“生态位”与回不去的乡土

在生态学中，生态位原本用来指生态系统中各个生物的序位，当该词被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后，它的内涵也得到延伸。在社会生态层面，生态位指每一个人的社会序位，指的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存在序位。在小说里，吴志鹏被错置在一个本不属于他的生态位上，李佩甫种下了这个种子，却由他自生自灭。吴志鹏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令大多数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却发现这只不过一个陷阱，他在这里迷失了自我，找不到出路。

现代社会生态系统主要由城市与乡村构成，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城市处在中心的位置，而乡村则处在边缘，在《生命册》中，乡村生态位属于较低的序位，大多数人从乡村流向城市，即从低序位走向高序位，城市也像高等动物那样，逐渐蚕食着低等的乡村。而且，从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来看，单一模式的城市生态系统逐渐取代“城—乡”生态系统既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也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生活的重心正在急剧地移向城市”[8]，吴志鹏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他需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合适的生态序位，以维持生命。

但是，现代社会生态系统并不是一个平衡的系统，城市不断扩张，乡村逐渐萎缩，吴志鹏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到较高的社会生态位，是因为他在主观上彻底抛弃了乡村，全力以赴去适应城市生态系统的残酷竞争。而他很快又陷入内心惶惑的原因便是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本身的失衡。无休止膨胀的城市影响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像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强势的物种数量越来越多，弱势的物种必然持续减少，等到弱势物种减少到一定数量之下，强势的物种也必然会面临灭绝的危机。

吴志鹏显然是这个系统中的强势物种，他不仅能够适应竞争，而且能战胜大多数竞争者，他聪慧过人、能够随机应变，为了获取财富不择手段，他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唯一的信仰就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立志成为城市的佼佼者，欲望迫使他放弃一切，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却没有及时建立起一个可供自我调节的心理机制，他获得的财富越多，内心就越惶恐。面对竞争，他无所畏惧，但是，在面对自我时，却显得捉襟见肘，他不敢停下来思考，一旦停下来，他立刻就会陷入到孤独和彷徨中，他不敢对内心进行追问，因为他已经忘记自己的初衷，甚至忘记当初进入城市的目的。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离开家乡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只有出于万般无奈或迫不得已，中国人才肯离开自己的家，进入他本人所认为的一种流浪状态。因此，往往在还没动身出发之前，他们早就精心地盘算好了打道回家的各种计划”[9]。离开只是暂时的，回乡永远是最终的目的。以吴志鹏为代表的现代人却与之相悖，他们妄图摆脱乡村的束缚。吴志鹏在离家时便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眷恋，他将自己的故乡定位在城市。将他乡视作故乡的理想只是吴志鹏的一厢情愿，乡土情结在吴志鹏内心刻下的烙印成为他终身难以摆脱的羁绊，扭曲的观念本身也注定悲剧的结局，他无法将身体与心灵全都融入城市，在城市中，他的身体和灵魂是分离的。

《生命册》中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意象——绝望与希望的综合体。乡土则被隐匿在城市的光环之下，城市是显耀的，乡土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吴志鹏的心中，城市反而是模糊的、朦胧的，乡土却清晰可见，始终萦绕在他内心深处的是对故土的眷恋和美好记忆。吴志鹏也曾想要回到家乡，却被迫打消这一念头，因为他既无法舍弃已有的地位，也无法重新适应乡村社会。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重新扎根，城市的泥土太过僵硬，他无法在这片土壤中生根发芽。

不仅是吴志鹏，《生命册》中的其他人物也一样被错置在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态位上。吴志鹏代表那些居于社会生态系统较高层的幸运儿，他比大多数居于中下层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城市中，他也有机会舍弃现有的一切回到故乡，只为寻求精神的安宁。也正因如此，吴志鹏被迫承受比他人更大的悲剧性。因为任何一种选择对他而言都是痛苦的，他不能放弃城市，因为城市生活已经是他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他已经把自己的枝叶同城市的其他“植物”一样捆绑在一起，他们相互荫庇，无法分开。他更不能放弃乡村，因为他的一大部分根系都在乡村，他无法将这些根系砍断。

从生态位的角度来说，“生命册”这个题目显得格外生动。小说的世界就像是一个由各种生命组成的拼图，只不过每一个生命都被安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他们因此扭曲、变形。为了适应整个拼图，几乎每一个生命都必须要改变自己原先的形态，所有的生命体都被迫交叠缠绕在一起，他们在拥挤的空间中完全失去自我，却并不能够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反，几乎每一个生命都必须要忍受强烈的不适和精神的压抑。

总之，《生命册》绘制了令人难堪的现代众生相，小说的世界由一个错乱的社会生态系统编织而成。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吴志鹏被牢牢地钉在一个完全不适合他的生态位上，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躁动不安的痛苦，他无法自拔。凡是他走过的路都对他关上大门，返乡变得遥不可及。吴志鹏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家养的鸟雀，他已经适应了城市，根本无法再回到田园和荒野中，一旦脱离城市环境，他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因此，返乡的大门完全被关上了，城市却又不是他的归宿，在两难的处境中，他的精神必定陷入焦虑。

三、精神的焦虑症

如果要给吴志鹏的性格贴上一个心理学标签的话，那么这个标签上的词一定包括焦虑。在《生命册》的世界里，吴志鹏在从事任何一种职业时都表现出惊人的焦躁和不安，他不断努力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却时时受到潜意识深处乡土情怀的影响。他不愿屈就于被规训的状态，不断对抗异化以挽救渐渐沦陷的灵魂，却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总是一次次陷入莫名的焦虑。

吴志鹏做枪手的行为既是对知识的贬低，更击碎了个人的道德底线。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而投身商业的行为，一方面折射出吴志鹏内心的欲望，在被物欲破坏的社会生态中，他显然不能满足于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的职业让他的灵魂终日惶惶不安；另一方面，他对知识的厌弃还象征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原本是“一种以知识分子为社会天然领袖的精英主义世界观”[10]，一旦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的楷模、知识被金钱所取代，社会生态走向失衡亦成为必然。知识分子的堕落还让整个社会处在无根的状态，人的思想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为了生存，每一个人都拼命攫取财富，人们顾不上反思，完全听命于贪婪的欲望。每一座城市都像是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旦进入它，便会失去自我，彻底陷入癫狂的精神状态。

在现代城市的重压下，失去故乡的吴志鹏进而又失去了灵魂，他只能不断地工作以拒斥潜伏在内心深处的精神病症。对于吴志鹏来说，城市始终是陌生而又可怖的，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荒原——精神的荒原，在这里，他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竞争，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强者，他装作不怕任何事，内心却十分脆弱，他甚至害怕电话铃，那声音恍若来自寂静的荒野，就像不断叩问灵魂的敲门声。吴志鹏最不敢面对的是自己，他认为自己背负着父老乡亲的期望，他必须要努力实现出人头地、光耀家乡的愿景，但是，这一切却并不是他真正的理想，他的灵魂不断被现实所拷问，他甚至不敢停下来自省。

在作品的结尾，吴志鹏的精神焦虑症达到顶峰，跟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甚至因受不了精神的压力而放弃生命。他虽不愿因此而投降，却也找不到自救的良药。他几乎进入了一种半睡半醒的混沌状态，原本熟悉的人和事变得荒诞不经，他陷入了灵魂的沼泽，抓不住救命的稻草，只能任由自己下沉。

吴志鹏深孚众望，为寻找理想的“桃源”之地而努力，他起初认为城市就是目的地，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他对城市感到失望，这并非是他梦寐以求的天堂。但是，吴志鹏的理想之地也并非他走出来的那个乡土，“古老的、有传统意义的、纯粹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5]69，吴志鹏要回去的是心灵的故乡，是在他经历了乡村的贫瘠与城市的繁华之后的精神“桃源”。他深切地感受到现代文明是“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11]，相反，却会将人变成城市的劳役。

通过对个人精神病症的描绘，小说暗示了时代的悲剧。在现代都市中，吴志鹏是找不到出路的，他亟须疗救自己的精神病症。或许当吴志鹏回返内心的宁静与平衡，他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返乡”。但是，这也只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探讨，直到故事结束，吴志鹏仍然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乡。

从个人经历来看，吴志鹏像是一个翻版的尤利西斯，他的人生无论经历多少变化，他的精神始终是虚无缥缈的。他原本将自己视作一个冲向新生活的英雄，他渴望谱写现代英雄的史诗，却最终败下阵来，他不是败给生态位上的其他竞争者，而是败给内心的焦虑症。因此，在情结上，《生命册》同《尤利西斯》这类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荒诞的叙事，小说抒写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通过对吴志鹏的抒写，李佩甫忠实地塑造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典范。吴志鹏非常适应现代城市的生活，他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但是，他却无法摆脱固有文化意识的影响，他无法完全脱离乡村的文化之根而独立存在，他的鼻息中始终萦绕着乡村特有的味道。同其他人物相比，吴志鹏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者，他是现代都市人的榜样，讽刺的是，他也是现代城市精神焦虑症的典范，他患有多种病症——惶恐、焦虑且时时处在高度紧张中，而且，他根本找不到治疗、哪怕缓解这些病症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小说给读者设下一个陷阱，使读者在不经意间囿于悲观的生命体验。

吴志鹏的焦虑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症。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像吴志鹏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既没有寻到安置灵魂的理想之境，也找不到返乡的方法。他们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犹豫不决中白白耗尽了生命。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们都与传统相割裂。他们有意识地遗弃旧的生存方式，拒绝重复父辈的生命历程。他们希望能够开辟新的精神世界，甚至自认为背负着救赎的重任，期待有一天若涅槃的凤凰般实现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完成对自我生命的思考，只能听凭潜意识的摆布，轻易地迷失在欲望的陷阱中。

总之，《生命册》充满了悲剧意识，吴志鹏就像歌德作品中的浮士德那样，不断追求以期待灵魂的新生，但是，吴志鹏却没有浮士德那样幸运，浮士德最终在信仰中得救，后者的灵魂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吴志鹏却无法获得救赎，他必须要承受社会转型引发的精神病症，不得不背负时代的精神重荷，在循环往复的悲剧中挣扎前行。他的处境就像《等等灵魂》中所有灵魂都在等着救赎一般[12]。吴志鹏的灵魂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迷惘中探寻出路，他是盘桓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西西弗斯，既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终点在何处。

余论

《生命册》创造了一座富含象征的世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符号，他们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特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本小说体现了多个层次的生态观念：在自然生态层面，小说将人的存在与植物的繁衍相类比，被扭曲的植物隐喻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态层面，小说创建了一错位的社会生态系统，小说主角及其周围的人物都被错置在他们难以胜任的生态位上，他们陷入困境却无法改变；在精神生态层面，小说将社会生态问题归咎于精神生态失衡，并在表现精神焦虑之外期待重寻灵魂的安宁。

对于如何纠正心灵的失衡，作者却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答案，小说也只是将这些问题呈现出来，无法给予读者破解问题的能力。《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并非个案，他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民族生存状态的缩影，吴志鹏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程如史诗般悲壮，他对成功的渴望凝聚了几代人冲出樊笼、走向广阔天地的人生理想。只是缺失的身份认同使其未能逃脱精神的悖谬，对欲望的追求一方面造成大量社会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寻求生路的急切和尴尬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无论是主角还是其他的人物，其内在精神亦呈现失衡的状态。小说的作用在于警醒读者，正如在李佩甫同鲁枢元的对话中，后者所谈到的那样：“文学对精神的关注，虽然不能阻止社会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但能起到一种抗衡的或者说牵制的作用。”[13]

[1]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1.

[3]列奥·马克思.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0.

[4]程德培.李佩甫的“两地书”——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12(5).

[5]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6]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33.

[7]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J].创作与评论，2012(8)．

[8]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211.

[9]纪陶然.天朝的镜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77.

[10]魏定熙.权利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61.

[1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05.

[12]李佩甫.等等灵魂[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405.

[13]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370.

[责任编辑 海 林]

2015-10-11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4.028

I206.7

A

1000-2359(2016)04-0170-05

常如瑜(1982- )，男，山西太谷人，文艺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